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當前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經常被國外媒體拿來和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相提並論。那麽，中國在這波金融動蕩中能否有所作為，化“危”為“機”呢？在這方麵，大蕭條時期的曆史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當時，有一個大國不僅沒陷入危機，反而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這就是當時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
1.西方鬧危機，蘇聯獲良機
1921年，俄國終於結束了長達7年的一戰和內戰。到1926年，在“新經濟政策”推行5年之後，工農業產量已經達到1914年一戰以前的水平。1928年，蘇聯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席卷西方各國的時候，蘇聯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經濟危機，恰恰成了蘇聯大國崛起的良機。
當時的蘇聯采取了下麵的對外經濟政策：
第一，引進技術。
1929年，蘇聯同西方專家簽訂的技術援助協定已達70多個項目，涉及冶金、工業機械、金屬加工、燃料動力、石油化工、交通運輸、農業機械、農業灌溉工程、汽車、輪船和飛機製造等多個重要經濟部門。截至1931年，蘇聯接受技術援助的項目增加到124個，總值為8300萬盧布(當時，1盧布約合0.5美元)。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的一大批現代化骨幹企業，尤其是在鋼鐵、機械、燃料動力、化工、汽車、拖拉機、飛機、造船等新的工業部門，許多是利用西方先進設備技術，甚至是在外國專家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據美國人薩頓《西方技術與蘇聯經濟的發展(1930～1945年)》一書介紹，斯大林曾說，“在蘇聯，約有2／3的大型企業是在美國的幫助或技術援助下建成的……其餘的，也大多是在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技術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進口機器。
這個時期，蘇聯成為世界市場上機器的最大買主。1931年，美國出口的機器設備中，有50％是賣給蘇聯。1929 ～1930年，英國機器出口總量的70％是銷往蘇聯，到1932年這個數字為90％。1931年，世界機器出口總量的 30％是銷往蘇聯，193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50％。在蘇聯的進口總額中，1929年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了30.1％， 1932年則高達55.7％。1929～1932年，蘇聯進口機器設備的資金總計60.1億盧布。
第三，重視“智力進口”。
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技術人員，他們被招聘到蘇聯工作。1932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達1919 人，技術人員10655人，分別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時，蘇聯也通過“技術援助協定”等渠道，派遣人員出國學習。1929～1933年，僅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派往國外學習的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就達2000人。
第四，吸引國外貸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國都不願貸款給蘇聯，即使貸款也附有苛刻的條件。但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使得蘇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處於有利地位。1929～1931年，蘇聯先後從德國、奧地利、英國、意大利、美國、芬蘭、日本、挪威、瑞典、丹麥、比利時、法國等十幾個國家的私人銀行獲得貸款，到1933年底，蘇聯獲得的貸款總計已達14億盧布。
第五，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提出合作共贏的建議。
1933年6月，蘇聯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上，提出一項發展對外貿易，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計劃，建議西方國家向蘇聯提供長期貸款，以保證蘇聯正常出口，蘇聯則準備在短期內向國外提供總值約為10億美元的訂單，並可能在近期內購買1億美元的有色金屬，2億美元的黑色金屬，約1億美元的紡織品、皮革原料和橡膠，約4億美元的設備和5000萬美元的消費品。這些建議，既有利於蘇聯經濟發展，也有利於西方國家緩解危機，應該說展現了在國際舞台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2.錯誤政策導致烏克蘭大饑荒
大蕭條時期，蘇聯的一些經濟政策也有爭議：
第一，加強對外匯和關稅的管理，構建經濟安全的“防火牆”。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一度允許有限的私人外匯業務，1930年則實行了對外貿、外匯、關稅在國家壟斷下進行嚴格管製的製度，完全取締外匯和有價證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動。這一臨時性措施在當時有利於防止金融危機向蘇聯本土擴散，但在國際經濟危機結束後，特別是在二戰後沒有放寬，反而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應有的重要特征。這些穩定經濟秩序的積極措施，最終轉變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第二，逐步取消租讓製度，贖買外資企業。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曾鼓勵外資以租讓企業的形式在蘇聯存在。1930年，蘇聯頒布了廢除租讓製的法令。在大蕭條期間，蘇聯利用外資的方式，逐漸由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為主，變為向國外借貸和有償技術引進為主。但借外債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償還壓力；有償技術引進的效果，往往不如開辦合資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直接學習。蘇聯日益孤立於發達國家擴大相互投資的潮流之外，長遠來看阻礙了經濟發展。
