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 - 皖南事變的真相
皖南事變中被圍攻的新四軍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一個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6日，當部隊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 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約有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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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項英、周恩來、葉挺
附錄：葉挺項英之爭與皖南事變
一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在海外流亡十年的葉挺毅然回國，上書請纓出作。當時，國共兩黨達成將南方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一個軍的共識，但對領導這支隊伍的人選，雙方爭執不下。
蔣介石即決定由葉挺擔任這支部隊的長官，並根本沒有與中共方麵協商，搶先發布對葉挺的任命，引起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疑竇。
為此，這年秋天，葉挺在老鄉葉劍英的勸告下，專程前往延安，拜謁毛澤東，表示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至此，中央正式決定，由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黨辦稱政委），由他們共同領導新四軍。
11月初，項英到延安。毛澤東在與他商談新四軍的組建工作時，特別交待了兩條：一是要善待葉挺，爭取與他融洽共事；二是對國民黨要警惕，不允許安插一兵一卒。
應該說，為了跟新搭擋搞好關係，項英做到了盡心盡力，無微不至。
——在人事安排上，項英特地挑選張雲逸、周子昆、李一氓等人擔任新四軍軍部職務，他們都與葉挺熟悉，或是同鄉，或是舊部，感情十分融洽。
——當時由於國民黨克扣軍費，新四軍的生活極其困難。為了照顧葉挺飲食和對外聯係方便，項英指示軍部辦起小灶，自已則與戰士一起吃大灶。
當時葉挺招收了不少故舊，帶來了一些親屬。項英對這些非黨人士給予熱情接待，並委以重任；葉輔平是葉挺的胞弟，到新四軍後，被任命為軍部軍需處長；林植夫雖然參加過其它黨派，但還是出任軍政治部敵工部部長；沈其震中葉挺的老朋友，項英讓他擔任軍醫處長，每月津貼150元，而項英的津貼每月才4元。
——由於葉挺以非黨員的身份出任軍長，不能參加黨的活動，不能參閱黨內秘密文件，難免產生局外人的感覺，項英十分注意及時地交流情況，將中央重大決策向葉挺通報，以便統一行動。
盡管項英做了種種努力，但在他們迥然不同的經曆、性格、愛好、作風和生活習慣麵前，這一切都顯得那麽蒼白。葉挺頗愛紳士風度，講究著裝，一身白色西裝，一根輕便手杖，顯得卓爾不群；項英始終是一身洗得發白的灰布軍裝，束一皮帶，夏天一雙草鞋，永遠是一副遊擊隊員的打扮。葉挺心直口快，性格豪爽；項英平日沉默寡言，外冷內熱。
葉挺感到自已與項英不協調，項英實際上也不信任自已，逐漸生去意。項英並沒有意識到葉挺情緒上的變化，對葉挺仍隻是在生活上予以照顧，卻自已獨攬軍政大權。
葉挺在離開新四軍時，給項英留下一封信，說明了他辭職的真實想法。他說“居士不適當一個大廟折方丈”。意思是講他不是共產黨，不適合充當共產黨軍隊的軍長。
葉挺辭職後，蔣介石借機大作文章，他召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揚言要另派新人當新四軍軍長，還邀請葉挺到重慶一敘。毛澤東得知葉挺辭職後，親自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指示他立即找葉挺做工作，徹底解決新四軍的領導問題，要葉挺主動收回辭呈，打消蔣介石重新委派軍長的企圖。
周恩來早就風聞葉挺在新四軍有職無權，估計這是他辭職的主要原因。周恩來來到葉挺在重慶的下榻之處，緊握著他的雙手，滿臉內疚，說：“我代表毛澤東向你賠禮道歉，項英的霸道作風挫傷了你，給你開展工作諸多掣肘。我也要向你賠禮道歉，沒有協調好你們的關係，讓你苦心傷神，我對不起老朋友。”
周恩來的誠摯態度感動了葉挺。周恩來客觀地指出了項英的優缺點，指出葉項之間的矛盾主要是領導體製上的問題。他說：“現在問題解決了。”他拿出毛澤東的回電給葉挺看。
毛澤東的電報寫道：“新四軍問題應以葉挺回新四軍為原則，共產黨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但應尊重葉挺之地位職權，建議將新四軍的軍事指揮和軍事工作多交葉挺辦理。”
1939年2月，周恩來陪同葉挺回到雲嶺。
經過周恩來的說服，項英開始檢討自已，他在周恩來主持的軍部領導人會議上，作了洋洋萬言的自我批評，主動提出將軍事指揮權、軍事幹部的安排權交給葉挺。
二
正當葉、項加強交流，友誼日篤時，江北傳來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高敬亭嚴重違背軍令的事件。
高敬亭原是鄂豫皖紅二十八軍軍長。他紅軍長征後，獨立領導紅軍遊擊隊千餘人在湖北與河南、安徽邊境堅持了3年遊擊戰爭。國民黨先後動用十萬大軍也沒有剿滅他。蔣介石稱他為“高神仙”。
新四軍組建時，紅二十八軍改編為第四支隊，是當時全軍人數最多、力量最強的一支隊伍。高敬亭對敵鬥爭堅決，戰功卓著，作戰指揮上有自已的一套。但是，他在長期的遊擊戰爭環境下，養成了謹慎從事和顧慮多疑的性格。
新四軍實施東進政策之後，高敬亭心裏一直犯嘀咕，舍不得離開大別山，擔心東進後被國民黨軍隊吃掉。
“高敬亭目無中央，蔑視軍部，騷擾友軍，太不像話了。如果都像這樣無法無天，我這個軍長怎麽指揮部隊？”葉挺在新四軍委員會上指出，自已準備親往江北解決四支隊的問題，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從，將以軍法製裁。
項英對高敬亭一直以勸導為主。葉挺處事果決，敢作敢為，既令項英佩服，又令項英擔心。項英特地提醒說：“高敬亭是位功臣，隻是抗日後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執行中央指示不堅決。你要以教育為主，好言相勸，講清楚去皖東作戰的戰略意義。如果他萬一還不聽勸，，可以給以適當處分。但是，如何處分一定要報請毛澤東批準，不能擅自作主。”
葉挺帶著一股氣來到廬江縣東湯池，主持成立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以軍部命令：限七天之內開赴皖東指定地區。
第二天，高敬亭帶著四支隊七團、九團和手槍團全部開拔。兩天後，葉挺接到高敬亭飛馬急報：四支隊發生了七團團長楊克誌、政委曹玉富率團投奔桂軍李品仙的事變。
葉挺趕往出事地點。
翌日，高敬亭因病請假，葉挺、鄧子恢主持四支隊連以上幹部大會，本來會議的主題是進行反楊、曹鬥爭，很快大家就由揭批楊克誌、曹玉富叛逃的罪行牽涉到高敬亭的責任問題。由於高敬亭在3年遊擊戰爭時期犯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平時作風粗野，傷害了不少同誌。有意見的人借此機會，紛紛向軍長告狀，說：“高敬亭是笑麵虎，他一笑就要殺人”“高敬亭作風腐化，有兩個老婆”“高敬亭私藏黃金”“高敬亭對待士兵非打即罵，比法西斯還壞”……不到半天時間，會上給高敬亭羅列了十幾條罪行。
葉挺疾惡如仇，對於大家在激憤情緒下所列舉的所謂“罪行”深信不疑，他將高敬亭材料上報，要求嚴懲，一份材料報延安毛澤東，一份報重慶蔣介石。
蔣介石一見葉挺的報告，喜得笑出聲來，立即命令將他的親筆批複用十萬火急的電文傳給五戰區轉葉挺：＂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極刑照準．＂
葉挺得到批複後，來不及多想，便於６月２４日抵達合肥青龍廠，下令將高敬亭立即槍決．
處決高敬亭的消息傳到江南，項英驚呆了，他擔心的事件終於發生了．
１９３９年８月，葉挺回到軍部．項英責備道：＂希夷，你怎麽這樣不冷靜，冤殺高敬亭，上蔣介石的當了．你看，他高興得要向你發獎章了．＂
葉挺得知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已莽撞了，但人頭已經掉地，後悔也晚了．
這件事過後，一度趨於好轉的葉項關係又出現陰雲．項英覺得，葉挺太單純，好衝動，容易上當，新四軍的大事還是自已掌舵，於是又開始把放出去的權力一點一點收回來．葉挺也感到由於自已不熟諳黨務，軍務也放不開手腳，又生去意．兩人的離心力開始加劇．
三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葉挺到重慶後再次公開表示辭職，又引起政壇地震．一時間，質疑聲，聲討聲，奚落聲，嘲諷聲，通過各種渠道向延安宣泄．毛澤東原本就是火爆脾氣，聽到滿耳聒噪之聲，忍不住心頭火起，他憤憤地對周恩來說：“我真不明白，豬撞牆後還知道回頭，為什麽有人會比豬蠢，撞上南牆，血流滿麵，還不知回頭？從新四軍組建時候起，我就一再叮囑項英，要始終注意保持與葉挺的良好關係．可是他搞得一團糟，葉挺再三鬧辭職．人家不會隻說項英胸懷狹窄，而會說共產黨容不下人．他自以為是的老毛病又犯了．”
＂現在該是徹底解決新四軍問題的時候了”．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葉挺的問題是解決有職無權的問題，你跟希夷熟，由你負責做他的思想工作，爭取他主動收回辭呈．項英的問題是與中央政治上有分歧的問題．他花崗岩腦袋要用大炮轟．這個惡人由我來做．”
毛澤東明確無誤地告訴項英，困守皖南，是守株待兔的戰術，隻有向北才是生路．
盡管項英有多方麵的卓越才能，但他的戰略眼光確實比毛澤東稍遜一籌．葉挺從單純戰術的角度上，也多次向項英進言：“皖南雖好，但卻是一塊死地．因為，新四軍九千多餘人蝟集於雲嶺一帶，這裏縱橫不過百餘裏，北靠長江，東臨日寇，西麵和南麵是多達１２萬人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他們隨時可能對我軍聚而殲之．”但項英總是舍不得皖南這塊打過３年遊擊戰爭的熱土，他借口華中特殊，怕支軍生疑而拒不北進東移．
項英用軟拖對抗毛澤東，毛澤東就用大炮猛轟他的花崗岩腦袋．從１９４０年１月到５月，雙方來往電報達數十封之多，火藥味越來越重．毛澤東的大炮終於在５月４日炸惱了項英．項英公開宣稱辭職，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發辭職電，攪得中央政治不得安寧．
幾個月後，葉挺也在周恩來的反複動員下回心轉意，答應在辭別項英近一年後，再次回到老搭擋身邊．周恩來囑咐他要不折不扣地貫徹中央北進的既定方針，軍部立即轉移．葉挺回到軍部，發現一切依舊，自已擋當的角色仍是項英的軍事副官，項英與中央的戰略分歧也沒有徹底解決，隻是由明爭轉入暗拖．
四
麵對項英的一拖再拖、一再在電報中向中央請示行動方針，毛澤東怒不可遏：“老子要罵娘了！”毛澤東把滿腔怒火全部瀉天筆端，起草了這篇有名的被稱為“最後通牒”的申斥電：
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和決心，這個方針也是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方針，究竟你們自已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還是走的問題，究竟你們主張的是什麽，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１１月２７日上午，項英主持開會，葉挺、袁國平、周子昆、饒漱石、李一氓參加。會上首先傳達中央電報。
電報念完後，項英臉上青一塊，紅一塊，下意識地說：“大家再議一下，下一步的行動方針。”作為一位軍事長官，新四軍受到責難，葉挺也同樣感到羞辱。他霍地站起身來，厲聲說道：“什麽時候了，還要討論行動方針？現在需要的不是討論，而是決定走哪條路線。”
項英也感到自已的失態，說得不妥，說：“就按軍長說的，挑選決定一條北撤的路線。”
參謀長周子昆提出三條路線供選擇。葉挺主張走直徑，項英不同意，會議不歡而散。
２８日，會議接著開。項英提出采取繞道茂林的路線，葉挺不同意，列舉山高、路遠、部隊病員多等不利條件。項英反駁說：“山多怕什麽，高山從來就是我們的朋友，有山好掩護，好隱蔽，好打遊擊。中央說要我們有決心有信心有辦法，我們就走茂林。”
可是國民黨早有準備，為了麻痹項英，國民黨故意在茂林鎮隻駐紮一個營的兵力，而令七個師的大部隊張網以待。
項英果然上當……
獲悉新四軍將兵敗皖南而項英又臨陣脫逃的消息，毛澤東長歎一聲，他與朱德、王稼祥商議後，致電中原局和新四軍，明令：“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誌隨軍行動北上。”
可惜一切都晚了。
五
葉挺臨危受命，所能做的就是在國民黨１２萬頑軍的鐵桶陣中多撐幾日。為了挽救自已的部屬，葉挺想到了以身贖命的辦法。他致信蔣介石，提出：“懇準判以死刑，而將所部被俘幹部不論黨籍何屬，概於釋放，複其自由”。
蔣介石接到信後，仰天大笑：“希夷真是可愛，天真得像個孩子。這是政治問題，與人格沒有關係。”
