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工場猶井噴

　　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趙恒所著《勵學篇》，以勸勉士人勤學求取功名富貴為核心內涵在日本得到廣泛縱深的推演。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向窗前讀。而今的日本是：“男兒欲遂平生誌，科研實驗殷情做”。“諾場”自有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也。“諾場”：諾貝爾獎“工廠”。
　　經濟丗年往下行，諾獎工廠猶井噴的日本
　　2025年日本連獲兩項諾獎：北川進用“納米海綿”MOF將空氣變資源，阪口誌文發現調節性T細胞攻克免疫難題。這背後是日本疾風知勁草般的科研精神——在三十年經濟低迷中，他們仍堅持“一件一件”投資基礎科學，用A4紙大小的低調迎接世界級榮譽。
　　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指獲獎時或獲獎前持有日本國籍的諾貝爾獎得主。截至2025年，共有30人獲獎 （含3名美籍日裔），係歐美外獲獎人數最多的國家。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名古屋大學是誕生獲獎者最多的日本高校，七所舊帝國大學畢業生占亞洲超半數獲獎者。根據日本《所得稅法》第9條13號規定，諾貝爾獎金享受免稅待遇。
　　三十多年經濟衰退，但“諾獎工廠”不停工，“諾獎井噴”仍不斷持續。日本在諾貝爾獎（自然科學領域）的突出表現，主要得益於長期穩定的科研投入、基礎研究重視度、高等教育體係及科研管理機製等多方麵因素。
　　長期穩定的科研投入
　　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起實施“科技立國”戰略，將科研經費占GDP的比例保持在3%以上，即便經濟不景氣時期也持續增加投入。2022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占比為6.3%，仍低於發達國家15%-25%的平均水平。
　　重視基礎研究：日本在20世紀後期調整科研方向，強化對周期長、見效慢的基礎研究支持。多數諾貝爾獎成果源於數十年前的基礎研究積累，如量子力學等領域的突破性進展。
　　嚴謹的科研管理機製：日本高校（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注重自由學術氛圍和長周期研究，評價體係不單純以論文數量為標準，允許高風險探索。例如京都大學誕生了10位諾貝爾獎得主，超過東京大學的9位。
　　專利轉化能力：日本在半導體材料、農業技術等領域通過專利實現應用轉化，例如紅富士蘋果、巨峰葡萄等品種培育技術均源自日本科研成果。
　　日本的“諾獎井噴”：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指獲獎時或獲獎前持有日本國籍的諾貝爾獎得主。截至2025年，共有30人獲獎 （含3名美籍日裔），係歐美外獲獎人數最多的國家。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名古屋大學是誕生獲獎者最多的日本高校，七所舊帝國大學畢業生占亞洲超半數獲獎者。根據日本《所得稅法》第9條13號規定，諾貝爾獎金享受免稅待遇。
　　21世紀以來，日本成為“諾獎工廠”，絕不是靠某項計劃就能催生的——而是靠一種深厚積澱，特別是係統支持下的水到渠成。一位曾在日本留學和科研十數年的一線科研人員這樣總結：在日本，一旦當上助理教授，就有完全的科研自由，幾乎不可能被解雇，如是，日本科研人員往往更專注於創新性極強的研究，即使幾十年不出成果，也沒有任何問題；日本科研人員的收入完全依賴於工齡、職稱等，和承擔科研經費的多少基本沒關係，這樣，有限的科研經費會自動分配到最需要的科研人員手裏；再有就是，在日本當科學家，不會發大財，但能讓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種確定性，吸引了大量專注於科學研究的學者們從事研究工作……
　　如果把目光再放“久”一點，從教育入手，“隔壁鄰居”有著尊重好奇心的教育土壤。多位諾獎得主的回憶“不約而同”：親近自然、自由閱讀、家庭熏陶。所以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科學崛起，需要勇攀高峰的雄心，也需要守護那份純粹好奇心，允許“慢科學”生根發芽的耐心和定力。
　　近百二十年的諾貝爾獎史中，近千名獲獎者來自歐美發達國家，而在亞洲，日本獲獎者數量穩居首位——迄今共誕生三十餘名諾獎得主：物理學十二位，化學八位，生理學或醫學六位，文學三位。
　　這樣的成績並非規劃出來的“目標成果”，而是長期積累下的自然結果。正如有學者所說，日本的諾獎並不是製度的產物，而是基礎研究自由生長的副作用。

