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鼓”與西藏喇嘛教

“阿姐鼓”與西藏喇嘛教


“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隻有聖潔女人的人皮才可以製作鼓皮……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並不可怕，它如同誕生，是回歸。是輪回，生與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邊傳來陣陣……可怕的人皮鼓，鼓聲雖美，蹦出的不是音符，而是人的呼喊……

《阿姐鼓》講述了一個孤獨的小姑娘失去了相依相伴的啞巴阿姐的故事。她不明白阿姐為什麽離家，一直不明白到阿姐那麽大，有一天她突然明白了，明白了也許是夢想中的幸福帶走了她的阿姐，也許還將帶走已長大成人的她。“阿姐鼓”並不浪漫，甚至有點血淋淋的味道。“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隻有聖潔女人的人皮才可以製作鼓皮。

“嗡嘛呢叭咪哞”這六個字是藏傳佛教中的六字箴言，包含了萬物。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並不可怕，它如同誕生，是回歸。是輪回，生與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邊傳來陣陣鼓聲，那是阿姐在對我說話……”歌聲和鼓聲在平靜與激情的對比中，表達出麵對高原嚴酷生存環境的一切順乎自然平和的心態。

《阿姐鼓》歌詞
我的阿姐從小不會說話
在我記事的那年離開了家
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樣大
我突然間懂得了她
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瑪尼堆前坐著一位老人
反反覆覆念著一句話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我的阿姐從小不會說話
在我記事的那年離開了家
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樣大.

我突然間懂得了她
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天邊傳來陣陣鼓聲
那是阿姐對我說話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忿怒尊或持明尊所持之法器。以兩個天靈蓋相背接合，兩麵再蒙以人皮，塗作綠色。修法中，於頌讚時，配合金剛鈴杵使用。在舊西藏，達賴喇嘛的私人經堂每年不定期地舉行念“咒經”，臭名昭著的監獄朗孜廈便隨時提供“祭品”。這使得一些農奴的頭蓋骨、腿骨、整張的人皮、完整的童屍成為宗教活動場所的祭品或經加工做成男童皮小鼓、處女大腿骨號等作為祭祀用的法器。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製社會，其黑暗、殘酷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製度有過之而無不及。西藏的農奴主主要是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他們不到西藏人口的5%，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據十七世紀清朝初年統計，當時西藏實有耕地300多萬克(15克相當於一公頃)，其中官家占30。9%，貴族占29。6%，寺廟和上層僧侶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襲貴族197家，大貴族25家，其中最大的貴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幾十個莊園，幾萬克土地。農奴超過舊
西藏人口的90%，藏語叫“差巴”(即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他們不占有土地，沒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領主的莊園中為生。此外還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們是世代家奴，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也沒有絲毫人身自由。

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據史料記載，1943年，大貴族車門•羅布旺傑把100名農奴賣給了止貢地區噶珠康薩的一名僧官，每個農奴的價錢是60兩藏銀(約合四塊銀元)；他還把400農奴送給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銀(約合一萬銀元)的債。農奴主掌握著農奴生、死、婚、嫁大權。不是同一農奴主的男女農奴結婚要繳納“贖身費”，有的是采取男換男，女換女的交換，有的是婚嫁後，夫妻雙方的領屬關係不變，將來生男孩歸夫方領主，生女孩歸妻方領主。農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記入冊，注定了終身為農奴的命運。

4 O% 農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貸對農奴進行殘酷的剝削。舊西藏的差稅製度十分殘酷，有載入注冊籍的永久性差稅，還有臨時加派的差稅。據不完全統計，僅噶廈(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稅種類就達200多種。農奴為噶廈和莊園主支的差，占農奴戶勞動量的50%以上，高者可達70%至80%。據民主改革前調查，屬於十四世達賴的攝政大紮的達隆絳莊園共有土地1445克，全勞力和半勞力農奴計81個，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勞動量為67。3人全年服勞役，即83%的農奴全年無償地為農奴主支差服役。

農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勞動，卻連溫飽也得不到保障，經常要靠借高利貸勉強糊口。高利貸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廟借錢利率為30%，借糧為20%或25%；向貴族借錢利率為20%，借糧為20%或25%。

噶廈設有幾個放債機構，曆代達賴喇嘛也有兩個專管放債的機構。據1950年; 達賴的兩個放債機構有關帳簿的不完全記載，共放高利貸藏銀303。85萬兩。

高利貸利滾利，造成永遠還不完的“子孫債”和以借貸人和擔保人全部破產而告終的“連保債”。墨竹工卡縣有一名叫次仁貢布的農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一克合14公斤)糧食，祖父、父親和他三代人還利息達77年，總共付利息糧3000多克，可領主說他仍欠糧10萬克。東嘎宗有個叫丹增的農奴，1941年借了農奴主一克青稞，到1951年，農奴主要他還600克，他隻好逃亡，妻子被逼死，七歲的兒子被抓去抵債。

