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 - 徐誌摩空難喪生

1931年11月19日 - 徐誌摩空難喪生

1931年11月19日，徐誌摩由南京乘飛機到北平，因遇霧在濟南附近觸山，機墜身亡，時年3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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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1月15日，徐誌摩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按族譜排列，取名徐章垿，字（左木右上酉右下灬）森，因父名申如，故又小字又申。筆名有南湖、詩哲、海穀、穀、大兵、雲中鶴、仙鶴、刪我、心手、黃狗、諤諤等。誌摩是在1918年去美國留學時他父親給另取的名字。說是小時，有一個名叫誌恢的和尚，替他摩過頭，並預言“此人將來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龍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誌摩是徐門的長孫獨子，自小過著舒適優裕的公子哥兒的生活。小時在家塾讀書，十一歲時，進硤石開智學堂，從師張樹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績總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誌摩滿十四歲，離開家鄉，來到杭州，經表叔沈鈞儒介紹，考入杭州府中學堂（1913年改稱浙江一中），與鬱達夫同班。他愛好文學，並在校刊《友聲》第一期上發表論文《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認為小說裨益於社會，“宜竭力提倡之”，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時，他對科學也有興味。並發表了《鐳錠與地球之曆史》等文。

1915年夏，徐誌摩畢業於浙江一中，接著考入上海浸信會學院暨神學院（滬江大學前身），同年十月，由家庭包辦，與上海寶山縣羅店巨富張潤之之女張幼儀結婚。

生性好動的徐誌摩並沒有安心念完浸信會學院的課程，1916年秋，離滬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學的預科攻讀法科。翌年，北洋大學法科並入北京大學，徐誌摩也隨著轉入北大就讀。在北方上大學的兩年裏，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內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這高等學府裏，他不僅鑽研法學，而且攻讀日文、法文及政治學，並涉獵中外文學，這又燃起他對文學的興趣。這一時期他廣交朋友，結識名流，由張君勱、張公權的介紹，拜梁啟超為師，還舉行了隆重的拜師大禮。

他在北方上大學時期，親身感受了軍閥混戰的場景，目睹屠殺無辜的慘象。他厭惡這“抹下西山黃昏的一天紫，也塗不沒這人變獸的恥”（徐誌摩：《人變獸》戰歌之二）的社會，他決計到國外留學，尋求改變現實中國的藥方，實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誌摩懷著“善用其所學，以利導我國家”（1918年8月14日徐誌摩《啟行赴美文》）的愛國熱情，離開北大，1918年8月14日從上海啟程赴美國留學。留學第一年，進的是美國烏斯特的克拉克大學，他進曆史係，選讀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等課程，以期自己將來做一個中國的“哈彌爾登”。入學十個月即告畢業，獲學士學位，得一等榮譽獎。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當年即轉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進經濟係。徐誌摩他獲得了廣泛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學的種種知識。是年，“五四”革命運動的浪潮也輾轉波及到遠隔重洋的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群中，徐誌摩也為愛國心所驅使，參加了當地留學生所組織的愛國活動，經常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誌，同時，他的學習興趣，逐漸由政治轉向文學，因而得了文學碩士學位。

徐誌摩在美國待了兩年，漸漸感到厭倦，他又受到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吸引，終於“擺脫了哥倫比亞的博士銜的引誘，買舟橫渡大西洋”，不料羅素個人生活發生意外的變故，致使他不曾達到跟隨羅素從學的夙願，結果“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這時，他結識了林長民及其女兒林徽因，並由於林長民介紹，認識了英國作家高斯華綏·狄更生。由於狄更生的介紹和推薦，徐誌摩以特別生的資格進了康橋大學皇家學院。

徐誌摩在英國也住了兩年，在英國，尤其是在康橋的這段生活，對他的一生的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是他思想發展的轉折點。在康橋，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徐誌摩：《我所知道的康橋》）。徐誌摩忘情於康橋，沉迷於大自然，乃是因為他以為現實社會是醜陋的，生活是痛苦的，隻有大自然是純潔的，美好的，為要救治這個社會和人們，醫治當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辦法是：離卻墮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單純。隻有接近自然，才能回複人類童真的天性，社會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

