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萊布尼茨是一位影響深淵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影響了整整幾代歐洲哲學家，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和萊布尼（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被視為近代德國啟蒙哲學的兩大元祖，而他們的思想卻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
萊布尼茲在評論《論語》時說：“這部著作並非由孔子親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學家的時代，他總有著熠熠閃光的思想和格言。”
中國儒家先哲的“仁義禮智信”、“天地君親師”、“智仁勇”等等一些積極向上的基本觀念。中國道家的“大道無為”、“道法自然”講求的是“天人合一”、“萬物和諧”、“自然而然”。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是“自然神論”——“大道無為”、“緣生性空”、“道法自然”……不是西方那種“宗教神權”所闡述的有一個締造萬物的神（上帝）並主宰一切。
萊布尼茨讚同中國的“自然神論”或“無神論”，認為中西哲學是可以協調一致的。作為萊布尼茨哲學思想核心的“單子論”及“先定和諧論”受到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同儒家學說有許多一致之處。
而且中國的易卦啟迪了萊布尼茨，促使他將自己的二進製數學發明公諸於世，奠定了以後計算機的理論基礎。
斯賓諾莎研究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各種宗教思想，並因此而對基 督 教正統論特別是其至高無上的地位產生懷疑。康德認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和親近自然的思想與中國的老子思想有關。
萊布尼茨是沃爾夫的老師，而德國哲學大師康德是沃爾夫的再傳弟子，其之後的費布特、謝林、黑格爾等著名德國哲學家，這些人都無不受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影響。
這是近代德國哲學的脈絡，他們也代表著歐洲的哲學思想，從他們的元祖“萊布尼茨”和“斯賓諾莎”的思想形成過程來看，他們借鑒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另外，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和“萊布尼茨”齊名的“伏爾泰”也是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者。他說“中國文人的宗教(指儒學)是令人欽佩的。他們沒有任何迷信和荒謬的傳說，也沒有悔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伏爾泰認為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
“伏爾泰”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的影響可以與“萊布尼茨”相媲美，屬於那個時代對中國了解、關注和研究最多的一位西歐思想家。鑒於他對中國的傾慕、推崇、頌揚，而被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在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中寫道：“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看到這裏我們不禁要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在“中華傳統文化”下，直到明朝中國人都能在古代數學上取得如《算學寶鑒》那樣驚人的成就並領先於西方，而西方“啟蒙運動”中“中國傳統文化”被歐洲的先哲們推崇備至，最終成就了西方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那為什麽中國非但沒有能和西方同步，反而在明朝以後開始了停滯，從領先的狀態進入了不可思議的大倒退呢？
答案非常簡單，此時中國正處於滿清的黑暗統治之中，正當西方近代科學蓬勃發展的同時，中國正經曆滿清“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其中乾隆的文字獄最為厲害。
乾隆的文字獄很變態，連他老子和祖父的書都不放過，雍正為了宣揚滿清統治合法性，推出了著名的《大義覺迷錄》，並赦免了曾靜等人的謀反罪。可就因為有部分章節和詞句揭示了當時民間的窮苦程度，與滿清偽史中所謂“康乾盛世”不符，也被乾隆列為禁書全部收回，還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不僅如此，從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內,全國各地就查禁了2621種書,乾隆甚至連他祖父康熙的《喻宏覺師》也作為禁書銷毀了。
英國使節馬戛爾尼通過對滿清“盛世”的訪問，得出以下結論：
1）“清政0府的政策跟自負有關，它很想淩駕各國，但目光如豆，隻知道防止人民智力進步。”
2）“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
3）“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4）“一個專製帝國，幾百年都沒有什麽進步，一個國家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
5）清朝“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隻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滿清虛假的“盛世”對科技的摧殘可見一斑。
此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滿清的高壓下隻能去扒拉故紙堆，不再具備創新和探索的能力，這就是“滿清文人”和“明朝士大夫”的根本區別。“滿清官員”也和推崇西學的“明朝官員”形成鮮明的對比。
