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2日 - 鄉土作家劉紹棠

　　1997年3月12日，鄉土文學作家劉紹棠在北京病逝，終年61歲。

從13歲開始寫作

        劉紹棠1936年2月29日出生在大運河岸邊的儒林村一個普通農家。1948年參加革命,194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3年5月參加中國共產黨。他從13歲就開始從事寫作，並發表作品，立誌要成為人民的作家。

        他走上鄉土文學之路，是受到老作家孫犁和肖洛霍夫的影響。他那時就想過一輩子肖洛霍夫式的田園生活，住在家鄉寫鄉土小說。他以自己的家鄉為基地，寫反映當地農村生活的作品，受到作家孫犁的讚賞，其作品常常在孫犁主編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

        1952年元旦，《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他寫的小說《紅花》，在全國青年中反響強烈。當時他上高中一年級，團中央便對他進行重點培養。在團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誌曾找劉紹棠談過四個多小時話，希望他多寫農村青年題材，並且讓他到東北農村去采訪。劉紹棠在東北住了兩個多月，他把在東北得到的創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裏，換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開始構思他的小說《青枝綠葉》。這時，他就開始走上揚長避短的創作道路，即寫家鄉、寫鄉親的鄉土文學之路。


布穀鳥叫聲給了他靈感

        這一年放暑假時，他又回到家鄉。那時村裏搞了互助組，引起他的興趣。他了解情況，進行藝術加工，產生了創作衝動，可是從何入手，一時捉摸不定。夏天晚上很熱，他就在村外找個風涼空地，躺下睡，可是怎麽也睡不著，他浮想聯翩，苦苦思索小說的開頭。這時，河邊的樹林裏布穀鳥叫著“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那聲音清脆悠遠，動人心弦，更使他夜不能寐。突然，布穀鳥的叫聲給了他靈感，從這裏開頭不是很有意境嗎？於是，小說的開頭就寫男女主人公在布穀鳥叫聲中相識河邊。

        《青枝綠葉》寫成後，在《中國青年報》上以整版篇幅發表，後來被編進了高中課本。劉紹棠又以此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並因此一舉成名。那年，他隻有16歲。

        1954年他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他刻苦讀書，文學修養日深，作品更有力度，在寫作上他更加投入。他的文學欲特別強，寫小說時，一動了筆就融進自己作品的情境中，隨著人物一起喜怒哀樂，甚至痛哭失聲，跟“跳大神兒一樣”。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強的感染力。


紮根鄉土，不懈創作

        1957年他被錯劃右派，剝奪寫作權力，先是在京郊鐵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勞動，後來回到家鄉當社員，一去就是20年。他紮根於芬芳的泥土中，收集材料，體驗民情，不停地寫作。家鄉人民同情他，保護他，撫慰他，激發了他創作的熱情，給了他創作的動力。在最困難的時候，他趴在荒屋寒舍的土炕和炕沿上一字一字寫出長篇小說《地火》、《春草》、《狼煙》等。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家家都搭了防震棚，夜間每戶還須有一個人值班。他值班時也不忘寫作，室內孤燈一盞，在大地顫拌時，他坦然處之，文思泉湧，筆不停揮。那時，他正在趕寫第二部長篇《狼煙》。當發出地震報警時，他還沉浸在寫作之中，人們招呼他才醒過夢來，持筆挾書從房門跑出來。他對於創作就是這樣癡情投入。

        他曾寫詩曰：芬芳故鄉土，深深紮我根；運河水靈秀，哺育我成人。弄文違世情，無辜赤子心；仲永實堪傷，江郎豈才盡。……惡竹根除去，雨後發新筍；請君試目看，花開二度春。

        這詩寫出了他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赤子之情。不論環境如何艱難，遭遇如何坎坷，他絕不自甘沉淪，依然埋頭寫作。他說，在中國作家中，他有兩個獨一無二：一是所有作品都是寫自己的鄉土；一是先後在一個小村裏生活了三十年。他把自己的筆伸向普通的農家。

        1979年重返文壇後，他又進入了創作的旺盛期。他創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27部作品，而且接連獲獎，受到讀者的歡迎，這些被譽為鄉土文學的作品散發著田園牧歌式的清新優美，形成了他的藝術風格。


重新從21歲開始

        他常說，作家要想到老百姓，別故意玩深沉，玩讓人看不懂的東西，要寫就寫識字人愛看，不識字的人愛聽的。所以他的作品有個性，老百姓愛讀。從1984年到1988年，他先後寫了《京門臉子》、《豆棚瓜架雨如絲》、《十步香草》等七部長篇小說。

        1988年8月，由於他長年伏案寫作，積勞成疾，突發腦血栓。經搶救治療，除了他的左半部身體有一些不聽使喚外，他的大腦和言語功能，以及用來握筆的右手，幾乎沒有受到什麽影響。大病之後的劉紹棠憑著自己的頑強的毅力和堅定信念又開始寫作了。