他在康橋接受的是貴族教育，他是那麽讚賞英國，那麽留戀牛津和康橋。他喜與英國名士交往，他廣泛地涉獵了世界上各種名家名作，也接觸了各種思潮流派，在這個時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觀念和社會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識 ——理想主義，他自己要成為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 康橋的環境，不僅促成並形成了他的社會觀和人生觀，同時，也撥動了他的求知欲，觸發了他創作的意念。他開始翻譯文學著作，他翻譯了英國作家曼殊斐兒的幾個短篇，德國福溝的小說《渦堤孩》，法國中古時的一篇故事《吳嘉讓與倪阿蘭》，意大利作家丹農雪烏的《死城》和伏爾泰的作品《贛第德》。同時，他詩興大發，寫了許多詩，他的“心靈革命的怒潮，盡衝瀉在你（指康橋）嫵媚河中的兩岸”《徐誌摩：《康橋再會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國的哈彌爾登，而是英國的雪萊和拜倫，他“換路走”入詩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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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誌摩本來與詩是一無家族淵源，二無個人癖好，可是，在英國康橋大學留學期間，卻一反往常，不寫則已，一寫不止，形成了他詩歌創作的暴發期。這時期他雖然寫了那麽多詩，現今零碎散見於一些報刊雜誌的也僅二、三十首，大部散失掉了。但從尚能見到的有限的詩篇中，也還約略可以窺見徐誌摩初期詩作的狀況和他的思想印痕。

1921年秋天，他認識了“人豔如花”“才女”林徽因，徐誌摩與她交往甚密，隨後談起戀愛，並有論婚嫁之意。於是，徐誌摩在1922年3月向張幼儀提出離婚，認為他們不應該繼續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這是徐誌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在追求著一種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偉大力量的振撼”，他要發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聽琴》、《青年雜詠》、《清風吹斷春朝夢》等表現愛情和人生理想的詩歌，也就構成了他這期詩歌的重要內容。再有，他所以傾向分行的抒寫，是他接觸了大量的英國文學藝術，拜倫、雪萊、濟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著了這股“奇異的風”——歐風，他踏著他們的路，於是借助詩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異”的表現出來。

因此，徐誌摩對英國康橋這段生活分外留戀，他不無感慨，異常興奮，他大量作詩，他這時詩情洶湧暴發的情景，在他的題為《草上的露珠兒》一首長詩中有所反映。這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詩，這首詩不僅表達了他當時的抱負和誌趣，而且形象地傳達出他的詩緒洶湧的狀態，他開放創造的噴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個詩人了。 這些早期詩歌，總的是調子清新，情緒高揚，反映了“青春的呼喚，燃點著希望燦燦” （徐誌摩：《春》）。同時，也開始多方探求新詩的形式，詩式比較多樣，但尚未定型，有自由體，新格律體，也有西洋詩體，甚至還有無標點詩，但講求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要求“聲調流利好聽，形式輕盈柔美”，這也正是徐誌摩作詩的一貫追求。

英國康橋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鄉懷國之情纏繞著他，於是在1922年8月離開歐上，啟程回國。回國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經曆兩個月的旅程，於10月15日到達上海。

回國後，徐誌摩開始了另一種生活。現實社會的紛擾，擾亂了他內心的平衡，有時還感覺精神上的煩悶和焦躁。於是他將自己的感受和體驗訴之筆端，開始了文學創作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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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秋徐誌摩回國後，他的詩情沒有中斷，繼續詩歌創作並公開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誌摩的詩》是徐誌摩自己編選的第一個詩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間的作品，這個詩集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在這本詩集中可以約略見出徐誌摩在回國初年的生活思想狀況，以及他所“泛濫的感情”。大致是：抒發理想和表現愛情的；暴露社會黑暗和表達對勞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討生活哲理的；以及寫景抒情的。

他滿懷英國康橋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國實現他的理想主義。《雪花的快樂》是《誌摩的詩》開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誌摩早期詩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運用雋秀柔和的筆調，描繪了雪花優美的形象，生動地寫出了雪花的快樂。詩的節奏輕快，調子舒展明朗，意境優美。