第三，初級產品價格暴跌，卻擴大出口。
斯大林當時判斷，下一次世界大戰正在醞釀。因此，他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必須努力在10～15年內基本完成工業化，為此不惜忍受暫時的艱苦生活。蘇聯為了加速工業化，不得不依靠農產品和原料出口來換取外匯，以支付機器設備等進口費用。當時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和原料價格都暴跌，蘇聯卻擴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經濟損失。特別可怕的是，蘇聯擴大農產品出口時，國內農產品大幅減產。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需要供養的城鎮人口卻大量增長。
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糧食、肉、奶的供應都嚴重短缺，不得不開始憑證供應。這樣，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區有所下降，烏克蘭甚至出現大饑荒。烏克蘭在20世紀90年代獨立後，議會通過了“以反人類罪譴責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政府在烏克蘭政策”的法案。
3.蘇聯是大蕭條時期的大贏家
蘇聯人民的艱苦努力和蘇聯領導人基本正確的對外經濟政策，使得蘇聯成為大蕭條時期的大贏家。
到1932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一驚人的激增不僅是因為蘇聯生產率的提高，也是因為大蕭條造成的西方各國生產率的下降。1933年與1928年相比，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44 ％，德國下降45％，法國下降25％，英國下降20％。從當時標誌國家工業實力的重要指標——鋼鐵產量來看，蘇聯的生鐵產量從1928年的330萬噸增加到1932年的620萬噸，鋼產量從430萬噸增加到590萬噸，軋鋼生產從340 萬噸增加到440萬噸。機器製造業的水平也達到世界第二位。
與蘇聯經濟的高歌猛進相對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製度的影響力也隨之上升。
在西方經濟崩潰的同時，蘇聯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社會主義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夢，而被認為是發展中的事業。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林肯·斯蒂芬從蘇聯回國後發表聲明：“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在西方大量失業的情況下，蘇聯在1930年消滅了失業者。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在認真思考並坦率討論著西方的社會製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1933年，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威廉·福斯特參加總統競選，獲得了美共有史以來的最高選票。當時，美國失業工人甚至到蘇聯駐美使館排隊領取簽證。德國共產黨主席台爾曼在1932年的德國總統選舉中排名第三。
當時的法國《時報》寫道：“共產主義正在用極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業……布爾什維克在和我們的比賽中成為勝利者。”
1933年，美蘇複交的談判在華盛頓舉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先後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和代理國防部長摩根索會談，雙方表示遵守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互相保證不支持旨在反對對方政治製度的一切活動。1933年11 月16日，美蘇宣布恢複邦交。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推動了其他國家與蘇聯關係的改善。1934年，蘇聯加入國際聯盟，並成為國際聯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國。
4.蘇聯總結出錯誤的“經驗”
斯大林執政前期的蘇聯，本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但蘇聯後來卻很少提及對外經濟關係對“一五”計劃的重要作用。1960年蘇聯社會經濟出版社出版的《蘇聯國民經濟史講義》，就突出表現出這種傾向。該書總結說：“蘇聯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資本主義國家竭力阻礙和破壞我國的工業化……社會主義工業化積累資金的惟一方法是依靠內部源泉的資金積累。”於是，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對外貿易又恢複到較小的規模。
蘇聯在大蕭條中的經濟政策，對今天的中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不過，也要注意到，目前發生的隻是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引起全麵的世界經濟危機，特別是沒有引發全球性的物價暴跌。像蘇聯當年那樣大買技術、機器設備的條件尚不具備。不過，蘇聯的一些經驗教訓還是很有啟發價值的。
蘇聯能基本避免大蕭條的衝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實行了前無古人的五年計劃。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並非簡單的轉軌，而是製度創新。筆者認為，建立適合本國在一定時期內具體情況的體製，而不迷信某種在別國曾經成功的製度，是戰勝危機的關鍵。
