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6年 6月2日
40年前，一個“516”通知，揭開了史無前例的“文革”序幕。“我的一張大字報”，點燃了燃燒十年的動亂之火。
40年過去，當年的發動者與被鬥倒者都已經作古。當年千萬“意氣風發”的紅衛兵，“改天換地”的知識青年已經成為進入退休之際或已經下崗的老人。40年，足以讓一個人青春老去，傷痕愈合，卻不應讓一個民族健忘。對於這場耗時十年，千百萬人喪生，億萬人牽連，數千億物質財產損失，無以計數的文物損毀的“大革文化命”，決不能停止記憶，不作反思。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文革，成了中年人懷舊和青年人獵奇的對象，變成了像章收集與樣板戲回味的逸事。認真的回憶，嚴肅的思考，都被一句“向前看”所封殺。更何況，中國剛剛大張旗鼓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相形之下，對文革的冷淡使人驚心。記住外患，遺忘內亂，這不應是一個健康民族的所為。
誠然，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不爭議”，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幾乎每個家庭都受到政治衝擊，每個單位都被派性所困，爭議的結果隻能是國家與個人的兩敗俱傷。“不爭議”才使中國“悶聲發大財”，得以收獲今天改革的成果。
但是，政治上的“不爭議”並不等於曆史的遺忘。對文革所作出的結論，不代表思考的終結。尤其是，在40年過後，恩怨已經淡去，往事已經如煙，毛與劉的後人已經握手言歡，這應使我們的思考更清晰，更客觀。
如果說，文革的過程象個鬧劇，文革的結局是個悲劇，而文革本身絕對是一出曆史正劇。它是一個有其深刻曆史文化背景的大事件。文革空前，但不一定絕後。即使不是“七八年來一次”，如果有合適的土壤，類似的事件仍難免或大或小地重演。因此，十年文革，留給這個民族的和世界的，不是一個句號，而是一個個碩大的問號和驚歎號，以及未盡的省略號：
---除了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之外，出現文革的體製性因素是什麽？今天的中國是否已經消除了這些因素？換個角度說，中國是否找到了一種國家可以長治久安，不需要通過急風暴雨，大破大立的方式，來消除自身的弊端？文革鬥爭對象的“官僚體製”是否已經不成問題？
---為何文革能有如此廣泛的和激情的群眾參與？如果僅把它歸結為領導人的發動或誤導，是否過於簡單？其社會基礎是什麽？對當時現實社會的批判和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青年的參與？如今的兩極分化，貪汙腐化是否會導致類似衝突的重演？
---文革這麽一種反文化的，反理智的運動，為何能在一個文明古國，在一個禮儀之邦出現？在一個號稱“溫良的民族”(辜鴻銘語)中出現？是我們的文明有問題？還是文明因不斷的革命而出現了斷裂？這種情形在今天有何變化？
---如果說文革僅僅是一種中國現象，為何當時在有不同政治文化土壤的海外，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法國的“五月風暴”，等等，除了當時“反修防修”的背景外，國際體係的不合理，如冷戰的封鎖，遏製，貧富懸殊等，在多大程度上構成文革的外部土壤？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國家在封鎖與遏製下的過激行為在多大程度上與文革類同？
意大利曆史學家克羅奇指出，“一切的曆史都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革曆史上更顯得如此。站在2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上，站在一個互聯網與全球化的國際視野中，站在中國大步崛起與走向世界的關鍵時刻，回首文革的曆史，將啟發出新的思考和得出新的結論，使我們更加警醒，更加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