明末徐光啟（1562—1633），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是明代著名的科學家、天文學家、農業科學家。先後閱讀過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圖》、《天學實義》。從政之餘隨利瑪竇問學，並於之合譯《幾何原本》前6卷，將《測量法儀》參以《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中西會通，加以整理，並撰成《測量異同》，《勾股義》。1612年，從意大利耶穌會士熊三拔學習西方水利，崇禎元年（1628）複任禮部侍郎。次年主持編譯《崇禎曆書》，書中涉及開普勒的《宇宙和諧論》、《哥白尼天文學綱要》、《丹麥天文學》。徐光啟為官廉正，終生從事研究天文、曆法、水利、測量、數學、農學，較早接觸並容納西方文化，有《農政全書》、《崇禎曆書》和《幾何原本》等著譯，是我國近代科學的先驅，不愧為“治曆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
清末權臣徐桐，曆任禮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上書房總師傅，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體榮閣大學士，與軍機大臣會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將“算學”斥為“洋鬼子的學問”而不值一顧，《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經》、《輯古算經》、《數書九章》、《測圓海鏡》、《日用算法》、《楊輝算法》、《數書九章》在他看來全都是無用之書，而且他決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說那是是英、法胡諂出來的國名，以求獲得更多好處……
滿清末期不僅連明朝的知識和成就都丟光了，還把明朝以前的知識和成就也幾乎丟了個幹淨，修建“圓明園”的時候工匠們居然連“鑄造銅鐵肖像”都不會了，可歎的是明成祖朱棣造的大鍾刻有二十幾萬字，其身形之大，彼得大帝想仿製都失敗了，滿清倒退到如此摸樣就別提什麽“導數”和“微積分”了，徐桐那個時期都是八國聯軍入侵的年月了，滿清的倒車開到何等程度，也真是令人瞠目結舌而歎為觀之。
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係統的科學著作： 《本草綱目》、《律學新說》、《河防一覽》、《算法統宗》、《閩中海錯疏》、《農政全書》、《天工開物》、《徐霞客遊記》、《瘟疫論》，而在翻譯的書目中還有：
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維的《建築十書》；
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的《 數學劄記》；
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劃時代的巨著《 礦冶全書(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裏的《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羅雅各的《測量全義》；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
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
1601年羅馬版的《地中海航海術》；
《比例規解》；
《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
雅克.貝鬆著的《宇宙儀》；
《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製造與用法》；
紀堯姆.德諾噸涅《磁石測量法》；
薩拉.安吉魯著的《神功催吐藥》；
克洛德.舉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七千餘冊。
在西學東漸的交流中，中國明朝的士大夫根據對西學的了解而係統介紹西學的著作有《崇禎曆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名理探》、《寰有詮》、《泰西水法序》、《測量法義》、《坤輿格致》、《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遠鏡說》、《遠西奇器圖說》、《學曆小辯》、《日月星晷式》、《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等，這些書籍都不是什麽“八股文章”而是全新的西學，而此時西方尚沒有進入科技革命，很多主角都還沒有登場。在當時的中國，無論從民間或官方來看，對科學的推崇都遠勝滿清或西方。
徐光啟（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時期的人物，但他們的命運卻大不一樣。徐光啟在崇禎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譽為“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的《崇禎曆書》，其中參考了歐洲都還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納的天文知識：
開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諧論》；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學綱要》；
第穀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麥天文學》。
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論闡述的方式介紹了第穀的太陽係結構係統，其中的計算方法則使用了哥白尼和開普勒的西方近代幾何學方法。
《崇禎曆書》於1634年修編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譽為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他的晚年極其悲慘，而徐光啟在主持遍修工作時出任的是“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這是西方和中國明朝在天文學上的對比，可以說，中國明朝崇禎皇帝對天文學的支持遠超過歐洲。
這部集歐洲天文學所有經典為大成的《崇禎曆書》不僅代表“西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著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而更為可貴的是這在歐洲還尚且不能。
