Hope letters
近一時間來，
正文
大國夢”尚未平息，又來了“民主熱”。
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廢話，民主當然是好東西，——不過，更準確的說法也許是：民主是有條件的好東西。因為在特定條件下，民主製度確實是有效的，結果是平和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條件下，民主製度卻是無效，後果是暴戾的。曆史告訴我們，民主製度並不是田園牧歌，相反，它是矛盾鬥爭的產物，而且可能是殘酷的生死鬥爭的產物。從政治學的觀點看，民主的基本功能與其說是選舉和監督政府，不如說是讓政府作為社會共同利益的代表，盡可能妥當地處理各類矛盾，從而維護既有政治體製的生存和運行，以增進社會福祉。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矛盾鬥爭，民主必然要變成一種壞東西。
西方政治史中的雅典困境展示了矛盾、民主與大國的互動問題。這個問題，從雅典時代一直貫穿到如今的美帝國時代。這段曆史或許對我們思考大國和民主問題有所啟發。
也許雅典困境遠在古希臘文明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各種民主化的嚐試中，但不幸的是，沒有人知道最早的民主長得啥模樣。不過，如果我們相信啟蒙思想家們，那麽不妨假設他撬?降摹白勻蛔刺?本褪僑死嗝裰髡?問返鈉鸕恪Ｔ謖庵腫勻蛔刺?攏?鋈擻?有完全的、不受任何人幹涉的權利，人與人之間的爭端完全通過舌頭牙齒和拳頭棍棒來解決。出於對完全自由競爭的厭倦和對有序幸福生活的向往，政治學猴子們一致決定締結一個契約，讓渡一部分自然權利，以組成一個政府，以便協調和解決人之人之間的矛盾，更好地組織人與外界的矛盾，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國家。
自然狀態下的“契約論”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應時之作，其要旨在於論證“君權” 來自“民賦”而非“神賦”，並不是嚴肅的曆史學考證和論述。但無論如何，契約論在某種程度上樹立了“民主源於鬥爭，統治來自民主”的基本政治模型，多少有點說服力地演示了人類何以會需要政府的心理機製。
至於第一個實證意義上的西方民主製度，當首推雅典的貴族民主體係。通過分析這個民主製度原型，我們可以看到簡單地判斷“民主是個好東西”是多麽的愚蠢，“民主在某些特定曆史條件下是個有用的東西”才是曆史的真諦。
如果我們接受“民主是個好東西”論，那麽與希臘文明同時演進的中國文明就將以其集權性質而成為壞東西。但這顯然是高度貧智的結論。鄧公已經指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任何製度的好壞優劣，都必須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為標準來作出判斷。按照這個標準來評判，維持了中國五千年高速發展的集權製度肯定是好東西，而由於內部分裂而瓦解，最終在時髦的基督教手中進入中世紀的西方文明肯定是壞東西。
看得出來，那位斷定“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學者采取了多數中國“精英”的思維方式，輕率而幼稚地決定忘記掉馬克思的所有觀點，而寧願以一種感性的視野來分析理論問題。不過，當他如願以償地忘記了已經不太時髦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時，他也就無法看到真正的曆史規律乃是：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像考CET4一樣，在區區幾個固定的選項中選擇某種合意的政治組織形式；相反，一切政治組織形式都是曆史地形成的，首先取決於經濟組織形式，而經濟組織形式則是由該社會所處的特定生存環境所決定的；由於自然條件和經濟組織形式的多樣性，政治組織形式也必然是多樣化的。
正好，最近我讀David S. Landes的《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又碰到了魏特夫在《東方專製主義》中首次論證的“治水社會”理論。用現代科學數據包裝起來的治水社會論看起來雖然比魏特夫的理論更加貌似先進，但結論是一樣的：由於獨特的自然（光熱水等）條件，西歐社會能夠以小規模的經濟單位，通過自給自足的封建製度組織社會生產，而不存在大規模治水的現實必要性，也就注定不可能產生高度組織化的東方式集權政治。
