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28日 - 中共反對自由化
《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的社論
1987 年 1 月 28 日 ，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
《通知》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鬥爭是長期的，存在於開放和改革的整個過程。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內進行，著重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即主要是反對企圖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要聯係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義。黨內和社會上存在的其他消極、腐敗現象，是什麽問題就解決什麽問題，不要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掛鉤。黨政軍機關、城市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解放軍，主要是對廣大黨員進行正麵教育。農村不搞。
《通知》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十分注意政策界限，必須采取正確的方法，不搞政治運動。
《通知》最後強調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兩者互相聯係，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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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中的自由派與保守派》
自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部就存在著兩種相互對峙的政治勢力。一種是自由派政治勢力，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與黨內民主派，他們以民主、自由與人的權利相號召，要求進一步加快市場化經濟改革，並通過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來實現民主政治。另一種是原教旨的正統派勢力，這些保守的左派[1]之主體是正統意識形態官僚，他們堅持共產黨的正統意識形態，主張對社會生活實行比較嚴格的控製，甚至主張恢複“文革”以前的計劃體製。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自由派構成了解構舊秩序的力量，勢必激起保守的正統派與之對峙，後者則構成推動政治倒退的力量。這兩種政治勢力之間存在著持續的緊張與衝突，這樣的對峙與衝突是社會主義極權國家進入變革轉型階段必然會經曆的政治現象。這兩種力量均力求通過影響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威權中心來取得對政治的主導權。它們衝突的消長過程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史的主線。20世紀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汙染”、80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被視為這兩種政治勢力衝突走向白熱化的的三個階段。
邏輯上這樣的兩極衝突有4種可能的結果。其一是前蘇聯改革的模式，即自由派通過動員民間力量，擴大政治參與，進入政治中心並主導政治進程，保守派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作為執政中心的中間派在這一過程中也被迫邊緣化，極權體製土崩瓦解。其二是保守派取得勝利，清除了自由派，基本恢複改革前的舊體製。這種結果在共產黨國家的現實政治中還未出現過。其三是保守派與自由派這兩種政治勢力達到某種平衡狀態，在這一基礎上逐漸發展為多元社會中的不同黨派。然而，由於自由派與保守派在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上水火不相容，這種前景出現的機率相當低。在中國可以觀察到的是第四種可能性：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自由派與正統意識形態官僚為主體的保守派均在政治上被邊緣化，而具有威權主義特點的技術官僚取得了主導政治的地位。為什麽中國政治會經曆這樣一個過程？本文試圖作一簡略的分析。
●改革以來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各自的政治理念與資源