葉挺聽到項英死時，已經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他對探獄的朋友說：“項英也是一有誌氣有才幹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誤不是與我合作不好，而是對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性的指示置若罔聞，竟然完全按國民黨頑軍設計的陷阱走，最後鑄成大錯。”葉挺還把自已戰役指揮上的失誤歸納為三條：部隊北移時，行軍路線沒有選擇好，走的全是山路；戰鬥打響後，沒有掌握好時機，該衝過去的時候沒有衝過去；部隊被圍時，方向也沒有掌握好，結果落入了頑軍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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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鬆：《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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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蔣介石國民黨並未有過一個明確的旨在處心積慮消滅皖南新四軍軍部的蓄謀。皖南事變的發生存在著某種必然性，這是因為，它與國民黨堅持限製中共軍隊發展，要求其限期離開長江兩岸北移冀察的強硬態度有關，且與中共中央必欲獨立自主，堅持大力發展經營華中地區的政策有關。但它同時也具有相當的偶然性，因為它也與中共方麵出於對國民黨的高度戒備心理，拖延北移時間且必欲選擇一條出乎國民黨人意料的北移路線，和國民黨恰好在皖南新四軍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圍堵部署，封住了新四軍南進東去之路的巧合有關。同樣，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也不曾有過要在更大範圍內對中共動武的計劃。換言之，並不存在著美蘇及國際輿論的反對和日本人的突然進攻，打亂了國民黨人發動更大規模的剿-共戰爭的陰謀的情況。而就中共中央來說，受到莫斯科態度的影響，它這段時間裏對國民黨的政策估計和對事變的應對態度，也曾有過一個頗為複雜的變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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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國共關係頗多風雨，但兩黨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卻是1941年初的事。在此之前，兩黨縱有磨擦衝突，仍屬局部問題。而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雙方劍拔駑張之程度，離全麵破裂以至發生大規模內戰，實僅一步之遙。事變最後雖以相互妥協而告收場，但由此而導致的兩黨感情之對立和實際之分立，已無可避免地決定了兩黨關係的最終走向。
如同國共關係走到皖南事變的情況一樣，皖南事變之發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過多地強調了事變前蔣介石國民黨的“陰-謀”，和事變後美國的壓力及國際輿論的作用；或側重於在斷定蔣介石國民黨蓄謀消滅皖南新四軍的前提下，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來討論當時條件下新四軍政委項英與中共中央有著怎樣不同的態度和策略，以及它們各自對新四軍在事變中的損失應當承擔怎樣的曆史責任。事實上，這種討論的前提本身就存在著某些問題。由於多數大陸學者缺少對這一時期國民黨內部關係及其決策過程的深入研究，簡單地認定皖南事變乃蔣介石之“蓄-謀”，“皖南新四軍不管走哪條路線，均避免不了蔣的襲擊”，[1]因此，自然也就沒有注意到蔣介石這時軍事解決共產黨問題的目的有限，也忽視了蘇聯方麵堅持維持國共關係的態度對中共中央事變前和事變後政策的影響程度。這種情況的發生，比如把國民黨內強硬派的態度與蔣介石的態度混為一談，或者不注意共產黨人當時條件下政策策略的複雜變化及其原因，似與以往資料尚不充分和研究者過多側重於對一方資料之研究有關。鑒於今天大陸中共相關檔案、國民黨去台前留置南京的相關檔案，以及台灣所藏大溪檔案和國民黨黨史會相關檔案均已開放，一些親曆者的日記或回憶錄業已出版，今人理當可以依據多方資料，以更為客觀的態度，對此一事變及其善後問題重加梳理。本文即試從兩黨關係的角度對此再做探討，以期使今人對事變發生的複雜性，以及當時之情勢與善後之結果的了解，能夠更加深入和全麵一些。
蔣介石態度遊移
皖南事變是抗戰期間國共之間的矛盾衝突達到白熱化的集中表現，它的醞釀和爆發，標誌著兩黨關係已經走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在國民黨方麵，皖南事變是其無法容忍共產黨力量無限擴大，擔心“國民黨失地，日本與共產黨分地”，“本黨統治之土地，將一失而不易複得”，相信“共-黨三年來由三萬擴大到五十萬，再一兩年定不止一百萬，那時還有國民黨活路”的結果。[2]其不惜用軍事方法驅除要害地區共產黨武裝，自然或多或少地會包含著敢於與共產黨發生大規模衝突，甚至全麵破裂兩黨關係的某種準備。但是，蔣介石1940年和1941年是否對此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卻頗可置疑。
國民黨內以武力清除黃河以南八路軍、新四軍的主張開始占據支配地位，是在1940年秋國共兩黨關於劃界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之後。不少國民黨軍政領導人都開始要求蔣介石用武力來解決問題。10月19日，參謀總長何應欽及副總長白崇禧聯名向中共發出最後通牒（即所謂皓電），限期一月，要求黃河以北的八路軍（即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規定，開赴舊黃河以北。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等11月9日發出佳電，隻同意將長江以南之新四軍部隊移到江北。[3]軍令部隨即迅速在何應欽、白崇禧示意下擬呈《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於11月14日上報蔣介石，要求批準執行。
蔣介石批準“中央提示案”與何、白電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八路軍和新四軍驅趕到舊黃河以北的冀察兩省去，限製共產黨軍事和組織的擴張與發展。作為這個時候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顯然無法簡單地從國民黨一黨的角度，或僅僅著眼於局部的軍事上的需要，來解決共產黨的問題。畢竟，此前國共雙方軍事上雖有相當多的磨擦與衝突，但大都還隻是發生在局部地區，且規模有限，共產黨並沒有根本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打算用武力解決遍及黃河以南的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和浙江幾省交界地區異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其意雖不在向中共宣戰，然一旦具體實施，難免會讓中共認為國民黨在發動大規模的剿-共戰爭。不僅中共做出激烈反應會有礙抗戰全局，而且在國共日三方力量交錯牽製的情況下，此種計劃亦未必能夠達到目的。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蔣介石明確認為這一計劃隻能以“遊擊戰”來施行，[4]且在注意到日汪協定簽訂在即，為避免被中共指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對軍令部呈文更拖著未簽。
然而久拖不決畢竟不是辦法。最後通牒既已發出，政府顏麵必須顧及。因此，拖到12月7日，蔣終究不能不做出正式批複，但他仍舊表示“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惟須“暫緩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之後，何應欽、白崇禧發出齊電重申前令，蔣亦於9日親下手令，稍事延期，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務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別移至黃河以北，而新四軍皖南部隊則必須在12月底以前先開到長江以北。[5]
由於這一要求與命令具體規定了八路軍和新四軍最後北移的時間表，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現已屆十二月中旬，如遲不下達，恐各部隊準備不及”為由，再度呈送《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要求批準，同時並將皖南新四軍也列入了剿滅計劃。稱：“觀察江南N4A行動，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現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時期不久，該軍是否能遵命北渡長江，尚成問題。此時仍應即時下令第三戰區，妥為準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攻擊興化，或屆時（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應即將江南N4A立予解決”。[6]與此同時，軍令部次長劉為章也報送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談話要點，說明周、葉對八路軍、新四軍北移問題全無具體答複及表示，新四軍皖南部隊同意開過長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魯蘇方麵該軍之實力，故“爾後除按既定計劃，以武力實際行動以觀後果外，口頭上之談判，似無繼續必要。”[7]這些情況都表明，國民黨軍事高層這時在用軍事手段達成逼迫八路軍、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其實遠比蔣介石更為急迫也更為強硬，正是他們強烈地催促著蔣早下決心，早做準備。
國民黨部分軍事領導人急於一戰，主要是因為自恃軍力雄厚。在他們眼中，八路軍、新四軍不過“裹脅成軍”，對前此在河北、晉西和蘇北等處與中共軍隊衝突慘遭敗績心理上極不平衡，認為那純因地方軍隊戰鬥力太弱所致，故必欲報複。在其將中共軍隊全部限製於冀察地區的要求被拒，新四軍江北陳毅部又複與國民黨韓德勤部猛烈衝突的情況下，他們想要在軍事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共產黨威脅的願望自然更加強烈。何應欽這時就直接上書蔣介石，要求第三戰區應準備“立即將江南Ｎ4Ａ予以解決”。[8]徐永昌則在提出《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之後，更進一步迅速擬就了針對黃河以北八路軍的《華北作戰計劃》，提出應立即在華北地區做好應戰部署，必要時亦取攻勢作戰。胡宗南這時也幹脆擬定了進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戰計劃，並密電蔣介石，要求蔣乘正麵敵情“甚和緩”之機，“調整戰略配置”，增調部隊到陝甘，以便“實施直搗膚施之攻勢作戰”或“應付非常事變”。[9]白崇禧則揚言：“此次對於軍事已有把握，不至再敗”，其甚至力主由第三戰區和皖北桂係軍對皖南新四軍實施南北夾擊。[10]
基於抗日大局的需要，蔣介石對軍事將領的種種要求，堅未鬆口。他的基本方針是：“一麵則準備軍事，一麵則仍主政治方法解決，不使全麵破裂。”[11]問題是，手令既下，時限既定，已成騎虎之勢。批準了軍令部的作戰計劃，就意味著國民黨軍必定會對黃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軍隊展開行動，屆時國共之間難免會出現全麵破裂的嚴重危險。
蔣介石敢於批準軍令部的計劃，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對蘇聯政策的估計。因為在他看來，中共的態度受蘇聯的意誌影響甚大。注意到蘇聯與日本這時關係緊張，對國民政府則態度友善，他相信，即使發生戰事，至少“中共當不致擴大叛-變”。[12]但“不致擴大叛-變”的推測畢竟沒有十分的把握，為此他不能不盡力限製作戰形式和衝突烈度，以便在萬一必須驅趕中共軍隊的情況下避免破裂兩黨關係。因此，他絕不同意軍令部所報《華北作戰計劃》和胡宗南所報陝北作戰計劃，堅持其他地方必須暫取守勢，且希望實施《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時，能把戰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規定的部隊移動範圍之內，以便師出有名。
不僅如此，計劃批準後，蔣介石的內心也還是有些忐忑不安，擔心事情萬一鬧大。他不能不專門召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以“極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強烈擔心。他告訴周說：“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他特別暗示周，再不聽令怕難免一戰，說：我也不願意內戰，不願意自相殘殺，問題是新四軍“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13]蔣這時左右為難的心態由此不難了解。
《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經蔣批準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即於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包圍，構築碉堡，準備“徹底肅清”“匪-巢”。[14]第三十二集團軍製定的《進剿匪-軍計劃》規定：“任皖南方麵進剿隊，應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進至南陵、涇縣、茂林村、銅山徐、小河口、水東濯、包村、喬木灣、錢家橋、丫山鎮之線，扼要構築工事，確取聯係，對匪-區嚴密警戒，隨時防止匪-軍乘隙逃竄，並防其以各個擊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擊開始後，兩翼軍協力先進出南陵戴家會、峽山口之線，爾後向北壓迫，務於長江南岸殲滅之。”[15]
但實事求是地說，蔣批複軍令部的計劃已很晚，第三戰區和第三十二集團軍27日才在徽州開秘密軍事會議研究進剿計劃，29日負責實施進剿的第三十二集團軍才最後擬定出《進剿匪-軍計劃》，這之後再發布指令調動部隊進入指定位置，要想在12月31日以前完成對皖南新四軍的包圍，已經不可能了。[16]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除了軍令部的命令下達過遲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也不應忽視，即對蔣唯命是從的顧祝同等這時其實也揣摸到蔣的心理，寄希望於皖南新四軍能夠切實北移，即使稍有延期，條件要高點，也可以商量。