        1991年7月，國條院授予他“為發展我國文化藝術事業做出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2年5月，北京通縣建立劉紹棠文庫，立了“人民作家、光耀鄉土”紀念碑，表彰他為祖國文學事業做出的特殊貢獻。他說，我要重新從21歲開始，一刻不敢懈怠，謳歌偉大的黨，偉大的人民。

        劉紹棠生在通州，長在通州，寫的也是通州，堪稱“鐵心務農”的鄉土文學大師。他創作形成的大量書稿、資料，充滿鄉土氣息，既是劉紹棠幾十年創作生涯的真實寫照，也藝術地再現了通州不同曆史時期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有很高的文學欣賞價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濃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檔案珍品。

        劉紹棠對家鄉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在著作中寫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筆墨，描繪京東北運河農村的二十世紀風貌，為二十一世紀的北運河兒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紀家鄉的曆史、景觀、民俗和社會學的多彩畫卷，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願”。並曾表示將全部文學檔案捐贈給通州檔案館。目前通州檔案館建有“劉紹棠文庫”，收藏他的著作、手稿、書信、剪報、藏書、證章、證書、照片、實物等全部文學資料約1600餘卷（件），這些資料是劉結棠留下的一筆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是開展愛家鄉、愛祖國教育的生動素材。


與胡耀邦的一次談話

　　劉紹棠從事專業創作後，回鄉掛了一個鄉黨委副書記職，以便體驗生活。當時劉紹棠創作勢頭正順風揚帆，不免有些年輕氣盛。1956年春天，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劉紹棠帶頭發言，對當時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發表了一通意見。大會的一位負責人，將此事告到了團中央。團中央的一位書記要處分劉紹棠，可胡耀邦不同意。這事鬧得很大，又牽涉到不歸團中央管的文藝界，胡耀邦便把劉紹棠找去談話。他在肯定了劉紹棠一些觀點還不錯的同時，又批評他不應當在大會上不冷靜；還說這是延安時期“輕騎隊”的作風；同時批評劉紹棠不該口出狂言，攻擊文藝界領導……

　　劉紹棠認為胡耀邦聽到的一些情況反映，與事實有出入，便當麵爭執起來。胡耀邦見劉紹棠這麽不接受批評，也發起火來，這次談話不歡而散。末了，胡耀邦仍嚴厲地告訴劉紹棠：“今後你少參加那些活動，一年要讀1000萬字的書，向我匯報。”1957年春天，毛澤東提出“大鳴大放”的口號，文藝界也變得十分活躍起來。劉紹棠年輕，又愛放“炮”，許多座談會都請他參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氣。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15周年時，劉紹棠發表文章，提出毛澤東文藝思想應當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對於已經過時的“策略性理論”(即某些具體做法)，不應守舊地，片麵地，機械地執行。

　　劉紹棠的言論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揚等文藝界領導的嚴厲批判。毛澤東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後多次提到劉紹棠。“反右”鬥爭開始後，年僅21歲的劉紹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反黨典型”，戴上了三類右派分子帽子。

　　就在這樣的非常時候，胡耀邦又找來劉紹棠，對他的行為予以了教正；對他的未來，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

　　劉紹棠到了機關一個小會客室後，胡耀邦立即從沙發上站起來，和他緊緊握手，眼裏閃動著慈愛而又戲謔的神情突如其來地問道：“劉紹棠，有沒有自殺呀?”劉紹棠一愣，很快地斷然一搖頭：“沒有!”胡耀邦追問：“有沒有想過自殺呀!”“沒有!”劉紹棠仍然搖頭。

　　到了晚年，劉紹棠才在一部書的題記裏這樣寫道：“當時主持‘反右’鬥爭的一位領導人，在一次講話中說要將‘右派分子’殺一批、關一大批。我自知難逃監獄、刑場這一關，曾經準備自殺，不願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1958年3月受到處理，胡耀邦問我可曾有過自殺的念頭，我沒有說實話。這是因為，已經傳達和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對於‘右派分子’一個不殺，基本不抓。那個時候，共產黨員不管是何原因，自殺就是叛黨。我雖已被開除黨籍，但在胡耀邦麵前仍然自以為是共產黨員，也就以曾有自殺的念頭為羞恥。”

