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兩場官司
廖康
我在美國上過兩次交通法庭。官司嘛，當然是打贏了。咱是那好麵子的主兒，從來不提走麥城的事兒。今兒個寫出來，倒不是要顯擺過關斬將的戰績，隻是想以切身體會來告訴同胞，別怕上法庭。說到底，美國是個法製社會，雖然他們執法也有不公道的時候，但是美國的司法體製我覺著還是挺完善的。
這兩場官司都是12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剛搬到一山城，不熟悉路況。上坡時油門踩大了點兒，下坡衝勁不小。迎麵出現一個停車標誌，好在沒別的車，我一個加州式停止(California stop，在加州則叫Hollywood stop)，也就是說我沒在停車線那兒完全停下來，就出溜過去了。沒承想，邊上繞出一警車。我立即停了下來，那雷子跟我還挺客氣：“嗨，沒見這停車標誌啊？這兒是居民區，開這麽快幹什麽！”我心說了：“我開得不快呀，不就是沒停住嗎？”可我這脾氣，也就是敢在家裏橫，跟人家全副武裝的警官大老爺，就沒脾氣了，老老實實地接受罰單吧，$90呢！
回家前，我先拐到交通法庭去報賬。那兒的警官大姐才真叫客氣。她說這事兒啊，先別急著交罰款。跟法官申訴一下，沒準兒就免了。我看她慈眉善目，不象是雪上加霜，要訛我 $5手續費的樣子，就填了單子交了五塊，等待一個月後聽審。與此同時，還有個案子抻著我呢。那是再早一年前開摩托時見到的車禍，本來沒我什麽事兒，那小子非要跟我找岔兒。真是禍不單行啊！我這心裏別提多煩了。但轉念一想，也好，先練練兵。
過堂那天，我正兒八經地穿上西服，打上領帶，鏡子裏看看，簡直不認識自己了。那位警官大姐居然還記得我，還祝我好運呢，讓我覺著這心裏暖洋洋的。可就在我進法庭前，聽見裏麵大喊大叫。我納悶兒，誰吃了豹子膽？在法庭裏嚷嚷！那不是找不自在嗎？可別影響法官大人的情緒，殃及池魚。
不一會兒，兩三個怒氣衝衝的男女出來了，嘴裏還嘟囔著。隨後就叫我名字了，我心說不妙。可又沒轍，愛怎麽著怎麽著吧，我硬著頭皮走進去。法官大人在前台正襟危坐，我右邊有位穿便服的。仔細一看，他不是給我開票那警官嗎？那製服一脫，大沿帽一摘，往日的威風一掃而光啊。真應了那句話，“人飾衣裳馬飾鞍。”沒有那身行頭，他也就是個沒精打采的禿老頭兒。等我們起身向法官致意時，我注意到他比我矮半頭。那天我在車裏怎麽會覺得他那麽高大啊？
法官問我如何申訴，我說：“我有錯，但事出有因，要解釋。”隨後我簡潔地說了經過。強調我剛遷入此城，人地生疏。那兒是個坡，上坡時，我沒見到停車標誌。剛一下坡就到標誌跟前兒了，我基本上停下來了，隻是沒有完全停穩。警車一亮燈，我就停車了，很禮貌地跟這位警官配合，讓他檢查我的駕照和保險單。我最後一句話是：“我的駕駛記錄清白，希望不會因此而染上汙點。”
法官問那警官我的陳述是否屬實，警官說：“是。”自始至終，他就說了這麽一個字。隨後，法官宣布：“無罪。”
我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我沒犯迷糊，聽真著了。可還是有點難以相信，這勝訴來得也太容易了！我暈暈乎乎地站在那兒，但還沒糊塗到要求法官重複的地步。我向法官致謝後，好象踩著棉花似地走出法庭。當時那感覺，好象一切都不真實，直到那位警官大姐問我結果時，我才如夢初醒。她也為我高興，我一激動，差點兒沒請她出去喝一杯，恰巧一道陽光照在她警徽上，折射過來，才讓我出了虎口，沒入狼窩。