在11月底顧祝同在給蔣的電報中，就詳細說明了他力圖“切實協助”皖南新四軍北移的這種態度。他不僅同意展期北移，主張如數照發欠發該軍的10月、11月經費，建議增加該軍北移路線，指定該軍臨時集結區，而且力主該軍秘密潛渡，逐次躍進，乘敵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損失致影響北移時間等，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軍為目的的，並無想要乘機消滅皖南新四軍的意圖。[17]正因為如此，即使在蔣介石、何應欽明令禁止皖南新四軍再走東線前後，顧祝同及其所屬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等，也還是力圖協助皖南新四軍北移。12月8日，顧祝同即轉電稱，新四軍皖南部隊已開始北移，要求“有關部隊盡力予以協助，俾順利迅速轉移完畢”。[18]11日，上官雲相也曾電告皖南行署稱：新四軍葉挺軍長有電報稱，新四軍軍部駐地國民黨政工人員到處散布新四軍即日將被驅逐的謠言，且對新四軍士兵家屬威脅百出，上官為此明令皖南行署不要幹擾皖南新四軍北移行動，“密飭所屬，俟該軍開畢，再行肅清工作，以免其借口”。[19]據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處長的嶽星明和時任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的參謀處長武之芬回憶，即使召開了徽州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計劃，這一計劃的前提也還是建立在新四軍抗命不移的情況之下。按照顧祝同的說法，還是“希望他們能遵令渡江”，新四軍如果北撤，部署各軍則轉而負責掩護。[20]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明明這時新四軍距離蔣所規定的北渡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當新四軍軍長葉挺和政委項英強調實際困難，甚至要求展期時，顧祝同等不僅沒有藉機要挾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還認真向重慶轉達，力請蔣予以通融。
12月27日，即以部署剿滅皖南新四軍為要旨的徽州軍事會議召開當日，葉挺、項英向顧祝同說明經費、彈藥、冬服等存在極大困難，要求展期北移。對葉項所提各項要求，特別是北渡長江必須“劃定皖北瀘江縣境為職部臨時集結境地”，“並請指定廬江六安以北路線，庶可以防止與皖北友軍無謂之誤會與衝突”的提議，[21]顧祝同當時就表示可以商量。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隨即再派參謀人員前往新四軍軍部與葉挺續商。在顧祝同的催促下，江北李品仙亦來電承諾：“黑沙洲至姚溝為該軍登陸地點，姚溝至無為以東地區為該軍臨時集結。由集結地點沿長江北岸東下，經和縣南浦口津浦路東”。
12月30日，葉挺又進一步受命要求展期北移。[22]對此，清楚地知道蔣有“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即解決，勿再寬容”密令[23]的顧祝同，仍無堅決反對的表示。相反，在1月3日給蔣介石的電報裏，他還在替葉挺說好話。其不僅轉電稱：“深察葉挺對於北調命令，已有決心奉行。此次與之磋談亦頗具誠意，一再囑職請求鈞座，諒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隊順利北調。”而且明確提出：“關於經費部分所請廿萬元，既包括一月份經費在內，似可照發，彈藥擬即先發，步機彈十萬發飭分批具領。惟丙項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轉請核示。”[24]
1941年1月2日，葉挺又來電報提出：決定“先派一個團於虞（七）日經前指定路線進入蘇南，轉至敵後，分路北渡，餘仍待臨時費及彈藥補給後，再就原地設法北渡，如萬不可能時，仍懇準予轉經蘇南。”顧祝同接電後也還是表示同情。其次日即指示上官雲相“飭屬知照，予以協助，並密派員偵察該軍過境情形及人槍輜重等數目具報”。[25]他在5日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解釋其同意葉挺要求的原因說：“為貫徹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蘇南北渡，增援蘇北起見，除複飭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許其先派一團走蘇南並補給臨時經費及彈藥。[26]
蔣介石這時的態度也是一樣。當他得知葉、項已決定北移，雖然時限已經超過，也還是明顯地對皖南新四軍的北移抱以某種期望。當然，他不同意顧祝同先發餉彈再走的意見，認為時間上不宜再拖，但他同意，經費和彈藥等補給“俟到達指定地點，即行核發”，且具體指定了新四軍軍部的北移路線。要葉挺指揮部隊在銅陵、繁昌之間渡江後，“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稱“沿途已令各軍掩護”。[27]
由上不難看出，說皖南新四軍1月4日南下茂林是蔣介石、顧祝同指定的路線，[28]或說蔣、顧有意逼誘新四軍南行，未必是準確的。[29]事實上，當1月4日皖南新四軍已經秘密南下之後，無論顧、蔣，都沒有意識到會在茂林地區發生重大的軍事衝突。[30]他們甚至還曾不同程度上考慮過要不要同意新四軍部分走蘇南，和要不要適當再度展期的問題。
“一·一七”令之幕後
蔣介石國民黨這時態度遊移，共產黨方麵的情況其實也有頗多相似處。皖南新四軍直拖到蔣手令所限最後期限，仍不能具體實施北移行動，不得不與中共中央、第三戰區以及國民政府軍委會多方商量，甚至再三要求展期，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前此種種軍事磨擦和衝突已經使中共領導人對國民黨充滿了疑懼心理。
11月初，中共中央已經做出決定，拒絕國民黨“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麵“答應北移”。[31]這也就是說，皖南新四軍北移已成定局。因此，從11月開始，新四軍軍部就在認真考慮北移方案問題了。而當時情況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東線，即向東經蘇南然後北渡長江，與江北新四軍會合。這一方案最初也征得了第三戰區的同意，當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隊1700人，經過國民黨軍五十二師和一0八師駐地，由蘇南實現了北渡。
但是，蔣介石國民黨允許皖南新四軍從蘇南北渡蘇北，並非想要兩支新四軍合為一股，擴大其在江北的根據地，而是想要讓新四軍軍部過長江後，下一步與江北的新四軍按照前令，於1月底全部從蘇北向北移過舊黃河河道。此前10月間新四軍江北陳毅部對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發動黃橋戰役，重創了國民黨堅持蘇北敵後的主力，已經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和國民黨軍事高層領導人。隻因蔣寄希望於江北新四軍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新四軍打的又不是中央軍，故他對黃橋戰役沒有做出強烈反應，且未禁止皖南新四軍繼續走東線。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於錯估了蔣介石的態度，毛澤東批準了江北新四軍發起曹甸戰役，試圖根本消滅蘇北韓德勤部。[32]戰役剛一打響，何應欽就於12月3日提議，皖南新四軍不能再走蘇南北渡，“隻準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33]蔣隨即也於10日批準了何的提議，並轉令顧祝同要葉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顧另擇路線。因顧並無其他路線可供選擇，故隻能要求皖南新四軍就地於銅陵、繁昌間渡江，經皖北北上。
既然要新四軍軍部改走北線，即經銅繁間直接北渡，純粹是曹甸戰役的刺激所促成，說其中含有重大陰謀，自然難以成立。[34]皖北這時在桂係李品仙部的控製下，與新四軍的關係較為緊張。沿江又有日軍封鎖，原地北渡確有相當危險。不允許新四軍走東線，而要其走北線，這自然極大地增加了新四軍北移的難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間也確曾有密電給李品仙，李部這期間也確曾做過防堵新四軍北渡的軍事部署。但必須注意的是，這段時間裏蔣介石及第三戰區指定的北移路線是走蘇南去蘇北，而非走銅繁去皖北。桂係軍隊害怕新四軍軍部直接北渡，與其境內新四軍合股，造成類似黃橋事件那樣強弱易手的嚴峻局麵，因而一度必欲乘新四軍“渡江立足未定而擊滅之”[35]，亦可想而知。問題在於，12月10日蔣下令改變新四軍軍部的北移路線之後，這種部署即未再出現。根據蔣、顧12日和15日要求第二十一集團軍“對匪應暫行停止攻擊”，“暫取守勢”的命令，李品仙不僅開始通知各師：“飭知新四軍開赴河北作戰，仰各團政工人員會同當地黨部切實宣傳毋使潛滋”，而且明令相關各師做出相應部署了。[36]當然，“暫取守勢”，並非不做進剿準備。依據蔣令，李品仙亦於28日，即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徽州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的第二天，做出決定稱：“如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擾，則進出淮南路以東地區廓清之”。[37]
事實上，即使深恐部隊遭受圍殲的項英，在得到蔣下令改走北線的消息時，雖猜來猜去，也沒有懷疑過蔣、顧有所謂“誘殲”的陰謀，隻是懷疑李品仙會否放棄過去的防堵部署而不讓新四軍渡江。他得到改變路線的消息後，先是擔心“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頑軍複暗中包圍，阻我交通，南岸須通過敵人封鎖線，江中須避敵艇襲擊，非假以時日分批北渡則不能渡，（屆時）勢將進返兩難”。而後則懷疑國民黨是否“故意使我不能北渡”，或“使（我）在北渡中遭敵殲滅”？其後則猜測“近顧忽令我軍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軍事布置，皖南頑軍之暗中調動，對我包圍、阻我交通，並故意對彈藥遣散費之推諉，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難我們，而便於進攻江北，然後可再借口對付皖南”？且顧慮由雲嶺軍部駐地到江邊，必須穿過日軍封鎖線，部隊“有被截斷或遭腰擊之危險”。總之都還沒有想到會遭遇國民黨軍誘殲或伏擊的可能。[38]
毛澤東並非不知道皖南新四軍北移困難重重，但他開始時也深信蔣、顧不會阻礙。他在給項英的電報中明確講：“蔣介石為使我軍移動不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阻礙是不會的”。直到12月中旬以後，他才感到問題嚴重，開始催促葉、項要迅速北移。到12月下旬毛雖一度想要拿皖南再緩移一個月來要挾國民黨，但在得到周恩來26日關於與蔣談話的通報之後，已不再遲移，而是嚴令葉、項迅速北移了。[39]不過，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的選擇也並非就是項英獨斷專行的結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還是起了相當作用的。
到1940年12月底，新四軍領導人中對北移路線仍有爭論。實際上葉挺就仍然認為部隊分別走銅繁和蘇南北渡更穩妥，因為隻要能夠爭取到顧祝同同意部分隊伍，如一個團經蘇南北渡，萬一銅繁北渡遭遇日軍攔截，即可名正言順地要求分批走蘇南。這也是葉挺1月2日還在致電顧祝同，商量分地北渡，並強調原地北渡“萬不可能時，仍懇準予轉經蘇南”的一個原因。[40]
正因為存在爭論，中共中央本身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確定的意見。毛澤東在12月27日的電報中就肯定過直接北渡的方案，隻是強調葉、項在渡江時“仍須對桂軍戒備，以防襲擊”。[41]故28日新四軍軍分會開會，也仍舊做出了基本依照蔣令走北線，即大部隊直接渡江去皖東北的決定。對此，毛澤東在次日的複電中更是明確表示同意。電稱：“（一）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二）頭幾批可派得力幹部率領，希夷（即葉挺－引者注）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指示。”[42]然而，重慶的周恩來對此頗感擔憂，認為“分地北渡有危險性”，而寄希望於蔣桂皖北讓路，恐做不到，因據情報“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故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顯然認可了周恩來的意見，並於30日再電葉、項要其考慮。鑒於這種情況，也考慮到蔣介石和顧祝同有明令禁止直接走蘇南，重新申請時間上也來不及，項英等最終不能不決定改走南線，即經茂林繞道三溪，轉至天目山腳下，避過堵在東去蘇南路線上的國民黨五十二師和一0八師駐地，向南繞道經蘇南北渡。[43]
走南線並非沒有危險。尤其走南線明顯地違反了蔣、顧的命令，且是向第三戰區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何況到12月底和1月初，項英等已經很清楚地了解到第三戰區正在加緊調動部隊，在茂林以南構築包圍圈。但在項英等人看來，第三戰區構築的防線畢竟距離雲嶺較遠，新四軍尚有回旋餘地。且迅速南下茂林，繞道三溪，經天目山腳下之寧國、郎溪到達溧陽，然後再伺機北渡，應為出其不意之一著。隻要能夠突破並控製住三溪鎮，就能達成轉進之目的。而根據他們的情報，上官雲相正在將由稅警部隊改編的第四十師調來向三溪鎮一帶填防，未必能夠趕在新四軍前麵完成防禦部署。即使四十師搶得先機，將部隊部署完畢，以新四軍現有兵力，突破一個剛剛調防上來，尚未完成防禦體係，又是由非正規部隊改編的師的防線，到底比原地北渡遭遇日軍和李品仙部攔截，或直接東去蘇南突破五十二和一0八兩個師的防線，安全係數要大得多。正是考慮到上述種種情況，項英等研究再三，才於1941年1月1日做出了冒險走南線的最後決定。
