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假如托塔天王晁蓋不死於史文恭箭下，將來梁山諸人將何去何從？水泊事業往何處發展？晁、宋關係如何？會不會出現天平天國楊秀清向洪秀全逼宮一幕？這實在是一個大難題，好在施耐庵先生運筆如劍，讓一百單八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晁天王死去，讓宋公明獨自領銜唱這曲大戲。
其實對晁天王而言，他對梁山大業所起的作用實在是有限，曆代流民造反，帶頭起事者
先是因緣巧合，曆史潮流讓一些草根人士成為一代梟雄，但曆史自有其淘汰無能者的規律，最後幹成一番轟轟烈烈大事的領導人必有過人之處。
天下苦秦日久，陳涉吳廣等人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後成功的隻能是漢高祖這樣目光長遠、廣納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時代使朝廷元氣大傷，遭受覆滅或幾近覆滅命運的造反帶頭人，要麽是如漢高祖、明洪武這樣的雄主，能駕馭眾人；要麽是張角、洪秀全這樣的教主，對眾人有一種類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蓋二者都不具備，他無非是鄉間一仗義疏財、任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無宗教上的感召力，又無遠謀深慮及馭使群雄的權謀，他對梁山最大的功勞是“打響對大宋王朝的第一槍”，搞了個“智取生辰綱”，這一票買賣顯然沒有什麽政治方麵的訴求，無非是覺得梁中書給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禮物取之不義，那麽劫之無妨。而劫生辰綱最大的功臣是吳用，之所以要依附晁蓋幹這個勾當，主要看中晁蓋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實，自己做著裏正，在當地人脈關係不錯，因此以晁天王為首搶劫當朝太師生日禮物，安全係數高一點。在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和白勝這個八人小集團中，晁蓋還具備些做團夥老大的各方麵素質。
後來事敗，幸虧宋公明哥哥通風報信，才倉皇逃到梁山。頂著被朝廷捉住殺頭的危險，晁蓋等人隻能一條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禍，最後不得已激林衝火並了王倫，在和王倫屬下舊人相比，新來的晁蓋諸人無論在財力、武力上占優勢，自然“新桃換舊符”，晁蓋做了老大。晁蓋做了老大，是陰差陽錯，並非他有什麽過人之處。晁天王從上梁山到亡於箭傷，他的鐵哥們其實隻有阮氏三雄、白勝、劉唐而已。公孫勝是道士，曾經還一度脫離組織，以奉養老母為理由遠離江湖，最後被宋江再度請出了山；而吳用這樣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領袖群倫，必須找一個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蓋與宋江相比，宋江顯然更合適，讀書人和引車賣漿之流相較，考慮問題更加理智，因此吳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與時俱進的選擇。
和晁蓋相比，宋江少點英雄氣質，但正如項王比劉邦更像個英雄，而劉邦能成事一樣，比起晁蓋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統戰術、馭人術爐火純青，做過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眾的組織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諸人還停留在綠林“粗放型”的經營模式，簡單地排定座次，幹得還是一般蟊賊的剪徑勾當，碰到什麽就搶什麽，搶完之後大家瓜分，沒有長遠的打算和較精細的策劃。——以晁蓋之能，是難以提升梁山這支造反隊伍的層次的。
真正能將梁山組織成一個象樣的公司，非宋江莫屬。
從宋江殺了閻婆惜，避禍他鄉後，一路結交了柴進、武鬆、孔明、孔亮、花榮、鄭天壽、王矮虎、燕順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場，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龍廟英雄小聚義時，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張順、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這些人都是宋江帶到梁山的，此時宋派實力已經遠勝過晁派。新舊兩支部隊會師後，分成兩列站立，左邊是晁蓋的舊部，是林衝、劉唐、阮氏三兄弟、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這裏麵杜、宋、朱本是王倫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蓋，林衝的地位比較中立，以他的見識與武藝，誰的心腹都不會做，白勝基本上不入流。右邊站著二十七人，金聖歎在評點道：“中間隻蕭讓、金大堅非宋江舊識。”此時，宋江儼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蓋讓第一把交椅也許是誠心出於感謝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論年齡，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金聖歎斥之為“權詐之極”，成大事者不能沒有“權詐”，此時宋江心中自度論能力、功績和人緣關係，他已超過晁蓋，隻是剛上梁山就謀了第一把交椅，眾人難以心服，必須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領導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間如何溫情脈脈，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種下了，鬥爭不可避免，這是由中國社會的政治傳統和權力鬥爭的規律決定的。