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小縣城

鄢陵，曆史悠久，文化燦爛，大概8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了。周初，這裏被封為鄢國，東周平王初改為鄢陵，漢初置縣，至今已有2000多年。“鄭伯克段於鄢”、“晉楚鄢陵之戰”、“唐睢不辱使命”、“李白訪道安陵（古鄢陵）”等著名曆史事件均發生於此。由於靠近魏都許昌，這裏留下了很多三國時期的曆史遺跡。
鄢陵地處中原腹地，是農業為主的地區，盛產小麥、棉花、紅薯、大豆、花生、煙葉等。抗日戰爭初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了延緩日軍的南下推進，炸開了黃河花園口大堤，把一片平原淹成了水鄉澤國。黃河水退之後，肥沃的土地變成了鹽堿地，黃泛區內莊稼難以生長，鄢陵深受其害，之後逐漸淪落成了一個相對貧窮落後的地區。現代的鄢陵以花卉聞名，成為北方最大的花卉生產銷售基地，則是近幾十年的事。
1963年04月19日，我出生在鄢陵縣城。六十年代的那個小縣城，不比現在最普通的鄉鎮繁華到那裏去。土街瓦房光禿禿的院落，就是那時候的寫照。縣城裏的十字街是最熱鬧的地方，那裏有幾幢樓房，百貨公司、土產公司，會聚了整個縣的精粹。
隱約記得，我家住在十字街東邊，臨街的一個院子裏。說是大院，其實就是兩排瓦房，臨街有一堵院牆，有一個門樓。院子的裏麵還有一深院落，住著縣城的“電影隊”。我家住在東邊的兩間房子裏，記得小姨和姥姥同我們住在一起，母親在東關的縣醫院上班，父親在南關的棉麻公司工作，離得都不是很遠。
沒有忘記“電影隊”，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經常在大院裏燒膠片——電影膠片、成卷的，堆在院子裏就那麽燒，那火一點就著，冒著濃煙，閃著怪異的藍色火焰。那種電影膠片，長長的一條，兩邊帶著方孔，一格一格的小人畫，孩子們都喜歡搶一些來玩。大人們總是嗬責我們，騙我們說那些東西不能玩、有毒。我們問是啥毒，他就回答說——《劉少奇訪問印尼》。我就心裏毛毛的，不敢在玩那些膠片了，因為我知道，劉少奇是有毒的，印尼恐怕也不是什麽好玩意。
那個大院裏還住著幾個軍代表，綠軍裝、紅領章、紅五星的帽徽，左臂上還有一個紅袖箍，大家都很崇敬他們。軍代表很和藹，跟我們小孩子一起玩。他們發給每個小孩子一個小的書包，紅色的帶子，紅布的包包，包還有一個綴著“暗釘”的蓋蓋。書包裏麵裝著一本“紅寶書”——我認識裏麵的一些字，知道那是《毛主席語錄》。軍代表把我們組織起來，訓練我們，讓孩子們都斜挎著那個“紅書包”，右手揮著“紅寶書”，在院子裏排隊行走，忘記喊什麽口號了。我排在隊伍的前麵，雙手撐著一個竹竿，竹竿上麵綁著一麵小紅旗，就那樣一連玩了好幾天。
有一天下午，軍代表還讓我們那樣玩，孩子們照例在我家集合，等待軍代表的號令出發。但是大家都很緊張，因為院子裏來了好多好多陌生的大人，圍起一個場子看著我們。嚇得我們都不敢出去，軍代表怎麽命令也不管用了，家長們也過來好哄歹騙地，我們才勉強答應了。
我舞著那個帶小旗的竹竿，心驚膽戰地出門，剛走了幾步，院子裏的大人們就哄了起來，我回頭一看——一個人也沒有跟我出來！羞得我丟了那根竹竿，掉頭一溜煙跑進了屋裏，死活再也不肯出來了。。。
我想軍代表因此生我們的氣了，以後再也沒有和我們玩過。有一次發毛主席的瓷像，輪到我領的時候，應該是那座毛主席揮手的全身像。他看到是我，轉身拿起了另一尊，毛主席的半身像。我心有不甘地捧那座半身像回家，嘴裏卻不敢說些什麽，以後再也沒有理過那個軍代表。