項英和葉挺當天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對此舉的危險性講得很清楚。電報稱：“現彼方軍隊正調動，布置尚未完畢，並增七九師、四0以太平、旌德一帶，其計劃為封鎖圍殲我……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並采取遊擊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鬥可能性很大，我們如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遇強敵則采取遊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遊擊。”其後，項英還有專電報告中共中央，具體說明他們的意圖，“是先對南麵包圍我之頑軍佯示威脅，吸引頑方注意，然後突然東進轉向蘇南。”[44]在這裏，項英等人的態度非常明白，就是已經做好了與國民黨軍正麵衝突的準備，“如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中共中央對此顯然也是同意的。它於1月3日，即皖南部隊開始北移的前一天，明確答複項英等稱：“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45]
注意到上述種種情況，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到，1月4日皖南新四軍的北渡，不僅是在十分隱秘的情況下開始的，而且其最終決定也是在部隊出動前三天才確定的。[46]部隊行動前，已經知道顧祝同允許一個團走蘇南，但仍決定堅決全部南下茂林。因此，第三戰區，乃至負責圍趕的第三十二集團軍司令部，是不可能針對皖南新四軍在茂林以南預設陷阱的。實際上，第三戰區和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南線的部署，是按照前述江北新四軍貿然攻擊興化，或皖南新四軍不能遵命北移的情況下，準備向雲嶺新四軍軍部進剿而設計的。它並不含有在茂林一帶圍殲新四軍的內容。因此，直到6日晨，新四軍先頭部隊在攻擊前進的命令下，與已經進駐三溪，且前伸至高嶺的國民黨軍四十師搜索部隊交火後，第三戰區才得知新四軍南下的消息。[47]根據台北保存的大溪檔案及中研院近史所刊布的《徐永昌日記》（影印），可知蔣介石及國民黨軍令部得到皖南衝突的具體報告，已經又是兩天之後的事情了。當然，蔣介石對此時發生戰鬥，也並非毫無準備。因為，恰在這一天，蔣介石也已經向顧祝同、李品仙等下達了以遊擊戰強製執行北移命令的指示。其電稱：“（一）查朱、葉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二）決強製執行之。（三）第三第五戰區應並用軍政黨綜合力量，迫其就範。（四）特須注意防止該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別山或豫西流竄，影響大局。（五）務避免以大部隊在前線致敵所乘，我軍應以遊擊戰要領避難就易，避實擊虛，計出於萬全，勿致牽動全局。”[48]
多半是根據蔣此一電令之精神，顧祝同及上官雲相當天就下令從7日淩晨開始對茂林地區的新四軍進行圍剿。顧祝同則直到8日才正式通過電話通知蔣介石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等。他在電話中說明，新四軍不遵指定路線北渡，而是準備南下然後東去天目山一帶再行北上。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新四軍“非向鎮江一帶渡江，參加攻擊我韓德勤軍，即係絕不渡江準備竄擾後方”。[49]當日，他並通過密電向總參謀長何應欽通報了上官雲相的作戰部署。正因為如此，在蔣介石的日記中，皖南事變發生數天後，其8日晚和9日才有和白崇禧等具體討論應付辦法的記述。他的態度自然是當即批準“積極肅清”。其內心裏則估計戰事不會過於嚴重，即所謂“中共決不敢在此時有所叛亂也”。[50]
自8日顧祝同來電話後，第三戰區不斷有捷報傳來，重慶軍事高層中許多人興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極力主張擴大戰果，乘勢向陝北、華中，乃至華北等地的八路軍、新四軍全麵進剿。但這顯然不符合蔣介石的想法，因為蔣最擔心的就是與共產黨的關係會全麵破裂。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擔心中共借機“擴大叛亂”。他深知國民黨此時並無兩麵作戰的可能。因此，他不僅對白崇禧擴大剿共範圍的提議明確地表明了不同意見，而且在日記中直截了當地批評白稱：“堅欲在此時消滅共黨軍隊，此誠不識大體與環境之談。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強行之”。他再三表示：“對中共決以消滅其組織為主，而對其武力次之。”[51]包括對已經被包圍的皖南新四軍，蔣依據以往的作戰經驗，也沒有對顧祝同和上官雲相的圍剿作戰抱以多大的期望，反而擔心圍剿不成不僅會根本破壞將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移過黃河的劃界方案，而且會逼其分股流竄後方，留無窮禍患。故蔣得到皖南事變消息後，雖讚成“積極清剿”，但目的卻還在以此來達到強製執行北移命令的意圖。他明確表示：“對皖南新四軍，餘隻求其遵命渡江。”“隻要其求饒而能從命”，則盡可放其北移。且再度重申新四軍應以無為地區為集結地，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進入指定地區。[52]直到顧祝同隨後來電說明已全殲新四軍軍部，俘虜軍長葉挺等之後，蔣才不再有其他表示。惟在軍委會開會時，蔣對善後處置的態度仍與多數與會者的強硬態度不盡相同。與會者這時大都讚同白崇禧的意見，主張“取消該軍番號，葉挺交軍法（審判）”，[53]蔣卻因顧慮中共的反應而相當猶豫和慎重。
據徐永昌日記，1月15日上午在軍委會會議上，除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和政治部部長張治中“恐與共-黨全麵破裂主妥協懷柔”外，餘均同意白崇禧的主張。下午3時再度討論時，多數人的意見仍堅持強硬。徐永昌即明白宣稱：隻要不是軍事上全麵破裂，“政治上全破裂與國家有利，一、共-黨今日係以國民黨打國民黨，以中央法令製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開的活動，其陰謀與煽-惑青年。破裂則當難再假借利用矣。二、共-黨兩年來之行動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顧忌。彼不以大兵加於中央軍者，正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為其假借抗戰以爭取民眾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時間，其勢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國正式接濟，可以與敵-偽正式停戰媾和。今日已遲一年半，再遲恐不堪設想。”對此，蔣介石從始至終均未表態，會畢仍表示：“再考慮一夜”再說。[54]
又經過一整天的反複斟酌，蔣介石到16日晚才最終下定決心，同意照白崇禧的意見行事。他對自己改變態度的解釋是：“此雖違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則應撤消其番號，將葉項交軍法會審，徹底解決，以立威信，而振紀綱”。因此時“若無最後製裁決心，則以後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脅，而俄國之已允撥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為容-共之要求。以後我之國權全操之於人矣。故乘俄械將運到未到之時，以表示我對中共製裁之決心，決不因俄國有大炮二百門、飛機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濟之故而有所遷就。”[55]
1月17日，國民黨以政府軍委會發言人的名義，宣布新四軍“違反軍紀，不遵調遣，且襲擊前方抗戰各部隊，實行叛-變”，故撤銷新四軍番號，將新四軍軍長葉挺交軍法審判。[56]由上可知，皖南事變及其撤銷新四軍番號的做法，實際上不過是事到臨頭，蔣介石為安撫強硬派軍人，和刻意表現強勢的一種應變措施罷了，並不是蔣有計劃的步驟。對此，亦可以證之這時與蔣態度相近的張治中1945年11月7日的回憶。張在給蔣的上書中勸蔣不宜對中共動武時特別提到幾年前的皖南事變，稱：“三十年春間解決‘新四軍’事件時，以職之判斷，覺鈞座對當時之措施實未必讚同，事實上等於事後之追認。”[57]
很明顯，蔣介石對皖南事變的發生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其對軍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壓再壓，就是力圖避免過早地引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其後雖批準軍方的作戰計劃，也仍舊是以新四軍不遵從北移命令為前提的，並非要蓄謀消滅皖南新四軍。因此，蔣事變後更不讚成進一步擴大事態，甚至對白崇禧的辦法也一直態度猶疑。其最終雖不得不追認事變的結果，表現強硬，內心裏卻正如毛澤東此前所估計的那樣，“實則他們很怕內戰，很怕根本破裂國共合作”，極力想要縮小事變的影響範圍。
毛澤東艱難抉擇
說蔣介石沒有襲擊新四軍軍部的精心計劃，事變後亦不曾想擴大事態，破裂兩黨關係，這時的毛澤東自然不會相信。還在皖南事變前，中共中央其實就已經對強硬地推行限-共政策的蔣介石國民黨頗多懷疑了。但基於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國內政策，還多少存有一些幻想。1940年10－11月不斷有國民黨準備“剿-共”的消息傳出，中共領導人當時多次做過最壞的打算，毛澤東甚至一度懷疑蔣之北移命令包含有與日本勾結，兩麵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的重大陰-謀，準備破釜沉舟與蔣死拚。但與共產國際反複交換意見的結果，他最後還是認定國民黨的“剿-共”隻能是局部的，而且是“大吹小打”。斷定“隻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實則他們很怕內戰，很怕根本破裂國共合作，故其決心仍有動搖之可能。”[58]正是由於一直相信隻要蔣未與日本妥協，國民黨在抗戰中就不會主動破裂兩黨關係，突然發生皖南事變這樣的慘劇，對毛澤東刺激之大亦可想而知。
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目的何在，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事變之初必須要做出準確判斷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新四軍選擇南下，事先顯然報請過中共中央批準。部隊秘密潛往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報過具體位置，而後即失去聯絡。11日經中原局接通電訊後，國民黨第三戰區的聚殲計劃已部署完畢，次日即發起了總攻，新四軍無論糧彈和地形均已難以堅持抵抗。鑒於此，中共中央迅速於12日電告重慶的周恩來，要其向國民黨提出嚴正交涉，即日撤圍，以證明國民黨並非有意破裂。中原局劉少奇等也曾氣憤地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請朱、陳、羅準備包圍沈鴻烈，我們準備包圍韓德勤，以與國民黨交換（停止圍攻皖南新四軍）”。[59]毛澤東顯然認為這是解圍皖南新四軍一個可行的辦法，故13日即複電劉少奇等，表示： “同意胡、陳十二日電，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我全國政治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以答複蔣介石對我皖南一萬人之聚殲計劃。”“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徹底解決華中問題”。[60]
13日當天，周恩來、葉劍英緊急找到劉為章，說明皖南事變情況，說明華北、華中中共部隊“氣憤填膺，幾不可遏，隻有迅速解除對新四圍攻，才能免危機於萬一。”劉答複周、葉稱：蔣昨夜已要賀耀祖用電話告訴顧祝同，“隻要新四軍確實北渡，你們應予幫助，不應為難。”對周提北渡隻能走蘇南，不能走皖北問題，蔣且通過劉表示可以走蘇南，隻是“部隊過江後，不得打韓德勤，且過江後不得盤踞，須遵命繼續到河北去。”[61]次日，周恩來又再度通過張衝向蔣抗議，張報告蔣後即轉告周、葉說：蔣特別要求周、葉轉電中共中央，“勿將事件擴大”。而蔣的態度很明確：“（一）新四軍北開中央決不留難，此次衝突，聽說是新四軍先開槍。（二）希望新四軍繼續向北開。（三）如此路不通，轉向皖北開亦可，命令李品仙勿留難。（四）我已下令新四軍過江後發彈十萬並餉。”周因此頗感樂觀，要求馬上詢問葉、項：“采取那條道路折進蘇南，以便作更具體的交涉”。[62]
但至14日，已有消息稱：“上官雲相十三日未時解決我七千餘人，另有千餘人已命堅決解決。”毛澤東深知情勢危急，因而致電周恩來稱：“現在不是走何路線問題，而是救死問題，如不停止攻擊，即將全軍覆滅，請立即要蔣下令停戰撤圍。”[63]時至於此，毛澤東等對事變性質的估計已經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當天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曾有電要求除蘇北、山東部隊準備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外，還特別提出：“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麵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我華北各部須遵前令，提前準備機動部隊，準備對付最嚴重事變。”[64]
15日晨，周恩來再找張衝催問停火令事，張以電話向蔣報告，蔣答複稱：12、13日已有兩令給顧，或許下達遲延，但顧不會不聽命。周可電告葉項放心東進，他可再發一電給顧要他停戰解圍。葉劍英當日詢問劉為章，劉也是同樣說法。但周這時已得知上官雲相和何應欽關於皖南戰況的電報內容，知道國民黨軍並未停止作戰，因而憤然電告毛稱：“恐蔣、劉等所說的是鬼-話。”[65]
得知國民黨並無停戰解圍意圖，進而聽說葉挺被俘，毛澤東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會上，他痛斥項英“在政治上早已成為俘虜”，是“抗戰以來一部分領導同誌的機-會-主-義”的代表，“隻知片麵的聯合而不要鬥爭，不要獨立自主的政策”。接到周恩來電轉述蔣已數令解圍和要葉項放心東進電報，又得知孫科、馮玉祥力勸中共中央顧大局勿施報複的意見，他更加憤然，複電周、葉稱：“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間派孫、馮等調和退讓論是有害的，隻有猛烈堅決的全麵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66]