“治水社會”論的久盛不衰，其實已經完全可以提醒某些一味崇西反馬的中國“學者”：是否能夠最有效地維持生存、促進發展，乃是決定政治製度好壞的基本標準；政治製度永遠不可以脫離生存與發展的考量，而獨立地具有“好”與“壞”的超驗性質。是否能夠理解這一道理，是衡量學者們是以學術思維還是以孩童思維來思考問題的唯一標準。
現在，讓我們把“治水社會”論疊加在“社會契約”論之上，這樣就可以把古代雅典社會的政治體製選項封閉在無政府主義與專製主義兩個極端之間：首先，在古代雅典，高度放任自由的無政府狀態是不可能持久的，必然在混沌之中出現政府；第二，由於缺乏開展大規模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因此高度組織化的集權政治體製在雅典是不可接受的。
古希臘的立法者們麵臨的形勢是：由於缺乏大規模組織化經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或者幾個人都沒有足夠的威望或者物質資源，能夠對其他人形成壓倒性的政治優勢。因此，在發生意見紛爭時，唯一的理性解決辦法就是通過談判以求妥協折衷。在不斷的鬥爭和妥協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能夠為最大多數接受的原則。這些原則經過泛化抽象，也就成了所謂的“習慣法”，這正是後來梭倫等改革者立法的思想淵源。
梭倫等人的所謂“改革”，並不是把某種外來的或者憑空創造的製度強加在雅典社會之上。事實上，與其說他們創造了法律，毋寧說他們把握了雅典政治傳統的精髓，並將其化用於雅典社會。由於雅典的民主製度具有紮實的文化根基，加之設計妥當，因此並無水土不服之虞。在民主製度的保障下，雅典民主一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經濟是繁榮的，文化是昌盛的，政治是寬容的，公民間的諸多爭端均可通過法律進行調節，公民們的重大政治主張均可通過區區一碗石子而成為政策。於是，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背景下，鬥爭成了偶爾的雜音，和諧成了綿遠的主流。
然而，這卻是無比短暫的曇花一現。如果說雅典的民主製度較好地處理了內部爭端，形成了民主的一時之盛，但隨著外部矛盾的出現，內部政治格局開始出現斷裂，並最終撐破民主製度的調節能力，敲響雅典民主的喪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雅典民主的危機乃是來自於雅典的繁榮和強大。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沒有出現“治水社會”，但雅典同樣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動員，這為雅典埋下了反民主的思想種子。
雅典最初的大規模社會組織經驗來自希波戰爭。由於大流士的入侵，原本閑散的雅典人變成了軍人。對雅典的民主製度來說，希波戰爭更像一場悲劇，因為它第一次把軍事勝利的果實送給了雅典人，於是正麵強化了雅典開展社會動員和組織的偏好。信心爆棚的雅典人出於對自身力量的迷信，加上對大國地位的渴望，於是不自量力地決定扮演 “國際社會”代言人的角色，並且主動把國家力量的鋒芒指向斯巴達。雅典追求大國地位的努力，結果是使自己深陷長期戰爭的泥潭，被迫進行持續升級的社會動員和組織。由於社會資源被約束在戰場上，依靠海上貿易為生的雅典經濟陷入崩潰，內部矛盾激化，導致民主機製調節和約束功能的失效。最後，壓製性手段成為解決內部爭端的標準做法，專製主義的萌芽於是破土而出。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政治後果是雅典民主時代的終結和僭主政治的開始。雅典僭主政治總體上是集體統治，其集權程度遠遜於中國社會，但它仍然具有壓製鬥爭的特點，而這是一切非民主製度的基本特點。蘇格拉底之死正是雅典僭主政權試圖“不爭論”的一個例證。而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把高度組織和紀律嚴明的斯巴達當作“理想國”的原型，更進一步證明了雅典民主理想的淪失。當雅典人開始終結對內部矛盾的寬容時，雅典的民主也就正式死亡。
