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公：由南海危機引發的思考
2011年5月1日是拉登被擊斃的日子，人們說這是全球反恐戰爭的轉折點，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這是中國的轉折點。這樣說，不僅僅是基於美國騰出了手，也是基於中國自身政治經濟演進已到了關鍵節點。這一段演進，始於1978年，至今已逾30年。習慣上，人們稱這一時期為改革開放，為了便於和曆史上的兩段類似演進相比較，姑且借用傳統名詞，稱之為“鄧氏中興”。
所謂中興，必有成就。鄧的改革開放，不僅挽救了行將崩潰的毛氏王朝，也讓不少“黨的理論工作者”們總結出厚厚一大本“中國模式”理論來，並請孔子打先鋒，躍躍欲試地向全球推廣。這當然可以算作成就。這一成就，遠的可比郭子儀的“中唐中興”，近的可比曾國藩的“晚清中興”。
1、“鄧氏中興”更像哪一種
這要從中興的起因、中興的方式和中興的結果三方麵來比較。
與“中唐中興”和“晚清中興”相比，“鄧氏中興”也是起因於國家麵臨著極為嚴重的內憂外患。“中唐中興”起因於安史之亂。由於對擅長胡旋舞的混血胡人安祿山的縱容，唐王朝內戰突起，進而引來吐蕃、回紇的入侵。“晚清中興”起因於太平天國起義，而不是早於此亂發生的鴉片戰爭等列強入侵。“鄧氏中興”完全起因於毛氏極左路線對國家和人民的摧殘，盡管此時有蘇修和美帝兩大“亡我之心不死”的敵人，但外患尚不迫切。
因為是戰亂，所以，老將郭子興的任務很簡單，就是領兵打仗、收複二京，既沒有經濟改革，也不搞對外開放。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中興之臣的工作就複雜得多，先是帶兵打仗12年（1853-1864），消滅太平軍，中間還夾雜有幾次外敵入侵；接著搞了34年改革開放（1861-1894，洋務運動），振興國家經濟。“鄧氏中興”的過程和方式，與曾、李頗多相似之處。就過程而言，1978年鄧複職後，先是基於最後的意識形態，調動解放軍與越南打了一仗；接著就專心講發展經濟這個“硬道理”。就方式、手段而言，鄧與曾、李幾乎完全相同——經濟改革大刀闊斧、政治改革裹足不前。
公元781年，征戰一生的郭子儀以84歲高齡去世，唐王朝又延續了126年（907年終）。公元1864年，曾、李平定洪楊之亂，此後又主導了大清國30多年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在洋務運動的第10個年頭即1870年，中國GDP占世界17.3％，遠高於今天的數字（2008年中國占世界GDP 7.23％），但清王朝在洋務運動結束後僅僅延續了17年，就壽終正寢了。唐、清覆亡的共同原因，都是因政治黑暗而導致的吏治腐敗。這些被百姓寄希望於中興之臣（君）能夠革除的弊病，卻被“中興”之舉進一步強化。中國22年前的官倒，與今天的腐敗相比，無論是貪官規模還是貪腐數字，都不可同日而言，這也是因為“鄧氏中興”強化了權力，而不受監督的權力又進一步強化了貪腐之手，民眾對反貪的希望最終變成了絕望。
就中興的方式和結果而言，“鄧氏中興”與“晚清中興”極為相似。
2、“鄧氏中興”的兩大招術
為了貫徹發展經濟這個“硬道理”，鄧對環境的要求是絕對的，是不惜一切代價的。鄧維護改革開放“大好環境”的招術有兩個：對內強力維穩，對外韜光養晦。
在改革初期，這些招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副作用也顯而易見：強力維穩阻礙了政治上的民主進步，韜光養晦犧牲了國家的尊嚴和主權。