有此一勝，我信心大增，不那麽擔心下一場大戰了。這第二場官司是連環訴訟。一輛拉玻璃板的小卡車被一輛轎車撞了。轎車司機受到起訴，他是個19歲的小夥子，沒有保險，就賴我肇事，告到我頭上。我的保險公司派了一位名叫蘇珊的律師來替我辯護，她是新手，非常認真，希望打贏這場官司，建立自己的信譽。開庭前，她跟我在電話上談了好幾次，還麵談了一次。雖然這訴訟完全是那小夥子無理取鬧，但是蘇珊沒有勝訴的把握。主要是因為審判在出事地點附近的法院進行，那是轎車司機所在的州，而我是外州人。她沒有直說，但我聽出了話外音——我是外國人，很難得到陪審員的同情。
因為原告索賠一萬多美元，雖然是民事訴訟，這場官司也得由陪審團來審理。我們一早就到了法庭，臨開庭前蘇珊還在跟那小夥子的律師交涉，希望能夠庭外和解。保險公司授權蘇珊最多可以賠償四千美元，她一百塊、一百塊地加碼，可加到頭了，對方律師還是不肯和解。我們都看出來這位仁兄心高氣盛，誌在必得，就決定采用低姿態，以柔克剛。蘇珊還預警說，即便輸了，也不要在意。保險公司知道我沒錯，輸了也不會長我的保險費，因為打官司，有人為因素。就衝這個，至今我仍使用這家保險公司。
九點開庭。爭鬥從篩選陪審員就開始了。這種半大不小的案子需要六名陪審員，還要兩名候補陪審員，以防不測。法院召來了30多個陪審員候選人，三方律師輪流一人挑一名陪審員。律師可以正當理由淘汰其他律師選中的陪審員，比如對此案知情，認識當事人，開過摩托車等等。律師還有權使用“無因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即無需提出任何理由，淘汰其他律師選中的陪審員。這一手太重要了，仗著它，蘇珊才得以淘汰一個吊兒郎當的青年，因為他很可能會同情告我那小夥子，還淘汰了一個沒文化的大媽。折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陪審員及候補陪審員才定下來。其餘候選人可以回家了，法官感謝他們來盡公民義務，兩年內不用再來候選了。
原告律師的陳述很簡單，卡車在前麵走得好好的，飛來橫禍，一輛轎車從後麵撞到它的槽幫上，造成損失。卡車司機還提到，出事前，一輛摩托車在他後麵跟了半個多小時，但他沒有注意到轎車。
轎車司機的律師指控我開摩托車突然進入左車道，當時轎車正在超車，致使轎車左閃，撞到路邊欄杆後，反彈回來，才撞到前麵卡車的。而且在肇事後，我開走了，企圖逃避責任。跟在我後麵的另一輛卡車司機暗暗記下了摩托車牌照，才有這場官司。
我的律師也做了開場白，說審訊將表明事故完全是因轎車司機飛速超車失控而造成的，與她的當事人無關。輪到問我了。驗明正身後，法官讓我陳述事件經過。我記著蘇珊的建議，低姿態，如實說，盡量不用形容詞和副詞：
“那天上午，我在卡車後以每小時45英裏的速度行駛了半個小時左右。出事前，原本有兩條車道的公路出現了並道的字樣(merge)，我回頭看了看，注意到左道遠處有輛轎車。我撥亮指示燈，從右道並入左道，並道後靠右行駛。約半分鍾後，那輛轎車在同道超車。超過我時，在我左邊隻有兩英尺遠，我吃了一驚。那轎車隨即開出車道左邊，可能擦了路邊欄杆，朝右衝來，撞到我前麵三十碼左右的卡車後打了個轉，才停住。我減速、在轎車前，卡車後停下來，看是否需要幫助。隻見轎車司機出來，顯然沒有受傷，他朝我連聲大叫‘你跨越我車道了！並衝過來。我見他來意不善，一踩油門，走了。”
指控律師隨即盤問(cross-examine)我：“你並道前，確實回頭看了嗎？”
“是的。”
“你戴著那頭盔，怎麽可能看得清？”
“頭盔是設計來保護騎手的，不是遮擋騎手視線的。我沒有理由對頭盔製造商提出指控。”
陪審團那兒傳來一聲哂笑。法官正色道：“這個問題和回答是爭論性的，要從記錄中消除掉，陪審員也不得考慮其效果。我提醒你們，盤問的目的是澄清事實，不是爭辯是非。繼續吧。”