在最高權力麵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談。吳用和晁蓋上了梁山後，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從吳用用計劫江州法場，大約他心中所許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吳用的立場改變，是宋江最大的勝利。“智多星”認可自己的領導地位，比起李逵動不動就叫著“打下東京，公明哥哥當皇帝”的忠心對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剛上梁山，公孫勝就提出回家養母，最後隱姓埋名，不與梁山人接觸。這顯然不因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釋的，如果這樣他就不會參與劫生辰綱了。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慶賀隊伍壯大之時，他和吳用兩個聰明人已經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麵，權力鬥爭的激化遲早要來，要麽像吳用那樣及時轉投宋江，而作為和晁蓋一起起事的入雲龍公孫勝，於心不忍，那麽隻有遠離這個漩渦。
“文革”時全國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熱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蓋，說的還是很有道理的，把晁蓋和宋江之間的矛盾上升為路線鬥爭，也無不可。
宋江比晁蓋，最可稱道的就是他的“統戰”路線。梁山本來就是個大雜燴，幹什麽的都有，如果僅僅保證出身貧苦者的話語權，那麽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這樣根正苗紅的人。——首先造反，也樂意造反的往往是這樣的窮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隊伍變成有組
織、有規模的軍事單位，靠這幫人是不行的，必須擴大領導層，搞統一戰線。在這點上，做過押司、官場和江湖規則都明白的宋江顯然看得比晁蓋更準。
隨著秦明、呼延灼、柴進、花榮、黃信、徐寧、孫立等與舊體製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上了梁山後，梁山的基本力量發生了成份變化，所謂的“隊伍純潔性”更是天方夜譚，這時調整梁山的基本路線是必須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數頭領、能師出有名的最佳選擇。如果說阮小五剛劫生辰綱時所唱的“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隻是底層人囿於傳統文化的不自覺表現，後來宋江的選擇就是梁山人為了求生存的自覺意識。
縱觀整部《水滸》，梁山人從來沒有並吞宇內、代替趙宋的雄心與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層的人數增多，官府的賦稅相當一部分出自商業、手工業、礦業，這和重農輕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樣，因而官民矛盾、特別是普通農民和官府的矛盾較其他朝代並不特別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脅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漢末年的赤眉、綠林，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代的黃巢起義，包括南宋在內的整個宋代，除了宋江、方臘、王小波、楊麽幾次地方性造反外，沒有席卷全國的大暴動。真正能給舊王朝雷霆一擊的暴動必須得天時、地利、人和，統治者已搞得民怨沸騰，用儒家的話來說，天命已經歸於別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樣，天下便像點煙花爆竹一樣，到處響應，讓官軍難以應付；起義的部隊逐步掌握更多的資源，包括土地、可供後勤的百姓、傑出的人才等等。這幾點，梁山人都不具備。康王南渡後，再能在東南建立新王朝並享國150年，說明大宋境內無隋末那種遍地狼煙的群眾基礎，而多是梁山這樣的占據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國的反叛者。
晁、宋領導梁山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禦戰，是不得已的“反圍剿”，很少有主動的進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襲。葬送一個王朝的起義必須有大規模反攻，難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東京坐龍廷嗎？隻是曆史沒有給他們這個條件。宋江等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以招安為目標，以“忠義”為旗號，這是種現實的選擇。所謂樹忠義大旗，從來就是一種為了生存的手段，哪個時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義？
而晁蓋一直就是個沒有個明確目標的造反者，樂於過著當一天強盜搶一天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這日子李逵這樣的人願意過，而越來越多如盧俊義這樣不得已造反的人，不願意一生都為草寇。隨著梁山戰略方針的調整，晁蓋便成為一個擺設，一個因為首義而成就的象征符號，這個符號隨著宋江勢力的崛起，也越來越沒有用。
當朱元璋經過“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羽翼豐滿後，就感覺到小明王這個傀儡已經不需要了，便派部將鑿穿小明王的龍船，讓其淹死並徹底消滅龍鳳王朝的檔案；楊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裝神弄鬼，稱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蠱惑眾多老百姓跟他們紫荊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強馬壯後，楊秀清就開始逼宮了。——這是造反集團難以改變的規律，晁蓋若不意外陣亡，命運大抵也是這樣。