無疑，雅典民主亡於盛世的幻覺和大國的野心。——雅典失敗的根源，是本來適應於一個較小社會的政治體製在一個超現實雄心的驅使下，去挑起並迎戰一個過於巨大的外部矛盾，以證明自己確實是負責任的大國。雅典的政治製度顯然不能製約那種被幻覺支配的集體權力欲望，這是雅典悲劇的製度根源。與之相對應的斯巴達則由於其高度軍事化的準集權製度，而成為戰爭的勝利者。如果說生存與發展是衡量製度好壞的基本標準，無疑雅典的民主是一個壞東西。
雅典的事例表明：民主的初衷雖然是要解決內部爭端，但它卻必須處理好內外兩個矛盾。民主在這兩個矛盾中間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麵，外部挑戰導致的內部組織化，另一方麵，內部組織化必然導致對個人權利的壓製甚至剝奪。
我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雅典困境”。如何處理好雅典困境，是後世民主製度設計者都不同程度地麵臨的一大難題。
分別於17世紀和18世紀爆發的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再次證明了雅典困境的可重複性。在這兩場革命中，每當外部挑戰的壓力加劇時，“不爭論”都會成為解決內部鬥爭的主旋律。英國革命最終在傳統政治模式與民主政治之間找到一個穩定點，從而較長時間地逃避了雅典困境。而法國則沒有這麽幸運：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它回到了傳統的君主政治，繼續用“不爭論”來壓製內部鬥爭，其結果是呈現出周期性政治動蕩的態勢，最終導致君主製的瓦解。法國的事例應該能夠說明內部矛盾所導致的政治振蕩在時間上是收斂的，即無窮趨近於某種形式的民主製度。
堪稱典範的美國革命因外部矛盾而爆發，因內部矛盾而走向民主，也同樣遭遇到了雅典困境。
當華盛頓率領一幫農民，在法國的幫助下贏得獨立戰爭時，北美十三州人民仍然堅持“五月花”時代以來形成的自治傳統，幾乎一致反對組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這是對雅典困境的反彈：如果政府的所作作為會危及個人權利，那麽我們寧願不要政府。於是，由於斷定不存在外部威脅，大陸議會選擇了解散軍隊，讓華盛頓將軍解甲回家，騎馬統帥他的百餘黑奴種田為生。
事實很快證明，這一舉措雖然防止了政府這個“利物坦”的坐大，但卻埋下了使整個社會重返自然狀態的危險。
敲響內部鬥爭的警鍾的，是獨立戰爭之後發生的謝司起義。這場規模不大的暴動雖然沒有危及北美十三州的全局，但卻使華盛頓、傑弗遜等人深感震驚。他們開始認識到：如果沒有一個作為守夜人的政府，那麽每個人都會認為有權利以自己最喜歡的方式謀取最大的利益，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失控。
這一憂慮催生了製憲會議。然而，北美通向聯邦的道路也絕對不是平坦的。謝司起義並沒有使所有美國人民感覺到中央政府變得可親可愛起來。由華盛頓、傑弗遜等人倡導的“弗吉尼亞方案”旨在建立一個足夠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卻遭遇其他各州的強大阻擊。在中央政治與公民自治的鬥爭中，冗長的製憲會議幾乎一舉談崩。會議最終以與會者的相互妥協告終：建立一個中央政府，但必須實行權力製衡；用一部憲法向聯邦政府賦予權力，但必須在憲法通過之後三年內，製定十條修正案來保障公民的權利。
因此，麥迪遜製定的美國憲法由兩部分組成：憲法主體是政權法案，十條修正案是人權法案。這樣的憲法結構足以讓人窺見美國製憲過程中的各方鬥爭之激烈程度，也可見允許爭論對於一個民主體製的極端重要性。
美國是一個非常幸運的國家。至少它不用擔心外敵的入侵。盡管在華盛頓死後第十三年，第二次獨立戰爭的戰火焚毀了最早的白宮，盡管後來又有美法之間幾乎爆發的戰爭，但總體上看，美國幾乎是孤立於當時世界普遍流行的戰爭遊戲之外的。這使得美國不存在進行廣泛社會動員的必要性，這是美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賴以存在和延續的基本條件。
直到19世紀初，當托克維爾訪問和觀察北美時，還能夠注意到美國社會中明顯的自治傳統，足以說明當時的曆史形勢並沒有給美國聯邦政府多少擴權的機會和理由。這時的聯邦政府盡管可以繞開國會去打一些意在拓展邊疆的戰爭，但這些戰爭的規模不大，時間也不長，並不足以導致美國社會的全麵動員和高度組織。
使托克維爾眼中的田園牧歌美國消失的第一件大事，當數19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這場戰爭的實質，是黑人作為新的政治經濟力量突破了麥迪遜憲法設定的男性白人民主體係。它與其說是聯邦政府的失敗，不如說是美國憲法的失敗。而戰爭的結果，則必然是以更為寬泛的公民概念，來調節黑與白這一新的矛盾範疇。
