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不減 國難不遠
２００5年 11月4日
中國是世界第一產煤大國，然而，礦難也高居世界之首。據香港文匯報報道, 2004年，中國煤產量占世界33.2％，但礦難死亡人數達6,027人，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礦難之頻繁，犧牲之慘重，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那一塊塊驅動著中國經濟列車的“烏金”，居然成為一塊塊殺人的“血煤”。過去，國人在電影上，看到在“萬惡的舊社會”裏，礦工們頭戴一盞燈，身背竹筐，匍行在窄小，黑暗的，隨時會倒塌爆炸的坑道裏。而在21世紀的中國，這一幕還在時時上演，實在令人悲哀，也發人深省。
任何行業都有安全生產問題，煤礦生產更屬於危險度較高的一個行業。問題在於，中國礦難之頻，奪命之多，已經大大超出了安全生產的範疇。奪去那些可憐的礦工生命的，不僅是冒著瓦斯的礦井，而且還有比煤更黑的“官商勾結”的黑手。據報道，中國各地都有眾多的官員以金錢乃至以“幹股”的形式投資煤礦。有關部門曾規定十月十五日為煤礦官員撤資的最後期限，那些官員經過一陣沉默，一陣扭捏之後，已有3千多人撤走了數以億計的資本。但是，這些數字據信隻是冰山一角，況且，許多所謂的撤資隻是紙麵的遊戲而已。
我們要關心的是，在煤礦行業，到底有還多少“官股”滲透在裏麵？更進一步說，在煤礦以外，其他行業的還有多少“官股”？整個中國經濟中，“官商勾結”的情形到底有多嚴重？
“官商勾結”現象，既不屬於計劃經濟，更不屬於市場經濟，也不屬於通常意義上的混合經濟, 而是一種依附在現行經濟體製上的毒瘤。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謬爾森(Pau Samuelson)在比較各種經濟體製時，認為純粹的市場經濟在現實世界中行不通，有必要實施國家幹預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家發揮著比市場經濟國家中更為有力的作用，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國家“看得見的手”的巨大作用。
然而，國家幹預和官員個人介入完全是兩碼事。如果說國家計劃，國家幹預的目標是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官員介入尋求的則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是一種利用權力尋求個人利益的尋租行為(Rent Seeking)。以煤礦為例，“官商勾結”對社會的危害有三：第一，市場信號的扭曲：官商勾結使產煤的勞工成本，安全成本人為降低，造成了煤價的不合理。第二，財富的分配不公：憑借對煤礦的“自然壟斷”和不合理的低成本，而不是憑借經營管理，煤礦主成為中國暴富的一群。第三，安全的漏洞：有關官員因利益驅使，對安全問題監管不力，成為了產生“血煤”的最重要原因。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曾把東亞經濟稱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權貴資本主義”，即一種“商界和政府合作”的資本主義（《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並以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作為其注腳。從現在看來，克魯格曼否認亞洲經濟的實質發展有言過其實之嫌。但是，他所指出的“裙帶資本主義”現象是不可否認的，隻是在東亞各國中程度有異而已。在菲律賓，在印尼，我們目睹了“裙帶資本主義”的深重危害。
礦難不減，國難不遠。在這裏，我們指的是，如果不采取堅決手段加以遏製，聽任礦難背後的這種“裙帶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蔓延，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它將會吞噬二十年發展的成果，使中國改革變形乃至失敗。從亞洲的曆史看，這並非危言聳聽。
因此，當務之急是，第一，把防範和打擊官商勾結，當成一項長期的和重要的任務，而不是以運動和一陣風的方式,期待畢其功於一役。第二，借鑒歐美經驗，從法律上和製度上，建立官員隔離和退出商界的製度。第三，通過重罰和刑罰，極大增加忽視安全的成本。唯有這樣，“血煤”才能減少，改革才能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