另外，大蕭條中，迷信自由市場的西方國家損失慘重。蘇聯當時處於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公有製經濟與民營經濟相結合的階段，卻獲得成功。然而，蘇聯後來卻錯誤地總結“經驗”，走上單一的計劃經濟道路。而西方國家則加強了國家管製，逐步在經濟發展上超過蘇聯。
來源: 青年參考
1.西方鬧危機，蘇聯獲良機
1921年，俄國終於結束了長達7年的一戰和內戰。到1926年，在“新經濟政策”推行5年之後，工農業產量已經達到1914年一戰以前的水平。1928年，蘇聯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席卷西方各國的時候，蘇聯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經濟危機，恰恰成了蘇聯大國崛起的良機。
當時的蘇聯采取了下麵的對外經濟政策：
第一，引進技術。
1929年，蘇聯同西方專家簽訂的技術援助協定已達70多個項目，涉及冶金、工業機械、金屬加工、燃料動力、石油化工、交通運輸、農業機械、農業灌溉工程、汽車、輪船和飛機製造等多個重要經濟部門。截至1931年，蘇聯接受技術援助的項目增加到124個，總值為8300萬盧布(當時，1盧布約合0.5美元)。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的一大批現代化骨幹企業，尤其是在鋼鐵、機械、燃料動力、化工、汽車、拖拉機、飛機、造船等新的工業部門，許多是利用西方先進設備技術，甚至是在外國專家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據美國人薩頓《西方技術與蘇聯經濟的發展(1930～1945年)》一書介紹，斯大林曾說，“在蘇聯，約有2／3的大型企業是在美國的幫助或技術援助下建成的……其餘的，也大多是在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技術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進口機器。
這個時期，蘇聯成為世界市場上機器的最大買主。1931年，美國出口的機器設備中，有50％是賣給蘇聯。1929 ～1930年，英國機器出口總量的70％是銷往蘇聯，到1932年這個數字為90％。1931年，世界機器出口總量的 30％是銷往蘇聯，193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50％。在蘇聯的進口總額中，1929年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了30.1％， 1932年則高達55.7％。1929～1932年，蘇聯進口機器設備的資金總計60.1億盧布。
第三，重視“智力進口”。
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技術人員，他們被招聘到蘇聯工作。1932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達1919 人，技術人員10655人，分別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時，蘇聯也通過“技術援助協定”等渠道，派遣人員出國學習。1929～1933年，僅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派往國外學習的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就達2000人。
第四，吸引國外貸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國都不願貸款給蘇聯，即使貸款也附有苛刻的條件。但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使得蘇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處於有利地位。1929～1931年，蘇聯先後從德國、奧地利、英國、意大利、美國、芬蘭、日本、挪威、瑞典、丹麥、比利時、法國等十幾個國家的私人銀行獲得貸款，到1933年底，蘇聯獲得的貸款總計已達14億盧布。
第五，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提出合作共贏的建議。
1933年6月，蘇聯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上，提出一項發展對外貿易，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計劃，建議西方國家向蘇聯提供長期貸款，以保證蘇聯正常出口，蘇聯則準備在短期內向國外提供總值約為10億美元的訂單，並可能在近期內購買1億美元的有色金屬，2億美元的黑色金屬，約1億美元的紡織品、皮革原料和橡膠，約4億美元的設備和5000萬美元的消費品。這些建議，既有利於蘇聯經濟發展，也有利於西方國家緩解危機，應該說展現了在國際舞台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2.錯誤政策導致烏克蘭大饑荒
大蕭條時期，蘇聯的一些經濟政策也有爭議：
第一，加強對外匯和關稅的管理，構建經濟安全的“防火牆”。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一度允許有限的私人外匯業務，1930年則實行了對外貿、外匯、關稅在國家壟斷下進行嚴格管製的製度，完全取締外匯和有價證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動。這一臨時性措施在當時有利於防止金融危機向蘇聯本土擴散，但在國際經濟危機結束後，特別是在二戰後沒有放寬，反而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應有的重要特征。這些穩定經濟秩序的積極措施，最終轉變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第二，逐步取消租讓製度，贖買外資企業。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曾鼓勵外資以租讓企業的形式在蘇聯存在。1930年，蘇聯頒布了廢除租讓製的法令。在大蕭條期間，蘇聯利用外資的方式，逐漸由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為主，變為向國外借貸和有償技術引進為主。但借外債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償還壓力；有償技術引進的效果，往往不如開辦合資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直接學習。蘇聯日益孤立於發達國家擴大相互投資的潮流之外，長遠來看阻礙了經濟發展。
第三，初級產品價格暴跌，卻擴大出口。