從民主製度發展史的角度看，南北戰爭的最大後果，卻是導致了政府權力的膨脹。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整體上剝奪了南部諸州人民的公民權。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範圍的政府侵犯人權事件，可以很輕鬆地界定為一場史無前例的民主大災難。它采取 “壓”而非“導”的手段來處理內部鬥爭，完全違背了民主製度的一般原則，因此非但沒有緩和南方的黑白對立，反而擴大了本來已經很深刻的種族鴻溝。南方民眾對聯邦政府和北軍的憤懣感，到1930年代米切爾小姐寫作《飄》的時候，還油然浮動在南部諸州老居民的心坎間。
但內部鬥爭的弦並不容易長期處於緊繃的狀態，——特別是在把一半國土麵積上的居民定義為準敵人的情況下。因此，當聯邦政府寬宏大量地對南方居民集體恢複公民權之後，新的法律體係開始顯示出調節內部鬥爭的有效性。特別是隨著工會運動和女權運動的相繼興起，美國政治似乎又展現出和諧向上的蓬勃奮進精神。
然而，美國畢竟已經不再是那個美國，民主也不再是那個民主。經過一場全麵內戰的洗禮，至少民眾潛意識或者顯意識中對於政府和軍隊的提防已經瓦解。因此，並不令人奇怪的是，當一戰進入尾聲的時候，聯邦政府隻需要以幾艘美國客貨船被德國潛艇擊沉作為宣傳材料，就能擊破美國民眾的孤立主義心障，把數十萬美國軍隊投放到大洋彼岸的歐洲戰場上去。盡管一戰的殘酷性反過來又逼使美國民眾重新樹立了孤立主義立場，但在曆次戰爭中結成、深藏於集體潛意識中的戰爭榮譽感還是在1941年底導致了孤立主義心結的銷散，使美國毫無返顧地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並從此形成了幹涉主義的傳統，在地球上肆意燒殺，終至殺入今日的伊拉克泥潭。
在美國政府權力擴張的旅程中，可以說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裏程碑式的事件，但與作為內部鬥爭的大蕭條相比，則未免是小巫見大巫。大蕭條幫助美國政府完成了它過去 170年想不到而且也做不到的事業，這就是把政府之手伸到一向被自由主義者視為禁臠的經濟領域中去。
不必去談那些已經成為常識的曆史。總之，在羅斯福當政的最後幾年裏，伯特蘭羅素先生不無反感地抬腳把美國踢出“自由國家”的行列；到了1970年代，盡管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取得了紙麵上的偉大勝利，但羅素所不喜歡的“大政府”趨勢已經變本加利飛升到了新的水平：美國政府不僅在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戰爭負責，而且還得為美國一半以上的GDP承擔責任。
自從蘇聯解體以後，美國走入雅典困境的趨勢更加明顯。九一一之後聯邦政府授權情報機構監視任何一個公民的通訊，而沒有招致強烈的反抗，無疑是社會接受這種趨勢的典型證據。對世界來說，美國佬走向雅典困境，這並不是什麽壞事情。至少某個政治學家說過：單極世界容易朽壞，兩極世界容易走火，三極世界最趨穩定。我覺得他也許是對的，在美國幹涉主義盛極而衰之後，一個多極世界可能應運而生。
西方諸國的民主曆程，足以說明民主製度並不簡單地是一個好東西。民主製度的好壞，完全取決於它能否妥善處理好內部鬥爭，有效應對好外部鬥爭，並且能夠在處理各種挑戰的同時，不至於因為外部鬥爭的激化，而輕率放棄對於廣大民眾的依靠，轉而對本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事務采取過激的處置辦法。好的民主製度，是一種首先能夠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準則，有效調節社會分配等重大內部爭端，從而團結最大多數人的政治安排，以實現最大限度的內部和諧；唯有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支持，民主機製才能凝聚內部力量，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使一個國家成為真正的大國。
如何處理雅典困境，這是大國崛起和民主發展過程中必須麵對的重大戰略問題。
來源: 地球村過客 於 07-01-13 17:52:38