“據我所知，你並道後，那卡車還沒有完全並過來，你是否要趁機超過卡車？我很少聽說摩托車會跟在卡車後麵慢慢走。”
“我沒打算超車，因為那是冬天，很冷，我不想開得更快。”
“你並道後為什麽靠右行駛？是不是剛並過來，你還沒有來得及在車道中間行駛，事故就發生了？”
“不是。我並道後開了半分鍾左右，轎車才超過我。我靠右行駛是因為馬路中間有油跡。摩托車騎手都不願意在中間開，以免滑倒。”
指控律師見無縫可鑽，便使出了他的殺手鐧：“你說並道前回頭看過，而且看見那轎車了，那時它離你有多遠？”
“大約一百碼。”
“這法庭，你看有多長？”
對此，我事先毫無準備。我看了看，答道：“四十碼左右。”
“顯然你估計距離有問題，這法庭長三十碼。我沒有問題了。”他得意洋洋地看了陪審團一眼，回到自己的座位。
輪到我的律師提問了。蘇珊準備了一係列巧妙的問題，通過這些問題，她不動聲色地讓陪審員了解到：出事前，我已經有四年駕駛經驗了；我的駕駛紀錄沒有疵點（慶幸啊！）；我那天要走很長的路，而且沒有趕路的必要；我是美國的合法永久居民，正在完成博士論文；我沒有任何犯罪記錄，離開出事地點完全是為了避免衝突。
這會兒已經到中午了。法官宣布休庭一小時。我請蘇珊吃飯，她挑了附近一家希臘餐館，那葡萄葉卷的粽子風味很特別。我擔心我與指控律師那句爭辯違反了我們的低調原則。她說沒事兒，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Even a worm will turn)，是那律師先發難的。她說雖然法官不讓陪審員考慮我們那一問一答，但是我的話他們忘不了，也明白那話外之音：他們告我就象賴頭盔擋眼一樣沒道理。可惜陪審員中沒有人開過摩托車！要不然，衝這一句，他們就輸定了。蘇珊還安慰我：“距離估計得不準，沒多大關係。把三十碼當成四十碼，無非就是說你以為那轎車在身後一百碼，實際上它是七十多碼，那也足夠遠了，你並道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她又說：“那指控律師咄咄逼人，可是你文質彬彬，口齒清楚，沒有多說少道，肯定給陪審員留下了好印象。”
我信心十足地回到法庭，下午先是詢問證人。他們一一證實了我說的情況：摩托車的確在卡車後麵跟了很久，並道前打燈了，撞車是在摩托車前約三十碼處發生的，撞車後摩托車停下來了，轎車司機衝過去時才開走的，等等。然後，讓轎車司機陳述。這小夥子也是一身西服革履，全然沒有那天那副凶相了。但他顯然不大自在，不住地摳領口，好象領帶打得太緊，勒得慌。
蘇珊盤問他時，才真正給他套上了絞索。敢情他曾三次駕車嚴重違規，最後一次還是酒後開車，被吊銷了執照。那車是他姐姐的，但那天他未經姐姐允許就把車開走了，因為他要趕去餐館上班，錯過了公共汽車，超車時，他車速在每小時七十英裏以上……雖然蘇珊平聲靜氣的，這小夥子卻一個勁兒地冒汗，不停地用手擦腦袋，又在西服前襟兒上擦手，話越說越結巴，我都替他難過。
結束語，原告律師沒什麽要說的。他的當事人被撞，不管是轎車還是摩托車肇事，他都應該得到賠償。小夥子的律師說：“我的當事人的駕照雖然吊銷了，但無照駕駛並不是肇事的直接原因。你們都知道，這位摩托車騎手估計距離不準確。是他在我的當事人正要超車時並道，我的當事人為了避免碰撞，因為碰撞必然會使摩托車騎手受到重傷甚至死亡，才向左躲閃，碰到欄杆後，反彈回來才撞到卡車的。希望你們不要因我的當事人有前科而產生偏見，要就事論事，做出公正判決。”