其它如《為要尋一顆明星》、《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我有一個戀愛》、《嬰兒》、《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等篇，與《雪花的快樂》一樣，者”表達了作者對理想的追求。它們既是抒情詩又是愛情詩，表現了對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對戀愛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戀愛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義的內容，因此，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織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義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存在著距離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他與林徽因的戀愛結果遭到破滅，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會終不能實現，於是，使他憂鬱、苦悶。因此，這些詩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涼的氛圍，成了“苦悶憤怒的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茅盾：《徐誌摩論》）。這種消極悲觀的思想情緒在那些小詩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如《消息》、《一星弱火》、《問誰》等。

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給徐誌摩的生活和創作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他與泰戈爾建立了友誼，泰戈爾給他取印度名素思瑪（Susima）。5月底，泰戈爾離滬去日本，徐誌摩與他同行，《誌摩的詩》中的《沙揚娜拉》那首詩，就是逗留日本期間寫成的。徐誌摩擅長於抒情詩，同時也喜歡寫泰戈爾那樣的哲理詩。

《誌摩的詩》中，有一些是描寫貧富懸殊窮人痛苦生活的詩篇。這類詩數量雖不多，但內容比較充實，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的某一側麵，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意義。《誌摩的詩》中還有一些寫景抒情詩，比如《滬杭車中》。

這個詩集就整體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內容的發掘是不夠深刻的，思想感情也並非全是那麽積極和健康。但從它的表現技巧看，“幾乎全是體製的輸入和試驗”（陳西瀅：《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詩的形式變化多樣，有長詩，短句，自由詩，散文詩，更多的是對西方的詩式進行試驗。這一時期，是徐誌摩詩式的試驗期，也是他詩歌技巧的磨煉期，他是在摸索和試驗中顯露出他詩人的才華和詩歌的獨特風格的。

徐誌摩作詩就十分注意意境，《誌摩的詩》中大部詩作，形成他獨辟的藝術境界，如《雪花的快樂》，作者把對理想的追求的主觀感情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從而化實景為虛境，創出了一個優美的藝術境界。

此外，他的詩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這得力於他的豐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僅與眾不同，而且，他能把看來比較抽象的事理，化為生動、可感、可見的具體形象，象《毒藥》、《白旗》、《嬰兒》是三首內含哲理的散文詩，他也使出了藝術想象的本領，依仗這種特別的感受力去描繪事物。

《誌摩的詩》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敗筆。撇開內容不談，就以表現形式來說，洋味較濃，民族化不足，有的詩句顯得生澀和矯揉造作，在韻式和韻的運用上也有不規整之處，詩的技巧還不十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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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冷翠的一夜》是徐誌摩的第二個詩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詩歌創作的匯集。這一時期徐誌摩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一個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認識了陸小曼，並著了魔似的與她熱戀起來，此事招致社會的非議和家庭的反對。但他倆全不顧這一切，可一時又難以解決，徐誌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於1925年3月11日啟程出國歐遊，想暫時擺脫一下生活上的苦惱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羅倫斯）住了一段時間，他將他的傷悲，他的感觸，托付紙筆，寫了不少詩，因此，這部詩集就題名為《翡冷翠的一夜》，這個詩集，除了有哈代、羅賽蒂等英國作家的譯詩外，還有象《西伯利亞》、《在哀克刹脫教堂前》那樣漫遊歐洲時對異鄉他國生活的感受。他也寫了一不少愛情詩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記敘了當時他和陸小曼之間的感情波瀾，他的熱烈的感情和無法擺脫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國的革命運動蓬勃興起，五卅事件與三?一八慘案引起他的“憤慨”和“悲切”，為紀念 “三?一八”，他寫了《梅雪爭春》，揭露了軍閥屠殺無辜，連十三歲的兒童也慘遭殺害。在《大帥》、《人變獸》的詩篇中，暴露了軍閥活埋傷兵、殺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懷疑和頹廢”，認為現在是受罪時期，因此，不少詩篇失去樂觀調子，相反染上了一層憂鬱、失望、逃避現實的頹廢色彩。他詛咒生活，讚頌死亡，要辭別人間去殉戀愛。想象奇特，思想灰暗。當然，這個詩集也還有少量調子比較積極明朗的詩篇。