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廢話，民主當然是好東西，——不過，更準確的說法也許是：民主是有條件的好東西。因為在特定條件下，民主製度確實是有效的，結果是平和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條件下，民主製度卻是無效，後果是暴戾的。曆史告訴我們，民主製度並不是田園牧歌，相反，它是矛盾鬥爭的產物，而且可能是殘酷的生死鬥爭的產物。從政治學的觀點看，民主的基本功能與其說是選舉和監督政府，不如說是讓政府作為社會共同利益的代表，盡可能妥當地處理各類矛盾，從而維護既有政治體製的生存和運行，以增進社會福祉。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矛盾鬥爭，民主必然要變成一種壞東西。
西方政治史中的雅典困境展示了矛盾、民主與大國的互動問題。這個問題，從雅典時代一直貫穿到如今的美帝國時代。這段曆史或許對我們思考大國和民主問題有所啟發。
也許雅典困境遠在古希臘文明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各種民主化的嚐試中，但不幸的是，沒有人知道最早的民主長得啥模樣。不過，如果我們相信啟蒙思想家們，那麽不妨假設他撬?降摹白勻蛔刺?本褪僑死嗝裰髡?問返鈉鸕恪Ｔ謖庵腫勻蛔刺?攏?鋈擻?有完全的、不受任何人幹涉的權利，人與人之間的爭端完全通過舌頭牙齒和拳頭棍棒來解決。出於對完全自由競爭的厭倦和對有序幸福生活的向往，政治學猴子們一致決定締結一個契約，讓渡一部分自然權利，以組成一個政府，以便協調和解決人之人之間的矛盾，更好地組織人與外界的矛盾，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國家。
自然狀態下的“契約論”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應時之作，其要旨在於論證“君權” 來自“民賦”而非“神賦”，並不是嚴肅的曆史學考證和論述。但無論如何，契約論在某種程度上樹立了“民主源於鬥爭，統治來自民主”的基本政治模型，多少有點說服力地演示了人類何以會需要政府的心理機製。
至於第一個實證意義上的西方民主製度，當首推雅典的貴族民主體係。通過分析這個民主製度原型，我們可以看到簡單地判斷“民主是個好東西”是多麽的愚蠢，“民主在某些特定曆史條件下是個有用的東西”才是曆史的真諦。
如果我們接受“民主是個好東西”論，那麽與希臘文明同時演進的中國文明就將以其集權性質而成為壞東西。但這顯然是高度貧智的結論。鄧公已經指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任何製度的好壞優劣，都必須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為標準來作出判斷。按照這個標準來評判，維持了中國五千年高速發展的集權製度肯定是好東西，而由於內部分裂而瓦解，最終在時髦的基督教手中進入中世紀的西方文明肯定是壞東西。
看得出來，那位斷定“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學者采取了多數中國“精英”的思維方式，輕率而幼稚地決定忘記掉馬克思的所有觀點，而寧願以一種感性的視野來分析理論問題。不過，當他如願以償地忘記了已經不太時髦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時，他也就無法看到真正的曆史規律乃是：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像考CET4一樣，在區區幾個固定的選項中選擇某種合意的政治組織形式；相反，一切政治組織形式都是曆史地形成的，首先取決於經濟組織形式，而經濟組織形式則是由該社會所處的特定生存環境所決定的；由於自然條件和經濟組織形式的多樣性，政治組織形式也必然是多樣化的。
正好，最近我讀David S. Landes的《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又碰到了魏特夫在《東方專製主義》中首次論證的“治水社會”理論。用現代科學數據包裝起來的治水社會論看起來雖然比魏特夫的理論更加貌似先進，但結論是一樣的：由於獨特的自然（光熱水等）條件，西歐社會能夠以小規模的經濟單位，通過自給自足的封建製度組織社會生產，而不存在大規模治水的現實必要性，也就注定不可能產生高度組織化的東方式集權政治。