鄧氏“硬道理”的有效期大約是13年（1978-1991）。在經曆1989風波和1991蘇聯解體兩大事件之後，執政黨本應順著十三大的政改思路，主動求變，以延長“硬道理”的有效期，但卻反向總結經驗教訓，視政改為洪水猛獸，安享那次暴力維穩所帶來的“和諧”時光，期許民眾忘記那發自人性深處的民主追求。強力維穩的結果是：權貴集團肆無忌憚，民眾信仰徹底喪失，社會道德全麵潰敗，維穩經費超過軍費，行政成本惡性膨脹。韜光養晦的結果是：大使館被炸，軍機被撞，僑民被殺，海島被占，中國賴以獲取資源的國家頻頻發生顏色革命，上千億美元的利益化為烏有，中國已然成為“五常”中的“非常”，再弱小的國家也不屑於給予中國最起碼的外交尊嚴，即便是我們送糧送錢送專家送孔子。
3、韜光養晦已到結賬期
自毛以後，中國在國際外交上一向缺乏大戰略，更多的是小技巧，甚至是耍小聰明。這樣說，絕沒有讚美毛的意思，因為他誓當世界革命領袖的大戰略，是缺乏基本人性的，不僅給亞非拉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尤其是柬埔寨），也給中國人民造成高達5000萬非正常死亡的曠世慘劇。僅就戰略本身而言，毛算得上是大戰略家。如，為了對抗他自己奉以為師的社會主義蘇聯，毛可以與頭號資本主義強敵——美國修好。而反美，是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賴以惑民的共同說詞，是所有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的狂人所秉持的理念。但毛卻可以變通。
鄧的韜光養晦戰略有很多具體政策，如 “不幹涉內政”，“不當頭”，“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等。鄧及其繼任者這樣做，是為了中國更好地把握有利於自身謀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期”，原本沒有錯，錯就錯在我們放不下社會主義這一意識形態，也無視越來越多的國家共同遵從的人權準則，與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差距越拉越大。對國際重大事件，如波黑大屠殺、薩達姆的教派清洗、金正日的核冒險、卡紮菲的國內鎮壓等，中國一味的宣稱“不幹涉內政”，被國際社會視作沒有是非標準的國家。作為聯合國“五常”之一，我們甘當“棄權”客，遇事耍滑頭、裝糊塗、不當頭，被國際社會看成是無用的大國。對損害中國主權的鄰國，一廂情願地宣稱“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鄰國都認為這是對自己的默許甚至是鼓勵，演變至今，已完全呈現“我們擱置、人家開發”的局麵。對關乎主權的事都不敢直言，怎麽可能讓人家聽話呢？反觀俄羅斯，隻要事關主權，不論事件大小，一向出手快、出拳重、打得準。2008年出兵格魯吉亞，2009年擊沉中國“新星”號貨船，2010年增兵北方四島，說做就做，不給對手以幻想。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為了確保發言權，在國際重大事件上，俄國一旦看準方向，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所謂的傳統友誼，送“朋友”上砧板，如薩達姆、卡紮菲、內賈德、金正日。這種務實的外交風格，比我們名為和平外交實為軟弱外交的做法，更容易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韜光養晦一類的小技巧，從一開始就沒有瞞過歐美。隻是自1980年代至今，其戰略重心相繼在蘇聯、東歐、伊拉克、阿富汗（基地組織）一線輾轉，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都還算正常。今天的情況則大不相同，從蘇聯解體，到拉登被斃，美國的主要戰略目標一一實現；而中國的周邊關係也達到曆史最複雜、最危險的時期，僅存巴基斯坦和朝鮮這樣兩個階段性朋友。對美國而言，一些小的戰術目標實現起來並不困難。利比亞，指日可待；敘利亞，改變之中；伊朗，當伊斯蘭堡壘被摧垮之後，僅僅靠以色列一國之力即可解決，甚至用不著美國出手；卡斯特羅兄弟來日無多，沉寂多年的古巴會自己求變；朝鮮，給一個笑臉，就會投入美國的懷抱，但聰明的美國不這樣做，偏偏讓熱衷於“用鮮血凝成友誼”的中國去背上這個包袱，以便中國持久地與日、韓為敵。
