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濤閻的小天地
政治麵目：瓜子臉。要招人恨，恨得咬牙切齒；要惹人愛，愛得死去活來；要讓人服，服得五體投地。
引言
今天是大年初二，早上還是按照慣例5點準時到Trail走路（從我家開車上路後一分鍾到達，有免費停車場），來回一共走10公裏，通常需要兩個小時。今天天冷就走得快，提前15分鍾回到了停車場。進入車子，閉目休息一下，竟然睡著了。也不知睡了幾分鍾，醒來竟然在夢裏。這個夢很奇怪，夢見的是小學一位女同學。應該說是校友，因為她比我小一歲，比我低一年級。由於小學隻有兩個教室，一年級和二年級就在同一教室，左邊是一年級，右邊是二年級。一個老師教兩個年級，所以，自習時就不得不聽老師給另一年級講課。由於這個女孩太內向，即使在外麵路上與她單獨相遇，我想開口時她就立刻扭頭。往事依依，夢中場景回到了五十年前，她依然是那個不跟他人說話靦腆的樣子，在開車回家路上也就回憶起了與她相像的另一女孩，她是我姐的同學加聊友。常常聽她倆聊天，但她也是不跟他人說話，包括我姐身邊的我。
（一）
轉眼農村的文革已經進入了第三個年頭，九大已經開過了半年，那是個嚴冬季節，“抓革命促生產”代替了“階級鬥爭”隻“抓革命”文攻武鬥，社員們一天要上工三段以“促生產”：第一段是早工，工分計二成；吃完早飯後的上午，工分計四成；下午也是計四成。一個掙10分的壯勞力，如果早上不出工，就計8分。但需事後跟隊長說明情況，或者提前請假，否則就減掉1分。上了初中或高中的男孩，星期天不上學可以代替媽媽或姐姐上早工，多數情況下婦女每天的工分是9分，隻有少數的“鐵姑娘”能掙10分。10分的工錢是8分錢（幹一天掙8分錢，可以買4盒火柴。等於一隻母雞下一個雞蛋的錢）。這樣，每個星期天，我就可代替媽媽上早工，她可以在家做早飯。就是熬玉米麵白薯粥。就是讓她休息休息。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寒冷的早晨。媽媽告訴我當天的活還是去到村北邊的地裏搞“農田基本建設”，就是男人用鋼釺鐵錘把凍土打開，然後婦女們用鐵鍬把底下的軟土裝上獨輪車，再由男人們把土推到窪地。就是平整土地，把高高低低的農田變成平整的水澆地。由於我是初中生，算是男人，雖然替媽媽幹活，但隊長還是讓我推獨輪車，幹男人的活，計婦女的工分。這已成慣例。
我推著空車走在最前邊，不喜歡聽婦女們的嘰嘰喳喳。刺骨的寒風從脖子領口進入心髒所在地，宛如刀割肋骨。地麵不時地看到幹燥的土壤被風吹起後旋轉並冒著白煙。如果不回頭往後看，整個曠野沒有任何生機，連一隻活的鳥都看不到，眼前死寂的世界令人冷上加冷，感覺到悲涼有疊加作用。不知道農民的這苦日子什麽時候是個頭。推著車低頭無精打采地走著，思考著，悲涼著。當快到目的地時，一抬眼看到前邊走過來一個獨輪車夫，不用想就知道那是鄰村到我村換豆腐的大伯。我們村沒有豆腐坊，他就每天早上推著獨輪車，平板上有一個木鬥，裏邊有一層豆腐，用刀割成大小不同的塊。上麵蓋上潔白的白布，白布上麵是白色的厚棉被，以防豆腐變成凍豆腐。一杆鐵盤秤倒扣在白色棉被的上麵。一斤黃豆做出二斤豆腐，所以，換豆腐時按照黃豆的重量加倍就是豆腐的量。豆腐坊不賺豆腐，隻賺豆腐渣。豆腐渣做成豆餅，炒著吃非常香。直接啃，就是非常好的零食。豆腐坊白賺到的豆腐渣就分給他們村的社員。我們學生們在秋天生產隊收獲豆子時都去豆子地裏撿豆粒，因為太陽一曬，最早結莢的豆角就爆開，豆粒就丟在了地麵。一開始是姐姐帶著我，後來是我帶著弟弟，每年秋天撿的豆粒總能撿到十斤，到冬天就能換20斤豆腐。為了省著吃，每次隻拿半斤豆子，這樣，換的豆腐可以吃20次。一斤豆腐，撒上很多鹽，加上一滴香油，兩根大蔥剁碎，就是一盤大蔥拌豆腐。每人都可以吃上幾口。算是改善生活了。