“治水社會”論的久盛不衰，其實已經完全可以提醒某些一味崇西反馬的中國“學者”：是否能夠最有效地維持生存、促進發展，乃是決定政治製度好壞的基本標準；政治製度永遠不可以脫離生存與發展的考量，而獨立地具有“好”與“壞”的超驗性質。是否能夠理解這一道理，是衡量學者們是以學術思維還是以孩童思維來思考問題的唯一標準。
現在，讓我們把“治水社會”論疊加在“社會契約”論之上，這樣就可以把古代雅典社會的政治體製選項封閉在無政府主義與專製主義兩個極端之間：首先，在古代雅典，高度放任自由的無政府狀態是不可能持久的，必然在混沌之中出現政府；第二，由於缺乏開展大規模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因此高度組織化的集權政治體製在雅典是不可接受的。
古希臘的立法者們麵臨的形勢是：由於缺乏大規模組織化經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或者幾個人都沒有足夠的威望或者物質資源，能夠對其他人形成壓倒性的政治優勢。因此，在發生意見紛爭時，唯一的理性解決辦法就是通過談判以求妥協折衷。在不斷的鬥爭和妥協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能夠為最大多數接受的原則。這些原則經過泛化抽象，也就成了所謂的“習慣法”，這正是後來梭倫等改革者立法的思想淵源。
梭倫等人的所謂“改革”，並不是把某種外來的或者憑空創造的製度強加在雅典社會之上。事實上，與其說他們創造了法律，毋寧說他們把握了雅典政治傳統的精髓，並將其化用於雅典社會。由於雅典的民主製度具有紮實的文化根基，加之設計妥當，因此並無水土不服之虞。在民主製度的保障下，雅典民主一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經濟是繁榮的，文化是昌盛的，政治是寬容的，公民間的諸多爭端均可通過法律進行調節，公民們的重大政治主張均可通過區區一碗石子而成為政策。於是，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背景下，鬥爭成了偶爾的雜音，和諧成了綿遠的主流。
然而，這卻是無比短暫的曇花一現。如果說雅典的民主製度較好地處理了內部爭端，形成了民主的一時之盛，但隨著外部矛盾的出現，內部政治格局開始出現斷裂，並最終撐破民主製度的調節能力，敲響雅典民主的喪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雅典民主的危機乃是來自於雅典的繁榮和強大。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沒有出現“治水社會”，但雅典同樣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動員，這為雅典埋下了反民主的思想種子。
雅典最初的大規模社會組織經驗來自希波戰爭。由於大流士的入侵，原本閑散的雅典人變成了軍人。對雅典的民主製度來說，希波戰爭更像一場悲劇，因為它第一次把軍事勝利的果實送給了雅典人，於是正麵強化了雅典開展社會動員和組織的偏好。信心爆棚的雅典人出於對自身力量的迷信，加上對大國地位的渴望，於是不自量力地決定扮演 “國際社會”代言人的角色，並且主動把國家力量的鋒芒指向斯巴達。雅典追求大國地位的努力，結果是使自己深陷長期戰爭的泥潭，被迫進行持續升級的社會動員和組織。由於社會資源被約束在戰場上，依靠海上貿易為生的雅典經濟陷入崩潰，內部矛盾激化，導致民主機製調節和約束功能的失效。最後，壓製性手段成為解決內部爭端的標準做法，專製主義的萌芽於是破土而出。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政治後果是雅典民主時代的終結和僭主政治的開始。雅典僭主政治總體上是集體統治，其集權程度遠遜於中國社會，但它仍然具有壓製鬥爭的特點，而這是一切非民主製度的基本特點。蘇格拉底之死正是雅典僭主政權試圖“不爭論”的一個例證。而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把高度組織和紀律嚴明的斯巴達當作“理想國”的原型，更進一步證明了雅典民主理想的淪失。當雅典人開始終結對內部矛盾的寬容時，雅典的民主也就正式死亡。
無疑，雅典民主亡於盛世的幻覺和大國的野心。——雅典失敗的根源，是本來適應於一個較小社會的政治體製在一個超現實雄心的驅使下，去挑起並迎戰一個過於巨大的外部矛盾，以證明自己確實是負責任的大國。雅典的政治製度顯然不能製約那種被幻覺支配的集體權力欲望，這是雅典悲劇的製度根源。與之相對應的斯巴達則由於其高度軍事化的準集權製度，而成為戰爭的勝利者。如果說生存與發展是衡量製度好壞的基本標準，無疑雅典的民主是一個壞東西。