韜光養晦已經到了結賬期，因為2011年5月1日之後，中國已經排到了美國戰略目標清單的第一位。
4、賬怎麽結？
先結小賬，後結大帳；先結近賬，後結遠賬；先由別人結，後由自己結。美國製訂的“結賬”程序，既是清晰的，也是公開的。
南中國海，無疑是第一筆小賬、第一筆近賬、第一筆由別人代結的賬。
南中國海，菲律賓之所以今日敢稱其為西菲律賓海，那是我們韜光養晦的結果：他們占領第一個島（黃岩島）時，我們沒有製止；他們占領7個島時，我們僅僅表示抗議；他們扣押中國漁民時，我們還責怪同胞破壞了中菲友誼；他們開采南海石油時，我們呼籲他們克製……
南中國海，越南之所以今日敢驅趕中國漁船、舉行實兵演習，那也是我們韜光養晦的結果：1955年7月，解放軍擊退國民黨守軍，奪取北部灣中部的浮水洲島，設立“儋縣人民政府浮水洲辦事處”。兩年後，奉毛指示，撤銷辦事處，將該島送給越南，並附贈艦艇一艘，以幫助越南抗擊國軍。越南隨之將該島改稱為夜鶯島。自1980年代始，當越南占領南沙第一個島礁時，我們沉默；當他們占領28個島礁時，我們還在沉默。當他們打出第一口油井時，我們表示抗議；當他們年產量達到5000萬噸時（相當於大慶油田），我們還在抗議。上一周，當他們用賣油購買的俄國軍艦舉行演習時，我們還在聲明“相信在兩黨傳統友誼框架內可以解決”，聽起來不再可笑，而是可憐、可悲。
南海之爭，不僅僅是越、菲兩國參與，還有馬來西亞、印尼、文萊，以及最早駐軍的中華民國台灣，加上大陸，多達七個國家和地區，問題相當複雜。中國海軍的現狀，已經退出現役多年的犀利公還不算陌生。一個事實是：亞丁灣護航三年來，每一批護航編隊，CCTV都報道他們為某某國商船成功護航的國際壯舉，唯獨不敢講清楚中國商船僅有的兩次被劫事件是怎麽解決的。“德新海”號是花350萬美元贖回的，“FULL CITY”號（名為巴拿馬籍實為中國商船）是被美軍突擊隊和土耳其方麵營救的。美軍持續幾十年在南海搞偵測，對海情、水道和地形了然於胸。越南在其所占據的28個島礁上已經完成的戰場建設，也遠勝於我。如此複雜的局麵，讓擅長在甲板上練軍姿、在印度洋搞紅歌賽的海軍戰友們去麵對，是一項多麽艱巨的任務。觀今日之南洋，思昔日之北洋。110多年前，在一幫熱衷於在劉公島上蓋別墅、開煙館、辦妓院的清軍將領們的指揮下，青春年少的北洋水兵，葬身大海，盡管他們比日軍船堅炮利。筆者不希望北洋的慘劇在南洋重演。即便是海軍實力能夠勝任，但牽扯麵如此之廣的國際紛爭，中國不可能速戰速決、短期脫身。一旦戰端開啟，倘若越南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炸毀油井，其危害要遠遠超過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必將引來國際勢力的介入。
藏南問題，不是青藏鐵路、嘎隆拉隧道就可以依托的；更不是某人所言“中國居高臨下、一個俯衝就可以解決”的。關鍵是陸軍。23年前，犀利公有幸隨這支鎮守西南的部隊上老山輪戰，那時的官兵關係是純潔的，基層軍官是敬業的，高層軍官大多經曆過戰爭的洗禮。而今天，晉級晉銜進京都要明碼標價，唱歌的跳舞的演戲的從未出過大院的將軍成群結隊，在他們的指揮下，我的戰友、我的孩子，仗打得贏嗎？
東北亞危機。朝鮮是引爆東北亞危機的導火索，美國不會主動去掐滅它。倘若中國同時應對南海和藏南兩個局部戰場還能勉力維持的話，作為第三個戰場的東北亞，危機一定會爆發。天安艦事件、延坪島炮擊，僅是如何點燃這根導火索的小小預演。