我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大家都管他叫“換豆腐的”。當將近麵對麵時，我發現那個內向沒跟我說過話的我二姐的同學、聊友快步走到了我車子的左邊，我無意識地掃了她一眼，但見她的嘴唇在顫抖。我不知道換豆腐的是她的親戚。待我剛想開口跟換豆腐的打招呼，就聽她搶先來了一句：“換舅去，二豆腐？”我憋住不笑，立刻結過話茬說：“今天很早！別忘了到我家門口喊一嗓子，我媽在家呢。就說我要換豆腐。”說著，我的車就往右邊靠，給他留下更多的空間。他也不給外甥女難堪，就隻盯著我跟我說：“好的！我就先到你家！”因為多次換他的豆腐，他知道我家在哪裏。待他走過去後，女孩似乎在暗自流淚。嘴巴一撇一撇的。我就快走幾步，眼睛隻往前看。
早工一個半小時。我回到家便悄悄問我姐她那同學聊友為何跟她聊天時嘴巴很靈而跟他人要麽不說話，要麽就出醜。把“換豆腐去，二舅？”這麽簡單的話提前嘴巴就在動了喃喃自語做準備，最後還是講反了。二姐告訴我：“她爸管她太嚴，說錯了就挨打。可越害怕說錯了越緊張，越緊張就越出錯。所以，她就幹脆不跟他人說話了。”我聽後覺得不可思議。自己的親爹為何如此管教自己的孩子？但聽二姐悄悄跟我咬耳朵：“她爸是國民黨員！鎮壓反革命時沒被殺掉就是幸運了。哪敢讓孩子隨便說話，萬一說錯了，老賬新賬一塊算。”
（二）
我今早在車裏睡夢裏遇到的那個比我低一年級的女孩，不知道是否也有聊友。我姐的解釋令我對這個女孩的身世好奇了起來，便問我爺爺：“高歡兒的媽媽為何從不出家門？”我話一出口，立刻覺得說錯了，因為那老人的確出來過，而且我還看得清清楚楚，盯著她足有兩個小時呢。
那是文革開始了的第二年，工作隊通過造反派司令下令全村的壯勞力都去到野外、村裏砍樹，達到或超過碗口大的都砍掉，拉到大隊部，用這些圓木搭成個很大的大戲台子，後麵和左右兩邊和頂上用席蓋上，前邊的頂上安上四個大喇叭。戲台子台麵有半人高。我們下午就得知晚上開批鬥大會用。以前開批鬥大會，就是幾張課桌擺在一起，被揪鬥的跪在桌子上，脖子上用鐵絲掛上紙牌子。這次專門搭了個高台子，不知道批鬥的是誰。吃完晚飯，人人都得去參加批鬥大會。我們學生就在最前邊，台子太高，我們看不見，便紛紛站立起來。後麵的大人們也都站立起來。原來揪出來的是一個小腳老奶奶。我沒見過她，不知是何許人也。兩邊的桌子上分別坐著幾個工作隊和兩派的造反司令。
不論工作隊還是發言的本村的人如何吼叫質問，這老奶奶都低頭不語，從始至終她沒說一句話。她有時稍微把眼睛往上抬一點，我才能看到她的眼神。大會結束了，兩個造反派一左一右把她架著給弄下去了。那時候挨鬥的都是村裏的幹部，都是男的，除了學校開批鬥大會，挨鬥的才有女老師。這老奶奶有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氣度，沒表露出害怕或服輸的表情。跟大隊幹部讓交代什麽就交代什麽的孬種樣成了鮮明的對照。達不到電影《紅燈記》裏的李奶奶般鐵骨錚錚怒斥對方，也是一言不發站兩個小時沒倒下去的女漢子。看年齡，至少也是八十開外了的老人，雪白的頭發在後麵卷成一個圓疙瘩，圓疙瘩用一個黑色的網兜罩住，再用一根銀色的簽子橫穿。簽子在燈光下把光散射到台下時一閃一閃的，格外耀眼。一身黑色衣服幹幹淨淨。從揭發她大兒子是國民黨反動派軍人的話裏，便知道了她就是我那從不與人說話的下屆女同學的奶奶無疑，也隱隱感覺到她兒子之所以主動抗日去參軍殺敵與這樣的媽媽不無關係。
也許是奶奶嚴加管教的緣故，這女孩就像一個啞巴。其實，我知道她不是啞巴，是當她在課堂上回答老師的提問時不僅會說話，聲音還特別柔和好聽。