雅典的事例表明：民主的初衷雖然是要解決內部爭端，但它卻必須處理好內外兩個矛盾。民主在這兩個矛盾中間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麵，外部挑戰導致的內部組織化，另一方麵，內部組織化必然導致對個人權利的壓製甚至剝奪。
我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雅典困境”。如何處理好雅典困境，是後世民主製度設計者都不同程度地麵臨的一大難題。
分別於17世紀和18世紀爆發的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再次證明了雅典困境的可重複性。在這兩場革命中，每當外部挑戰的壓力加劇時，“不爭論”都會成為解決內部鬥爭的主旋律。英國革命最終在傳統政治模式與民主政治之間找到一個穩定點，從而較長時間地逃避了雅典困境。而法國則沒有這麽幸運：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它回到了傳統的君主政治，繼續用“不爭論”來壓製內部鬥爭，其結果是呈現出周期性政治動蕩的態勢，最終導致君主製的瓦解。法國的事例應該能夠說明內部矛盾所導致的政治振蕩在時間上是收斂的，即無窮趨近於某種形式的民主製度。
堪稱典範的美國革命因外部矛盾而爆發，因內部矛盾而走向民主，也同樣遭遇到了雅典困境。
當華盛頓率領一幫農民，在法國的幫助下贏得獨立戰爭時，北美十三州人民仍然堅持“五月花”時代以來形成的自治傳統，幾乎一致反對組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這是對雅典困境的反彈：如果政府的所作作為會危及個人權利，那麽我們寧願不要政府。於是，由於斷定不存在外部威脅，大陸議會選擇了解散軍隊，讓華盛頓將軍解甲回家，騎馬統帥他的百餘黑奴種田為生。
事實很快證明，這一舉措雖然防止了政府這個“利物坦”的坐大，但卻埋下了使整個社會重返自然狀態的危險。
敲響內部鬥爭的警鍾的，是獨立戰爭之後發生的謝司起義。這場規模不大的暴動雖然沒有危及北美十三州的全局，但卻使華盛頓、傑弗遜等人深感震驚。他們開始認識到：如果沒有一個作為守夜人的政府，那麽每個人都會認為有權利以自己最喜歡的方式謀取最大的利益，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失控。
這一憂慮催生了製憲會議。然而，北美通向聯邦的道路也絕對不是平坦的。謝司起義並沒有使所有美國人民感覺到中央政府變得可親可愛起來。由華盛頓、傑弗遜等人倡導的“弗吉尼亞方案”旨在建立一個足夠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卻遭遇其他各州的強大阻擊。在中央政治與公民自治的鬥爭中，冗長的製憲會議幾乎一舉談崩。會議最終以與會者的相互妥協告終：建立一個中央政府，但必須實行權力製衡；用一部憲法向聯邦政府賦予權力，但必須在憲法通過之後三年內，製定十條修正案來保障公民的權利。
因此，麥迪遜製定的美國憲法由兩部分組成：憲法主體是政權法案，十條修正案是人權法案。這樣的憲法結構足以讓人窺見美國製憲過程中的各方鬥爭之激烈程度，也可見允許爭論對於一個民主體製的極端重要性。
美國是一個非常幸運的國家。至少它不用擔心外敵的入侵。盡管在華盛頓死後第十三年，第二次獨立戰爭的戰火焚毀了最早的白宮，盡管後來又有美法之間幾乎爆發的戰爭，但總體上看，美國幾乎是孤立於當時世界普遍流行的戰爭遊戲之外的。這使得美國不存在進行廣泛社會動員的必要性，這是美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賴以存在和延續的基本條件。
直到19世紀初，當托克維爾訪問和觀察北美時，還能夠注意到美國社會中明顯的自治傳統，足以說明當時的曆史形勢並沒有給美國聯邦政府多少擴權的機會和理由。這時的聯邦政府盡管可以繞開國會去打一些意在拓展邊疆的戰爭，但這些戰爭的規模不大，時間也不長，並不足以導致美國社會的全麵動員和高度組織。
使托克維爾眼中的田園牧歌美國消失的第一件大事，當數19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這場戰爭的實質，是黑人作為新的政治經濟力量突破了麥迪遜憲法設定的男性白人民主體係。它與其說是聯邦政府的失敗，不如說是美國憲法的失敗。而戰爭的結果，則必然是以更為寬泛的公民概念，來調節黑與白這一新的矛盾範疇。
