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一體化，並不會傷害“一國兩製”，相反，人為鴻溝造成的經濟損害，才會極大地傷害“一國兩製””
20０３年 ８月１日
七月一日，香港數十萬人上街，抗議23條立法。一時間，風平浪靜的維多利亞港灣，登時成為風波險惡的旋渦。有許多人士指出，眾多香港民眾的怨氣，其實是緣於對香港經濟長期低迷不振的失望，對港府施政的不滿，而借大遊行的機會發泄出來。本來，香港所謂的民主勢力久已不成氣候，此次卻能挾民氣以自用，說明香港經濟的沉淪，已到了一個天怨人怒的地步。
今日香港的經濟困境，固然有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但也與港府沒有在變動的世局中，找準自己的定位有關。同時，中央政府也過於謹守政治樊籬，沒有盡早大力推動兩地的經濟合作，也難辭其咎。
香港昔日的起飛，從內部來看，是借自由港之利，通過發展勞動密集的外向製造業，奠定發展的基石。從外部條件看，是拜大陸對外封閉落後之賜，成為中國溝通外部的唯一橋梁，收取“過橋費”，從而獲得了最大的經濟利益。但時過境遷，從97回歸至今，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中國已非昨日之中國。其中最大的變化，是中國從一自我封閉經濟體，嬗變為世界工廠，成為世界資金、物質以至人才的匯聚之處，尤以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為最。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超出了“前店後廠”的格局，呈現出你中有我的新氣象。即使往日內地最薄弱的人才環節，也已經今非昔比。中國大學生人數已居世界之首，中國已成為一個人才輸出國，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就從中國人才中得益非淺。香港完全可以通過與經濟高速發展的內地進行有機結合，推動自己的第二次經濟起飛。遺憾的是，回歸6年來，我們看到的並非如此。
香港製造業在90年代就向內地轉移飴盡。亞洲金融風暴使得香港房地產的泡沫破滅，整體經濟滑坡。在此大背景下，近年港府提出要“經濟轉型”，產業取向定為建立資訊科技為核心的“科技港”。但以香港一地的人才和科技力量，高科技的發展有心無力，在美國網絡泡沫破滅後就難以為繼。在市場取向上，香港號稱“背靠內地，麵向全球”，但實際情況卻是“背對內地，麵向歐美”。回歸6年來，港府對與內地高層的經濟合作機製並不熱心，粵港高層聯席會議流於形式，溝通內地的大型基建項目久議不決，對內地的人才、科技的流動諸多限製，造成內地人才到香港比到美國要更難的不正常現象。因此，回歸後內地香港之間的經濟合作基本停留在回歸前的民間合作層次上，進展十分緩慢。其背後其實是莫名的優越感作崇。
環顧周邊世界，經濟的整合已經成為主流。以歐盟為例，在各國主權獨立不受侵犯的前提下，致力於人員、物質和資金的自由流動，近來更是實現了統一貨幣。而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在一國的框架內，仍囚於兩製而舉步為艱。
這種“一國兩體”的經濟，使得近年來香港在內地經濟繁榮的大潮中成了沉淪的孤島。香港本應成為弄潮兒，卻成為落伍者。
一國兩製”是一種政治安排，而不是一種經濟約束。經濟活動有其自身的規律和要求。兩製不應成為限製兩地經濟合作的隔離牆，而應成為更高水平合作的出發點。歐盟不同國家間能夠做到的，內地與香港一國之間沒有理由做不到。經濟的一體化，並不會傷害“一國兩製”，相反，人為鴻溝造成的經濟損害，才會極大地傷害“一國兩製”。
近日，大陸和香港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應該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安排》的實質就是更緊密內地香港在經濟領域, 首先是在製造業方麵的合作，由民間主導、非官方的形式，轉變為官方帶領、政府調控的新模式。香港應把握此良機，更大規模引進內地人才和應用科技成果，利用金融服務業與西方接軌的優勢，為大陸企業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如法律、會計、谘詢、設計等等，積極為內地商家融資，更多地容納大陸企業在港上市，讓 香港股市不僅成為香港企業的股市，也成為中國企業的股市。
有人說，香港不應成為紐約型的大都會型經濟，因為香港是一個獨立關稅區，還需要有自己的製造業的支撐，這是一種狹隘的以香港為中心的視野。香港應該從珠江三角州，乃至全中國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紐約維持了百年繁榮，其原因恰恰在於她成為美國乃至世界資金以及服務的匯聚之城。香港完全可以成為東亞的曼哈頓以及中國的曼哈頓，這是包括上海在內任何內地城市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所無法取代的。從更大的範圍來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港澳台，以至東南亞的自由貿易區已經隱然成形。香港應該從這一大格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