想到這裏，我立刻跟爺爺說：“我見過她，就是批鬥她那個晚上。就那麽一次。她真的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高歡兒的倆哥哥當年也是這樣子的？”
“不是的。他們哥倆都是讀書人呢，都是話多的要命。”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高歡兒的二哥還活著。隻是大哥在那戰爭年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生死不明。晚上，爺爺在被窩裏開始給我介紹高歡兒的倆哥哥那些往事。
這高歡兒不是他的名字。他的乳名叫歡兒，因為他長得特高特高，在那年頭沒見過姚明這類羊群裏的駱駝，就認為高出常人一頭的他就是高人了。其實現在想來，他也就是一米九的樣子。可在那挨餓吃不飽的年代，農村裏就見不到他那麽高的人。就管他叫高歡兒。
高歡兒家境殷實，定成分時算富農，其實是因為他老爹把地賣掉給仨兒子讀私塾了。大哥二哥在讀高中時棄學扛起槍抗日去了。本來加入的都是國軍，二弟負傷回家養傷好了後去找部隊時碰上了共產黨的軍隊，看他扛著槍，就拉過去了，說是國共合作跟著誰都一樣抗日，他就這樣加入了共產黨的部隊。日本投降後，大哥在國民黨軍隊裏升到了團長，二哥在共產黨軍隊裏也是團長，大概是因為識字又有勇有謀的緣故。其實他們都沒怎麽真正地打過仗。“解放天津”時軍隊開進城市巷戰，戰鬥非常激烈。當時這哥倆的團都在天津西邊部署。二哥的團屬於聶榮臻所轄。上麵的命令就是讓他吃掉天津西邊的國軍這個團。哥哥是否知道對方是自己的親弟弟的部隊，說法不一。結局是：誰也不投降，殺紅了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到最後聶榮臻和林彪的其它團加入，大哥的團才被打散。二哥曾親自檢查戰場的屍體，他沒發現他大哥。他猜想說不定大哥夜間活著逃掉了。
天下剛打下來，中共開始了殘酷無情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然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高歡兒的父母在他讀了小學後就不讓他讀書了，倆哥哥都讀書讀跑了，太後怕了，追悔莫及。因為遝無音訊，父母就認為哥倆在戰爭中死掉了，暴屍荒野了。
文革運動開始不久，全國範圍的“外調”開始了。“外調”就是“到外地調查”的簡稱。不論級別多麽高的幹部，都要調查其曆史，是否當過叛徒？出身是否隱瞞了真相？二哥所在的軍中造反派便來到本縣“外調”他了，顯然他交代了自己的出生地和當年參加共產黨的過程。外調的人一進村，老奶奶才知道二兒子不僅活著，還是北京軍區的某師的師政委。此時她剛好挨鬥過了幾天，要是外調的早來幾天，就沒人敢鬥她了也說不定呢。別說在村裏，就是在縣城，師政委尤其是在近在咫尺的北京市，造反派頭子們也得考慮考慮是不是要惹這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老奶奶。老奶奶大罵這二兒子不孝，這裏離北京就幾十公裏，他竟然在這麽多年的和平年代裏不回家看看父母！連書信都沒來過。可老太太一想，這政治運動比戰爭可怕多了，日本鬼子八年期間，也沒有這麽可怕過，哥倆常常回家看望父母。兒子不敢跟家裏聯係，想必他瞞著組織謊報了自己出生富農家庭的事實？他不知道鎮壓反革命時父母是否已被鎮壓殺掉了。那他可就是“被殺家屬”了，而被殺家屬就是比黑五類還黑的階級敵人。這道理，老太太心裏明白著呢。
