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武”卻好“武”,獨“台”是怪“胎”

      怕“武”卻好“武”
      獨“台”是怪“胎”
      台灣島民還是怕“武統”的，一旦“統一”了，那些各國買辦代理人就失去了市場和賴以生存的“飯碗”之“業務”。所以麵對大陸的懷柔政策認為是可欺。尤其是“逢中必反”者寧做獨立的“雞頭”也不做大陸的“牛後”。一些奸商更是唯恐中美、中日之間不鬧騰無事鬧。
      就象當年日本的豐臣秀吉垂涎三尺於大明欲借吞並朝鮮然後動食指於中國大陸的狂妄野心之下，自然有其日本走狗的小西行長與華人呼悠家沈惟敬從中漁利。代表豐臣秀吉的小西行長與代表朱翊鈞的沈惟敬各自上演了一場世紀忽悠的大遊戲，各自撒下的彌天大謊成為數百年來曆史上笑不出來的笑料。
      曆史上的“文祿之役”的朝鮮出兵，和後來二戰的“太平洋戰爭”都是日本國家的領導人誤判世界形勢而最終遭到了滅頂之災。當然更有小西行長和沈惟敬之流的和後來日本東條英機與汪精衛之流的“互動”。
    當今中國一旦“武統”，台獨分子就如甕中之鱉。所以台獨分子對於任何侵略者都可接受，就是不願看到大陸人更好一點。
    就連美國拜登上台後，媒體再不敢稱“新冠肺炎”為“武漢肺炎”和“中國病毒”了，而台灣媒體大佬們絕不改囗，他們口中沒有“新冠”和“COVID-19”，隻有“武肺”這個單詞。
   隻要是聯合國組織內的國家，如果再使用地方歧視性的語言稱感染症都會被譴責。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雖然對外稱為“國”，螞蟻緣槐也可誇“大國”呢，誰也擋不住自我標榜為“國”。沒有聯合國憲章的製約，誰譴責它，都如向青蛙臉上撒尿（日本成語，無動於衷，不起作用之意）。
    WHO（世衛組織）調查報告已經否定武漢源頭說了，但很多國家和地區仍不照實報導，這也不是他們罔顧事實，而是沒有觸及其則身的利益。對中國的汙名化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痛癢之事，盡可“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了。
    台灣寶島的居民希望看熱鬧，希望大陸的“瓦上霜”更來點“漫天風雪”、“雪上加霜”才能滿足那些願人窮不願人富的窮寇們的心理呢……（略）

   