如果三個戰場還不能拖垮中國的話，第四、第五個都會次第開啟，因為排著隊等待與中國結算的小賬、近賬還有很多，如釣魚島、長白山、洞朗草場，等等。
上述這些小賬，都不需要美國出麵。美國出麵結算的大帳、遠賬，乃是價值觀之賬（戰）。這出大戲當在十年之後上演，時機一定會選在中國自身政治經濟演進的關鍵時節。
犀利公如此分析美國的戰略，絕不是接受“陰謀論”觀點，更不是排斥普世價值觀。相反，筆者是普世價值的堅定信仰者，也是敢於公開戰略的美式大國風範的欣賞者。筆者不讚賞那種期盼外力給我們送來民主的極端思潮，一如不欣賞“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列主義”的紅潮一樣。筆者更不希望中國一步不拉地走完美國預設好的“結賬”程序，那樣將消耗盡30年經濟發展僅存的碩果，倒退30年，底層民眾一切從頭來，而權貴們卻可以揣著綠卡赴美逍遙。
5、中國的宿命
憂國之士常常發問：當資源枯竭、環境受限、賤勞力優勢消失（窮三代不會再忍耐）、高增長不可持續、山寨化的新興產業夢想破滅時，我們依靠什麽來凝聚人心？靠城管武警？靠“唱讀講傳”？靠統計局數字忽悠？到那時，用不著幾億饑民上街，單就是習慣了奢華開支的3000多萬行政幹部，就會變成維穩的對象。還不算1000多萬事業單位幹部和2000多萬離退休幹部。
美國民間智庫——“戰略預測”的創始人弗裏德曼說，“我對中國的評價是崩潰，而不是崛起。13億人口中10億以上過著像非洲一樣的貧困生活。當然也有6000萬人年收入達2萬美元，但這些人口不到中國總人口的5%。這不是真正的中國。”他預測說，中國在以出口為主的結構和貧窮的衝突下，未來10年內將陷入危機。
與弗裏德曼一樣預測中國那個“關鍵時節”會到來的人有很多，他們是公開的，更多的人是坦誠和友善的，尤其是國內諸多民間學者。“中國決策層對通脹破壞實體產業的力量估量不足，對社會的危害已經麻木，以致無視弱勢群體無力維持生計的現狀。中國社會到處都在動蕩。”這是國內一位持續抨擊房地產泡沫的人士最近發出的警告。問題不在於有多少人發出警告，而在於決策層如何看待這些警告。遺憾的是，糾結於“維穩高於一切”的主政者，通常視這些警告為不懷好意，認為擠壓民生來維持龐大而又奢華的行政團隊，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全然看不到平靜的地表下積壓已久的熾熱的熔岩。
近代中國所遭受的每一次外敵入侵，大都發生在內部因吏治腐敗而引發社會矛盾之時。這是中國的宿命。
在《九一八感懷》一文，筆者曾介紹過王牌間諜宗方小太郎（1864-1923）的事跡。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的GDP是日本的四倍，日本對戰勝中國並無十足的把握，最終下定開戰的決心，宗方小太郎的兩份情報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份是1893年他向海軍省提交的《中國大勢之傾向》，認為中國的腐敗並非隻是官場獨有，而是全民喪失信仰，“人心腐敗已達極點”。官場一片漆黑，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隻好在憤懣不平之餘退居閑地，中國“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最後，他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另一份是1895年1月他提交的《對華邇言》，指出滿清政權已是“百弊叢生，瀕於陽九之末運……數億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並提出九項具體壓製中國的措施，提醒日本政府，一旦占領中國，一定要選好用好占領區的民政官。今日重讀小太郎對中國國情的分析和民意的把握，如說當下。