文革沒結束，老奶奶就去世了。林彪死後，政治形勢有所好轉，高歡兒就去北京找二哥，也找到了。村幹部讓他去找他二哥看看是否能給村裏找點“代工活”，就是北京市國有企業的活工人們不想幹的，就可以找到農村的社辦工廠，給點加工費。這樣，高歡兒就成了村裏的“外交”部長了。跑了好多趟，他二哥總以軍隊不能參與地方經濟為由把弟弟打發走。
春雷一聲震天響，華主席粉碎了四人幫。接著胡耀邦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邀請台胞回大陸省親。高歡兒的大哥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一經批準，立刻就回到了老家。由於他走前就是團級，在台灣這麽多年估計屬於軍內有頭有臉的也說不準呢，縣委便請示上級，當即把高歡兒從老農民提升到縣政協副主席，說不定在這個縣裏，他大哥就是在台灣的最大的官呢。他大哥一到縣城，縣城立刻戒嚴，擔心萬一出事，比如當年被他殺死在戰場的共產黨軍人後代報複他，縣領導就得吃不了兜著走。
大哥回來時老媽幾年前就去世了。這是他預料之中的，回來就說給父母上墳，看看三弟是否還活著，是否因為他在台灣而被鎮壓了。好在他在台灣的官不大，鎮壓反革命時雖然政府清楚他當年是國民黨軍隊裏的團長，但二哥是共產黨的團級幹部，不論共產黨內部是否知道他還活著而且就在北京（這個可能性很大，因為組織沒必要告訴他弟弟，畢竟他家很複雜，又是共產黨的軍屬又是國民黨軍官的家屬），隻能算是這個家庭功過都有，功過抵消了。三弟既沒得到軍屬待遇，也沒得到反動家屬待遇。
大哥在家休息時，三弟就去北京找他二哥去了。這時四人幫已經垮台，撥亂反正，不再搞政治運動了，他回家見見大哥應該沒有任何顧慮了。可二哥反複思考，雖然小時候是大哥帶領著他一步步讀書讀到高中，參軍抗日，一步步走到了師政委，可萬一將來再來個政治運動，跟台灣國民黨的軍官來往，現役軍官還有出賣情報的嫌疑，自己的兒女恐怕要受到牽連。反複思考後覺得還是不回去見從台灣回來探親的國民黨人為好。大哥聽後表示理解。隻要二弟一家一切都好，不見就不見吧。在農村的父母他都不敢從近在咫尺的北京回來見一麵，何況從台灣回來的大哥了。
高歡兒的大哥從台灣回鄉時我已經在北京讀書了，我爺爺早去世了。我隻能有機會時問我爸有關高歡兒的大哥二哥性格是否屬於膽小怕事之人。我爸說：“那怎麽可能？那哥倆生下來都是虎子。扛起槍就上戰場的漢子。”我聽後無言以對。感歎政治比刺刀可怕多了。隻是不知道我那女同學嫁給了什麽樣的男人，改革開放後她是否願意跟他人說話了。給我留下來的印象依然是她隻會笑，一笑倆酒窩，隻回答老師的提問。平時白白的皮膚，一旦站起來回答問題時臉頰立刻泛紅，就像一個白裏透紅的水蜜桃，坐下後一定甩一甩兩個隻到肩膀的小辮兒。下次聽她開口就得等老師的提問了。她奶奶隻允許她讀到小學畢業。她不上學了後我幾乎就沒機會再見到過她。要不是今天坐在車裏打了個盹，這輩子胡思亂想都想不到她家的那些平凡事。
用這篇短文，給網友們拜年！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給閻老拜年。
新年有夢，但願不會舊夢成魘。老閻也許想對大家說，政治很殘酷，古今中外，皆無例外，千萬別太天真，輕信當權者的口號。
你要是還在國內，會不會也用“莫言”作為座右銘？
舊書上說得好，青山一句為重：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很好的故事、真實的曆史。引人沉思。謝謝老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