本文使用的“80年代中國的自由派”是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包括所有致力於批判中國舊體製與專權政治，力主擺脫極權體製對人的約束，強調思想解放、個人自由與民主製衡的人。其中既有最激進的西化派知識分子與學生，也有相對溫和的、要求加快體製內民主化的社會主義憲政派，以及要求推進開明的一黨政治的黨內民主派，他們共同構成了保守派的對立麵。中國的自由派不同於西方所說的自由主義者，把前者稱之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確切。他們對改革開放的鼓動支持了鄧小平在現行共產黨官僚體製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因而獲得了有限的活動空間。他們所倡導的啟蒙與改革話語在民間輿論中占有優勢，因為深受文革災難體驗的民眾向往較為自由寬鬆的政治生活，對極權體製有強烈的不滿，這就使自由派知識分子具有潛在的社會動員與號召力。自由派在80年代的大學生中有相當堅實的社會基礎，還得到了國際社會民主思潮的支持。所以，每當自由派受到保守派的壓力時（例如1983年的“反精神汙染”以及1987年的“反自由化”），前者在民間的聲望不降反升。
由於長期受極權體製的壓抑，中國的自由派在心態上有一種亢奮性；又由於深受中外經濟差距與文化差距的刺激，他們往往又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2]以及由於中西經濟文化強烈反差引發的焦慮感。同時，由於長期受共產黨“鬥爭哲學”式政治文化的潛在影響，他們常常采用“正邪兩分法”的政治思維。在政治衝突中，這些心理與觀念層麵的政治文化因素很容易誘發“剛憤”型政治激進主義，並進而發展為群體性政治抗議運動。在政治相對平和的時期，自由派陣營中的黨內民主派與溫和的憲政派能發揮實質性的推動變革的作用；然而，當改革引起的社會問題日益突顯而出現政治危機時，最激進的西化自由派以其強烈批判舊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話語而占據自由派陣營的“製高點”，且與保守派形成鮮明的對立，他們因而往往在民間取得輿論優勢，比溫和的自由派具有更大的社會動員能量，甚至具有影響社會抗爭運動的能力。
保守派的政治立場受兩方麵因素的影響。首先，他們懷念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秩序，雖然對“文革”也持不滿、乃至某種批判反思的態度，但由於他們習慣於效忠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以往往從馬列主義教條出發，把“改革開放”視為對共產黨基本教義與原則的背離。當他們運用共產黨正統意識形態的價值理念來審視改革中出現的腐敗、失範以及各種改革綜合症現象時，就會產生對改革開放的不滿與抵製。其次，他們是現存共產黨官僚體製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開放導致整個社會全麵的大規模的利益重新分配，為了維護原先舊體製下的當權集團的既得利益，他們也自然而然地傾向於堅持左的保守立場。
中國黨內保守派掌握著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與裁判權。由於這一意識形態仍然是現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要素，所以保守派官僚對正統意識形態的維護具有現實政治功能。因此，每當自由派的活動被認為構成對黨的合法性與現存秩序的挑戰時，保守派對自由派的批判攻勢就會獲得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的首肯。保守派長期以來積累了豐富的政治資源與政治經驗，深諳高層政治運作的遊戲規則，與元老派有密切的私人關係。[3]保守派反對自由派時往往先利用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對自由派的言行作負麵解釋，然後以“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威脅”、要“維持黨的政權與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等理由打動元老派，進而通過元老派對鄧小平施加影響，達到壓製自由派的目的。雖然保守派在黨內的聲望很差[4]，但他們一旦獲得元老派或鄧小平的支持，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從而在與自由派的較量中獲得進攻優勢。
●兩極政治勢力與政治中心的互動關係
從1978年到1989年，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識分子與學生為主體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識形態官僚為主體的保守派這三者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周期性的互動關係。
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實際上一直把保守派當作壓製自由派的力量來運用，隻要存在著自由派，保守派在政治上保護政權的功能就始終是不可或缺的。雖然鄧小平未必完全讚同保守派的政治傾向，認為保守派的主要人物胡喬木政治上過於書生氣、過於固執[5]，也不讓此人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認為此人無行政能力[6]，但一直容忍保守派的言論與活動，為他們保留黨內政治空間，以製衡自由派政治勢力。共產黨元老和保守派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印象極深，對波蘭團結工會與自由知識分子結合挑戰共產黨政權的前車之鑒特別敏感。在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看來，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會動員能力，在意識形態上又具有“異己性”，其挑戰可能削弱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甚至有可能影響到他個人的權力地位。因此，當鄧小平認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會與保守派結成暫時的同盟，打擊自由派。80年代的“反精神汙染”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是如此。