一個治理不了貪腐卻忙於對內鞏固執政地位的政府，要想全力應對外患，該是多麽的力不從心！1931年9月18日之前和1937年7月7日之前的蔣介石，不是明證麽？
6、丁字路口
民主，不僅是執政黨立國之前的公開主張，也是立國之後始終不敢從憲法中刪除的文字。一個自己主張的好東西，久拖不願兌現，反被歐美追著屁股算賬，實在是糊塗之至。民眾期盼依靠內部力量的覺醒和智慧，和平實現中國的民主憲政，並不願意借助外力。因為外力的介入，的確存在版圖分裂的危險。
民國時期原本被廣泛認可的五族分類，49年之後，我們硬是依據不科學的蘇共民族理論而費盡心思地“識別”出56個民族來，加之革命時期鼓動“民族自決”，人為製造分離因素，終於自食惡果。多種族、多宗教的國家，維護統一原本不易，如果再加上政治虛偽、吏治腐敗，解體便在所難免。前蘇聯就是例證。成功者也有，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瑞士，憲法賦予各州（省）有脫離聯邦的自由，但它們卻異常穩定。1980和1995年，魁北克地區就脫離加拿大聯邦舉行過兩次公投，但最終作罷，因為說法語的種族完全認同英語種族的價值觀，不願意跟隨政客們折騰。欠發達國家如印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人種、最多民族、最多語言、最多宗教和最多種姓的多元化國家，民族多達200個、宗教超過100種，盡管種族衝突、種姓衝突、宗教衝突不斷，但都沒有釀成國家分裂，一個根本原因是，國家製度所保障的民主價值觀，超越了種族、種姓和宗教，起到了紐帶作用。盡管人們覺得種族歧視、種姓隔離、宗教歧視不能接受，但提供公開公平公正製度保障的國家是可以接受的。對此，執政黨應該借鑒人口規模和發展水平都與我們較為接近的印度的經驗，及早謀劃，超越一黨之利，真正對國家、民族負責。
中國最好的結局，是執政黨敞開胸襟，通過政治自覺，主動承擔起國家進步的道義，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逐步走向民主憲政，依靠普世價值來實現國家真正的和諧統一，包括海峽東岸。
最壞的結局，是因政治倒退（如文革重演）或外力合圍而導致戰亂突起，最後回到1928年之前的民國狀態——民主憲政低級而又虛偽，國家更是四分五裂。
“鄧氏中興”已經走到了丁字路口，前行無路。向右轉是好結局，迎接國人的是一片與開明世界對接的湛藍的天空；向左轉是壞結局，灰暗的天幕下，沙坪壩公園裏那早已褪了色的紅色幽靈，又在複活，期待著鮮血的洗染。現階段，唱紅聲響，“絕不”聲壯，人們有理由擔憂，最壞的結局正在迫近。
7、希望之所在
多數民眾都看到了可以幫助中國渡過凶險之河的民主之橋，但主政者卻假裝看不見，讓民眾耐心等待他們去“摸石頭”。這不是對鄧氏理論的繼承，而是偽托。
中國的轉型是肯定的，轉型不會拖太久也是肯定的。所謂“紅色江山萬年長”，隻是一個美麗的幻想，連紅色江山的繼承人都不會相信，否則，他們不會率先辦理資本主義的綠卡。
轉型是主動式還是被動式，是和平型還是動蕩型，卻是難以確定的。一切都取決於內部力量的分化與成長，斷不可盲目寄希望於外力。
當下的中國，已經形成兩股民意。理性的一方，盡管政治上還處於受懷疑的地位，但堅信主政者會通過自我覺悟，最終選擇民主進步；非理性的一方，利用政治上的合法性，加緊鼓吹政治複古，企圖重回毛時代。一個樂觀的數據顯示，前者代表了中國的主流民意，而後者僅僅是在獨立王國裏跳動，尚不具備毛當年的煽動能量。一個悲觀的數據顯示，權貴集團中的相當多勢力，越來越傾向於與後者結盟，利用左派的專製基因來護衛自己的既得利益，冒險一搏。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必將玩火自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