蘇珊說：“無照駕駛雖然不是肇事的直接原因，但是這反映了該司機的行為模式，他以前的違章案例也證實了這個模式。出事那天，他要趕去上班，開車超速，又違規超車，造成事故。那條路由雙道變為單道，他應該踩閘減速，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見我的當事人靠右行駛，就在同一車道超車。因距離我的當事人太近而向左打輪，又因開得太快而失去控製，在我的當事人前邊三十碼處與卡車發生碰撞。這與我的當事人本來毫無關係。轎車司機受到訴訟後，沒有保險，反訴我們，這顯然是不肯自負其責的行為。我相信你們誰也不願意承擔本應由他人承擔的責任。”蘇珊講完後，陪審團去討論並做判決。
我覺得蘇珊辯護得很漂亮。她讓陪審員了解了我們的人品，明白了事故的原因，同時訴諸他們的情感，讓他們設身處地考慮案情。但我感受尤深的是美國的司法程序堪稱完善；為這麽一個小案子，動用了那麽多人力，花了整整一天時間，讓各方有充分機會說明事實，讓律師辨明是非。當然，人為因素難以預料，但這次即使判我有罪，在程序上我也挑不出什麽毛病。陪審員們討論了近一個小時，出來了。
原來民事審判並不是象刑事審判那樣，簡單地宣布有罪或無罪，而是就一項項具體問題做出答複。我記得有這些：
甲方（卡車司機）是否應獲得索賠的全部賠償？是。
乙方（轎車司機）是否對事故負有責任？是。
丙方（摩托車司機）是否對事故負有責任？否。
乙方對事故負有全部責任還是部分責任？全部責任。
乙方的姐姐，轎車車主，是否對事故負有責任？否。
乙方是否要負責全部賠償？是。
乙方是否應繼續受到吊銷駕照的懲罰？是。
不知那小夥子是期望值太高，還是理解力太低，他似乎沒有聽懂這充滿法律術語的判決。我踏踏實實走出法庭時，隻見他滿臉茫然，一副如墮五裏雲霧的樣子。他的律師，那位本來可以接受和解而輕而易舉得到四千美元，並從中提取30%律師費的中年男子也垂著頭，嘟嘟囔囔地解釋著什麽。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
廖康
我在美國上過兩次交通法庭。官司嘛，當然是打贏了。咱是那好麵子的主兒，從來不提走麥城的事兒。今兒個寫出來，倒不是要顯擺過關斬將的戰績，隻是想以切身體會來告訴同胞，別怕上法庭。說到底，美國是個法製社會，雖然他們執法也有不公道的時候，但是美國的司法體製我覺著還是挺完善的。
這兩場官司都是12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剛搬到一山城，不熟悉路況。上坡時油門踩大了點兒，下坡衝勁不小。迎麵出現一個停車標誌，好在沒別的車，我一個加州式停止(California stop，在加州則叫Hollywood stop)，也就是說我沒在停車線那兒完全停下來，就出溜過去了。沒承想，邊上繞出一警車。我立即停了下來，那雷子跟我還挺客氣：“嗨，沒見這停車標誌啊？這兒是居民區，開這麽快幹什麽！”我心說了：“我開得不快呀，不就是沒停住嗎？”可我這脾氣，也就是敢在家裏橫，跟人家全副武裝的警官大老爺，就沒脾氣了，老老實實地接受罰單吧，$90呢！
回家前，我先拐到交通法庭去報賬。那兒的警官大姐才真叫客氣。她說這事兒啊，先別急著交罰款。跟法官申訴一下，沒準兒就免了。我看她慈眉善目，不象是雪上加霜，要訛我 $5手續費的樣子，就填了單子交了五塊，等待一個月後聽審。與此同時，還有個案子抻著我呢。那是再早一年前開摩托時見到的車禍，本來沒我什麽事兒，那小子非要跟我找岔兒。真是禍不單行啊！我這心裏別提多煩了。但轉念一想，也好，先練練兵。
過堂那天，我正兒八經地穿上西服，打上領帶，鏡子裏看看，簡直不認識自己了。那位警官大姐居然還記得我，還祝我好運呢，讓我覺著這心裏暖洋洋的。可就在我進法庭前，聽見裏麵大喊大叫。我納悶兒，誰吃了豹子膽？在法庭裏嚷嚷！那不是找不自在嗎？可別影響法官大人的情緒，殃及池魚。