但是保守派與鄧小平之間的政治結合是暫時性的，並不牢固。因為保守派否定改革開放的僵硬的教條主義立場與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的路線是矛盾的，倘若保守派在政治上得勢，就會阻止改革開放。因此，保守派的複舊言行往往會幫助自由派與黨內開明的領導人擺脫受指責的困境。這時，自由派作為製衡保守派的政治力量又再次受到重視與肯定，整個社會的政治氣氛再次寬鬆化，自由派中較為激進的一些人則會由於鄧小平與自由派中的溫和派的暫時結盟而減輕了政治壓力。1987年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後這種情況就特別明顯。
然而，80年代中國的自由派有不同的群體，其中的激進派、尤其是學生中的激進派，往往會不斷地把他們要求加快民主化的主張推進到政治中心允許的邊界以外，更何況自由派本身所堅持的理念也存在著內在的激進化的邏輯，加上自由派在國際社會所受到的支持以及對民間的潛在政治動員力，均會引起鄧小平的疑慮與擔憂。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中心會再次啟用保守派作為平衡力量。於是，新的反自由派運動又會周而複始地展開。
顯然，在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之外，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他們各自具有可以運用的政治資源。自由派主要通過動員社會輿論的方式來對政治中心施加壓力；保守派則主要通過其掌控的宣傳部門向下發送指令文件，通過在體製內與高層元老派的私下接觸，並進而對鄧小平施加影響，來影響政治走向。自由派的民間動員力與激進化傾向，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的隱憂；而保守派的致命弱點是，其教條化的意識形態思維定勢支配著他們把民眾積極的政治參與視為“政治上的邪惡力量對黨的挑戰”，這就會強化自由派與民間的反感，從而更加激進地反對保守派。兩者之間在社會上的衝突如同拉鋸般地持續下去。
80年代的中國政治存在著這樣的互動模式：“政治中心”在某一階段與保守派結盟，以共同抗衡自由派，而在下一階段則會與自由派結合，或允許自由派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以平衡保守派的力量。處於兩極的兩股勢力各自的價值觀念與政治目標均與“政治中心”維持著某些結合點，“政治中心”需要自由派支持改革開放，也需要保守派捍衛意識形態及以此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治中心”既無法完全排除自由派勢力，也無法排除保守派勢力。這樣，轉型時代的中國就存在著三者之間的複雜的互動關係。
激進自由派與保守派雙方雖然在政治上勢不兩立，彼此視如寇仇，雙方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與空間。前者認為後者是“專製主義的頑固阻力”，後者視前者是“反社會主義份子”。然而，他們又恰恰是一對相互依存的雙生兄弟，彼此都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與前提。正因為存在著自由派對一黨政治的解構性力量，所以保守派才可能對鄧小平強調自己的維護政權的功能；另一方麵，正因為保守派是對改革趨勢的反動勢力，才使得自由派可以向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證明，自己對改革開放具有不可或缺的貢獻。有趣的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峙往往都不自覺地幫助了自己勢不兩立的政敵。這是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最耐人尋思的現象。[7]
●中國當代的“派群政治”及其不穩定結構
從政治互動模式來分析，80年代中國政治的圖譜並不是簡單地隻有左、中、右三種政治勢力，實際上當時的政治結構是一個以鄧小平為中心的、向保守和激進兩個端點漸次延伸的多種“派群”共存的遞進結構。大體上，可以根據對舊體製的親和與疏離的程度作為排序依據，把對中國政治具有實質性影響的80年代的政治精英群體納入到以下線型多元模式中來加以分析。這樣就可以看到如下從激進自由派到保守派的政治光譜。
激進自由派／立憲溫和派／黨內民主派／次中心／鄧小平中心／元老派／保守派
←（激進程度）────（權威中心）─（保守程度）→
如上圖所示，最右端是保守度最高、與舊體製與正統意識形態最具親和性的意識形態官僚。其左側是相對務實但仍然強烈維護黨的一元控製係統的元老派[8]，如陳雲、彭真、王震等人。再其次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政治中心。在“鄧小平中心”的左側，最接近鄧小平的是以胡耀邦、趙紫陽先後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政治次中心”。作為黨內開明派的“次中心”被鄧小平委以實際操作的重任，但並不具備最終決定權。“次中心”的左側，依次是黨內民主派（如朱厚澤、胡啟立、萬裏等人），再就是主張在體製內加快民主化建設的知識分子立憲派（如戴晴、李洪林、溫元凱等人），在這一光譜的最激進的一端，就是知識分子與學生中的西化自由主義激進派。