斯大林當時判斷，下一次世界大戰正在醞釀。因此，他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必須努力在10～15年內基本完成工業化，為此不惜忍受暫時的艱苦生活。蘇聯為了加速工業化，不得不依靠農產品和原料出口來換取外匯，以支付機器設備等進口費用。當時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和原料價格都暴跌，蘇聯卻擴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經濟損失。特別可怕的是，蘇聯擴大農產品出口時，國內農產品大幅減產。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需要供養的城鎮人口卻大量增長。
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糧食、肉、奶的供應都嚴重短缺，不得不開始憑證供應。這樣，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區有所下降，烏克蘭甚至出現大饑荒。烏克蘭在20世紀90年代獨立後，議會通過了“以反人類罪譴責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政府在烏克蘭政策”的法案。
3.蘇聯是大蕭條時期的大贏家
蘇聯人民的艱苦努力和蘇聯領導人基本正確的對外經濟政策，使得蘇聯成為大蕭條時期的大贏家。
到1932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一驚人的激增不僅是因為蘇聯生產率的提高，也是因為大蕭條造成的西方各國生產率的下降。1933年與1928年相比，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44 ％，德國下降45％，法國下降25％，英國下降20％。從當時標誌國家工業實力的重要指標——鋼鐵產量來看，蘇聯的生鐵產量從1928年的330萬噸增加到1932年的620萬噸，鋼產量從430萬噸增加到590萬噸，軋鋼生產從340 萬噸增加到440萬噸。機器製造業的水平也達到世界第二位。
與蘇聯經濟的高歌猛進相對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製度的影響力也隨之上升。
在西方經濟崩潰的同時，蘇聯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社會主義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夢，而被認為是發展中的事業。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林肯·斯蒂芬從蘇聯回國後發表聲明：“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在西方大量失業的情況下，蘇聯在1930年消滅了失業者。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在認真思考並坦率討論著西方的社會製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1933年，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威廉·福斯特參加總統競選，獲得了美共有史以來的最高選票。當時，美國失業工人甚至到蘇聯駐美使館排隊領取簽證。德國共產黨主席台爾曼在1932年的德國總統選舉中排名第三。
當時的法國《時報》寫道：“共產主義正在用極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業……布爾什維克在和我們的比賽中成為勝利者。”
1933年，美蘇複交的談判在華盛頓舉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先後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和代理國防部長摩根索會談，雙方表示遵守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互相保證不支持旨在反對對方政治製度的一切活動。1933年11 月16日，美蘇宣布恢複邦交。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推動了其他國家與蘇聯關係的改善。1934年，蘇聯加入國際聯盟，並成為國際聯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國。
4.蘇聯總結出錯誤的“經驗”
斯大林執政前期的蘇聯，本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但蘇聯後來卻很少提及對外經濟關係對“一五”計劃的重要作用。1960年蘇聯社會經濟出版社出版的《蘇聯國民經濟史講義》，就突出表現出這種傾向。該書總結說：“蘇聯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資本主義國家竭力阻礙和破壞我國的工業化……社會主義工業化積累資金的惟一方法是依靠內部源泉的資金積累。”於是，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對外貿易又恢複到較小的規模。
蘇聯在大蕭條中的經濟政策，對今天的中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不過，也要注意到，目前發生的隻是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引起全麵的世界經濟危機，特別是沒有引發全球性的物價暴跌。像蘇聯當年那樣大買技術、機器設備的條件尚不具備。不過，蘇聯的一些經驗教訓還是很有啟發價值的。
蘇聯能基本避免大蕭條的衝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實行了前無古人的五年計劃。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並非簡單的轉軌，而是製度創新。筆者認為，建立適合本國在一定時期內具體情況的體製，而不迷信某種在別國曾經成功的製度，是戰勝危機的關鍵。
另外，大蕭條中，迷信自由市場的西方國家損失慘重。蘇聯當時處於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公有製經濟與民營經濟相結合的階段，卻獲得成功。然而，蘇聯後來卻錯誤地總結“經驗”，走上單一的計劃經濟道路。而西方國家則加強了國家管製，逐步在經濟發展上超過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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