據此，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向共產國際發出了電報稱：新四軍上萬人按照蔣介石的命令由長江以南地區向北轉移，卻受到蔣部署的7萬軍隊的圍攻，雙方已血戰八個晝夜。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在西北地區集結了30萬軍隊，包圍並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同時集中了20多個師對我在江蘇、山東、安徽、湖北四省的遊擊根據地展開了大規模進攻。他們還準備在全國範圍內對共產黨人搞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其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因此，我們不能不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堅決反擊蔣介石的這種進攻。[67]
毛澤東這時的反攻主張，很大程度上還是出於一種激憤的情緒。其對形勢估計之嚴重，以致於不得不未雨綢繆地要求莫斯科批準其全麵反攻計劃，卻並不意味著他已經掌握了蔣介石國民黨準備全麵破裂國共關係的可靠證據。因為事情很清楚，他雖然再三強調“準備對付最嚴重的事變”，然而蔣介石和國民黨全麵破裂兩黨關係，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展開大舉進攻的情況畢竟還未發生。因此，用他的話來說，這時問題的關鍵還在於：“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如何辦”？[68]總不能聽之任之，忍下這口氣。
在這一點上，劉少奇和周恩來這時顯然比毛澤東更冷靜一些。15日當天，劉致電毛澤東等稱：“現葉、項已被俘，皖南新四軍已全部殲滅。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作全麵的大反攻，這裏的同誌於義憤之餘，亦有立即大舉反攻之主張，然根據各方麵情況，平心靜氣一想，我們卻有下列意見，望中央細心考慮：”“一、全國局麵，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對共黨仍不敢分裂，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係，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製止，即證明蔣生怕亂子鬧大。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何應欽下令隻說嚴防我軍報複，未說即此在全國乘機進攻我軍。二、目前華中我占領地區很大，兵力不夠，仍不能鞏固。皖東北敵-偽-匪猖獗，已全部成遊擊區，原來鞏固地區均已喪失，淮海區亦不能支持，鹽阜區土-匪亦蜂起，黃橋已被敵占，海安亦有被敵占領可能。我們部隊尚須休整補充。故以華中來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內不發生大的戰鬥，肅清土-匪，鞏固現有地區，對我為有利。”據此，他的意見是：“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麵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因為“一、目前能在軍事上向國民黨實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幾著：1、打韓德勤、沈鴻烈。2、華中主力集中，經雪楓地區過新黃河出擊。3、陝北部隊向西蘭大道出擊。4、華北部隊向河南或向綏遠出擊。5、全國各地黨部實行武裝起義。除此以外就隻有個別小軍事反攻之可能了。二、上述各著，均無勝利把握，亦無大利可圖，且係進攻性質，對人民、對部隊、對統戰朋友均無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國民黨實行這種反攻和破裂，不獨將引起中間分子的非議，即自己部隊亦難長期在精神上維係不發生動搖，如果再遇挫折，則對我更有極大不利，那時，反-共-高-潮更難壓製，國民黨更可借此向我大舉進攻，故實行全麵軍事反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而政治上反攻則較易行。如向國民黨抗議並發宣言，提出釋放葉、項及所有被俘人員及全國所有被捕黨員，不得殺害一人，賠償所有損失及撫恤死傷，槍決上官雲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徹底解決前，華中我軍決不再考慮北移之命令，國民黨再向我華中進攻，即認為正式與我黨破裂等。[69]
周恩來不反對報複作戰，但他基於曹甸戰役的教訓[70]，認為不宜打韓、沈，而應打李品仙和李仙洲。他在16日的電中說明：“打韓、沈，在政治上為報複，在軍事上為攻堅，易於持久，消耗彈藥，為敵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報複的藉口。”“如準備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則政治上為自衛，軍事上為以逸待勞，易於求得速決的運動戰，且可獲得補充，使韓、沈更孤單，使頑-固-派軍隊更膽寒，更可教訓蔣、白。”因為“我們一出手，以能打得響、打得快，而仍爭取抗戰繼續為有利。如拖和延長，消耗大，陷於被動，而造成不得不擴大局麵，是不利的。”[71]
然而，1月17日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舉措，再度使毛澤東堅信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是有備而發，是準備大破裂的信號。在1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講：“國民黨準備與共產黨大決裂”，何應欽、白崇禧齊皓電是對全國準備破裂的具體步驟，朱、彭佳電仍不能轉變其態度，“就證明了（其）決心反共。”“國民黨幹出這件大事，定有帝-國-主-義的指使，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義（意）”，“現在國民黨準備大舉進攻華中部隊，一網打盡大捕共-黨，捕殺各辦事處，因此我辦事處必須實行自衛式的撤退。”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中間派讓我讓步，顧全大局，實際上是有利於國民黨而不利於我們”的。[72]書記處據此密電周恩來等，“國民黨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審判葉挺，證明國民黨有準備破裂之決心。而重慶談判中證明蔣純以鬼-話欺騙你們。在重慶環境日險，作用日小，因此應立即設法借故離渝返延。渝辦幹部設法分批回延，僅留三數人敷衍門麵”即可。[73]
20日，周恩來報告毛澤東稱，白崇禧已下令對華中決以4個師掃蕩，另以138師和173師掃蕩淮南路以東。如八路軍南下增援，仍以新四軍看待，惟戰術上應避開其主力，專門消耗其彈藥，以遊擊戰對遊擊戰。戰鬥後對上級報告，則說他們打我們。周分析：蔣的策略是要分區剿-共，各個擊破。[74]毛澤東因此更加印證了自己的估計，他在這一天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從根本上考慮”國共關係問題。“自蔣十七日宣布新四軍為叛-逆後，我們是否能承認國民黨為上司？！實際上蔣已準備得罪我們，得罪蘇聯，已準備全部破裂的開始……要挽救時局，實現好轉，必須取消十七日國民黨的談話，不取消這種文件，我們決不能與蔣及軍事委員會有公文來往。自蔣十七日發表公開破裂文件後，表示蔣首先破裂，因此一切同情與理由都在我們方麵，皖南失敗的代價是值得的。”據此，毛澤東當天致電周恩來、劉少奇等稱：“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現在這樣的國共關係，已對我們、對革命沒有任何利益，並且破裂是蔣發動的，對我們甚為有利。”[75]中央書記處並再度要求“恩來、劍英、必武、穎超及辦事處、報館重要幹部於最短期間離渝。”[76]
又經過幾天的慎密觀察，中共中央於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進一步得出結論稱：一周以來的種種事實都證實，中日實際上已經休戰，不議而和，全國破裂已經開始。“我們與蔣合作已經沒有好處，對我們沒有好處，對蔣因日本停止進攻，也沒有好處，因此這種合作已無存在之可能。”“如果日軍與國民黨反共軍配合，那我黨有很大危險，將會受到損失。”在當天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毛澤東更清楚地說明了他對事變性質和後果的看法。他寫道：“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麵投-降與全麵破裂的開始，我們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計不適用了。”[77]
中共中央的形勢估計和應對方針，這時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與莫斯科方麵認識不同。
莫斯科對皖南事變的發生，亦深感不安。盡管國民黨方麵及時地通知了蘇聯大使，皖南事變僅為地方性事件，不會影響到國共兩黨關係，但僅據蔣介石日記，從1月17日軍委會發言人宣布新四軍為叛-逆，並取消其番號之後，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駐華大使，就頻頻造訪，對國民黨的做法提出種種批評，弄得蔣不勝其煩。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更以拒絕出席國民政府駐蘇大使宴會的方式，顯示了蘇方的強烈不滿。[78]據周恩來報告稱，蘇聯駐華武官兼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剛一得到事變發生的消息，就秘密會見了周恩來和葉劍英，提議“皖南主力應堅持北上，另在江南地區視情況約留一小部幹部和武裝，埋伏在民間。如國民黨質問時，（可）作為此次被包圍攻擊後的散兵。”“到江北後國民黨將繼續迫你們北上，那時可以答複他，鑒於皖南事件，如要繼續北上，必須先將江蘇境內國軍全數離開江蘇，應求得安全北上的保障。這樣仍能拖延。”考慮到國共內戰可能爆發，他特地請中共中央“迅速調查蘭州到延安間各種情況（道路、碉堡、駐軍、民眾、糧食等）”，包括西北五馬及傅作義部的情況，以備萬一援助之需。並稱：“國民黨如繼續內戰，餘有權暫時停止援華軍火於哈密途中。”[79]
但是，莫斯科並不讚成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和所設想的對抗措施。還在事變爆發前夕，即1941年1月4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就曾針對毛澤東對國民黨的激烈態度，在電報中提醒過他：“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80]事變的發生，使毛澤東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計和態度並沒有錯，錯的其實是莫斯科。再加上他15日給共產國際去電後，莫斯科方麵一直沒有回複，因此，他更加堅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故一再向黨內各領導人強烈地表示對莫斯科的不滿。剛一得知新四軍全軍覆滅的消息，他就憤然致電周恩來，要周質問蘇聯駐華武官兼軍事總顧問崔可夫：“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但蘇聯大使和武官都表示，目前局勢須有全局的觀察和布置，尤其要從各方麵探查，蔣介石是不是與日本有秘密聯絡，或有新的談判。要判斷蔣是否有意破裂，不僅要注意華中國民黨軍，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麵的國民黨軍的動向。雖然必須積極加強軍事準備，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戰繼續。”[81]但毛澤東仍堅持蔣就是蓄意破裂。20日，他在電報中幹脆告訴各方領導人說：現在的“問題是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複，尚未解決”。[82]23日政治局會後，毛澤東更是尖銳地批評蘇聯繼續寄希望於國民黨的做法。他明確地告訴周恩來：“朋友們的意見是錯誤的，請對朋友們說，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國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麵投降全麵破裂的開始，要他們停止接濟，準備後事，不然要上當的”。[83]25日，看到周恩來轉達的蘇聯大使等各方的意見，強調蔣並非真要破裂，認為延安的估計有些過激等，毛澤東當即明確表示：“人家已宣布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遊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就要犯嚴重錯誤，因此延安命令及談話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內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表明態度之後聽憑蔣介石去處置，或者他執行我們的十二條，兩黨重歸妥協，或者實行全麵破裂。你們應向各方表示，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對立地位，除非蔣介石取消十七號命令及實行其他必要步驟，我們是隻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84]