這個詩集在藝術技巧上如聞一多說的“確乎是進步了”。對詩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詩式上更多樣化，什麽對話體，打夯歌、豆腐幹式；既有敘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於詩的音節與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後，徐誌摩還出個兩本詩集，一是由他自己編選，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編選，1932年出版的《雲遊》。這兩個詩集中收錄的詩歌，多數是徐誌摩後期的作品。1927年後，徐誌摩的思想經過“波折”，他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完全破滅，另一方麵，他對工農革命又感到恐懼和抵觸，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絕望。他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大部與現實生活脫離，抒寫他自己“微妙的靈魂的秘密”。有的詩歌無病呻吟，充滿了悲觀厭世的情調。而且，他的思想立場與進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顧詩歌藝術的基本要求，將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人詩中，用來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他在極度幻滅和絕望的時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學來鼓勵自己。

在《猛虎集》和《雲遊》中，出現了內容和形式很不統一的狀況，大部詩歌的內容是這樣空泛和貧乏，但卻越來越追求形式的整飭和美觀，不論在詩行的排列，音韻的鏗鏘，節奏的明晰，用詞的推敲上都較前幾個詩集有了變化和發展。對此，茅盾有過很恰當的評論：“圓熟的外形，配著談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戀感唱追求：這些都是發展到最後一階段的現代布爾喬亞詩人的特色，而誌摩是中國文壇上傑出的代表者”（《徐誌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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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誌摩不僅寫詩，同時也寫散文，在其全部創作中，其成就和影響更為顯著的，除詩歌外，恐怕就要數散文了。甚至有人認為他的“跑野馬”的散文比他的詩好。

徐誌摩一共出版過《落葉》、《自剖》、《巴黎的鱗爪》三個散文集和一個單篇散文《秋》，計三十三篇（未收集中還有不少）。除《秋》篇寫於1929年，其餘三個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於1925——1926年間。他的散文內容涉及的範圍也較廣泛，有對人生理想的漫評，有觸及時政的論說；有對往事的懷想和追憶，也對藝術發表見解和評說，有一事一議的小品，也有說長道短的書評。他的散文表現了很強的個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詩情的融合，散文的詩化，三者合而為一，構成了他的散文的“別一世界”。

第一個散文集《落葉》，完成於他創作的“泛濫”期，共八篇，內容各異，表情達意的方式也不盡相同。談人生，談社會，談政治，談藝術……不受任何約束。首篇《落葉》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期間，應北京師範大學的邀請，所作的講演稿。他企圖回答青年學生提出的如何解決生活的枯燥和苦悶的問題。《落葉》篇貫串其間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揚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隻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微”來綴補這個破爛社會的大網。徐誌摩正是基於這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觀點，執信人的感情的無限作用，在生活本體與大自然裏。“他認為人若要擺脫人世的苦惱和壓迫，就要爭得自由發展的“真純的個性”，最好的途徑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說他“《落葉》詩篇是充滿著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滿著康橋時代的憧憬。”（穆木天：《徐誌摩論》）

繼《落葉》之後，在1927年和1928年，徐誌摩又相繼出版了《巴黎的鱗爪》和《自剖》兩個散文集。這兩個集子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寫他在1925年出國歐遊的所見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靈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這兩點上都比《落葉》集更為突出和顯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鱗爪》、《翡冷翠山居閑話》、《我所知道的康橋〉、《天目山中筆記》、《吸煙與文化》等篇，是屬於寫景抒情散文一類。醇厚的興趣，活潑的情緒，叢集於筆端，便構成了這類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鬱達夫曾把徐誌摩一路的散文家寫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歸結為“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導言》）。徐誌摩《自剖》集的第一輯《自剖》輯共六篇，大部可以歸入這一類。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暢露的，文筆也是生動的，然而，調子是低沉的，認識是空幻的。

徐誌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詩一樣，具有啟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濃鬱的詩情，使得哲理和詩情兩相融合，這構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點。作者在獨自領略風光妙處的同時，總在宣揚他那“人類應該回歸自然，與自然融合”的觀點。他的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是顯而易見的。

徐誌摩散文藝術上另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詩很難嚴格的區分。他將詩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難以分開，是他“自己的另創一格的詩的散文”（趙家璧：《寫給飛去了的誌摩》）。是一種詩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詩化。徐誌摩這種散文詩化的傾向，是與他在接觸社會現實過程中，思想產生振動和鬱積，而又急於表達的一種“急不可待”情緒的反映。