西藏地方統治者製定了一係列法律以維護農奴主的利益。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規定：“勿與賢哲貴胄相爭”，“下打上者、小官與大官爭執者犯重罪，均應拘捕”，“不受主人約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長者逮捕之”，“向王宮喊冤，不合體統，應逮捕鞭擊之”等等。不同等級的人觸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標準和處置方法大不相同。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價為屍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草繩一根。傷人.賠償律中規定：仆人使主人受傷的，應斫掉仆人的手或腳；主人打傷仆人，延醫治療即可，不給賠償費。農奴主運用成文法或習慣法，設立監獄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監獄，大寺廟也設法庭、監獄，領主還可在自己的莊園私設監獄。刑罰極為野蠻殘酷，如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廟之一甘贓寺就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的殘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的“西藏社會曆史資料展”中，有當年被農奴主砍下的農奴肢體等許多實物和照片。
　　
:在漫長的封建農奴製社會裏，西藏廣大農、牧奴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動輒遭到迫害。農奴中流傳著這樣的話：“能帶走的隻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隻有自己的腳印。”可以說，舊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麵對封建農奴製度的殘酷統治，西藏勞動人民從未停止過反抗鬥爭。他們采用請願、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裝鬥爭等形式爭取自己的人身權利。但是，他們
的要求遭到三大領主的殘酷鎮壓。舊西藏法律規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處死，而且家產沒收，妻子為奴。五世達賴曾經發過一道諭令：“拉日孜巴的百姓聽我的命令……如果你們再企圖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權拉日孜巴對你們施行砍手、砍腳、挖眼、打、殺”。這道諭令多次被後來的當權者重申。

要認識過去的西藏社會，就必須了解西藏的封建農奴製，對於我們這輩人來說，要認識西藏政教合一政權下的農奴製，唯一的途徑就是書籍了。當然，我在七十年代中葉至八十年代中葉在西藏當教師時，也曾有機會去過江孜的一處大莊園帕拉莊園。但是從一座空空如也的莊園裏很難得到切身的感受，因為，現在的許多農民的住家已超過那座莊園的規模了。可是一些為數不多的書籍，那些親曆者栩栩如生的描寫，讓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會忘記。在這裏，我們摘錄一些他們的話。因為這會比我的敘述更令人信服。法國藏學家亞曆山大•達維•尼爾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麵對新生的中國》中說，舊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他們身上還有著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這樣一來，所有農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貸的盤剝。他們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強如宗本、某位領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總管借錢、借糧、借牲畜，這都要償付很高的利息，償還的至少要比實際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錢，每個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難道用來年的收成就可以還清高利貸者的債嗎？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還不起債，還得請求債主們讓他們繼續借下去，或者續借未還清的那一部分。由於拖延償還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寬限，僅有的糧食以及保存下來的其它食物，幾乎從來也不夠全家吃到來年收獲時節。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他們隻好再借，借口糧，借種籽……。如此下去，年複一年，永無完結，直到臨死的時候也不能從債務中解脫出來。而這些債務就落到了他兒子的身上，可憐的兒子從剛一開始種田生涯起，就受到這些祖傳的債務的壓榨，而這些債的起源早已是遙遠的過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這從什麽時候說起。

除了直接的債務外，藏民們還有捐稅方麵的負擔。

我旅行時身上穿的是藏袍，開口講的是藏語……因此他們很直率地同我說話，毫無隱瞞地向我訴說著他們的痛苦與窮困，以及壓在他們身上的苛捐雜稅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還常常迫使他們在農忙時節離開田野，這些無償的義務，實際與一切壓在藏族人頭上的其他重負並無區別。到處都在為官府施工，修築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門。所有這些繁重的勞役都壓在可憐的村民身上，他們既無工資，也得不到飯食。而除了官府強製分派的工作外，農民們還得無償地為那些手持差票的過往客人運送行李和貨物，還必須為他們及其隨從提供牲畜，飼料和食糧。……像所有他們的同類人一樣，這些農民都是可憐的農奴，他們沒有權利也根本不可能離開家鄉，去尋找另外的土地和不過分苛刻的頭人。他們中間有幾個人也曾經逃到鄰近的地區去，但最後還是被頭人從新家搶出來，帶回村子，吃了一頓棍棒被判罰巨額罰金。由於非常懼怕頭人對其親屬施行的懲罰，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為一人逃走，所有親屬就得遭殃。頭人會譴責他們沒有阻攔出逃者，那麽，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親等人就會被頭人抽打一頓，然後再替他償付罰金。