其實對晁天王而言，他對梁山大業所起的作用實在是有限，曆代流民造反，帶頭起事者
先是因緣巧合，曆史潮流讓一些草根人士成為一代梟雄，但曆史自有其淘汰無能者的規律，最後幹成一番轟轟烈烈大事的領導人必有過人之處。
天下苦秦日久，陳涉吳廣等人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後成功的隻能是漢高祖這樣目光長遠、廣納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時代使朝廷元氣大傷，遭受覆滅或幾近覆滅命運的造反帶頭人，要麽是如漢高祖、明洪武這樣的雄主，能駕馭眾人；要麽是張角、洪秀全這樣的教主，對眾人有一種類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蓋二者都不具備，他無非是鄉間一仗義疏財、任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無宗教上的感召力，又無遠謀深慮及馭使群雄的權謀，他對梁山最大的功勞是“打響對大宋王朝的第一槍”，搞了個“智取生辰綱”，這一票買賣顯然沒有什麽政治方麵的訴求，無非是覺得梁中書給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禮物取之不義，那麽劫之無妨。而劫生辰綱最大的功臣是吳用，之所以要依附晁蓋幹這個勾當，主要看中晁蓋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實，自己做著裏正，在當地人脈關係不錯，因此以晁天王為首搶劫當朝太師生日禮物，安全係數高一點。在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和白勝這個八人小集團中，晁蓋還具備些做團夥老大的各方麵素質。
後來事敗，幸虧宋公明哥哥通風報信，才倉皇逃到梁山。頂著被朝廷捉住殺頭的危險，晁蓋等人隻能一條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禍，最後不得已激林衝火並了王倫，在和王倫屬下舊人相比，新來的晁蓋諸人無論在財力、武力上占優勢，自然“新桃換舊符”，晁蓋做了老大。晁蓋做了老大，是陰差陽錯，並非他有什麽過人之處。晁天王從上梁山到亡於箭傷，他的鐵哥們其實隻有阮氏三雄、白勝、劉唐而已。公孫勝是道士，曾經還一度脫離組織，以奉養老母為理由遠離江湖，最後被宋江再度請出了山；而吳用這樣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領袖群倫，必須找一個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蓋與宋江相比，宋江顯然更合適，讀書人和引車賣漿之流相較，考慮問題更加理智，因此吳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與時俱進的選擇。
和晁蓋相比，宋江少點英雄氣質，但正如項王比劉邦更像個英雄，而劉邦能成事一樣，比起晁蓋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統戰術、馭人術爐火純青，做過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眾的組織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諸人還停留在綠林“粗放型”的經營模式，簡單地排定座次，幹得還是一般蟊賊的剪徑勾當，碰到什麽就搶什麽，搶完之後大家瓜分，沒有長遠的打算和較精細的策劃。——以晁蓋之能，是難以提升梁山這支造反隊伍的層次的。
真正能將梁山組織成一個象樣的公司，非宋江莫屬。
從宋江殺了閻婆惜，避禍他鄉後，一路結交了柴進、武鬆、孔明、孔亮、花榮、鄭天壽、王矮虎、燕順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場，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龍廟英雄小聚義時，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張順、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這些人都是宋江帶到梁山的，此時宋派實力已經遠勝過晁派。新舊兩支部隊會師後，分成兩列站立，左邊是晁蓋的舊部，是林衝、劉唐、阮氏三兄弟、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這裏麵杜、宋、朱本是王倫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蓋，林衝的地位比較中立，以他的見識與武藝，誰的心腹都不會做，白勝基本上不入流。右邊站著二十七人，金聖歎在評點道：“中間隻蕭讓、金大堅非宋江舊識。”此時，宋江儼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蓋讓第一把交椅也許是誠心出於感謝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論年齡，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金聖歎斥之為“權詐之極”，成大事者不能沒有“權詐”，此時宋江心中自度論能力、功績和人緣關係，他已超過晁蓋，隻是剛上梁山就謀了第一把交椅，眾人難以心服，必須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領導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間如何溫情脈脈，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種下了，鬥爭不可避免，這是由中國社會的政治傳統和權力鬥爭的規律決定的。在最高權力麵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談。吳用和晁蓋上了梁山後，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從吳用用計劫江州法場，大約他心中所許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吳用的立場改變，是宋江最大的勝利。“智多星”認可自己的領導地位，比起李逵動不動就叫著“打下東京，公明哥哥當皇帝”的忠心對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剛上梁山，公孫勝就提出回家養母，最後隱姓埋名，不與梁山人接觸。這顯然不因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釋的，如果這樣他就不會參與劫生辰綱了。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慶賀隊伍壯大之時，他和吳用兩個聰明人已經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麵，權力鬥爭的激化遲早要來，要麽像吳用那樣及時轉投宋江，而作為和晁蓋一起起事的入雲龍公孫勝，於心不忍，那麽隻有遠離這個漩渦。