也許，固執和倔強是我的天生的本性。記得有一段時間，規定每天吃飯前，一定要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示”。小姨當時還沒有參加工作，照顧我和妹妹，每天在家做些雜務，她經常“忘記”參加那個儀式。我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會讓她補上，並以“絕食”要挾。小姨也是很倔強的，她總是找很多很多理由推三阻四，就是不做，我跟她吵架，爸爸媽媽有時候也幫她。我覺得她很“落後”，所以每天快做好飯的時候，我跟著她，盯著她的一舉一動，一定要她向毛主席“請示”過後，才允許她吃飯，不然就奪她的飯碗。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後來我貪玩了，有時候也忘記監視她的任務，在外麵玩得他們喊我，才想起來回去吃飯，等我回到家的時候，他們已經“請示”過了。。。
縣城裏最熱鬧的那一次，是一個傍晚。十字街上人山人海的，百貨公司的樓上垂下了兩掛炮仗，還有幾個人拿著“火銃”。我們就聽到從西街那邊，歡呼聲喧鬧聲鞭炮聲火銃聲由遠而近傳了過來，也點燃了十字街的沸騰。一個紅色的機器“吐吐吐吐”地分開人牆飛奔而至，就停在了十字街的正中間上。我們擠到前麵觀看，隻見那機器還沒有一個大人高，紅色的殼，四個黑色的輪子，前麵兩個小小的，後麵兩個大大的，一個人坐在上麵靠後的位置操作。那機器被圍了起來，不讓看熱鬧的大人們靠近，卻有一個裹腳的農村老太太站在機器的前麵，伏下身來撫摸著那紅色的殼，臉上笑開了一朵花似的，嘴裏不停地念叨著——“鐵牛呀，鐵牛。。。”
關於縣醫院的回憶，實在是記不起來多少。好像醫院很大，路南路北都有院子，有常青的鬆樹，有高高的樓房，還有青磚鋪成的小道。有一天下午，我們在縣醫院玩，看見過一個架子車拉來一個人，說是怎麽“武鬥”被人家打的，我們嚇得跑到樓上遠遠地看。架子車上那個人，大熱天還蓋著一床棉被，露出的那張臉色慘白慘白的，不知道誰從樓上扔下去了幾張草紙，把他的臉蓋上了，說是那人沒救了。醫院給人的感覺總是陰森森地，也傳出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說哪個醫生酒癮大發，偷喝公家的“酒精”，喝到自己丟了性命。還聽說哪個醫生嘴饞，把人家大腿肉拿回去炒了吃，我就不敢去那裏玩了。
父親工作的棉麻公司，在縣城南關，院子裏高高地堆著棉包，像一座座小山一樣。那裏還有一個很大的坑塘，長著蘆葦，裏麵的水清澈透底。有一條小鐵路，繞過坑塘由西向東而去，那小火車，冒著黑煙，鳴著汽笛，哐當哐當地從那裏經過，不知道開向哪裏。小火車通常掛兩截綠色的“票車”，是坐人的，後麵掛的車廂，什麽豬馬牛羊木材棉花什麽都裝。小鐵路再往南，就是大片的麥地了。
後來，小姨在最南邊的公社找到了一個代銷點售貨員的工作，我們全家送姥姥回去山東的老家。記得大家都很不愉快，心情就像當時下雪的冬天。在許昌轉大火車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擠在候車大廳裏取暖，那大廳中間砌了一個煤火爐子，被一群身強力壯的大漢霸占著，他們穿著在冰雪中踏濕了鞋子，把腳蹬在那火爐上烤，大廳裏迷漫著陣陣的酸臭。忽然，其中一個大漢嗷嗷大叫，捧著腳跳了起來，空氣中傳來一陣膠皮的糊味。原來，那家夥的解放鞋底，被那爐口燙融了，我們都說那是報應。。。
接著，1970年，我家就下放到了張橋。再回縣城，就是跟一個叔叔，趁人家的拖拉機，看了幾場《賣花姑娘》——在電影機房，一場一場地連著看——我奇怪很多人都哭得希哩嘩啦的，但也不得不裝出一副難過的表情，眼淚卻怎麽也擠不出來。因為我的心裏，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個老太太。是被老地主逼死的？還是被那粗大的籿米的木夯砸死的？
我再也沒有回去過我那出生的地方！那個小城給我最美好最浪漫的回憶，就是十字街上賣燒雞的小推車！那種一個輪子的推車，後麵兩個支腿，車子是玻璃的，晚上還點著煤油燈。透過那玻璃，那些燒雞一個個黃澄澄油亮亮，透鼻的香味總是誘惑我在那裏流連忘返。好像當時一個雞腿才8分錢，但我從來沒有吃到過，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