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６月１３日
2003年，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江朱體製鞠躬謝幕，胡溫體製粉墨登場，至今已愈百日。百日雖在彈指之間，但其間發生的一件件大事，如非典來襲、潛艇失事、周正毅、孫誌剛等大案，其間的驚心動魄，蕩氣回腸，足以讓這一瞬間凝結為曆史。人們目睹新體製在張文康，孟學農下台所表現出來的從嚴治吏，石雲生，楊懷慶免職的從嚴治軍，周正毅案中的鋤強，孫誌剛案中的扶弱，一掃官場中積年的萎靡之風，樹立社會上久待的浩然正氣。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尚未是成功的一半。這些舉動尚停留在吏治的層麵。行政體製乃至政治體製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我們還期待新班子在中國發展大略上，有一個大的變局。
回首當年，鄧小平以“先富”來破中國均貧之局，後又以市場經濟立中國發展之規。經過20年生聚，成就了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奇跡。但是，中國社會的矛盾和危機也在以同樣的速度積聚。目前，中國的城鄉差別、沿海和內地、白領和藍領的差別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最近，中國官方公布，以基尼係數衡量的居民收入的差距，10年升了1.62倍，已經突破了國際公認的承受線。這是一個橙色的危機警訊，透露了新時代的盛世危言。有人說，當今的中國已經分成城市的中國和鄉村的中國，沿海的中國和內地的中國，此話雖極而言之，但也揭示了部分的真理。
適當的差別給人激勵，過大的差別則令人沮喪，生出不滿。尤其是當這種差異是由於製度因素，而非個人和運氣而形成的時候。因為這種差異可能是互為因果。工農產品的剪刀差便是工業得以發展的原因。當年的城鄉工農腦體“三大差別”曾是造反和革命的依據，現在的差距也可能成為動亂和分裂的理由。
市場競爭對於經濟，如達爾文主義對於社會，固然可以讓強者生存，使社會進步，但也會使弱者陷於絕境，使社會分化。在市場經濟中，追逐最大利潤的衝動，會將資本導向邊際利潤最大的地方。但這不一定是最合理的資源分配。即使是最極端的西方自由主義學派也承認，政府有責任承擔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的後果，必須提供人人可以解享受的公共產品(public goods)。
從世界經濟史來看，非均衡的增長模式蘊含著極大的政經風險。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曾在七十年代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快速經濟增長而傲視全球，但是後來均一個個在危機中不支倒地。後來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損最重的也就是以財閥壟斷，貧富差距著稱的韓國。從中國來看，類似的危機也隱然成形。市場的疲軟，失業的增加，其根源都可以追朔到二元經濟的對立和城市化的滯後。
又如，在非典危機中，最令人揪心的，不是病毒的猖狂，而是民工和農民在疫情來襲時的無助。過去雖然簡陋但又行之有效，以“赤腳醫生”而著稱的農村公共衛生體係，已經隨著改革棄之如敝履。當非典爆發時，百萬民工隻能選擇奪命逃亡，億萬農民隻能選擇劃地自保和聽天由命。
因此，對經濟增長的迷信，對GDP的片麵追求，不但使得危機的可能在積累，也使進一步的發展難於為繼。中國已到了非調整經濟戰略的時候了。必須從追求非均衡經濟增長(growth)轉換到追求均衡的經濟發展(development)。從注重沿海和大城市，到注重內地和農村，從宣揚“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褒獎“共同富裕”，在完善市場機製的同時，防止市場失敗。政府應從熱衷於“抓大放小”，轉到“抓兩頭，放中間”，即“在前麵引導，在後頭保底”，更多地提供衛生，教育，鄉村建設服務以及推動城市化進程。我們再不願看到在動輒投資千百億於大城市, 建幾個所謂"樣板" 式的"國際大都市"，搞所謂標誌性工程的同時，而鄉村建設卻捉襟見肘的情形了。
所幸的是，在這百日中，已可以看出新體製在這一方麵的端倪。胡溫在上台之初，就提出“兩個務必”，在施政之中，關注弱勢，親民，而經濟方針的調整，正需要這種意識作為基礎。我們期待的是其明晰化和製度化。
值得指出的是，我們期待的不是一種否定，而是一種調整。是一種變革，也是一種延續。”先富”和“均富”並不矛盾。人們在引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往往有意無意不提他“共同富裕”的發展目的。當內地，農民富裕時，他們才有錢買得起工業品。當人民均富時，中國的發展才可持續，潛伏的危機才能消於無形。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當一麵快煎糊時，就要翻過來煎另一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