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以著名的桐城方氏為例，方家以程朱理學傳家的，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的時候，方家開始接受王陽明心學，方家是王學在東南地區的重要傳人。” （羽陵《1629年，當中國麵對西方科學》）這足以說明，方氏擁有是中華文化的厚重衣缽。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學習西方天文學，他曾師從意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禎曆書約》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湯若望、畢方濟等很多傳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識》尤為傑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師從波蘭人穆尼閣，其數學專著《數度衍》係統介紹了對數的理論和應用。” （羽陵《1629年，當中國麵對西方科學》）這一切說明，有著厚重中華文化衣缽的方氏並不排斥西學，反而是當時的西學大家。這和滿清時期的所謂“文人”完全是兩個概念。由此可見，真正不接納西學，而且排斥西學的是滿清統治以後。
明朝知識分子研究的東西不是滿清時期那些故紙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學，其學術環境比西方當時教會統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許多，隻可惜好景不長……“以桐城方氏為例。方中通之後，懾於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和文字獄的空前繁榮，桐城方氏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紙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專製下的產物，五四時錢玄同給它貼了個標簽：‘桐城謬種’。即使如此小心謹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於文字獄。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曆年號，結果鑄成大獄。戴供詞承認《南山集》抄錄的是同鄉方孝標的《滇黔紀聞》，刑部判戴、方兩家三百多人坐死，經康熙的‘寬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標戮屍，戴、方直係子弟坐死，其餘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論奠基人，原判絞刑，經李光地營救後幸免。” （羽陵《1629年，當中國麵對西方科學》）明朝末年死於戰亂和屠城，以及滅門慘禍的明朝士大夫階層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滿清比西方教會統治時期還黑暗，西方針對個人觀點進行思想禁錮，伽利略也不過是被判終身監禁，而滿清的文字獄卻是斟字酌句的對明朝士大夫階層進行慘毒無以的滅門迫害，這種殘酷的殺戮和思想禁錮使中國最終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機會，以至於滿清初期就開始了嚴重的倒退，甚至將許多明朝已經取得的成果都喪失掉了，中後期更是一塌糊塗。
滿清從康熙年間起，就已經找不到西方各國的具體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輿地山海全圖》、《輿地圖》、《山海輿地全圖》、《纏度圖》這些明代“世界地圖”不僅有與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交流的痕跡，還有許多中國自己的獨立發現，可滿清居然連“佛郎機”都不知道是哪兒，把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叫“澳門夷”了事，僅此一項可以窺見其倒退程度之大，倒退時間之早。
偉大的科學家,經典物理學理論體係的創立者——科學巨人艾薩克.牛頓,於1643年1月4日出生於英格蘭林肯郡的一個自耕農民家庭。他成年以後成為了物理學的偉人，創立了一個氣勢恢弘的物理王國，其影響至今仍然很深遠。但此時，明朝已經十分艱危了，明朝於牛頓出生不久的1644年滅亡了。
明朝滅亡以後，德國的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於1646出生……伽利略和笛卡爾的思想在當時歐洲遭受壓製，帕斯卡、波義耳的學術成就形成於明朝滅亡以後，牛頓在明朝滅亡時還是個剛出生的嬰兒，萊布尼茨則是明朝滅亡才出生的。當西方這些科技革命的先賢相繼等上曆史舞台後，他們麵對已經滅亡的明朝是怎樣一種差距呢？我們用明代數學家“王文素”來與之作個比較。
“王文素”是汾陽人，生於明代成化年間，他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算學史上的輝煌巨著《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鑒》一書，簡稱《算學寶鑒》完成於明嘉靖三年（1524年），全書分12本42卷，近50萬字。其實用性之強而被譽為“中國第一珠算書”。
在書中王文素率先用導數逐步迭代求解，用導數解高次方程的算法堪與牛頓媲美，且早於其140年，為中國數學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較英國的霍納、意大利的魯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數方程上，他走在牛頓、拉夫森的前麵140多年。
對於西方17世紀微積分創立時期出現的導數，王文素在16世紀已率先發現並使用。
《算學寶鑒》中的“開方本源圖”獨具中國古代數學傳統特色，國外類似的圖首見於法國數學家斯蒂非爾1544年著的《整數算術》一書，較《算學寶鑒》遲20年且不夠完備。
王文素是繼宋楊輝、秦九韶和元朱世傑後明代最傑出的數學巨匠，《算學寶鑒》是現存可考的明代數學最高水平的巨著，王文素的數學成就是中國數學史連續性的有力證據。對於明代的數學的了解，如今我們隻能從這些極其珍貴的文獻中窺豹一斑，它們是滿清文字獄中沒有銷毀殘存至今的部分，是否有更高水平的著作我們不得而知，但即便如此《算學寶鑒》也不愧是一本曠世之作，其成就令人驚駭不已、歎為觀之，這部曠世奇書的出現讓明朝更顯光耀東方，讓西方17世紀的那些先行者們頓時黯然失色。