然而，毛澤東不滿歸不滿，莫斯科的態度仍舊不能不重視。這是因為，毛澤東對形勢的嚴重估計，使他不能不考慮在軍事上采取主動或及早準備反攻的問題。可是中共軍事上，尤其是在裝備和武器彈藥方麵，困難極大，與國民黨軍完全不能相比。毛澤東為此曾特別詢問過指揮華北軍事的彭德懷：三個月內華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較堅固之碉堡否？”因為“如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決心同蔣介石打到底。”彭的答複顯然不能令毛滿意。毛隨後明確告訴軍事領導人說，僅軍事一項，由於“我們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術人員”，無法實現奪取西南西北幾個重要省份的戰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奪取西北，控製中蘇西北交通樞紐，就無法取得蘇聯的援助。沒有蘇聯的援助，要同時對付蔣日兩個敵人，就會極其困難。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毛澤東相當反感蘇聯繼續援助國民黨，明確講：“蘇聯如再接濟重慶武器甚為不好，請要武官設法停止”，因為“蔣介石反-革-命是確定了的。”當然，毛澤東不能不同意蘇聯武官關於應當盡可能延長蔣介石抗日時間的說法，稱：“蘇武官延長時間的意見是對的，事實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後，目前隻打防禦戰。”問題是“何種時機他們可以公開援助我們”？“五月後他們有何辦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如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決”。[85]
莫斯科的態度顯然極大地約束了毛澤東的反攻計劃。而恰好在毛澤東反複考慮軍事反擊可能性的這個時候，即1月下旬，日本開始集中幾個師團的兵力，乘國民黨抽調兵力向華中對付共產黨軍隊的機會，對河南突然大舉進攻。這一新的變化證實了莫斯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動搖了毛澤東前此關於中日已告休戰，蔣介石即將叛-變的形勢判斷。在這種情況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一方麵固然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告誡全黨要做好與蔣介石分裂的準備，稱：蔣介石已經從革命走到反-革-命，國共破裂的前途已經確定了，“對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我們過去一麵鬥爭一麵聯合的兩麵政策，現在已經不適用了，對於他們，我們現在已不得不放棄聯合政策，采取單一的鬥爭政策。”今後的鬥爭方向，就是要“動員全國人民，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組織抗日民主的國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麵也不能不承認，由於日蔣尚未公開妥協，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牽製，國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當前的策略仍然應當是政治上堅決反攻，而軍事上須取守勢。[86]
兩黨政治攻防戰
蔣介石國民黨這時並不了解中共中央內部圍繞著政治反攻，還是軍事政治同時反攻所展開的上述討論過程，但是，中共中央的激烈反應和對國民政府的公開抵製，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國民黨內部的意見紛爭，和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批評，還是讓本以為自己的處置一定能夠“發生有效而良好的反響”的蔣，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87]
自皖南事變發生，周恩來等就以重慶為基地組織宣傳攻勢，嚴厲批評國民黨的內戰行徑。雖然在國民黨嚴格的新聞檢查製度壓製下，此種宣傳對一般民眾影響有限，但卻在國民黨內和國際輿論方麵引起了極大反響。發動剿滅黃河以南中共軍隊的計劃，主要是國民黨內軍事領導人鼓動和堅持的結果，國民黨內多數高層幹部直至事變發生都被蒙在鼓中。因此，包括事變期間一直緊張地在蔣介石與周恩來之間擔任聯絡的張衝，當著周恩來的麵也唉聲歎氣，表示“沒有臉見人”。宋慶齡等更聯名上書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痛切陳詞。馮玉祥也轉告中共代表，暗約同情，並斷言此定為何應欽之陰謀。孫科得知消息後，雖對人表示他對此不能有所作為，但也深表憂慮與憤慨。在1月16日討論處置新四軍問題的國民黨黨政各機關專門會議上，文職官員與軍事領導人明顯地發生意見分歧。直至準備發布取消新四軍命令的當天上午，王世傑還趕赴蔣介石的寓所，懇切說明如此處置，不僅有促成大規模內戰之危險，而且對有關援助國之觀感及淪陷區人心均不免會發生重大的負麵影響。[88]
為爭取社會及國際輿論，國民黨中宣部還在事變發生前，就明令重慶各報務必發表文章社論痛責新四軍不聽命令，擅自行動。一些報紙為生存計，或措辭含混，或公開遵命批評，私下裏再向中共表示歉然。國內各小黨派更是對國民黨的這種做法表示反感。據周恩來報告說，基於對國民黨的嚴重不滿，章伯鈞、左舜生等擬發起成立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合作共同進行民主和反內戰運動。第三黨亦因當局壓力日漸左傾，提出了以聯蘇聯共為中心，與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議。[89]
最讓國民黨人感到不安的，是國際上的輿論。在華蘇、英、美等國外交人員的傾向性不用說了，光是封鎖事變消息一事，就在重慶的外國記者中間引起了極大不滿，紛紛向負責國際新聞宣傳的董顯光提出質問。蘇聯《真理報》公開發表消息，聲稱皖南事變並非偶然，其他中共軍隊亦將被國民黨所解決。美國記者斯諾和與羅斯福關係密切的前海軍陸戰隊少校卡爾遜，也先後在美國報紙發表言論，抨擊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揚言中國將會爆發嚴重內戰。英國援華總會這時也致電蔣介石，要求給新四軍以正當待遇。甚至事變後不久，美國政府也公開表示對國共衝突嚴重關切，這時來華考察的美國總統特使居裏甚至告訴蔣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國援款及其他財政幫助，在國共糾紛未解決之前事實上難以有任何進展。駐美大使胡適也報告說：“新四軍事件，美國人士頗多疑慮，……其左傾者則公然批評我政府”。[90]事實上，事變後的海外華人輿論幾乎一致在批評國民黨。僅一個半月左右，僅有據可查的發給國民黨中央的其海外黨部和各有關華人團體的批評電就在數十通以上，其間充滿惋惜激憤之詞。
自1月17日軍委會發言人宣布國民黨處置新四軍事件的決定之後，蔣介石就試圖就事論事，盡快息事寧人，故強調要“以指斥新四軍為限”，“應不涉及共產黨或第十八集團軍”，避免使事態進一步擴大化。[91]18日，即《中央日報》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令的當天，周恩來不顧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通過《新華日報》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議題詞。這一針鋒相對的大膽舉動，對國民黨中一些人刺激頗大，他們強烈要求立即查封該報。白崇禧專門為此事打電話給劉為章，要其轉呈蔣，堅決封閉《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商震亦專門上書蔣介石，要求給《新華日報》停刊五至七天的嚴厲處分。據此，憲兵隊抓去了新華日報營業主任。可是，蔣介石並沒有批複白崇禧和商震的呈文，而且下令特別機關一律不準以武力進入新華日報社。在周恩來跑去向張衝大吵要求放人後，蔣還做起了和事佬，聲稱：“對於共-黨，在軍事方麵須嚴，政治方麵不妨從寬”。結果，不僅新華日報的營業主任第二天即被放出，《新華日報》也照出不誤。
正是根據蔣的意見，國民黨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傳單位，對皖南事變之說明要嚴守範圍，即此僅為軍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是內政問題，不是外交問題；是局部問題，不是全國性問題。25日，蔣在接見蘇聯大使潘友新時，也明確表態說：“這絕非政治或黨派問題。”八路軍如能遵照政府令如期北調至冀察地區，則中央仍將以國民革命軍之一部待之，一視同仁。至27日，蔣介石更進一步發表談話，公開強調此次對新四軍“純然是為了整飭軍紀，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在其中”。[92]
但是，不管蔣介石做何解釋，中共中央也無法接受國民黨軍委會發言人1月17日宣布的對新四軍的處置辦法。1月20日，中共中央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已要求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皖南事變善後辦法十二條，要求國民黨停止挑-釁，撤退華中剿-共-軍，平毀西北的封鎖線，懲辦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撤銷十七日命令，恢複葉挺自-由，及交還全部被俘人槍等。[93]至25日，中共中央更進一步擴充了這十二條的要求，要求周恩來將此解決皖南事變、挽救時局危機的十二條辦法，經張衝轉交國民黨中央。其內容為：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四、恢複葉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七、撤退華中的反-共-軍；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94]
中共中央的上述條件，明顯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種手段，並不真的期待國民黨會接受它。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解釋說：所以采取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為以此“可以對付兩種情勢中之任何一種：如蔣業已準備全麵破裂，我們便是以破裂對付破裂；如蔣並未準備全麵破裂，我們便是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95]不過，注意到毛澤東20日至23日反對再與國民黨發生任何公文往來，聲稱對蔣已無話可說，25日又正式提出十二條辦法，通過張衝轉交國民黨中央，並說明在蔣不準備全麵破裂的情況下，我之策略僅限於“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不斷絕和他們來往”，不公開反對蔣及整個國民黨，這說明中共的態度其實也存在著適時調整的某種可能性。
當然，十二條的核心要求是廢除17日令，圍繞著這個問題，國共雙方一時都難以做出真正意義上的妥協。因此，即使在25日以後，毛澤東也反複強調：“我們領導的軍隊已被宣布為叛變，我們已無任何可能再與蔣介石發生關係”，“除非蔣介石取消十七號命令及實行其他必要步驟，我們隻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就連談判的餘地也“已被蔣剝奪幹淨了”。“如要轉彎，除非蔣介石取消一月十七號命令及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則我們決不能轉彎”。不僅不能轉彎，而且還應該“要求他們發護照，立即回延”，以示強硬。僅僅是由於周恩來權衡利害，力主撤退也要采取逐步的辦法，不好一下子走光，弄成破裂的樣子，中共的主要代表才在事變後得以繼續在重慶留了下來。[96]
1月下旬，日軍突然對國民黨正麵守軍發起大規模進攻，張衝找到周恩來，提出國共必須找到妥協辦法，而他提議以華中中共軍隊展期北移和將新四軍歸入八路軍增編一軍的辦法，使雙方矛盾得以緩解。盡管張衝聲明此純為私人意見，但中共方麵顯然將其視作蔣介石示弱的一種表現。與此同時，由於日軍繼續進攻國民黨軍，顯示出前此中共把事變的發生與國民黨投-降-可-能相聯係，並無根據，毛澤東也迅速提出：“日蔣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計“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開始設想恢複國內團結的可能性。從中共中央2月2日給各地領導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雖然仍舊明確要求堅持十二條，“目前絕不鬆口”，但它事實上已經提出準備“在適當條件下不拒絕妥協”的問題。[97]隨著蔣用於包圍陝甘寧邊區的中央軍部分東調增援，華中地區國民黨軍隊處境困難，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2月5日發來電報，強調與蔣介石決裂並非不可避免，共產黨人應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動來避免破裂[98]後，毛澤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承認自己過去對蔣發動皖南事變動機判斷有誤。他明確講：“東條公開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這一點我們過去卻沒有估計到。”進而他又估計：“蔣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內敵人要進攻的，他之所以發動皖南事變，發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軍進攻淮北、皖東、鄂中新四軍，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敵人進攻。……豈知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樣”。既然如此，那麽可以想見，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軍事進攻自然不會繼續了，其“剿-共計劃已經根本打破了”。因此，他又開始重提1940年朱彭佳電中的觀點，強調可以據以發揮，說明中共早已看到鷸蚌相爭的嚴重後果。且相信“敵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的計劃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蔣）非想個妥協辦法，（否則）更加於他不利。”[99]
