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乘旦：英國工業革命中的人文災難及其解決

摘要：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但全社會一味崇尚利潤――生產合理化主導一切――使得財富越多貧富差距越大，工人的生存毫無保障，社會的人文紐帶被擰斷。工人的激烈抗爭，社會的動蕩，迫使有產者和統治集團出台了一係列的立法，尋求解決貧窮問題和把工人整合到體製之內，從而彌補撕裂的社會。

引言

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英國是第一個發生工業革命的國家，但英國的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巨大的人文災難。這迫使英國工人展開了異常激烈的政治與經濟鬥爭。由於工人的貧窮對富裕階層造成了威脅，英國的有產者、統治集團感受到解決貧困問題的急迫，自19世紀下半葉起，為解決貧困問題，開始著手建立社會保險和加強工人的政治權利。這一努力過程，耗時漫長，一直持續到二戰後轉向福利國家才得以完成。



一、工業革命中英國工人的無窮苦難

英國工業革命創造了無比的財富，這是人所盡知的事實。1750-1800年，英國的煤產量增長了1倍，而19世紀的100年中又增長20倍。生鐵產量在1740-1788年間增長了4倍，以後20年又增長了4倍，而19世紀的100年又增長了30倍。原棉進口在1780-1800年增長了5倍，以後100年又增長了30倍。19世紀50年代，即英國工業革命基本結束時，英國生產的煤占世界總產量的2/3，鐵產量等於其他國家的總和，棉布也占到世界產量一半以上。有人統計，工業革命前，人類的生產能力每1000年才增長1倍；而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GDP增長了約4倍。而當時的英國人口大約是2000萬，僅相當於同期中國人口的約1/20。因此，無論從財富總值還是從平均每人可以占有的財富量衡量，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按理，英國人自然應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人。

然而，情況並非如此：財富越多，英國社會的貧窮現象似乎越增長；隨著財富的積累，英國的窮人不是減少了，反而增加了，其中，絕對貧困的現象更加顯著。有這樣一些數字說明工業革命造成的貧富距離在拉大：1803年，最富裕的1.4%的家庭取得國民總收入的15.7%，到1867年，0.07%的家庭就取得16.2%的國民總收入。這組數說明，在60年時間裏，財富的高度聚斂已擴大了20倍還不止。1803年，收入最多的2%的人占有國家財富的1/5，1867年則是2/5；1803年，收入最多的10%的人占有國家財富的2/5，1867年則超過50%。1867年，占家庭總數約3/4的勞動者家庭在國民總收入中隻占有不到40%的份額，而約占總數1/4的中、上階層家庭則占有國民總收入的60%強，其中，不到家庭總數1/200的上層收入者其收入總額超過了國民總收入的1/4。

如果說上述數字過於抽象，那麽，許多具體的描述則會讓人觸目驚心。工業革命時期留下的許多文獻資料，記敘了無數悲慘的故事，下麵簡要地摘記一部分：

1841年，根據教會慈善機構報道，棉紡織業中心曼徹斯特有大批的工人找不到工作，長期的失業使工人生活完全沒有著落，許多人在把東西典當一空後，最後不得不當掉褲子，整天躺在被窩裏。有一個叫卡恩的人，一家5口、包括3個孩子，全都失業了，卡恩生病，一個孩子也生病，病孩躺在地下室潮濕的角落裏，身下隻墊一些刨花，身上連遮體的破爛都沒有。

另一個報道說：1840年，一個26歲的織工幹了一夜的活，太累了，一頭從織機上栽下來死去，留下妻子和一個孩子。在此之前，他長時間失業，也沒有吃東西。這一天，他臨時得到一點工作，就拚命幹，結果竟累死了。

再有一個報道說：一個做帽女工自己說，她每天工作18小時，所得工資隻夠吃粗茶淡飯，冷天才會吃點熱麵包，塗一點油。但即使這樣的生活，仍舊是沒有保障的。她認為，自己隨時都會失業。如果失了業，就隻有進濟貧院。

1833年，埃爾德萊有一個織工，一家7口，4個人工作，但全部收入在扣除房租、工具等後所剩隻有每星期2先令，這點錢要供全家人的吃穿。因此，他們的夥食是：早上喝粥，中午土豆拌鹽，晚上也是這樣，最多加一點麥片粥。