6

徐誌摩在其將近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寫作詩歌和散文外，同時還寫了一些小說、劇本並從事翻譯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後斷斷續續又寫了一些，共計十一篇，後以《輪盤》為題合集出版，這是他的唯一的小說集。

他的小說不外乎寫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和外國的某些社會風尚，同時也有一些取材於中國社會的某些生活側麵，題材是不廣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說多用浪漫主義的筆法，著力於人物的內心感受的發掘和心理活動的刻畫。在小說中，作者又好用詩的句型、豔麗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筆調，因而，他的作品帶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獨特的華麗”（沈從文：《輪盤?序》）的格調。他的小說有的情節過於簡略，近於速寫，不那麽“完全”；有的隻是“直著寫，沒有曲折，也少有變化。”（《輪盤?自序》）必須指出的：他的小說多數寫司空見慣的男女戀愛，很少觸及當時社會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尖銳問題。

徐誌摩也熱心倡導過戲劇活動。1923年新月社成立時，他積極組織戲劇活動，還創辦過《劇刊》，也演過戲，但是他很少寫劇本。他隻寫過一個劇本，叫《卞昆岡》，還是與陸小曼合寫的。沒有發生什麽大的影響。在徐誌摩的文學生涯中，翻譯倒是一個重要方麵，他的翻譯與創作幾乎是同步進行的。他寫詩也譯詩，他創作小說、散文，也翻譯小說散文。曼殊斐兒一共有兩個短篇小說集《園會》與《極樂》，共二十多篇，徐誌摩選譯了其中八篇，自英國康橋譯到中國上海，並在1927年，以《曼殊斐兒小說集》白上海北新書局出版。1925年，他在編《晨報副刊》時，又翻譯了伏爾泰的小說《贛第德》並連載於副刊，後於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並列為“歐美名家小說叢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譯的英國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說《瑪麗?瑪麗》，也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此外，他還譯過一些詩和散文。徐誌摩的翻譯也有他的偏愛，他說“除了曼殊斐兒是我溺愛，其餘都可算是偶成的譯作。”（《瑪麗瑪麗·序》）


7

人們看待徐誌摩及其創作總是把他與新月派連在一起的，認定他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稱他為新月派的“盟主”，這是因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著密切的關係，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征。

從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曆時約十年，徐誌摩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誌摩在北京辦起了俱樂部，編戲演戲，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也有吟詩作畫，徐誌摩出於對印度詩人泰戈爾一本詩集《新月》的興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誌摩自己除了作詩以外，還聯絡新月社成員從事戲劇活動。1925年10月，徐誌摩接編《晨報副刊》，並於1926年4月1日，創辦了《晨報詩刊》，這時，聞一多已由美國回國並參加了《詩刊》的編撰工作。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和第五期由饒孟侃負責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誌摩主編。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誌摩執筆。《詩刊》的撰稿人努力於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關於詩藝的探討，所以，《晨報詩刊》的創辦，標誌著以“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於賡虞：《誌摩的詩》）的詩歌流派——新月詩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員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到上海。此時，徐誌摩也與陸小曼結婚並移居上海。徐誌摩四出訪友，奔走聯絡，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餘上沆、張禹九等在上海環龍路環龍別墅辦了個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餘上沈任經理，後由張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誌摩一邊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工作，一邊又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終刊，不僅刊出新月派成員的著作，其中也有鬱達夫、巴金、丁玲、胡也頻等思想傾向進步的作家作品。不過，這已是新月派活動的後期，後期新月派，其成員雖各有差異，就其整個政治傾向而言，卻是日趨反動。但是新月派從事詩歌創作，研討新詩的這條“連索”似乎還沒中斷。

1931年1月20日，徐誌摩與陳夢家、邵詢美等又辦了一個《詩刊》季刊，出了四期，陳夢家在1931年9月，從《晨報詩刊》、《新月》月刊和《詩刊》上選了十八家詩人八十首新詩，編成一本《新月詩選》，從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見出新月詩派的基本麵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誌摩因飛機失事而去世，新月派為梁實秋、胡適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隨後，它也便銷聲匿跡了。


徐誌摩名作欣賞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橋的柔波裏，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
撐一支長蒿，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