由對抗再趨緩和
麵對即將召開的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采取何種態度，對國共兩黨關係影響甚大。但周恩來顯然不認為立即妥協是一個好辦法。他接連給毛澤東去電，除同意毛澤東的形勢分析外，並不讚成馬上與國民黨求得妥協。接周電後，毛澤東亦複電周稱：“估計是一致的，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頓。”“但對蔣讓步則危險（如你所說），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熬過目前一關，就好辦了。”因“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雖然注意到此次中央軍損失不大，“他們仍能布置對付我們”，且陝甘寧邊區五道封鎖線，國民黨集中了8個師加兩個旅，隨時有進攻的危險，但他依舊還是承認，過去估計蔣要投降而試圖采取軍事攻勢，若實行，確實是“極錯誤政策”，因為“會妨礙蔣之抗日”。而後來決定采取軍事守勢政-治-攻-勢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樣“隻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隻會拉攏國共，不會破裂國共”。至於善後十二條要求，毛澤東這時的態度也很清楚明了，即“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100]
基於這樣一種策略考慮，周恩來在與各小黨派協商後，明確提出應將十二條提到參政會上要求討論，表麵上“以期恢複國共團結，重整抗日陣容，堅持對敵抗戰”，實際上意在擴大政治攻勢，造成國民黨更大的被動，逼其讓步。對此，中共中央考慮後複電表示同意。[101]19日，周將中共七參政員致國民參政會公函送王世傑，聲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條未得政府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本屆參政會。
王接函後當即托張衝轉告周恩來：“如此做法，隻能促成破裂，決不能威嚇中央，盼其將來電撤回”。張衝對此更是十分擔心，從19日晚開始，反複通過電話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來暫行收回公函，以便他從中奔走，請蔣約周談話。他明白告訴周說：十二條雖已提出一月，舉國皆知，但均為對外宣傳，尚非正式公文，他也從未轉交給蔣，“今向參政會提出，勢必付諸討論，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黨-專-政，蔣是吃軟不吃硬的，結果必致翻臉。”對此，周嚴詞拒絕，指出：“翻臉已半翻臉了，現在所能做的，不過是討伐令，全國清黨，逮捕辦事處人員，封閉《新華日報》等等，我們已經準備著了。至於見蔣，必不能得結果，仍是撤過黃河那一套。”在請示延安後，周再告張衝，致參政會公函不能撤回，如國民黨同意商談，但認為不宜在參政會討論，自可在會外談判。隻是在沒有取得滿意結果之前，我們不能出席參政會。[102]雙方為此反複交涉，未得結果。
堅持十二條，中共中央之目的隻“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因為國民黨局部地區仍有加強反-共的趨勢。當然，毛澤東這時已明確地不讚成部分地方軍事領導人乘國民黨之危而實行報複措施的想法了，強調：“目前政策的中心出發點是利用日蔣矛盾”，“我黨領導的一切武裝部隊，包括新四軍在內，目前對反-共-軍基本上隻應該打防禦戰，不應該打進攻戰，不應該企圖在大後方發動反蔣的遊擊戰爭。”“必須抑製部隊可能發生的急躁情緒，必須使部隊高級人員懂得，一方麵要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全麵破裂），一方麵又要在自己的行動上避免引起過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遲愈有利，愈早愈有害。”[103]而隻要不在軍事上進攻，不妨礙蔣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會有大問題，蔣“不投-降不會宣布全麵破裂”。因此通過政治攻勢把國民黨打到防禦地位，是唯一的縫合國共關係裂口的辦法，一旦使他不能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104]
但張衝出於對國家前途的強烈擔憂，仍舊再三找周恩來做工作。25、26、27接連三天，張衝向周“苦苦哀求”，甚至不惜“為了國家”願跪下懇求中共撤回公函。因為他認為：“十二條中，取消命令，取消一-黨-專-政，今天實做不到”。他並告訴周說，蔣介石這時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問題，表示同意選周恩來為主席團成員。各小黨派更是積極介入，乃至提議組織特種委員會，以蔣為主席，周為副主席，在參政會內外共同討論解決國共關係問題。蔣也滿口應允。但中共中央26日已明確指示周恩來：“張衝所提條件不能接受。七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如彼方有誠意解決問題，則應：（甲）參政會延期兩個月開會；（乙）在兩個月內解決十二條及一切懸案；（丙）派機送恩來回延開會，以便討論彼方意見。”[105]
麵對中共中央的強硬態度，蔣介石明顯地感到不耐煩了。他開始告誡說：如中共參政員“決定不出席，惟有根本決裂”。結果各小黨派倍感緊張。眼看3月1日參政會開幕在即，27、28兩日各小黨派代表接連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商談至半夜，力勸中共設法出席，並強調說蔣已同意成立各方麵委員會以討論各項有爭議之問題。[106]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來自延安的答複。各小黨派領導人齊集張君勱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離開張家後又在黃炎培家與黃整整等了一夜周恩來的電話。救國會沈鈞儒、陶行知、李公樸、史良、沙千裏等也開會至半夜討論中共出席之利弊。蔣介石的待從室這天夜裏也幾次打電話問王世傑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黨派電話不斷，一些人更親自跑至曾家岩辦事處來，懇求中共代表出席大會。[107]
鑒於撤回十二條絕無可能，而對中共友好之各小黨派態度懇切至極，為表示“仁至義盡”，中共中央最終決定提出臨時辦法十二條，不提取消蔣令、取消一-黨-專-政以及懲辦何應欽等國民黨無法辦到的要求，隻要求承認中共兩個集團軍共六個軍；承認邊區及敵後抗日政權的合法地位；華北、華中、西北防地維持現狀；釋放葉挺及所有被俘幹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可以周或董個人名義向張衝提出，“在以上各點見之明令及事實後，我黨可以出席參政會”。[108]
周恩來3月1日淩晨得到延安電報，一早就和董必武往見張衝，示以中共新條件，並說明必須使參政會延期兩周才有商量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張衝當時即打電話給蔣介石，蔣在電話中要求張轉告周，無論如何先請董必武、鄧穎超先出席當天的參政會，參加選舉主席團。周再見黃炎培、江問漁、梁漱溟等，說明必須延期之理由，但黃等表示無法做到。隨後張衝、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後奉蔣之命前來曾家岩請董、鄧出席，均被董、鄧所拒。如此這般勸說一早，當天的參政會開幕式也被迫拖後一小時。據事後黃炎培說，蔣到會講話“無精打彩”，國民黨參政員也因事先打過招呼而一返常態地“鴉雀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結果，各小黨派代表動議延期一天選舉主席團，以待再勸中共參政員出席。會後，張衝及各小黨派負責人又紛紛來勸。但對中共的臨時辦法十二條，張衝誠懇表示，多數都可設法，但擴編軍隊為兩集團軍六軍難以做到；維持防地問題基本精神仍須遵守“中央提示案”，敵後政權須照新縣製設置和組織，等。[109]
注意到這種情況，在重慶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麵子，收了大影響”。周恩來興奮地報告說：“蔣親提主席名單，昨夜今朝連續派兩批特使迎董、鄧，一百多國民黨員鴉鵲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最後延期一天，蔣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樣，無精打彩的講話。全重慶全中國全世界在關心著、打聽著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著團結的人是共-黨-中-央。毛同誌的威信，在兩個參政員及我們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了。…一切勝過我們的萬千言語。”“參政會的文章已做到頂點，應該轉個彎了”。考慮到“現在全重慶都在等待我們消息，盼望我們出席”，周恩來等顯然傾向於就此下台階。他們因此建議：“將停止軍事進攻，政治壓迫十項要求（共有二十多件）於開會前直接見蔣，並當麵交他，請蔣立刻負責解決，其他基本問題，在參政會開會時討論”。他們唯一感到猶豫的是：“一切談判均無保證，而且還未具體化，如出席，太便宜（蔣介石）這個大-流-氓”。如硬到底，“在蔣這種曆次搖尾乞憐狀態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響的，而蔣也有流-氓的一著。”然而，中共中央並不認為已經到了該下台階的時候了。其3月1日再電周恩來等，明確指示：“臨時辦法無結果無明確保證，絕對不能出席，必須堅持我們的原則立場。”毛澤東並具體解釋說：經過反複討論，書記處一致認為，蔣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因為蔣是決不會給以明令保證的。“隻要熬過目前一關，就有好轉可能，在半年內能解決善後條件，我仍準備出席九月間的二次參政會”。[110]
中共參政員到底沒有出席二屆一次參政會，蔣介石也並沒有實行“根本決裂”。但是，由於受到黨內的壓力，蔣在會議召開之初就秘密召集國民黨參政員，向他們解釋說：國共最終總要分家的，對此用不著擔心，單從軍事上，三個月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問題是目前還不是時候，目前政治上還隻能是防禦。[111]當然，在公開場合，蔣的講法又是一樣。他在3月6日的參政會上一邊公開批評中共所提兩個十二條都是“信-口-雌-黃，顛-倒-黑-白”，聲稱軍事早已國家化，中共不應將八路軍、新四軍視為“一-黨所私-有的軍隊”，一邊重申剿滅新四軍並非“剿-共”，他不僅“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更不忍以後再有此種‘剿-共’之不祥名詞留於中國曆史之中”。因此，他懇切希望中共能本著“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與國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112]重慶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這時的社論也同樣保證說：“隻要中共不脫離抗戰陣線，事件不致擴大，而剿-共事實亦不至發生”。[113]
對於蔣之演說與參政會通過之涉及中共軍隊及政權問題的提案，周恩來肯定其仍為防禦性的，毛澤東則稱其為“阿Ｑ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麵子，卻借此收兵，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會員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這種收兵的表現”。然而，蔣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兩麵政策，毛亦主張繼續其一打一拉的兩麵政策，把這種拉鋸式的鬥爭繼續下去，“直到我們的臨時辦法各條實際上被承認（主要是擴軍、防地、《新華日報》及路上少捉人）。”[114]
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的講演和毛澤東隨後的指示，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國共兩黨這時都在設法緩和。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說的以半年為期“解決善後條件”，中心盤子已由兩個十二條，減少到同意擴編軍隊、維持現有防地、保證《新華日報》正常發行，和不得在進出邊區的交通線上隨意捕人這四點。由於避開了蔣介石極為敏-感的皖南事變善後及17日令等問題，雙方之間的交涉明顯地變得容易了許多。14日，蔣介石與周恩來的談話中，也不再提起中共軍隊北移問題了，明確講：“隻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好說”。至於不得壓迫《新華日報》，以及釋放前此扣留的進入邊區的中共有關人員和發放通行護照等事，蔣都滿口答應下來。據此，周提出：可否先解決這些小問題？毛當即表示同意。至4月26日，毛更明確指示周恩來說：可以向蔣“表示我黨願意同國民黨繼續團結抗日，惟望國民黨改變對內政策，並對八路發餉，合理解決新四軍問題。”[115]