不一會兒，兩三個怒氣衝衝的男女出來了，嘴裏還嘟囔著。隨後就叫我名字了，我心說不妙。可又沒轍，愛怎麽著怎麽著吧，我硬著頭皮走進去。法官大人在前台正襟危坐，我右邊有位穿便服的。仔細一看，他不是給我開票那警官嗎？那製服一脫，大沿帽一摘，往日的威風一掃而光啊。真應了那句話，“人飾衣裳馬飾鞍。”沒有那身行頭，他也就是個沒精打采的禿老頭兒。等我們起身向法官致意時，我注意到他比我矮半頭。那天我在車裏怎麽會覺得他那麽高大啊？
法官問我如何申訴，我說：“我有錯，但事出有因，要解釋。”隨後我簡潔地說了經過。強調我剛遷入此城，人地生疏。那兒是個坡，上坡時，我沒見到停車標誌。剛一下坡就到標誌跟前兒了，我基本上停下來了，隻是沒有完全停穩。警車一亮燈，我就停車了，很禮貌地跟這位警官配合，讓他檢查我的駕照和保險單。我最後一句話是：“我的駕駛記錄清白，希望不會因此而染上汙點。”
法官問那警官我的陳述是否屬實，警官說：“是。”自始至終，他就說了這麽一個字。隨後，法官宣布：“無罪。”
我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我沒犯迷糊，聽真著了。可還是有點難以相信，這勝訴來得也太容易了！我暈暈乎乎地站在那兒，但還沒糊塗到要求法官重複的地步。我向法官致謝後，好象踩著棉花似地走出法庭。當時那感覺，好象一切都不真實，直到那位警官大姐問我結果時，我才如夢初醒。她也為我高興，我一激動，差點兒沒請她出去喝一杯，恰巧一道陽光照在她警徽上，折射過來，才讓我出了虎口，沒入狼窩。
有此一勝，我信心大增，不那麽擔心下一場大戰了。這第二場官司是連環訴訟。一輛拉玻璃板的小卡車被一輛轎車撞了。轎車司機受到起訴，他是個19歲的小夥子，沒有保險，就賴我肇事，告到我頭上。我的保險公司派了一位名叫蘇珊的律師來替我辯護，她是新手，非常認真，希望打贏這場官司，建立自己的信譽。開庭前，她跟我在電話上談了好幾次，還麵談了一次。雖然這訴訟完全是那小夥子無理取鬧，但是蘇珊沒有勝訴的把握。主要是因為審判在出事地點附近的法院進行，那是轎車司機所在的州，而我是外州人。她沒有直說，但我聽出了話外音——我是外國人，很難得到陪審員的同情。
因為原告索賠一萬多美元，雖然是民事訴訟，這場官司也得由陪審團來審理。我們一早就到了法庭，臨開庭前蘇珊還在跟那小夥子的律師交涉，希望能夠庭外和解。保險公司授權蘇珊最多可以賠償四千美元，她一百塊、一百塊地加碼，可加到頭了，對方律師還是不肯和解。我們都看出來這位仁兄心高氣盛，誌在必得，就決定采用低姿態，以柔克剛。蘇珊還預警說，即便輸了，也不要在意。保險公司知道我沒錯，輸了也不會長我的保險費，因為打官司，有人為因素。就衝這個，至今我仍使用這家保險公司。
九點開庭。爭鬥從篩選陪審員就開始了。這種半大不小的案子需要六名陪審員，還要兩名候補陪審員，以防不測。法院召來了30多個陪審員候選人，三方律師輪流一人挑一名陪審員。律師可以正當理由淘汰其他律師選中的陪審員，比如對此案知情，認識當事人，開過摩托車等等。律師還有權使用“無因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即無需提出任何理由，淘汰其他律師選中的陪審員。這一手太重要了，仗著它，蘇珊才得以淘汰一個吊兒郎當的青年，因為他很可能會同情告我那小夥子，還淘汰了一個沒文化的大媽。折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陪審員及候補陪審員才定下來。其餘候選人可以回家了，法官感謝他們來盡公民義務，兩年內不用再來候選了。