當明朝數學已經達到如此高峰的時候，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發展還很不明朗，牛頓和萊布尼茲還沒有出生，波義耳和帕斯卡不過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終身監禁，笛卡爾為了回避教廷可能的迫害隱居荷蘭。但是當西方“科技革命”的先行者們一個個開始陸續走上曆史舞台的時候，中國卻在1644年明朝滅亡以後經曆了整整200多年的大倒退，這段辛酸的血淚曆史實在讓人萬分惋惜……
萊布尼茲在評論《論語》時說：“這部著作並非由孔子親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學家的時代，他總有著熠熠閃光的思想和格言。”
中國儒家先哲的“仁義禮智信”、“天地君親師”、“智仁勇”等等一些積極向上的基本觀念。中國道家的“大道無為”、“道法自然”講求的是“天人合一”、“萬物和諧”、“自然而然”。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是“自然神論”——“大道無為”、“緣生性空”、“道法自然”……不是西方那種“宗教神權”所闡述的有一個締造萬物的神（上帝）並主宰一切。
萊布尼茨讚同中國的“自然神論”或“無神論”，認為中西哲學是可以協調一致的。作為萊布尼茨哲學思想核心的“單子論”及“先定和諧論”受到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同儒家學說有許多一致之處。
而且中國的易卦啟迪了萊布尼茨，促使他將自己的二進製數學發明公諸於世，奠定了以後計算機的理論基礎。
斯賓諾莎研究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各種宗教思想，並因此而對基 督 教正統論特別是其至高無上的地位產生懷疑。康德認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和親近自然的思想與中國的老子思想有關。
萊布尼茨是沃爾夫的老師，而德國哲學大師康德是沃爾夫的再傳弟子，其之後的費布特、謝林、黑格爾等著名德國哲學家，這些人都無不受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影響。
這是近代德國哲學的脈絡，他們也代表著歐洲的哲學思想，從他們的元祖“萊布尼茨”和“斯賓諾莎”的思想形成過程來看，他們借鑒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另外，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和“萊布尼茨”齊名的“伏爾泰”也是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者。他說“中國文人的宗教(指儒學)是令人欽佩的。他們沒有任何迷信和荒謬的傳說，也沒有悔辱理性和曲解自然。”伏爾泰認為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
“伏爾泰”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的影響可以與“萊布尼茨”相媲美，屬於那個時代對中國了解、關注和研究最多的一位西歐思想家。鑒於他對中國的傾慕、推崇、頌揚，而被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在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中寫道：“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看到這裏我們不禁要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在“中華傳統文化”下，直到明朝中國人都能在古代數學上取得如《算學寶鑒》那樣驚人的成就並領先於西方，而西方“啟蒙運動”中“中國傳統文化”被歐洲的先哲們推崇備至，最終成就了西方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那為什麽中國非但沒有能和西方同步，反而在明朝以後開始了停滯，從領先的狀態進入了不可思議的大倒退呢？
答案非常簡單，此時中國正處於滿清的黑暗統治之中，正當西方近代科學蓬勃發展的同時，中國正經曆滿清“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其中乾隆的文字獄最為厲害。
乾隆的文字獄很變態，連他老子和祖父的書都不放過，雍正為了宣揚滿清統治合法性，推出了著名的《大義覺迷錄》，並赦免了曾靜等人的謀反罪。可就因為有部分章節和詞句揭示了當時民間的窮苦程度，與滿清偽史中所謂“康乾盛世”不符，也被乾隆列為禁書全部收回，還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不僅如此，從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內,全國各地就查禁了2621種書,乾隆甚至連他祖父康熙的《喻宏覺師》也作為禁書銷毀了。
英國使節馬戛爾尼通過對滿清“盛世”的訪問，得出以下結論：
1）“清政0府的政策跟自負有關，它很想淩駕各國，但目光如豆，隻知道防止人民智力進步。”
2）“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
3）“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4）“一個專製帝國，幾百年都沒有什麽進步，一個國家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
5）清朝“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隻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滿清虛假的“盛世”對科技的摧殘可見一斑。
此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滿清的高壓下隻能去扒拉故紙堆，不再具備創新和探索的能力，這就是“滿清文人”和“明朝士大夫”的根本區別。“滿清官員”也和推崇西學的“明朝官員”形成鮮明的對比。
明末徐光啟（1562—1633），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是明代著名的科學家、天文學家、農業科學家。先後閱讀過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圖》、《天學實義》。從政之餘隨利瑪竇問學，並於之合譯《幾何原本》前6卷，將《測量法儀》參以《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中西會通，加以整理，並撰成《測量異同》，《勾股義》。1612年，從意大利耶穌會士熊三拔學習西方水利，崇禎元年（1628）複任禮部侍郎。次年主持編譯《崇禎曆書》，書中涉及開普勒的《宇宙和諧論》、《哥白尼天文學綱要》、《丹麥天文學》。徐光啟為官廉正，終生從事研究天文、曆法、水利、測量、數學、農學，較早接觸並容納西方文化，有《農政全書》、《崇禎曆書》和《幾何原本》等著譯，是我國近代科學的先驅，不愧為“治曆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