“文革”時全國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熱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蓋，說的還是很有道理的，把晁蓋和宋江之間的矛盾上升為路線鬥爭，也無不可。
宋江比晁蓋，最可稱道的就是他的“統戰”路線。梁山本來就是個大雜燴，幹什麽的都有，如果僅僅保證出身貧苦者的話語權，那麽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這樣根正苗紅的人。——首先造反，也樂意造反的往往是這樣的窮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隊伍變成有組
織、有規模的軍事單位，靠這幫人是不行的，必須擴大領導層，搞統一戰線。在這點上，做過押司、官場和江湖規則都明白的宋江顯然看得比晁蓋更準。
隨著秦明、呼延灼、柴進、花榮、黃信、徐寧、孫立等與舊體製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上了梁山後，梁山的基本力量發生了成份變化，所謂的“隊伍純潔性”更是天方夜譚，這時調整梁山的基本路線是必須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數頭領、能師出有名的最佳選擇。如果說阮小五剛劫生辰綱時所唱的“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隻是底層人囿於傳統文化的不自覺表現，後來宋江的選擇就是梁山人為了求生存的自覺意識。
縱觀整部《水滸》，梁山人從來沒有並吞宇內、代替趙宋的雄心與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層的人數增多，官府的賦稅相當一部分出自商業、手工業、礦業，這和重農輕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樣，因而官民矛盾、特別是普通農民和官府的矛盾較其他朝代並不特別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脅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漢末年的赤眉、綠林，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代的黃巢起義，包括南宋在內的整個宋代，除了宋江、方臘、王小波、楊麽幾次地方性造反外，沒有席卷全國的大暴動。真正能給舊王朝雷霆一擊的暴動必須得天時、地利、人和，統治者已搞得民怨沸騰，用儒家的話來說，天命已經歸於別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樣，天下便像點煙花爆竹一樣，到處響應，讓官軍難以應付；起義的部隊逐步掌握更多的資源，包括土地、可供後勤的百姓、傑出的人才等等。這幾點，梁山人都不具備。康王南渡後，再能在東南建立新王朝並享國150年，說明大宋境內無隋末那種遍地狼煙的群眾基礎，而多是梁山這樣的占據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國的反叛者。
晁、宋領導梁山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禦戰，是不得已的“反圍剿”，很少有主動的進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襲。葬送一個王朝的起義必須有大規模反攻，難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東京坐龍廷嗎？隻是曆史沒有給他們這個條件。宋江等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以招安為目標，以“忠義”為旗號，這是種現實的選擇。所謂樹忠義大旗，從來就是一種為了生存的手段，哪個時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義？
而晁蓋一直就是個沒有個明確目標的造反者，樂於過著當一天強盜搶一天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這日子李逵這樣的人願意過，而越來越多如盧俊義這樣不得已造反的人，不願意一生都為草寇。隨著梁山戰略方針的調整，晁蓋便成為一個擺設，一個因為首義而成就的象征符號，這個符號隨著宋江勢力的崛起，也越來越沒有用。
當朱元璋經過“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羽翼豐滿後，就感覺到小明王這個傀儡已經不需要了，便派部將鑿穿小明王的龍船，讓其淹死並徹底消滅龍鳳王朝的檔案；楊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裝神弄鬼，稱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蠱惑眾多老百姓跟他們紫荊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強馬壯後，楊秀清就開始逼宮了。——這是造反集團難以改變的規律，晁蓋若不意外陣亡，命運大抵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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