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飽了嗎?”是獅城華人常用的問候語之一。
初到獅城,對這個“問候語”頗有不適。這裏是南方的南方,坡人飯量極小,每餐那一份一小甌甌米飯,實在難以盛滿俺那可以裝下兩大海碗燴麵的肚子。適逢有人問候:“吃飽了嗎?”答曰:“呼呼哩,八九成。”對方似乎無動於衷,竟無一人關心地問:“再來點?”於是,日後也學會了嗯嗯哈哈地馬虎應答——畢竟,肚子是自己的,飽不飽自己曉得,與別人關係不是很大。
“吃飽了嗎?”什麽時候開始成為坡人的問候語,恐怕無法考證了,估計正是坡人走向溫飽的時期,大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而這句問候之後,或許還有後續的問候。在我的家鄉,也是那個時候,也有類似的問候語——“喝湯了冇?”
那個時候,物質極度貧匱,老百姓大多食不裹腹。一般的晚餐,隻是喝湯就鹹菜,沒有一點“硬食”。所謂的“湯”,是“麵湯”——燒開一大鍋水,一小把玉米麵或紅薯麵,用水化開倒了進去,再等到沸騰,就成了麵湯。一鍋麵湯,就是一家人的晚餐,喝幾碗,就成了“水飽”,暫時糊弄一下饑餓感而已。“湯”、“菜”、“饃”或“麵條”,是中原的飲食習慣,“喝湯了冇?”——等於問你吃飯了沒有。
中原雖然貧窮,民風倒是憨純。如果你回答:“冇呢!”,對方一定會拉你——“走!家去!”不由你分說的。到家,就是“客”,主人寧可挨餓,對“客”是不敢怠慢的,粗茶淡飯一定管你個飽。中原地區曾經流傳過一個兒歌,就能說明這一點——
客來了,先坐下,
裝袋煙,沏壺茶,
問問小雞殺不殺。
小雞說:一天給恁放個蛋,殺我不勝殺那雁;
那雁說:天冷我就飛回家,殺我不勝殺那鴨;
那鴨說:我的嘴扁皮子薄,殺我不勝殺那鵝;
那鵝說:我的腿短脖子長,殺我不勝殺那羊;
那羊說:四隻白蹄往前走,殺我不勝殺那狗;
那狗說:看家看得喉嚨啞,殺我不勝殺那馬;
那馬說:又能犁地又能騎,殺我不勝殺那驢;
那驢說:拉磨拉得呼嚕嚕,殺我不勝殺那豬;
那豬說:喝哩惡水吃哩糠,殺我恁就開開腔。
唧嚀唧嚀見閻王。
大刀切得棋子塊,
小刀切得柳葉長,
配上蔥,加上薑,
一口一口噴噴香。
當然,普通的“客”,是享受不到殺雞宰鴨的待遇的,那個時候,時興“割資本主義尾巴”,雞鴨在農村也是稀罕物呢。小時候在村裏借讀小學,離家裏遠,遇到風雪雨霧的壞天氣,總有村裏的同學拉去家裏吃中午飯——趕上啥飯吃啥飯,玉米麵的窩頭加辣椒蒜泥,紅薯葉麵條管吃個飽。偶然,還能得到一個煮雞蛋吃——這已經是很好的招待了。不逢年不過節,要吃個雞蛋也不容易。
吃飯的時間到別人家“串門”,叫“趕飯時”,有明顯“蹭飯”之嫌,並不討人喜歡。但是,主人即便千萬個不情願,也得好吃好喝地招待。如果在吃飯時間偶遇朋友,主人則會千方百計地要拉你回家吃飯——招待朋友是一種榮幸,朋友多了主家麵子也有光。如果遭到拒絕且無正當理由,主人會覺得是莫大的恥辱,甚至有反目成仇的例子。
來到二十一世紀,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新加坡正在從“小康”轉向“發達”國家。人們的餐飲習慣也有進化,食物不說,單單看那細節——已經從單手“筷子”,變成了右手“筷子”左手“湯勺”——一旦“筷子”換成了“叉子”,估計就是“發達”社會的標誌。而從“溫飽”奔“小康”的中國,正在沉溺於發揚光大“酒桌文化”之中。
時代在變遷,文化在發展。“喝湯了冇?”,在家鄉已經很少聽到,一些年輕人,甚至不太清楚其中的含義。“吃飽了嗎?”,在新加坡,也僅僅限於老一輩之間的問候。如今,年輕一代的相互問候,基本被“嗨!”,“Hallo!”取代,即便是這樣的問候,也逐漸變得很少極少,很多也是點頭致意了事。
人們居住在十裏八戶的鄉居,相見卻很親切;集中在火柴盒一樣疊起來的樓房,距離近了,接觸多了,相見卻顯得陌生。人們之間,心與心的交流,正在漸行漸遠。這社會,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