清末權臣徐桐，曆任禮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上書房總師傅，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體榮閣大學士，與軍機大臣會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將“算學”斥為“洋鬼子的學問”而不值一顧，《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經》、《輯古算經》、《數書九章》、《測圓海鏡》、《日用算法》、《楊輝算法》、《數書九章》在他看來全都是無用之書，而且他決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說那是是英、法胡諂出來的國名，以求獲得更多好處……
滿清末期不僅連明朝的知識和成就都丟光了，還把明朝以前的知識和成就也幾乎丟了個幹淨，修建“圓明園”的時候工匠們居然連“鑄造銅鐵肖像”都不會了，可歎的是明成祖朱棣造的大鍾刻有二十幾萬字，其身形之大，彼得大帝想仿製都失敗了，滿清倒退到如此摸樣就別提什麽“導數”和“微積分”了，徐桐那個時期都是八國聯軍入侵的年月了，滿清的倒車開到何等程度，也真是令人瞠目結舌而歎為觀之。
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係統的科學著作： 《本草綱目》、《律學新說》、《河防一覽》、《算法統宗》、《閩中海錯疏》、《農政全書》、《天工開物》、《徐霞客遊記》、《瘟疫論》，而在翻譯的書目中還有：
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維的《建築十書》；
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的《 數學劄記》；
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劃時代的巨著《 礦冶全書(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裏的《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羅雅各的《測量全義》；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
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
1601年羅馬版的《地中海航海術》；
《比例規解》；
《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
雅克.貝鬆著的《宇宙儀》；
《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製造與用法》；
紀堯姆.德諾噸涅《磁石測量法》；
薩拉.安吉魯著的《神功催吐藥》；
克洛德.舉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七千餘冊。
在西學東漸的交流中，中國明朝的士大夫根據對西學的了解而係統介紹西學的著作有《崇禎曆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名理探》、《寰有詮》、《泰西水法序》、《測量法義》、《坤輿格致》、《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遠鏡說》、《遠西奇器圖說》、《學曆小辯》、《日月星晷式》、《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等，這些書籍都不是什麽“八股文章”而是全新的西學，而此時西方尚沒有進入科技革命，很多主角都還沒有登場。在當時的中國，無論從民間或官方來看，對科學的推崇都遠勝滿清或西方。
徐光啟（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時期的人物，但他們的命運卻大不一樣。徐光啟在崇禎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譽為“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的《崇禎曆書》，其中參考了歐洲都還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納的天文知識：
開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諧論》；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學綱要》；
第穀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麥天文學》。
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論闡述的方式介紹了第穀的太陽係結構係統，其中的計算方法則使用了哥白尼和開普勒的西方近代幾何學方法。
《崇禎曆書》於1634年修編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譽為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他的晚年極其悲慘，而徐光啟在主持遍修工作時出任的是“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這是西方和中國明朝在天文學上的對比，可以說，中國明朝崇禎皇帝對天文學的支持遠超過歐洲。
這部集歐洲天文學所有經典為大成的《崇禎曆書》不僅代表“西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著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而更為可貴的是這在歐洲還尚且不能。