至此，因皖南事變引起之兩黨全麵對抗局麵，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盡管此後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軍問題，但仍隻限於要求同意整編其“餘部”及給予經費方麵，再未提出取消蔣令及釋放所有人員槍彈等問題。[116]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蔣介石要求八路軍出動配合作戰，不論八路軍最終是否進行了配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加以配合仍屬事實。至11月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召開之際，中共方麵甚至更將條件降低到隻要“放葉發餉”做到一件即可參加。[117]最後，國民黨一件未做，中共權衡利弊還是派董必武和鄧穎超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意味著，皖南事變之“善後”工作已不複存在，國共兩黨因為事變所引起的破裂危險，業已消彌於無形之中了。
不過，皖南事變所引起的國共黨關係的重大改變，卻不是兩黨形式上的這種妥協所能消彌的。國民黨雖然不顧一切地消滅了7000新四軍並宣布撤銷了它的番號，但新四軍照樣存在，並且所占地區及兵力越發擴展與壯大，其在新四軍範圍內的國民黨軍隊反而一一被驅逐或消滅，國民黨其實一無所得。更為重要的是，皖南事變根本破裂了兩黨之間的感情聯係。從蔣介石在參政會密示國民黨參政員國共一定要分裂，和國民黨軍委會辦公廳3月18日發布的改“某黨”為“奸-黨”令[118]等事實看，國民黨在事變後顯然已經正式決定把中共視同“漢-奸”，形勢許可時必欲“剿滅”。同樣，從前述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判斷，和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有關決定看，中共方麵對與國民黨真誠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於是，皖南事變自然成了抗戰期間國共關係逆轉的一道分水嶺。事變前，中共軍隊雖然已經在獨立指揮、自行發展，但它仍舊隸屬於國民政府之下，至少名義上仍隨時呈報並請領軍費補充，形式上仍舊使用著統一的貨幣和遵守著統一的政令法令。國共之間軍事上的磨擦衝突也仍可通過正常途徑反映或協商。因此蔣之命令或要求，一般總還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斷絕對中共軍隊的一切供給與補充，切斷了自己與中共軍隊的一切關係，結果反使自己威信掃地。中共政權與軍隊從此斷絕與國民政府之間的一切上下級關係，自設銀行，自發貨幣，自定法規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脫離國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蔣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權。從此調和兩黨關係之困難，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抗戰期間的國共關係也仍舊是受著抗日戰爭的大形勢製約的。即不論國共兩黨利害關係有多大的不同，國民黨如何看不起中共的武裝，中共如何看不上國民黨，它們最終還是要暫時將自身的利益服從抗日的利益需要。因此，即使國民黨內相當一部分領導人早就心存“剿滅”中共的想法，但無論事變前，還是事變後，他們最終都不能不在權衡利弊後，把自己的行動保持在有限的範圍之內。同樣，中共在遭受了重大損失之後，它本可采取更加激烈的對策，其黨內領導人總還是不能不顧及到國民黨繼續抗日這個事實，因而極力地限製自己實施報複政策的烈度和實行對抗政策的範圍。由此可知，在抗戰期間，民族矛盾終究是高於兩黨之間的矛盾的。國共兩黨不論鬧到何種地步，終歸還是要走向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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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多數研究皖南事變的大陸學者也持相同看法。如李良明著《項英評傳》（經濟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即認為蔣不讓皖南新四軍東去蘇南渡江，又故意向日本人泄露新四軍有原地北渡消息，迫使項英等決定向南迂回，“正好陷進了國民黨頑固派精心布置的陷阱”。即“無論皖南新四軍北移走什麽路線，都是注定要被圍殲的”。見該書第197頁。幾乎是唯一一篇對國民黨對皖南新四軍意圖研究較深入些的文章，是劉嶽化、尤亮的《從國民黨文電看皖南事變真相》（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該文利用了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保存的部分曆史檔案資料，但文章在資料分析和解讀上似帶有某些先入為主的成份。
[2] 《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1940年），轉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8冊，第325頁。
[3] 《何應欽、白崇禧致朱彭總副司令葉挺軍長皓電》（1940年10月19日）；《朱、彭、葉、項複何應欽、白崇禧佳電》，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頁。
[4] 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檔，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廿五），979（7），（3）52；《蔣中正致李長官電》，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資料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頁。
[5] 《蔣委員長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印，第521頁；《徐永昌致蔣委員長簽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14頁。
[6] 同上引《徐永昌致蔣委員長簽呈》（1940年12月10日）。
[7] 《軍令部次長劉斐呈蔣委員長報告與周恩來、葉劍英談話內容》（1940年12月12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四），第234頁。
[8] 《何應欽關於解決江南新四軍呈蔣委員長》（1940年12月3日）；《徐永昌關於解決江南新四軍呈何總長、蔣委員長》（1940年12月4日），前引《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10，111頁。
[9] 《胡宗南呈重慶蔣委員長電》（1940年12月22日），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政治（2），第188－189頁。
[10]《中央書記處致關賀聶彭等電》（1940年11月1日）；《白崇禧電令一七六、一三八、一七二師部署阻擊新四軍渡江北移等電文》（1940年10月16日），前引《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5頁。
[11] 《困勉記》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條，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
[12] 《事略稿本》，1940年12月31日條，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
[13] 《周恩來關於和蔣介石談話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頁。
14 《第三十二集團軍進剿匪-軍計劃》，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頁。
15 《第32集團軍三十年元月皖南剿匪戰役戰鬥詳報》（1941年1月至2月），見《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68－169頁。
16 按照計劃擔任剿-匪左翼軍的第40師12月27日自江蘇太湖附近之宜興溧陽之線交接防務後開始走山路向皖南溪裏風、茂林村、銅山徐、小河口、水東濯之線移動，主力至1月2日下午才得以進抵三溪附近。《國民黨第四十師方日英部圍擊皖南新四軍軍部戰鬥詳報》（1941年1月4日至15日），《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99－200頁。
17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二），第520頁。
18 轉見《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8頁。
19 《上官雲相關於俟新四軍開畢再行肅清工作的電文》（1940年12月27日），《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16頁。
20 嶽星明：《顧祝同的反-共軍事陰謀》；武之芬：《上官雲相襲擊新四軍的經過》，《皖南事變資料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注為《皖南事變資料選》（2）），第316，321－322頁。
21 《葉挺項英致渝蔣委員長參謀總長何副參謀總長白電》（1940年12月27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文電29030571。
22 《顧祝同致重慶軍委會委員長蔣電》（1941年1月3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文電30020887。
23 《蔣介石密令顧祝同“解決”江南新四軍反共電文》（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13頁。
24 《顧祝同致重慶軍委會委員長蔣電》（1941年1月3日）。
25 安徽省檔案館，卷號3·1·88，轉見劉嶽化、尤亮前引文。
26 《顧祝同致渝委員長蔣電》（1941年1月5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特交文電30020894。
27 《蔣介石指定新四軍北移路線江電令》（1941年1月3日），見《皖南事變資料選》（2），第74頁。
28 見王輔一：《項英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48頁。
29 李良明前引書，第196頁。
[30] 關於國民黨未曾料到會在茂林地區爆發重大軍事衝突的情況，也可以從當年參戰的國民黨第四十師、第七十九師、第五十二師、第一四四師等部隊的戰鬥詳報中，以及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嶽星明、第三十二集團軍司令部參謀長武之芬等人的回憶中，了解得很清楚。
[31]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於新四軍北移問題致葉挺、項英電》（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78頁。
[32] 毛澤東估計：“蘇北動作不礙大局”，認為“顧、韓會要叫幾聲的”，皖南新四軍被問到“敷衍一下就完了”。至少“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12月底移完不算太遲。”見《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05頁。
[33] 同前引《何應欽關於解決江南新四軍呈蔣委員長》（1940年12月3日）。
[34] 李良明前引書，第193頁。
[35] 見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中），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頁。劉嶽化等的文章以176師1940年12月10日作戰日記中有乘新四軍“渡江立足未定而擊滅之”的記載，認定蔣12月10日下令新四軍不得走蘇南，改走繁昌銅城之間渡江，“全係誘殲之計”，不僅忽略了12月10日蔣批準何應欽和軍令部報告送達皖北李品仙部再轉達176師的時間差，而且將此一作戰日記的月份記錯了一個月，即將11月10日作戰日記錯記成了12月10日。
[36]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政治（二），第336－338頁。
[37] 見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中），第753，756頁。有學者以12月24日第21集團軍總副座轉發特派員孫福安的一則密電，內中有已通知周團破壞江北新四軍在泥汊、姚家溝沿江港汊所架浮橋，並指出匪-軍聲勢浩大，恐周團兵力不敷應付，詢問可否加派得力部隊堵截匪-軍，“以免勢成燎原”的說法，認為是皖北國民黨軍繼續密謀部署要乘皖南新四軍渡江立足未穩而消滅之的證明，但此不僅為一孤證，與前述李品仙28日準備為皖南新四軍讓步，待發現其延留滋擾再行出兵廓清之的命令相左，且孫電乃12月10日發出，其時對10日蔣改變新四軍北移路線令發出之後皖北國民黨軍部署改變的情況亦並不了解，內中說法並不足為第21集團軍陰謀防堵的證明。見《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8頁。
[38] 轉見房列曙前引書，第108頁；並見《皖南事變》，第74－75頁；《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97頁，等。
[39] 《中共中央關於皖南新四軍北移的部署給葉挺、項英的指示》（1940年12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於皖南新四軍立即分批移動致葉挺、項英電》（1940年12月24日）；《毛澤東關於國民黨各派態度及我之布置情況的通報》（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克服動搖猶豫，堅決執行北移方針給項英等的指示》（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09，115，116－117，1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