上述情形，在當時的英國很普遍。比如，在克朗普敦，中等水平的織工，每天工作十個半小時，每星期收入從1814年的13先令9便士下降到1833年的4先令6便士，而用於衣食方麵的開支也從10先令1又1/2便士相應地下降到2先令9便士，能夠購買的食品則從每星期116磅下降到45磅。按照這個標準，一個織工如果是5口之家，那麽，每人每天可吃的食物大約是1磅多一點點（一磅約相當於市斤9兩）。

有的時候，全家的生活就靠在工廠裏幹活的幼童來維持。在1842年的一個報道中提到：曼徹斯特的一個工人因長期失業，全家全靠年幼的兒子養活。但兒子的工資很少，連他自己都吃不飽，經常是餓著肚子去上班。父親起先不肯吃用兒子工資買來的東西，後來，他神經錯亂了，見東西就往嘴裏塞，而兒子隻好餓著肚子進工廠。

當時的英國工廠，大量使用童工。而童工在工廠裏的工作非常艱苦，除工作時間長、工資少之外，勞動安全毫無保障，機器很容易出事故，而一旦出事，受害童工就被趕出工廠，再也沒有人過問。在煤礦地區，大量童工用於井下，在不到一米高的坑道裏用四肢著地把幾百斤的煤筐拖到地麵上。井下事故頻繁，經常發生傷亡情況。

總之，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工人階級經受了無窮的苦難。曆史學家哈孟德夫婦曾經說：“工業革命帶來了物質力量的極大發展，也帶來了物質力量相伴著的無窮機遇。……然而，這次變革並沒有能建立起一個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會，相反，工業革命使千百萬群眾身價倍落，而迅速發展出一種一切都為利潤犧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二、人文災難之源：自由放任，唯利是圖

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社會隻崇尚利潤，把其他一切都置於度外。雇主眼中隻有利潤，工人隻是活的工具。社會的人文紐帶完全被擰斷了，社會強勢群體對人的價值毫不關心，他們隻關心利潤。更有甚者，在當時主流價值觀念即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影響下，貧窮被看作是個人的事，失業人口甚至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因為，它可以把工資壓在最低水平上，從而降低生產成本。就這樣，貌似科學、理性的“生產合理化”主導了一切，為取得最大的利潤值，可以完全不顧勞動者的生存。

著名小說家司各特曾經說：蒸汽機出現以後，雇主和工人間的關係改變了。在蒸汽機出現之前，紡織廠建築在水邊，建在偏僻的鄉村裏。那時，雇主和工人之間還保持著私人的聯係，雇主必須關注工人的生活，包括吃什麽、住在那裏，等等。在蒸氣機出現以後，工廠搬到了城市，這時的工人在雇主的眼睛裏就隻是工具了，雇主在這個星期找500個人幹活、付給他們一個星期的工資，下個星期又找500個人，把前麵這500個人就丟掉了，好像是丟掉500個舊梭子一樣。至於他們失業後會怎樣，是沒有人過問的。於是，工人被拋進了毫無保障的生存狀態之中。

雇主的這種態度，在1834年的《濟貧法》修正案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這個立法是典型的階級立法，是工廠主的階級立法，它的目的是改變英國傳統的濟貧製度，取消它的救濟原則，而讓救濟變得望而生畏，任何人都不敢接受救濟，除非他願意走進被稱為“窮人的巴士地獄”的濟貧院。這個立法的實質，是把所有的勞動力都變成“自由的”，勞動力的後備軍隨時充足，這樣在資本需要時就能隨時接受使喚，而在資本不需要時又可以隨時被扔掉——

仿佛是“500個舊梭子”。《濟貧法》修正案的指導思想是自由放任，即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英國工業革命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由此帶來了巨大的人文災難，勞動者因此經受深重的苦難。



三、激烈的工人鬥爭

巨大的貧富差距、深重的人文災難，造成了英國社會的嚴重撕裂，英國工人階級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工業革命開始後不久，工人就開始了政治與經濟的鬥爭，階級鬥爭十分激烈，社會動蕩不安。

從政治方麵說，工人們要求取得選舉權，認為一旦工人階級得到選票，就能控製選民的多數，迫使議會製定符合工人利益的法律，由此而改變工人悲慘的生活命運。政治鬥爭從法國大革命時期起，以後一直延續下來，時起時落，直到憲章運動形成最高潮。

在經濟方麵，工人們采取各種措施保護自己的利益，包括組織工會、合作社、發動罷工等。工人們還發動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要求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勞動環境、保護童工女工、提高工資待遇，等等，形成了曆史上著名的“十小時工作日運動”、“《工廠法》運動”和“反濟貧法修正案運動”等。