回顧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逐步邁入資本主義世界，“民主化”的壓力亦如影隨形，“共產黨終將垮台”的暗喻隨著時間遞進而日漸鮮明。1991年的蘇聯解體，更讓中共遭到了靈魂拷問：紅旗注定被曆史淘汰，不少官員更趁此危機放飛自我、大貪特貪，上演一波“末日前夕的瘋狂”。於是在內部信仰淪喪、民間“思變”的氛圍下，“愛國”與“愛黨”在中國長期剝離、甚至漸有對立之態，黨的話語體係進不了主流文化市場，革命曆史亦成了冰冷的汗牛充棟。在此境況下，中共唯有力行自我改革，方能在“亡黨”懸崖前力挽狂瀾。而所謂改革，不僅是反腐打貪、整肅黨紀，更包含內外信仰的重塑，意即通過傳媒的革新、話語體係的改良，搭配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進程，再喚黨員與人民對中共的信念。如此工程進行至今，已借《山海情》、《覺醒年代》等獻禮劇在年輕人中的大量出圈，吹響了勝利號角。百年黨慶的高唱正紅，亦象征中共走出崩解低穀的再次複興。然而當中國社會愈發能接受“中共故事”時，台灣的心牆正日漸高聳。自民進黨崛起、國民黨以理想獻祭選票後，台灣看似仍有多元民意主體，實則皆往“獨化”終點邁進，隻是藍綠速度有別。在此語境下，中國若非敵國、就是他國；中共則尷尬成為多數藍綠精英的共同敵人。當《覺醒年代》吸引中國大陸青年關注時，多數台灣青年已奉李登輝為“隱形國父”，即便李登輝希冀的日本皇民台灣，或與支持者的想象有所不同、甚至相去甚遠，依舊無阻青年對其的無限吹捧與追緬。 要而論之，陳永峰的論調之所以能有廣大市場，原因並非台灣社會關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八字，恰恰相反，習近平所言其實無關緊要，多數台灣人隻想借此體驗“國父李登輝”壓過“敵國領導習近平”的快感，用無聊的口舌之爭吃中共豆腐，讓難成對手的兩人強製交鋒，盡管其對李登輝所言或也一知半解，但為滿足挑釁中共的需求，其不惜對一個作古政客強製挖墳。然而陳永峰所言同時暴露台海另一現實格局，那便是台灣民意的自我劫持。 綜觀其評論，陳永峰對習近平的“抄襲”指控僅是前菜，而真正的主廚特餐，乃是對其李登輝的狂熱褒舉。陳永峰表示，“我是不是我的我”為台灣曆史打通了重重關卡。對李登輝而言，“台獨”無須言明，“中華民國”雖不能與“台獨”共存，卻可以通過種種操作，讓“中華民國”成為“不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兩岸衝突，更走向務實“台獨”。陳永峰接著加碼，認為李登輝若還在世，民進黨與蔡英文的“九二共識”危機或許都能迎刃而解，因為對李登輝而言，“九二共識”同樣可以在承認後，通過種種操作，成為“不是九二共識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也可以是“不是一個中國的一個中國”。陳永峰指出，李登輝自我超越、柔軟、注重實證，是完全的務實派，知道如何替台灣尋求最大利益，用不同的麵對付不同的對象，每一麵都是李登輝，也都不是李登輝。

若撇除對李登輝的操守論斷，陳永峰講出了台灣何以“實獨”多年的“大白話”，那便是放棄對隻字片語的堅持，用各式話術瞞天過海、應付對岸，看似披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中華民國”的皮囊，實則主動邀請台獨菌絲前來寄生，上一秒還能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國統會”，下一秒就侃侃而談“台灣人的悲情”。如此技法，啟蒙了台灣多數藍綠政客，隻要對岸尚未出手，其便能用敷衍話語一拖再拖，能獨一天是一天。然而李登輝雖有“務實”一麵，亦有陳永峰等看不到的自毀危機，關鍵還在台灣的選舉製度上。自李登輝炒作“台灣人的悲情”、促成民進黨崛起後，台獨民粹的潘多拉之盒由此開啟。早年的台灣民意或以反共為主流，卻少有反中立足之處，但伴隨台灣青年逐漸進入“覺醒年代”，政治人物的瞞天過海空間受到箝製，並開始出現反嗜危機。過去的台灣政壇，或許還有獨與不獨的模糊空間，如今在台獨民粹高漲下，政壇方唐鏡們被迫玩火，在獨與更獨的光譜上反複橫跳。長此以往，既催發中國民間高漲的武統喧囂，亦挫傷了鴿派的論述空間。
      李登輝或許擅長玩轉“我是不是我的我”，但照見如今兩岸民意的針鋒相對，一方是重掌民意大旗的百年大黨，經濟蓬勃發展、風光無限；一方是基建落後、缺水缺電，隻剩意識形態卻還自掘墳墓的貧瘠之島，兩方一旦對撞，台灣注定會成為“不是台灣的台灣”。或許這才是李登輝“思想”最大的世紀魔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預言”，李登輝在政治上強調台灣脫離中國的作為，“不會改變最終統一的結果，這樣做隻能使台灣在重新統一的實際發生時更加痛苦”。若是台灣想化解身份政治帶來的矛盾與痛苦，重新認識中國大陸的“新青年”，並且給出調整適應世界秩序變化的應對方案，或許是中共百年帶給台灣不一樣的反思與挑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