在這個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與鄧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間，則有著若幹緩衝型政治勢力層。通常這些緩衝層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遠比兩個端點的勢力要大得多。在20世紀80年代未以前的相當一個時期內，左右兩側的兩極勢力並不強大，遠沒有後來發生“八九事件”時那樣具有影響力。在自由激進派與“鄧小平中心”之間，存在著“體製內憲政民主派”、“黨內民主派”以及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次中心”，他們充當著聯結並緩衝、協調“鄧小平中心”與自由派知識分子之間關係的作用。這些緩衝層曾是80年代中國政治中的實際操作者。而在“政治中心”與保守派之間，則存在著元老派作為中間緩衝層。元老派的主流傾向接近於保守派，其中也有部份人較為同情自由派，他們在不同時期起到了聯結、緩衝並協調不同政治勢力的作用。當然，這些被稱為政治派別的群體彼此之間並沒有涇渭分明的界線，也沒有明確的組織形式。或許可以把這些並不具有正式組織的、由利益與觀念相近而結合到一起的人們，稱為中國政治中的“派群”，這是中國當代政治中的特殊現象。[9]
根據這一政治光譜可以大體上推斷，中國政治的互動過程可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前景。其一是政治中心將位於兩側的緩衝層團結在自己周圍，形成以自己為中間的“橄欖”形結構，壓抑左右兩極，迫使兩極之間形成平衡，從而維持其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這恰恰是80年代前半期中國政治發展的特點。其二是激進派與保守派形成日益激烈的拉鋸狀態，各自主導部份意識形態話語權力。保守派高揚捍衛社會主義的“反自由化”的革命意識形態旗幟並吸引體製內的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而激進派則高揚“反專製政治”的旗幟並吸引對政治中心不滿的社會大眾。處於這兩端之間的各政治派群則不得不根據自己的利益與觀念各自向兩極靠攏。一旦出現這種“兩極化”政治格局，力求在兩端之間維持平衡的中間派將兩麵受敵，如同被放在火上烤，最後必然逐漸失去政治影響力並被迫邊緣化；政治發展一旦進入了這種“兩極化”狀態，很容易出現危機，而政治危機就必然麵臨“革命造反”或“鐵腕鎮壓”的結局。從80年代中期開始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政治的實際走向就是逐漸在保守與激進的兩極張力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中間各層趨向兩極的“啞鈴型”結構危機。於是，激進者越來越激進，保守者越來越保守，“六四”事件就是這一兩極互動過程激化的體現。
●1989年：兩極勢力如何進入拉鋸戰的白熱化階段
這兩極政治勢力為什麽會在互動過程中不斷地走向衝突激化，並最終導致悲劇性結局？當然，激進派基於政治浪漫主義的民主理念與亢奮，保守派僵化封閉的心態，都是衝突無法抑製的重要原因，但“次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分析。處於“次中心”地位的總書記雖然是鄧小平的關鍵助手，但隻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一個群體的代表被選來擔任政治操作的要職，總書記其實並不具有對重大問題的最終決定權。他們通常是因改革實績而受到信任，在任現職以前未必有自己堅實的個人政治資源。位於“次中心”的領導人作為改革開放的前台操作者，自然要起用黨內有思想解放傾向的人任關鍵職務，這是黨內民主派得到重用的原因。而黨內民主派在觀念上又與知識分子溫和立憲派、自由派之間具有親和性，會與後者內外呼應，以推進改革開放。所以，改革措施的不斷推進必然會使西化自由派在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中獲得活動空間。
從80年代中期開始，知識分子自由派與學生青年中對改革進展太慢產生了越來越強的不滿情緒。他們中不少人充滿因中外經濟反差強烈而出現的焦慮感與激進浪漫的民主訴求。在經濟改革麵臨重大困境，社會上人心日益不滿的情況下，他們要求進一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呼聲，最後引發了學生走向街頭，以爭取社會的支持。而自由派自發的具有動員社會大眾參與的街頭政治活動，則被保守派視為對共產黨權力地位的嚴重挑戰，進而引起了“鄧小平政治中心”的不滿。
1989年的危機過程中，中國政治實際上呈現的就是政治兩極化趨勢。一方麵，激進自由派、溫和自由派、黨內民主派在觀念與態度上日益接近；另一方麵，“政治中心”、元老派、保守派也不斷接近。處於兩極的強硬派在本派群陣營內為了取得“英勇鬥士”的“道義”優勢而反對任何妥協；在雙方劍拔弩張、勢不兩立的情況下，兩派中的強硬派都訴諸於本派安全這一“務實”的理由，強調不可退卻的“強硬”對於派群生存安全的必要性。在雙方陣營中，強硬派必然在衝突白熱化階段占上風，而溫和派則勢必邊緣化。一方陣營的極端強硬動作反過來又引起另一方強硬派最激烈的反彈，出現了“鷹派與鷹派互動”的惡性循環。“天安門事件”正是這樣不幸地陷入了“兩極化”危機[10]，最後隻能是在勢不兩立的兩極之間攤牌。