西藏的民歌這樣唱：“山上有沒有主的野獸，山下沒有沒有主的人。”為什麽農牧奴不能離開土地？現代人類學家梅爾文•Ｃ•戈爾茨坦、辛西婭•Ｍ•比爾通過實地研究，在他們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國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製度通過把勞動力配置在這些領地上使領主大獲其便”。

“拉格雅帕•伊荷強的牧民家庭擁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願進行管理和處置。但是他們不能隨便離開這片土地，或帶著牲畜到另一個領地去，即使那裏歡迎他們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強實行的這種封建式‘領地’製度在西藏的農業區也並行不悖，它確保了宗教界和貴族上層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擁有一定的勞動力來開發他們所控製的土地。從本質上說，所有的土地都屬於拉薩的西藏政府，但是幾百年來，都劃歸貴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廟所有，以此作為其修繕費和維持生計的來源。由於光有土地，沒有勞動力來耕作或放牧，不管是農業耕地還是牧區草地，都不能成為生活資料，因此西藏的製度通過把勞動力配屬在這些領地上使領主大獲其便。從本質上看，給予領主的領地與中世紀歐洲、沙俄
和封建日本時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大衛•麥克唐納在他的《西藏寫真》裏寫道，“西藏最嚴重的刑罰為死刑，而喇嘛複造靈魂不能轉生之臆說，於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體開顱之慘狀。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將犯人縫於皮袋之內，而擲於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麵之上，約５分鍾開始下降，後視其猶有生息，則再擲沉之，迨其已死，於是將其屍體，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軀體投之河中，隨流而去……。斷肢刑，用於冒犯及抗拒之確有證據者，而小賊在曠野搶劫，亦用此刑。斷肢刑係將其手與足切斷，四肢當切斷時，務須縛緊，以免血跡之溢流……斷肢之外，又有一種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鐵，置於眼內，或用滾油，或開水，倒於眼內，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視力，然後將其眼球用鐵鉤攫出……囚犯一人監獄，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種種摧殘，而損失喪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於潮濕、黑暗、汙穢及有害於衛生之土牢中，永遠不見天日。西藏官府，對於罪犯，每日隻發些微之口糧不足維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間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製一種絞鏈，以鎖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開釋之，以複其自由。有時亦用枷刑，配以鐵鎖。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實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兩手分開，麵孔貼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攜皮鞭或柳條，以笞撻其大腿之兩臀……

《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裏寫道，西藏的刑法是嚴厲的。除了罰款和監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審判過程中，受到鞭打的不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還有被告甚至見證人。對嚴重違法者，既使用頸枷也使用手銬。頸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塊沉重的方木塊。對殺人犯和慣偷慣盜，則使用鐵製腳鐐。對很嚴重的罪，諸如謀殺、暴力搶劫、慣偷或嚴重的偽造罪等，則要剁手（齊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於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謀殺罪的人被裝進皮口袋，縫起來，給扔進河裏。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個地區的首腦，即宗本，還有莊園主（當案件隻涉及他們的佃戶時）。另有四名地方長官負責處理聖城及其近郊的案件。這些地區行政長官中，有一名可以隨意鞭打被告人，高興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興幾時打就幾時打，隻要不將其打死就成。當被盜財產尚未找回之時，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幾次，以誘使他說出被盜財產藏在什麽地方。宗本所科罰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將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餘大部分歸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聖地西藏》裏說，“偷竊所受到的懲處最為殘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樣，犯這種罪的人多為居民中的窮人。在拉薩，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貪圖別人的財產而受到了懲罰的人，他們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從事乞討的盲人。其次，西藏還習慣於讓罪犯終生脖套圓形小木枷，腳戴鐐銬，流放到邊遠地區和送給貴族或各宗長官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薩真麵目》說，西藏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控製著封建領主的是僧侶。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沒有僧侶也無能為力。這個地區實行的是封建製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這些窮人和那些小佃農毫無怨言地為他們的精神上的主人幹活，對這些人他們懷有盲目的崇拜。雖然他們要將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強的那部分交給寺院，但他們並沒有不滿情緒。必須記住的是，每家每戶至少要送一人去當喇嘛。

這些內容，顯而易見都是當時筆者親眼所見，從這些為數不多的實錄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封建農奴製的黑暗和殘酷。假如真如現在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所說, 過去的製度中的社會是一種最好的理想社會，那麽看了以上幾段文字後，人們該知道舊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廣大農奴的，這種農奴製度又是如何“以佛教為基礎，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