原告律師的陳述很簡單，卡車在前麵走得好好的，飛來橫禍，一輛轎車從後麵撞到它的槽幫上，造成損失。卡車司機還提到，出事前，一輛摩托車在他後麵跟了半個多小時，但他沒有注意到轎車。
轎車司機的律師指控我開摩托車突然進入左車道，當時轎車正在超車，致使轎車左閃，撞到路邊欄杆後，反彈回來，才撞到前麵卡車的。而且在肇事後，我開走了，企圖逃避責任。跟在我後麵的另一輛卡車司機暗暗記下了摩托車牌照，才有這場官司。
我的律師也做了開場白，說審訊將表明事故完全是因轎車司機飛速超車失控而造成的，與她的當事人無關。輪到問我了。驗明正身後，法官讓我陳述事件經過。我記著蘇珊的建議，低姿態，如實說，盡量不用形容詞和副詞：
“那天上午，我在卡車後以每小時45英裏的速度行駛了半個小時左右。出事前，原本有兩條車道的公路出現了並道的字樣(merge)，我回頭看了看，注意到左道遠處有輛轎車。我撥亮指示燈，從右道並入左道，並道後靠右行駛。約半分鍾後，那輛轎車在同道超車。超過我時，在我左邊隻有兩英尺遠，我吃了一驚。那轎車隨即開出車道左邊，可能擦了路邊欄杆，朝右衝來，撞到我前麵三十碼左右的卡車後打了個轉，才停住。我減速、在轎車前，卡車後停下來，看是否需要幫助。隻見轎車司機出來，顯然沒有受傷，他朝我連聲大叫‘你跨越我車道了！並衝過來。我見他來意不善，一踩油門，走了。”
指控律師隨即盤問(cross-examine)我：“你並道前，確實回頭看了嗎？”
“是的。”
“你戴著那頭盔，怎麽可能看得清？”
“頭盔是設計來保護騎手的，不是遮擋騎手視線的。我沒有理由對頭盔製造商提出指控。”
陪審團那兒傳來一聲哂笑。法官正色道：“這個問題和回答是爭論性的，要從記錄中消除掉，陪審員也不得考慮其效果。我提醒你們，盤問的目的是澄清事實，不是爭辯是非。繼續吧。”
“據我所知，你並道後，那卡車還沒有完全並過來，你是否要趁機超過卡車？我很少聽說摩托車會跟在卡車後麵慢慢走。”
“我沒打算超車，因為那是冬天，很冷，我不想開得更快。”
“你並道後為什麽靠右行駛？是不是剛並過來，你還沒有來得及在車道中間行駛，事故就發生了？”
“不是。我並道後開了半分鍾左右，轎車才超過我。我靠右行駛是因為馬路中間有油跡。摩托車騎手都不願意在中間開，以免滑倒。”
指控律師見無縫可鑽，便使出了他的殺手鐧：“你說並道前回頭看過，而且看見那轎車了，那時它離你有多遠？”
“大約一百碼。”
“這法庭，你看有多長？”
對此，我事先毫無準備。我看了看，答道：“四十碼左右。”
“顯然你估計距離有問題，這法庭長三十碼。我沒有問題了。”他得意洋洋地看了陪審團一眼，回到自己的座位。
輪到我的律師提問了。蘇珊準備了一係列巧妙的問題，通過這些問題，她不動聲色地讓陪審員了解到：出事前，我已經有四年駕駛經驗了；我的駕駛紀錄沒有疵點（慶幸啊！）；我那天要走很長的路，而且沒有趕路的必要；我是美國的合法永久居民，正在完成博士論文；我沒有任何犯罪記錄，離開出事地點完全是為了避免衝突。
這會兒已經到中午了。法官宣布休庭一小時。我請蘇珊吃飯，她挑了附近一家希臘餐館，那葡萄葉卷的粽子風味很特別。我擔心我與指控律師那句爭辯違反了我們的低調原則。她說沒事兒，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Even a worm will turn)，是那律師先發難的。她說雖然法官不讓陪審員考慮我們那一問一答，但是我的話他們忘不了，也明白那話外之音：他們告我就象賴頭盔擋眼一樣沒道理。可惜陪審員中沒有人開過摩托車！要不然，衝這一句，他們就輸定了。蘇珊還安慰我：“距離估計得不準，沒多大關係。把三十碼當成四十碼，無非就是說你以為那轎車在身後一百碼，實際上它是七十多碼，那也足夠遠了，你並道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她又說：“那指控律師咄咄逼人，可是你文質彬彬，口齒清楚，沒有多說少道，肯定給陪審員留下了好印象。”
