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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論明、清時期奸臣與英雄

(2006-12-04 13:22:12) 下一個
成事貴於死事

  明朝晚年的文臣,多迂闊尚氣之士。說起來慷慨激昂,大難臨頭也有一些敢舍生取義的人。但少有知權達變、實際操作能力強的外交、軍事人才。腐儒的練成,和晚明一方麵道德淪喪一方麵用道德治國的風氣有關。



為了自己的千秋令名,也為了政治上正確,不給政敵以短處可抓,許多文臣選擇的是成就自己高尚的道德形象,而國事究竟如何則在其次。

  崇禎自縊,滿清進京後,在攝政王多爾袞的治理下,兵強馬壯,隨時準備胡馬南下。而在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忙於黨爭,君臣不和,將帥不和,大臣之間鉤心鬥角,家務鬧得很厲害。此時,雙方力量不對等,但滿清一開始並未有完全的把握一下子吃掉江南半壁江山,如果明朝對北方能虛以委蛇,甚至不妨委曲求全,爭取時間整飭內政,南明未必不能如南宋那樣存在更長一段時間。

  可是一開始,南明便以正統自居,不願意放下身段,又不積極備戰,對清廷抱以僥幸心理,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不明朗也不統一。派出兵部侍郎左懋第出使,不但沒能為明朝爭取任何的喘息機會,而且陷身北地,最後被滿清殺死,成就了忠臣之名。

  左懋第是民族英雄、節烈忠臣,這個判斷沒問題,可在晚明那種士風之中,他的外交手腕遠達不到晚清的李鴻章等人的水平。

  當他奉旨北上時,帶有弘光皇帝的書信,書信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一開始就把自己擺在比對方高的地位,不無暗示對方是胡人之意,而且帶有賜給已經投降清廷的吳三桂的詔諭,很明顯還把吳三桂當成明朝的臣子,發布命令,這置清廷於何地,這一開始和談的姿態,就能讓滿清找到毛病。

  左北上出使前,至交好友同朝為官的李清去送他,問他此番出使抱什麽樣的態度,左懋第回答是“以不屈對待。”李清腦袋很清楚,對他說:“成事貴於死事。”並舉北宋富弼出使遼國為例,出使北國時富弼臥病在車中,聽見遼國皇帝的詔書來了,立刻起來拜受,如此感受屈辱無非是為了辦成遼宋通和的大事。李清認為以當時之勢,出使滿清的最重要目的要保全南京的朝廷,不如用緩兵之計。李清建議左懋第到了北京,首先以滿清替先帝崇禎複仇為借口,去清廷表示感謝,等對方態度有所溫和時,再談議和。如果這樣做還不行,對方毫無通融的餘地,欺人太甚,再罵敵而死,不算太晚。而左懋第則認為,滿清當年是我大明的屬夷,非遼和宋可比。即使富弼活到今天,他也不會對北方屈膝。李清覺得左懋第的話都是道理,可對成大事沒什麽用處。

  左懋第到了北京,確實能做到大義凜然。他一身孝服進京,首先提出是如何以皇帝之禮重葬崇禎帝。以大明當時自居正統的角度來說,這樣做是不喪國格,可滿清當然很不高興。謁見當國的攝政王多爾袞時,同行的總兵陳洪範認為可以屈膝行跪拜禮,兵部司務陳用極說:“吾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何言屈膝?!”而左懋第以皇帝的最高指示“不屈膝即為不辱命”為由,堅持出使時南明的態度。最後,陳洪範可恥地降清,左懋第被扣留在滿清,清廷指示他的他的弟弟前來勸降,------他是山東人,當時山東已被滿清占領。被嚴詞拒絕,和他的仆人左夏一起慷慨就義,成了烈士。

  還值得一敘的是左懋第使北前,弘光朝的輔臣們和北國談判的條件,有人提出以淮河為國界-----這已經是麵對虎狼之滿清的非分之想了。輔臣高弘圖說,山東一百零二縣的山河,絕對不能丟棄,最多以黃河為界。有擁立弘光之首功的馬士英更異想天開,他的意見是,北朝滿清的主子順治帝還年幼,與我們的皇上為叔侄關係最合適。-----你想想,暗弱如此的南明還有這樣崇高的理想,好笑吧。當時富弼出使遼國,大宋和遼力量的對比,遠不如滿清、南明那樣懸殊,但訂立的條約是:“宋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之白溝”。如果簡單地對照,宋朝的鄭國公富弼是喪權辱國之臣,而左懋第是以死維護國格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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