　　胡耀邦聽到劉紹棠的表白之後，打了個手勢，叫他坐到自己身邊，把茶幾上的香煙推給他，順口問："為什麽連自殺都沒想過呢?"劉紹棠不假思索地回答："五年後，我在哪兒摔倒，還要在哪兒站起來。"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門，幾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樣的!二十年後，還……還是一條好漢!"這裏雖然用了一句民間俗語，但了解黨內鬥爭殘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這場運動的嚴峻程度的。接下來，胡耀邦臉沉下來："劉紹棠，你知道你為什麽犯錯誤嗎?"劉紹棠低下頭，把毛澤東、陸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話，拉出來作為回答：“我……一本書主義……墮入個人主義的萬惡之淵……大反社會主義……”胡耀邦沒耐煩聽劉紹棠給自己倒罪狀，一揮手打斷他的話：“你……你……什麽都不是，就是驕傲!”劉紹棠一聽，不禁愕然，驕傲?毛澤東等人認為是大反社會主義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在胡耀邦這裏成了個人性格的毛病，他直著眼睛張大了嘴。

　　胡耀邦點了一支煙，態度平和了一些說：“你連我也看不起……不愛聽我的刺耳的話，喜歡聽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話。”胡耀邦說的“連我也看不起”，是指劉紹棠1956年鬧全國青年創作會議的事。劉紹棠並不承認：“我沒有……沒有!”胡耀邦神情很難過，長歎了一口氣說：“去年春天大鳴大放，你如果跟我談─談，不會犯這個錯誤的。可是，你不請不來，請也不來。我的話不像某些人那麽悅耳動聽啊!”長久以來，胡耀邦一直關心劉紹棠的成長。1952年冬季，16歲的劉紹棠創作才華初露，胡耀邦就親自找他談話。並在第一次見麵時就約定，要劉紹棠每年找他談兩三次話。可劉紹棠年齡小，又忙著創作，對談話之類沒多大興趣，所以幾年中一次也沒主動找過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約他才去。這就是胡耀邦所說的“不請不來”。

　　“請也不來”，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個座談會上，談到一位老作家的─部作品時，劉紹棠與當時文藝界的領導發生了爭執。事後不久，胡耀邦便找劉紹棠去談話。劉紹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此時胡耀邦說他“請也不來”。

　　臨別時，胡耀邦爽朗地說：“劉紹棠，你還有什麽委屈，什麽要求，給你三分鍾時間，趕快說吧!”“我隻希望……不要把我開除出黨，能不能……改為留黨察看兩年?”此時劉紹棠已被開除黨籍，說這話時已經泣不成聲。

　　胡耀邦嚴正地說：“毛主席說了，對於黨內右派是揮淚斬馬謖，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給黨內右派的幾句話轉送給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為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車以複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你知道這幾句話的出處嗎?”劉紹棠回答：“屈原的《離騷》。”“會講嗎?”胡耀邦追問。劉紹棠沒有吭聲。

　　胡耀邦解釋說：“為什麽過去的香花，現在變成了臭篙子，哪裏有別的原因嗬，不好好進行思想改造的緣故喲!我的車趕緊原路而回吧，趁著誤入歧途還不遠。”劉紹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趕緊點頭。走到會客室門口，胡耀邦緊緊握了一下劉紹棠的手，另一隻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幹，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最後這句話，劉紹棠記了20年。

　　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國的平反工作。劉紹棠給他寫信，他回信叫劉紹棠去談話。一見麵便說：“你哪裏是什麽右派，就是驕傲。”劉紹棠說起20年前的這句預言，胡耀邦仰起頭想了想，說：“我這個人愛說話，到處說話，說過就忘了。我跟你談過什麽，早不記得了。不過，這句話肯定是我說的，隻有我這個人那時才說這樣的話。”劉紹棠被開除黨籍後，回家鄉勞動。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發表了他在60年代惟一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後，把他找到自己家裏談話，問他今後有什麽打算。劉紹棠此時不願這麽沒單位地幹呆著，便說想到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教寫作。胡耀邦馬上拿起電話，打給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請他予以幫助。可事不湊巧，為了度過經濟困難時期，當時無論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團體……都在裁汰冗員，等到劉紹棠戶口轉到北京，北京師範學院院長調動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陝西省委當書記去了。幾種因素湊在一起，劉紹棠的戶口本上職業一欄，仍隻能填上“無業”。當時劉紹棠住在北京自己買的一所房子裏，靠稿費生活，並大寫其長篇小說《狼煙》，日子還算安寧。但1966年6月以後，北京及全國開始遭遇“文革”風暴。劉紹棠此時不敢出門，他的家人告訴說，胡耀邦被掛上大牌子恣意淩辱……連一個長期革命，忠誠黨的事業的領導，都被如此對待，劉紹棠一個“摘帽右派”，日子還能好過?這時，又是家鄉的親人接納了他。在鄉親們的愛護下，他避開了“文革”初期的動亂，還寫出了3部長篇小說。用劉紹棠後來的話說：“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於難───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大部分作家才剛剛開始嚐試“傷痕文學”，運用文學形式對“文革”進行批判揭露之時，劉紹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鄉土風情和鮮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學與傳統文化的脈絡，給讀者帶來了意外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