我信心十足地回到法庭，下午先是詢問證人。他們一一證實了我說的情況：摩托車的確在卡車後麵跟了很久，並道前打燈了，撞車是在摩托車前約三十碼處發生的，撞車後摩托車停下來了，轎車司機衝過去時才開走的，等等。然後，讓轎車司機陳述。這小夥子也是一身西服革履，全然沒有那天那副凶相了。但他顯然不大自在，不住地摳領口，好象領帶打得太緊，勒得慌。
蘇珊盤問他時，才真正給他套上了絞索。敢情他曾三次駕車嚴重違規，最後一次還是酒後開車，被吊銷了執照。那車是他姐姐的，但那天他未經姐姐允許就把車開走了，因為他要趕去餐館上班，錯過了公共汽車，超車時，他車速在每小時七十英裏以上……雖然蘇珊平聲靜氣的，這小夥子卻一個勁兒地冒汗，不停地用手擦腦袋，又在西服前襟兒上擦手，話越說越結巴，我都替他難過。
結束語，原告律師沒什麽要說的。他的當事人被撞，不管是轎車還是摩托車肇事，他都應該得到賠償。小夥子的律師說：“我的當事人的駕照雖然吊銷了，但無照駕駛並不是肇事的直接原因。你們都知道，這位摩托車騎手估計距離不準確。是他在我的當事人正要超車時並道，我的當事人為了避免碰撞，因為碰撞必然會使摩托車騎手受到重傷甚至死亡，才向左躲閃，碰到欄杆後，反彈回來才撞到卡車的。希望你們不要因我的當事人有前科而產生偏見，要就事論事，做出公正判決。”
蘇珊說：“無照駕駛雖然不是肇事的直接原因，但是這反映了該司機的行為模式，他以前的違章案例也證實了這個模式。出事那天，他要趕去上班，開車超速，又違規超車，造成事故。那條路由雙道變為單道，他應該踩閘減速，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見我的當事人靠右行駛，就在同一車道超車。因距離我的當事人太近而向左打輪，又因開得太快而失去控製，在我的當事人前邊三十碼處與卡車發生碰撞。這與我的當事人本來毫無關係。轎車司機受到訴訟後，沒有保險，反訴我們，這顯然是不肯自負其責的行為。我相信你們誰也不願意承擔本應由他人承擔的責任。”蘇珊講完後，陪審團去討論並做判決。
我覺得蘇珊辯護得很漂亮。她讓陪審員了解了我們的人品，明白了事故的原因，同時訴諸他們的情感，讓他們設身處地考慮案情。但我感受尤深的是美國的司法程序堪稱完善；為這麽一個小案子，動用了那麽多人力，花了整整一天時間，讓各方有充分機會說明事實，讓律師辨明是非。當然，人為因素難以預料，但這次即使判我有罪，在程序上我也挑不出什麽毛病。陪審員們討論了近一個小時，出來了。
原來民事審判並不是象刑事審判那樣，簡單地宣布有罪或無罪，而是就一項項具體問題做出答複。我記得有這些：
甲方（卡車司機）是否應獲得索賠的全部賠償？是。
乙方（轎車司機）是否對事故負有責任？是。
丙方（摩托車司機）是否對事故負有責任？否。
乙方對事故負有全部責任還是部分責任？全部責任。
乙方的姐姐，轎車車主，是否對事故負有責任？否。
乙方是否要負責全部賠償？是。
乙方是否應繼續受到吊銷駕照的懲罰？是。
不知那小夥子是期望值太高，還是理解力太低，他似乎沒有聽懂這充滿法律術語的判決。我踏踏實實走出法庭時，隻見他滿臉茫然，一副如墮五裏雲霧的樣子。他的律師，那位本來可以接受和解而輕而易舉得到四千美元，並從中提取30%律師費的中年男子也垂著頭，嘟嘟囔囔地解釋著什麽。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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