這時處於最不利地位的恰恰是夾在中間的“次中心層”。一方麵，他們作為開明的改革派，不願意對自由派表現得過於強硬。因為這會影響到他們在民間的形像與威信，也不利於他們與自由派知識分子之間的政治結盟。另一方麵，如果他們不能表現得足夠強硬，就會麵臨“在自由化的敵對勢力麵前喪失立場”的指控，失去鄧小平與元老派的信任。這樣，“次中心”就會被孤立起來，他們既不願也無力控製自由派的自主活動，又無法抗衡由鄧小平、元老派與保守派結合起來的占絕對優勢的政治力量，何況他們自己也缺乏任何可以依托的政治資源，其結果往往是悲劇性的。隨著“鄧小平政治中心”與“次中心”之間出現裂痕，“次中心”係統就四麵楚歌、多麵受敵，最後成為犧牲品。那時，保守派認定“次中心”的代表人物“喪失立場”，“鄧小平的中心”會認定他軟弱無能，激進自由派則完全無視他的存在。胡耀邦、趙紫陽就是在這種兩麵受敵的困境中先後被迫下台的。[11]"次中心”的邊緣化反過來也會對“鄧小平的政治中心”產生衝擊波。1989年春夏之交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後，趙紫陽的出局使鄧小平失去了與激進派之間的緩衝屏障，不得不直接麵對激進派的挑戰與壓力。結果他再次與元老派、保守派結盟，選擇了強硬鎮壓的悲劇性結果。
●90年代的政治格局與自由派、保守派的邊緣化(chinesenewsnet.com)
1989年危機事件正是中國80年代以來的政治兩極互動過程發展到頂點的產物。此後，中國的政治格局出現了三方麵的變化。首先是自由派作為整肅對象在政治舞台上被清除出局。雖然其思潮作為一股政治潛流仍普遍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中，但他們在政治舞台上已失去了活動條件，在政治上被徹底邊緣化。其次，保守派成為1989年以後政治上最活躍的勢力，他們趁勢取得了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並與元老派相結合而擴大了政治影響力，開始具備“準中心化”的政治地位，使中國麵臨著向舊體製複歸的現實可能。再次，以江澤民為首的技術專家型政治人物取代原總書記趙紫陽進入“次中心”位置。[12]
90年代初，當自由派與黨內民主派被邊緣化以後，趁勢而起的保守派在部份元老派的支持下，借助“反自由化”而獲得的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在政治上極為活躍，力圖成為主導中國政治的力量。為此，他們以“反和平演變論”與“兩種改革論”來作為政治複舊的意識形態戰略。“反和平演變論”主張“孤立合理論”。它強調，外部世界的“邪惡”勢力要“演變”中國，所以中國處於受害者地位；作為受害者的自衛反應就是把自己與由“邪惡”勢力主導的外部世界隔絕開來；因此，對外封閉與自我孤立便被說成是中國人自衛與生存所必需的手段。這一觀點還激活了“敵我兩分法”的思維定勢，並把它延伸到經濟領域；美國與西方具有先進工業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因而被定義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宣傳本身與鄧小平主張的經濟對外開放政策是完全對立的。保守派的另一個意識形態理論戰略是“兩種改革論”，它把改革區分為“資本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革”兩類性質根本對立的政治範疇；而它主張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革”其實不過是在“社會主義”架構內“自我完善”，因此，1978年以來經濟改革中幾乎所有從西方學來的新事物都被歸入“資本主義改革”的範疇而遭到排斥。這實際上就否定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路線。在保守派在意識形態領域奪取優勢的同時，技術官僚型政治人物的政治地位還不鞏固，他們出於政治生存的需要，往往與具有意識形態優勢、又有元老派為後盾的保守派保持密切的關係。
在保守派崛起的情況下，鄧小平意識到這股勢力膨脹的危險性。他的“南巡講話”是保守派在政治上失勢的起點。“南巡講話”的基本精神是，在保持政治格局不變的同時，經濟上要繼續對外大幅度開放，要通過經濟發展的實效來保障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他並且提出了“反左優先論”，從而削弱了保守派在“六四”以後已經獲得的政治優勢。鄧小平還特別提出，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不要爭論。此“不爭論”說並不是針對自由派的，因為自由派早已被剝奪了爭論的權利，它實際上是要剝奪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優勢地位的保守派的話語霸權。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隻是保守派被邊緣化的開端。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黨內保守派仍然具有相當的政治潛能。他們運用與元老派的關係，利用他們掌握的若幹報刊，繼續發表反對改革開放的觀點，試圖繼續影響高層政治。保守派的真正失勢是在90年代中期，那時不少革命元老相繼謝世，或由於年齡原因而退出政治舞台。結果，長期以來影響中國政治生活的左派保守勢力從此失去了他們的政治依托。另一方麵，經濟市場化導致觀念世俗化潮流，年輕的一代對主義和信仰逐漸失去了興趣，這樣以信仰為精神支柱的保守派在青年人中也失去了支持者與繼承者。可以認為，90年代以來，左派之後繼無人更甚於自由派。隨著鄧小平時代的結束，保守派已不再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左派勢力消退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自由派勢力的消退。