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廈, 不可能建立在富裕的城市和貧困的鄉村的雙重地基上。 中國社會進步的列車, 不可能行駛在城裏人和鄉下人互相冷漠, 甚至敵視上的兩條軌道上。”
２００４年 2月27日
今年 2 月18 日, 中共中央以今年1 號文件的形式, 公布了《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的若幹政策的意見》。 自八十年代初以來, 中共往往以發布一號文件的方式, 借以表達對農業問題的重視。 今年的一號文件, 在農業問題上有許多新思路,新辦法, 如首次把農村經濟工作的基本目標確定為促進農民增收, 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努力。
當人們在爭論什麽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問題時, 往往把目光投到國營企業虧損, 失業下崗, 金融壞賬上。 其實, 中國的農業問題, 才是涉及到最多的人口, 對中國發展影響最為深遠的問題, 隻因為中國農民無以倫比的沉默和堅忍, 這一問題才未浮出水麵。 而目前中國農業, 農村和農民的問題, 完全可以用 "嚴峻" 兩字來形容: 一是農民收入持續低速增長。二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由中國社科院所主持的一項調查表明, 2003年, 中國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比為３:１。 假如算上城市人獨享, 而農村人缺乏的福利, 實際差距可能高達驚人的6∶1, 在世界上與非洲的津巴布維不相伯仲。這樣一片有深深鴻溝的土地, 不僅顯得無比沉重, 還會長出不滿, 生出怨恨。 坦率地說, 在舉世為 “中國經濟奇跡” 而驚歎, 為 “中國崛起” 而擔憂的時候, 構成了中國人口最大比重的九億農民, 並沒有分享到多少中國經濟增長的甜美果實, 相反, 他們被中國經濟快車拋得越來越遠。
人們不禁要問, 這麽多年, 出台這麽多的一號文件, 為何中國的農業問題, 依然還是一個如此沉重的問題? 許多人把矛頭指向鄉鎮幹部的貪腐, 指責他們奪泥燕口, 削鐵針頭, 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或者, 把矛頭指向中層官員的昏庸, 他們為了拚政績, 上台階, 熱衷於工業和城市建設項目, 而對農業問題忽略不顧。
這些固然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然而, 中國農民的貧困和鄉村的落後, 如同中國的其他許多問題一樣, 根子往往在上麵的政策。
回想建國初期, 中國的當政者急於推行工業化而苦於資金短缺, 而最直接和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從農民手中剝奪, 就是利用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 即用高價的工業品來交換低價的農產品。 中國引以為榮的獨立工業體係的建立, 其實幕後最大功臣和犧牲者是農民。
如今, 不幸的是, 農民又在為新一輪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建設付出新的代價。 在這一回, 他們付出的是他們所僅有的一切: 廉價的勞力和同樣廉價的土地。 萬千打工仔打工妹,在沿海加工廠流水線上流下的汗水, 是 “中國製造” 得以風行世界背後的秘密。 而農民土地的付出, 更是為城市千萬幢高樓大廈默默奠定的地基。 有專家計算過, 從1979年開始, 農村為城市建設廉價提供的耕地在一億畝以上, 折合市價人民幣10萬億, 平均每年4000億, 高於1億農民每年在外務工賺取的3000億, 更遠遠高於政府每年給予農村的各種補貼和資助。 換言之, 中國從農民手中拿走的, 要遠遠多於給予農民的。 這就是目前農業落後和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
現在是到了轉換中國經濟軌道的時候了。 目前這種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在經濟上不可能持續, 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 其一, 中國經濟的一大優勢是擁有巨大的潛在國內市場, 而沒有9 億農民的農村市場的壯大, 中國市場是殘缺不全的。 其二, 沒有9 億農民的幸福, 中國就沒有真正的穩定和發展。目前中國社會的許多危機、犯罪，乃至疾病現象 , 其背後可以追朔到貧困和絕望的農民身上。 如河南農民因賣血而導致艾滋病的快速蔓延,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中國工業和中國城市應開始反哺農村和反哺農民。 從農民手中拿去的, 應逐步歸還給農民。 在這一方麵, 政府有著責無旁貸的責任。 首先, 應為農民提供各種公共服務(Public Goods), 如建立醫療保健養老製度, 特別是完善義務教育製度。 不能讓那些孩子們, 僅僅是因為生長在農村, 就被剝奪了受良好教育的機會。 其二, 將農民納入現代工業工業體係中, 以農民協會和農產品協會等方式, 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 其三, 明晰產權製度, 停止對農民土地的巧取豪奪。 第四, 更大膽地改革城市戶籍製度, 更積極地推動城市化過程。
溫家寶近日提出要樹立新的發展觀，堅持城鄉協調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無疑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我們期待胡溫能將這一理念 堅實地落實到行動中。 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廈, 不可能建立在富裕的城市和貧困的鄉村的雙重地基上。 中國社會進步的列車, 不可能行駛在城裏人和鄉下人互相冷漠, 甚至敵視上的兩條軌道上。 中國的古訓 “以農為本,” 到今天並沒有完全過時。 我們期待著這一方沉重的土地能變得輕靈, 從而生出希望, 長出歡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