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以著名的桐城方氏為例，方家以程朱理學傳家的，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的時候，方家開始接受王陽明心學，方家是王學在東南地區的重要傳人。” （羽陵《1629年，當中國麵對西方科學》）這足以說明，方氏擁有是中華文化的厚重衣缽。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學習西方天文學，他曾師從意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禎曆書約》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湯若望、畢方濟等很多傳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識》尤為傑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師從波蘭人穆尼閣，其數學專著《數度衍》係統介紹了對數的理論和應用。” （羽陵《1629年，當中國麵對西方科學》）這一切說明，有著厚重中華文化衣缽的方氏並不排斥西學，反而是當時的西學大家。這和滿清時期的所謂“文人”完全是兩個概念。由此可見，真正不接納西學，而且排斥西學的是滿清統治以後。
明朝知識分子研究的東西不是滿清時期那些故紙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學，其學術環境比西方當時教會統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許多，隻可惜好景不長……“以桐城方氏為例。方中通之後，懾於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和文字獄的空前繁榮，桐城方氏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紙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專製下的產物，五四時錢玄同給它貼了個標簽：‘桐城謬種’。即使如此小心謹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於文字獄。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曆年號，結果鑄成大獄。戴供詞承認《南山集》抄錄的是同鄉方孝標的《滇黔紀聞》，刑部判戴、方兩家三百多人坐死，經康熙的‘寬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標戮屍，戴、方直係子弟坐死，其餘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論奠基人，原判絞刑，經李光地營救後幸免。” （羽陵《1629年，當中國麵對西方科學》）明朝末年死於戰亂和屠城，以及滅門慘禍的明朝士大夫階層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滿清比西方教會統治時期還黑暗，西方針對個人觀點進行思想禁錮，伽利略也不過是被判終身監禁，而滿清的文字獄卻是斟字酌句的對明朝士大夫階層進行慘毒無以的滅門迫害，這種殘酷的殺戮和思想禁錮使中國最終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機會，以至於滿清初期就開始了嚴重的倒退，甚至將許多明朝已經取得的成果都喪失掉了，中後期更是一塌糊塗。
滿清從康熙年間起，就已經找不到西方各國的具體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輿地山海全圖》、《輿地圖》、《山海輿地全圖》、《纏度圖》這些明代“世界地圖”不僅有與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交流的痕跡，還有許多中國自己的獨立發現，可滿清居然連“佛郎機”都不知道是哪兒，把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叫“澳門夷”了事，僅此一項可以窺見其倒退程度之大，倒退時間之早。
偉大的科學家,經典物理學理論體係的創立者——科學巨人艾薩克.牛頓,於1643年1月4日出生於英格蘭林肯郡的一個自耕農民家庭。他成年以後成為了物理學的偉人，創立了一個氣勢恢弘的物理王國，其影響至今仍然很深遠。但此時，明朝已經十分艱危了，明朝於牛頓出生不久的1644年滅亡了。
明朝滅亡以後，德國的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於1646出生……伽利略和笛卡爾的思想在當時歐洲遭受壓製，帕斯卡、波義耳的學術成就形成於明朝滅亡以後，牛頓在明朝滅亡時還是個剛出生的嬰兒，萊布尼茨則是明朝滅亡才出生的。當西方這些科技革命的先賢相繼等上曆史舞台後，他們麵對已經滅亡的明朝是怎樣一種差距呢？我們用明代數學家“王文素”來與之作個比較。
“王文素”是汾陽人，生於明代成化年間，他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算學史上的輝煌巨著《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鑒》一書，簡稱《算學寶鑒》完成於明嘉靖三年（1524年），全書分12本42卷，近50萬字。其實用性之強而被譽為“中國第一珠算書”。
在書中王文素率先用導數逐步迭代求解，用導數解高次方程的算法堪與牛頓媲美，且早於其140年，為中國數學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較英國的霍納、意大利的魯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數方程上，他走在牛頓、拉夫森的前麵140多年。
對於西方17世紀微積分創立時期出現的導數，王文素在16世紀已率先發現並使用。
《算學寶鑒》中的“開方本源圖”獨具中國古代數學傳統特色，國外類似的圖首見於法國數學家斯蒂非爾1544年著的《整數算術》一書，較《算學寶鑒》遲20年且不夠完備。
王文素是繼宋楊輝、秦九韶和元朱世傑後明代最傑出的數學巨匠，《算學寶鑒》是現存可考的明代數學最高水平的巨著，王文素的數學成就是中國數學史連續性的有力證據。對於明代的數學的了解，如今我們隻能從這些極其珍貴的文獻中窺豹一斑，它們是滿清文字獄中沒有銷毀殘存至今的部分，是否有更高水平的著作我們不得而知，但即便如此《算學寶鑒》也不愧是一本曠世之作，其成就令人驚駭不已、歎為觀之，這部曠世奇書的出現讓明朝更顯光耀東方，讓西方17世紀的那些先行者們頓時黯然失色。
當明朝數學已經達到如此高峰的時候，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發展還很不明朗，牛頓和萊布尼茲還沒有出生，波義耳和帕斯卡不過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終身監禁，笛卡爾為了回避教廷可能的迫害隱居荷蘭。但是當西方“科技革命”的先行者們一個個開始陸續走上曆史舞台的時候，中國卻在1644年明朝滅亡以後經曆了整整200多年的大倒退，這段辛酸的血淚曆史實在讓人萬分惋惜……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