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的你呀，我愛的你

“我愛的你呀，我愛的你。你在哪裏呀，在哪裏。。。。。。” ——吃早餐的時候，電視機裏竟然播出這個歌。多麽親切，又多麽熟悉的“靡靡之音”呀！ 喜歡上“靡靡之音”，大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事兒了。那個時候，收音機播出的，隻是有限的幾首“革命歌曲”，翻來覆去祥林嫂一樣地絮叨著。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麽別的音樂。後來，聽眾評選出了15首現代歌曲，風行全國。李穀一氣吐若蘭如絲如訴的一曲“鄉戀”，傾倒了整整一代歌迷。 可是，幾曲甘露，焉能滋潤久旱的心田？於是，“靡靡之音”悄然走進了年輕人的生活。“靡靡之音”又稱“黃歌”，是官方定義的、來自港台及國外的流行歌曲。鄧麗君的這首，正是其中之一。比較著名的“靡靡之音”，還有“何日君再來”“薔薇薔薇處處開”等等。當然，這種“靡靡之音”是官方嚴厲禁止的。 演唱“靡靡之音”的，無外乎鳳飛飛龍飄飄等港台流行歌手，鄧麗君是其代表人物。由於鄧麗君相當敵視大陸，所以被官方定義為“頑固分子”。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大學裏，出身於河南大學政教係、我們的政治輔導員，上課時還大放厥詞：“鄧麗君的父親被共產黨鎮壓了，她和大陸有‘殺父之仇’。”這個人現在升官了，做了我們大學的黨總書記。我後來沒有見到過他，否則一定當麵質問：“鄧樞是鄧麗君的後爹嗎？” 雖然官方采取多種措施嚴厲查處，但年輕人的追求是無法壓製的，“靡靡之音”猶如星火燎原屢禁不止。那些歌曲的流傳形式，大多是手抄歌詞、口授傳唱、偷聽敵台等。偶然，有人借到稀罕得象熊貓一樣的卡帶式錄放機，就會招集好友，尋一個私密之處，反複地記錄歌詞，邊聽邊唱，直到學會。 我的一個又聰明又搗蛋的同學，屬於那種學習特別認真、認真到三年級四年級非得複讀兩遍的那種孩子，有一次為了“報恩”，一定要教會我一曲“黃歌”。那是初冬飄著雪花的上午，課間休息，我們在廁所裏蹲到所有的人都離開了，他便把事先抄好的歌詞給我，開始教我吹口哨。曲子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反複四句，不算太難，隻是那兩個升半調的音不容易搞準。等我學得似模似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半堂課的時間。那廁所是半露天的，刺骨的寒風不斷地從茅坑裏刮進來，把屁股凍得又紅又腫，由於穿的瘦腿褲，費了老勁兒才把褲子提了上去。至於雙腿一下，早以沒有了知覺，後來我們是摸著牆走出去的。 大學的時候，當局對“靡靡之音”的限製，似乎放鬆了許多。相對健康進步一點的、台灣的校園歌曲開始流行。“外婆的澎湖灣”、“鄉間小路”風靡一時。我們宿舍裏，住著七個同學，人手一部袖珍收音機，到了晚上11點半，全部鎖定“美國之音”。新聞過後，有10分鍾的“校園歌曲”播出，我們把音量調到最大集體陶醉，美起名曰：“七喇叭立體聲”。 八十年代初期，卡帶式錄放機逐漸多了起來，我們班裏也有一部。當時那種卡帶機，是黑色、長方形的，要多醜有多醜，我們戲稱“半截磚”。每當外校的同學老鄉，帶著“半截磚”來玩，我們總是要找一根電線，把兩塊“半截磚”連起來，“對錄”一些歌曲作為交流，那根電線，叫做“對錄線”。 後來，我們自己玩音樂，吹口琴抓吉他鋸犁小提琴，不亦樂乎。歌仍舊是“流行”的，也有一部分來自“私傳”，什麽“阿美阿美何時辦嫁妝”、“高高山上有棵樹”等等。當時學歌癡迷，一次放假回家，火車上汽車上，我一直練習剛學會的歌：“我要告訴你告訴你，請你別忘記別忘記，當我見到你見到你，我就喜歡你。。。”全然不顧同行的還有一位女生，。好在她後來嫁給了我的好友，顯然當時沒有產生誤會。 再後來，真的開放了，所謂的“靡靡之音”“校園歌曲”，竟然上了中央電視台的春節晚會。社會上左一場右一場雅的俗的正規的草台的音樂會，新的老的知名的沒號的歌手音樂家，反反複複唱的也就那些玩意兒。慢慢地，不免對那些流行歌曲心生倦怠。我看的最後一場音樂會，是那個女歌唱家馬將軍的獨唱專場，彈鋼琴的學生一直出錯、那老女人趕場唱得嗓子失了聲不說，還不時地停下來責怪觀眾起哄。從此厭惡，流行音樂也就那麽回事兒。 等我自己有了錄音機，開始喜歡輕音樂。從牙縫裏擠出的一點油水，大多買了音樂卡帶——鋼琴的、電子琴的、吉他的，還有最難聽交響樂。其中，有一盤是在北京外文書店買的、新加坡愛樂樂團的卡帶，裏麵兩首曲子我印象很深、覺得大雅：“惹蘭友諾士”、“直落布蘭雅”。當然，傳統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是我最喜歡的曲子之一。 到了今天，無論你喜歡不喜歡，無時無刻地，耳朵裏總會充滿音樂和歌曲，我反而麻木了。我會重新喜歡嗎——那些吐字不清的“我給你咿咿哦餓嘀哩咚嚨的東風破”？那些狗屁不通的“狼瘋狂地愛上羊啊相互攙扶著去向遠方”？——絕對不會！ 風水輪流轉，花開複花落。功利社會就是這樣，歌曲和音樂，隻是社會繁榮的一個點綴罷了。而且，流行的音樂和歌曲，帶有強烈的時代背景。誠如“梁祝”，那祝英台活到今天，以她的美貌學曆家庭背景，還會愛上一文不值的窮學生梁山伯嗎？ （200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