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3日 - 翻譯家傅雷之死

1966年9月3日

翻譯家傅雷夫婦之死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1908年生於上海南匯，巴爾紮克等許多世界名著的著名翻譯家。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次 年參加“五卅”運動，1927年冬赴法國入巴黎大學文科學習。

1931年春應“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邀請，在羅馬發表題為《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的著名講演，抨擊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同年秋返國，受聘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授美術史和法文。1934年秋，與葉常青合辦《時事匯報》周刊，任總編輯。

抗日戰爭期間，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後，與馬敘倫、陳叔通等發表宣言，籌備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並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新中國成立後，被選為第一、二屆全國文代會代表、上海市政協委員。

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書記處書記等職。翻譯外國文學名著33部。六十年代，以其研究與翻譯巴爾紮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國吸收為巴爾紮克研究協會會員。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淩晨，在紅衛兵兩天三夜不間斷的抄家和淩辱後，時年五十八歲的翻譯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於上海江蘇路的家中雙雙自縊。為防踢倒凳子的聲音吵醒鄰居，他們事先在地上鋪了一床棉被。

凳子倒下雖沒有聲音，但“從無聲處聽驚雷”，我被這段文字震得肝膽俱痛，久久回不過神來。

鋪上被子的用意不外二者，一是怕驚醒鄰居會來營救，一是純粹怕吵醒他們的睡眠。如屬前者，是為己，出於私心；如屬後者，是為人，出於“不為他人造成不便”的體諒心，是文明人最應有的修養。傅雷當時的用意是什麽，我希望找到答案。

三十年來，外界一直傳說傅氏夫婦是服毒自盡的。此說原出自傅家保姆周菊娣之口，大家都認為可靠。但上海作家葉永烈經過實地訪查，於去年撰成《傅雷畫傳》一書，明確公布他們是上吊自殺的。葉永烈找到的證據包括：上海市公安部門所存傅雷夫婦死亡的原始檔案；訪問第一個到現場的管區警員左安民；訪問驗屍的法醫蔣培祖。至此，傅氏夫婦是自縊，已無可疑。

保姆周菊娣當時嚇得不敢進屋，等傅雷遺體被放下，她進屋看到他臉上泛著紫色，以為是服毒。傅雷愛種花，家裏放了一些殺蟲的ＤＤＴ。

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在國外，傅敏在北京。傅雷留一封遺書給同在上海的妻兄朱人秀，委任後事，都是細瑣的“財務問題”，包括一、代付九月分房租五五·二九元；二、沈仲章之托，代修手表一隻，請交還；三、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四、姑母傅儀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隻能以存單三紙（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五、現鈔五三·三○元，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走得幹幹淨淨，不希望負欠任何人、拖累任何人，事事為別人著想，連火葬費都自行打點好。這樣的人，上吊時不願踢倒凳子吵醒鄰居，還有什麽好奇怪的呢？

警員左安民告訴葉永烈：“當時，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戶中，有兩百多戶被抄家。”又說：“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大家自顧不暇，誰都無力顧到別人。傅雷在凳子下麵放棉被，隻是不想驚擾鄰居的清夢，如此而已。

一個文明人到死都不忘文明的規範。對那些規範“從一而終”，才算真正地有教養。

一九七九年傅雷“平反”。一九八一年，《傅雷家書》在大陸出版，迄今已賣了一百五十萬冊以上。他對兒子的諄諄教誨，不僅在讀書、學藝，更在做人。藉著這些，傅雷也使自己成為知識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