從民主製度發展史的角度看，南北戰爭的最大後果，卻是導致了政府權力的膨脹。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整體上剝奪了南部諸州人民的公民權。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範圍的政府侵犯人權事件，可以很輕鬆地界定為一場史無前例的民主大災難。它采取 “壓”而非“導”的手段來處理內部鬥爭，完全違背了民主製度的一般原則，因此非但沒有緩和南方的黑白對立，反而擴大了本來已經很深刻的種族鴻溝。南方民眾對聯邦政府和北軍的憤懣感，到1930年代米切爾小姐寫作《飄》的時候，還油然浮動在南部諸州老居民的心坎間。
但內部鬥爭的弦並不容易長期處於緊繃的狀態，——特別是在把一半國土麵積上的居民定義為準敵人的情況下。因此，當聯邦政府寬宏大量地對南方居民集體恢複公民權之後，新的法律體係開始顯示出調節內部鬥爭的有效性。特別是隨著工會運動和女權運動的相繼興起，美國政治似乎又展現出和諧向上的蓬勃奮進精神。
然而，美國畢竟已經不再是那個美國，民主也不再是那個民主。經過一場全麵內戰的洗禮，至少民眾潛意識或者顯意識中對於政府和軍隊的提防已經瓦解。因此，並不令人奇怪的是，當一戰進入尾聲的時候，聯邦政府隻需要以幾艘美國客貨船被德國潛艇擊沉作為宣傳材料，就能擊破美國民眾的孤立主義心障，把數十萬美國軍隊投放到大洋彼岸的歐洲戰場上去。盡管一戰的殘酷性反過來又逼使美國民眾重新樹立了孤立主義立場，但在曆次戰爭中結成、深藏於集體潛意識中的戰爭榮譽感還是在1941年底導致了孤立主義心結的銷散，使美國毫無返顧地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並從此形成了幹涉主義的傳統，在地球上肆意燒殺，終至殺入今日的伊拉克泥潭。
在美國政府權力擴張的旅程中，可以說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裏程碑式的事件，但與作為內部鬥爭的大蕭條相比，則未免是小巫見大巫。大蕭條幫助美國政府完成了它過去 170年想不到而且也做不到的事業，這就是把政府之手伸到一向被自由主義者視為禁臠的經濟領域中去。
不必去談那些已經成為常識的曆史。總之，在羅斯福當政的最後幾年裏，伯特蘭羅素先生不無反感地抬腳把美國踢出“自由國家”的行列；到了1970年代，盡管反對種族主義運動取得了紙麵上的偉大勝利，但羅素所不喜歡的“大政府”趨勢已經變本加利飛升到了新的水平：美國政府不僅在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戰爭負責，而且還得為美國一半以上的GDP承擔責任。
自從蘇聯解體以後，美國走入雅典困境的趨勢更加明顯。九一一之後聯邦政府授權情報機構監視任何一個公民的通訊，而沒有招致強烈的反抗，無疑是社會接受這種趨勢的典型證據。對世界來說，美國佬走向雅典困境，這並不是什麽壞事情。至少某個政治學家說過：單極世界容易朽壞，兩極世界容易走火，三極世界最趨穩定。我覺得他也許是對的，在美國幹涉主義盛極而衰之後，一個多極世界可能應運而生。
西方諸國的民主曆程，足以說明民主製度並不簡單地是一個好東西。民主製度的好壞，完全取決於它能否妥善處理好內部鬥爭，有效應對好外部鬥爭，並且能夠在處理各種挑戰的同時，不至於因為外部鬥爭的激化，而輕率放棄對於廣大民眾的依靠，轉而對本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事務采取過激的處置辦法。好的民主製度，是一種首先能夠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準則，有效調節社會分配等重大內部爭端，從而團結最大多數人的政治安排，以實現最大限度的內部和諧；唯有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支持，民主機製才能凝聚內部力量，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使一個國家成為真正的大國。
如何處理雅典困境，這是大國崛起和民主發展過程中必須麵對的重大戰略問題。
來源: 地球村過客 於 07-01-13 17:52:38
因此要擺脫雅典困境，加重心理學上的教育很重要。人們必須要更多的了解自我。
雅典的問題，還有很多需要深思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