　　日本“拿到手軟”的諾貝爾獎
　　日本的諾貝爾獎總數已經攀升至31個（含30人和1個組織），而僅僅本世紀這25年裏，就誕生了22位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得主 —— 這個數字不僅讓國際社會驚歎，也讓日本穩穩坐住了“非歐美諾獎第一國”的位置。
　　2001年日本出台的“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當時這個計劃明目張膽地提出“50年內拿下30個諾貝爾獎”，別說國際輿論覺得離譜，連日本本土的諾獎得主都不買賬 ——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野依良治就公開吐槽“簡直可笑”。
　　短短25年過去，目標就已經超額完成。但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學界看來，這波諾獎潮其實和這個計劃沒太大關係。
　　仔細看這些新世紀諾獎得主的履曆，會發現一串清晰的“時間印記”：超過三分之二出生在二戰結束前，八成以上的獲獎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世紀最後30年完成的；更關鍵的是，他們全都是在日本國內讀完本科或專科，幾乎都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進入國立大學，又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後走進頂尖國立大學的研究生院。
　　1947年，在美國推動下，日本頒布了《教育基本法》，把以前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教育換成了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教育。曾經的七所帝國大學被改造成國立大學，雖說掛著“國立”的名，卻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 —— 教授能按自己的想法搞研究、帶學生，不用被過多行政幹預，這種“學術自由”的傳統後來成了科研的沃土。
　　更珍貴的是那批“拚命三郎”式的導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立大學裏帶理工科學生的老師大多經曆過二戰，親眼見過科技競爭的殘酷，對科研有著近乎偏執的較真：選題必須新穎，數據差一點都不行。這種嚴謹到骨子裏的態度，通過師徒間的言傳身教一代代傳了下去。就像京都大學一直沿用的德國洪堡教育模式，學生跟著教授從本科讀到研究生，五六年專注一個課題，慢慢打磨，自然容易出紮實的成果。有的學者會花幾十年研究一個 “小眾領域”，就像 “甘坐冷板凳” 一樣慢慢磨，這種有點像 “工匠精神” 的堅持，反而容易出 “顛覆性發現”。
　　許多日本諾貝爾獎得主都曾提及，童年時期接觸大自然、對自然現象抱有強烈好奇心是他們科學探索的起點。日本的教育體係也沒忽略這點：不隻是教課本知識，還很重視 “生活體驗” 和 “感性培養”。
　　如今2025年的兩位新得主，不過是這場“厚積薄發”的又一個注腳。日本的諾獎故事告訴我們，科學突破從來不是急出來的，而是在合適的土壤裏，用時間慢慢“養”出來的。

　　日本和以色列囊括了亞洲幾乎所有諾貝爾獎得主。日本的絕大部分獲獎者均出身於七所舊帝國大學或學術研究懇談會（RU11）的成員高校。日本七所舊帝國大學占據了亞洲地區超半數的諾貝爾獎。雖然不同計算標準會導致重複累計或不同結果，但一般認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名古屋大學是迄今為止，日本乃至亞洲誕生最多諾獎得主的高校。
　　按獲獎者本科畢業時所在的日本大學（學士學位）來排名為（不包括2名美籍日裔諾貝爾獎獲得者）：
　　京都大學 - 8人
　　東京大學 - 8人
　　名古屋大學-3人
　　東北大學- 1人
　　北海道大學- 1人
　　東京工業大學- 1人
　　長崎大學- 1人
　　神戶大學- 1人
　　山梨大學- 1人
　　埼玉大學- 1人

　　最早被提名諾貝爾獎的日本人，是北裏柴三郎和野口英世。但1901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隻單獨頒給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而忽略一同開發血清療法、主導抗毒素研究的北裏，使得諾貝爾獎自始帶有歧視現象。
　　1926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約翰尼斯·菲比格的錯誤學說，忽略世界最初人工誘發癌症的山極勝三郎、市川厚一。因評委主張“別讓黃種人太早獲獎”。如今，在大英百科全書介紹的“諾貝爾獎癌症研究”中，隻提及山極的成就，菲比格被完全刪除。
　　1929年的化學獎忽略世界最初成功提取硫胺的鈴木梅太郎，因為鈴木論文的德文翻譯沒有標榜“世界首例”。
　　1951年至1963年間，有6人被提名物理學獎、化學獎。其後，1969年的物理學獎單獨頒給默裏·蓋爾曼，忽略共同提出蓋爾曼-西島關係的西島和彥。1996年的化學獎忽略世界最初預言C60分子存在的大澤映二，因為大澤論文沒有翻譯，評委不懂日文。因1998年發現中微子振蕩被視為“必將獲獎”的戶塚洋二，終生沒有獲獎。2015年，梶田隆章和亞瑟·麥克唐納，因發現中微子振蕩，證明中微子有質量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時至21世紀，諾貝爾獎仍多次遺漏日本人。由於日本科學實力被長期低估，造成許多日本人未被提名或失之交臂。
　　首次獲獎的日本人，出現於1949年。湯川秀樹的獲獎，鼓舞了戰敗後的日本國民的自信心。僅有大學畢業的民間企業技術員田中耕一在2002年的獲獎，引起了世界性的話題。
日本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提出，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在不久前結束的百年諾貝爾慶典後，日本政府重申了這一目標，並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內設立了“研究聯絡中心”。這一舉動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響，毀譽參半，褒貶不一。
　　獲得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日本科學家野依良治評論說，日本政府“沒有頭腦”，純屬“狂妄之言”。不過，也有專家認為如此評論有點失之偏頗。如果與英國對比，諾貝爾獎問世百年中，英國已有89人獲獎，50年中也遠多於30人。日本的經濟和科研實力已居世界前列，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似乎不是大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