這時，社會主義思潮在英國出現，並且向工人階級傳播。到19世紀30-40年代，各種群眾運動又都匯聚到憲章運動的洪流中，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鬥爭高潮。



四、“給茅屋以麵包，給宮廷以和平”

工人的長期抗爭使很多人--包括中等階級和上層階級中一部分人--深受震撼。他們意識到，社會已經被撕裂，變得非常不平等、非常不合理。在19世紀30-40年代，就有一些知識精英和第一代工廠主的後代--兒子或孫子們--形成了一種負罪感，對社會的不公正感到羞愧，對富裕國家的貧窮現象感到憤怒，對自己的祖輩在集聚財富過程中實施無情的壓榨感到良心的不安。他們希望糾正這種狀態，於是開始注意貧窮問題，並出來進行社會調查，寫了許多調查報告。

除了上述提到的精英及第一代工廠主的後代外，還有一批人也站出來，在一定程度上為工人階級說話，這些人是地主、托利黨鄉紳，屬於保守派。他們的利益和工廠主不合，從屬於兩個階級，因此，經常和工廠主過不去，揭發工廠主的罪惡本性。針對工人階級的貧困，這些人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地位組織了許多官方委員會--比如，議會委員會和皇家委員會--進行社會調查，關注貧窮問題。

所有上述調查都揭露了當時英國社會存在的嚴重的貧窮問題，揭發了工人階級經受的苦難。其中，官方調查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震動了社會，而鄉紳們的呼籲似乎加大了揭發的分量。恩格斯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大量使用了官方的調查結果，從而得出了社會主義的結論。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有產者、統治集團的人感覺到必須解決貧窮問題。後來成為保守黨領袖、兩次出任首相的迪斯雷利曾提出他著名的籲請：“給茅屋以麵包，給宮廷以和平”，這個說法非常精煉地表達了統治集團的憂患。對於統治者來說，他們已經意識到：一個貧富分化的撕裂的社會，以及工人階級在體製外的長期抗爭，最終對他們自己是不利的；他們希望達成某種整合，把工人階級納入到體製之內來。而同時期法國爆發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和社會主義思想在歐洲大陸的廣泛傳播，也給英國統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避免法國式的革命、阻擋社會主義思想，英國統治者深感解決貧困問題是絕對必要的，這就是迪斯雷利那句名言的現實含義。此外，即使隻從有產者日常的切身利益來看也是如此，工人的貧窮對富裕階層也可以造成威脅，比如，貧民窟是貧窮的標誌，而貧民窟衛生條件惡劣，成為流行疾病的淵藪，英國人把它叫做“霍亂國王的巢穴”。但一旦疾病形成，就不隻是窮

人的專利，所有的人都會感染，窮人死亡，富人照樣死亡。所以，要徹底解決疾病問題，就要解決過分貧窮的問題，不能讓窮人窮到極端的程度。慢慢的，不僅是統治者，連有產者也達成了共識：貧窮問題必須解決。而要解決貧窮問題，就要否定（至少是部分地否定）“自由放任”的原則和唯利是圖，讓全社會都來關注貧窮問題。

自19世紀下半葉起，英國政府開始采取措施，試圖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工作狀況，進而能最終解決貧窮問題。這個過程經曆了很長時間，也涉及到許多方麵，是一個“係統工程”。除了要解決工人的失業、醫療、老年問題外（這些是貧窮的主要原因），還要解決工作環境問題、勞動安全問題、工作時間問題、工資待遇問題，等等；還需要調節勞資關係、規範工資收入、化解勞資衝突，等等。議會開始製定法律，包括《工廠法》、《工會法》、《勞資關係法》，等等；到20世紀初，又製定了《國民保險法》、《養老金法》、《工傷賠償法》。所有上述立法，都有意識地把法律的天平傾向弱勢群體，使他們多少能在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中維護一點自己的權利。此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問題。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工人得到了選舉權，通過這一做法把工人階級從體製外拉到了體製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實行福利製度，轉向福利國家，最終消解了由工業革命帶來的人文災難。



結語

人們常說：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英國花了近兩百年時間才把工業革命引起的失誤彌補過來，也實在是太晚了一點。

英國的經曆給我們留下這樣的思考：工業化的目的是什麽，現代化的目的又是什麽？如果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的不是造福於人，這種工業化和現代化有什麽意義？如果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的隻是為少數人造福而傷害多數人，這樣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不是不發生更好？

（作者：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