90年代裏，知識分子激進自由派在政治上被全麵邊緣化了。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發展，由國家供養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了。知識分子在現行的市場經濟與政治控製相結合的格局下，成為比其他階層獲得較多利益的階層，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溫和化了。許多對政治壓抑不滿的知識分子則選擇了出國留學作為解脫辦法，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分流也減輕了對當局的挑戰的壓力。自由派被邊緣化之後，保守派失去了對手，因而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南巡講話”以後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新興中間階層的崛起，它主要由各級政府中的技術官僚、民營企業家、高等院校教授、律師、下海經商的知識分子、外資企業中的白領階層以及體製內得益的傳媒工作者等人士構成。他們作為現存體製的既得利益獲取者，反對激進的自由主義，擔心政治改革會危及他們的利益；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支持保守派的意識形態，因為保守派主張恢複的“社會主義”也會剝奪他們已經取得的利益。因此，他們認同技術官僚的威權統治，希望在現存威權秩序下繼續謀取利益。可以說，他們是中國目前的威權體製真正的社會基礎。
●“脫兩極化”對中國政治前景的影響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經曆了從兩極互動、到兩極衝突的白熱化，再轉變為左右政治勢力先後被邊緣化的“脫兩極化”過程。在80年代中前期，是中間派在左右兩極之間進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後期，“政治中心”與保守派組成了暫時性的“中右聯盟”，壓製住自由派。1989年以後，鄧小平通過扶持技術官僚來加強中間派的力量，他的“南巡講話”進一步使原先的“中右聯盟”之“盟友”保守派邊緣化了。此後，技術官僚的政治威權統治得到了城市的新興中間層的支持，出現了中間派威權政治。這一發展過程並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設計，而是各種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終結果。
90年代以來的“脫兩極化”過程意味著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治上的兩極勢力之消退，這削弱了大規模政治參與活動的社會動員基礎。當政者繼承了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專政機器，經濟發展又極大地充實了政府手中的可運用資源，再加上不存在來自政治光譜兩極的壓力，當政者可以比較隨心所欲地收緊對社會的控製，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而不會遇到強烈的反彈，社會成員普遍表現出政治泠淡心態。在這種威權政治環境裏，意識形態和社會性政治參與對決策者的影響大大降低了，即使決策出現失誤，決策者麵對的壓力也比80年代小得多。由於體製外挑戰者的消失，也由於威權體製下缺乏對管理者的有效監督，彌散性腐敗日益加劇。中國的未來最可能出現的困境，是中央政權對彌散性腐敗缺乏強烈的危機感，失去存在著兩極化政治壓力時的那種敏感，其結果是出現彌漫性的腐敗化與分利集團化以及部份地方政權的“蘇丹化”。[13]
“脫兩極化”過程使得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充滿世俗物欲、缺乏理想精神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政治矛盾主要不是在意識形態的兩極之間展開，而是在以利益爭奪為目的的各利益群體之間展開。所以官方多次強調，“要防止地方和地方之間、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間、中央部委之間，從本位出發，甚至帶有個人強烈情緒，互相指責、攻擊的問題”，提出“要防止開黨代表大會以後，思想、步調會更分散、更不協調的情況。”
從90年代開始，傳統的意識形態動員政治已經淡出，政治體製轉變成具市場經濟的現代化導向的新威權主義政治。與拉丁美洲和東亞的威權主義政權相比，中國當前的新威權主義體製具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它承繼了極權式國家的各種政治手段，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威權統治具有更強的社會控製力。黨通過其各級組織對社區、傳媒和國家機器的嚴密控製，成了穩定新威權主義政治統治的工具。新威權主義的執政者不會從價值理性出發推行政治民主化，但他們在沒有“政治風險”的情況下或許會從功利角度實行一些新措施。例如，當現行體製中某些舊的部份逐漸失效時，他們可能會考慮選擇民主製度的一些方法來取而代之。但他們會非常小心地避免采用任何可能危及其執政地位的新措施，不會讓新的措施對現行體製產生劇烈的排異作用。在這種狀態下，政治方麵的製度創新是相當有限的，不可能滿足人們對民主政治的訴求。在中國，民主還需要人們積極爭取；民主政治還遠在地平線上，但並不是空中樓閣，中國的航船總是在漸漸接近它。
本文作者：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