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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達微:廣州的一個不朽傳奇 轉貼

(2009-06-03 11:12:19) 下一個

說到學運領袖和學生的關係,想到曆史上一個人物:潘達微。看看他的經曆, 就知道一個心懷慈悲的人, 對現實有多少失望。 這是一位非常有良知的人,曆史事件裏最應該負責和反省的不是他,那究竟是誰呢?  什麽樣的製度是人民的理想?

www.guangzhou.gov.cn2005年6月22日 10:53:27

 

  潘達微(1881~1929),廣州天河棠東村人。1895年追隨孫中山革命。1905年創辦中國第一份麵向下層平民的報紙《時事畫報》。1911年他和夫人陳偉莊一道,親自參與廣州庚戌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的準備工作;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冒險埋葬七十二烈士,將“紅花崗”易名為“黃花崗”,使之成為自由的永恒祭台。1929年8月27日病逝於香港。

《塵影倥傯》潘達微攝影

《村南歸佬》潘達微攝影

    每個地方都有曆史,但未必有傳奇;每個時代都有英雄,但未必有“真人”(真正的人)。何況曆史總是記住應該忘記的事,忘記應當記住的人;而英雄曆來又總是比盜賊少。結果,就有人將曆史當作妓女,把盜賊說成“英雄”(比如最近那部名為《英雄》的電影)。

    假如我們知道誰是真正的英雄,並記住他們的名字,而不是聽任歲月和生活的流沙將他們吞噬,這樣的情形便肯定不會發生。可悲的是,它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的,是以下的一個事實:廣州的中學生都知道黃花崗,卻不知道潘達微,對一個足以令這個城市永遠自豪的不朽傳奇一無所知。

    1921年仲夏,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秘密成立;一場新的革命風暴,即將掀起。幾乎與此同時,一個清臒的中年男子,卻帶著全家悄然來到號稱中國“天堂”之一的杭州,在嫵媚依舊的西子湖畔,L依佛門,隻為徹底“斷送”自己長達二十餘年的光榮革命曆史,並且從根本上,尋求一條“從精神上入手救世界”的道路。

  八年後,這個被稱之為“革命彌陀”的人病逝於香港。除了再一次使這個世界顯得可疑或滿懷羞愧以外,什麽也沒有留下。至於別人幫他或認為他留下了什麽,已與他毫不相幹。

潘達微墓

  他,就是潘達微。

  1881年1月15日,潘達微出生於廣州沙河東圃鎮的一個官宦之家。30年後,“辛亥革命”一夜問便顛覆了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文明傳統和社會製度。這很難說是一個巧合。30年恰好是舊中國劃分一個“世代”的時間坐標,潘達微無疑是“應運而生”的。他在13歲因求醫而認識孫中山並成為革命者,隻是他天性對命運作出的第一個自然選擇。正如當時和此後的許多革命者那樣,潘達微很早就抱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信念,並順理成章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替自己頒發了一張終身有效的“身份證”,上麵隻有兩個大字:自由。

    為此,他義無反顧地追隨孫中山,為共和理想不避艱險,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參與組黨、籌款,成為孫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賴的一位同誌”。

    為此,他自覺“要求新的生活,為爭取人底初步權利,為爭取民主而鬥爭”(孫中山語)。不僅倡立公學,組織醫社,而且以筆為槍,在報紙上撰寫大量針砭時弊的政論,後更創辦中國首份麵對下層社會、專事啟蒙的麵報――

  《時事畫報》,使之成為廣東輿論、思想、乃至藝術界的一麵旗幟。

    為此,他和夫人陳偉莊一道,親自參與廣州庚戌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的準備工作,從聯絡、籌款到偷彈藥,直至迎來其人生最具英雄色彩的一幕。

    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被孫中山稱之為“驚天地、泣鬼神”的黃花崗起義猝然爆發,經一晝夜激戰,攻占兩廣督署的行動失敗,近百烈士犧牲,而“未死的同誌,多已間道潛逃,四方亡命”。這時,“幸存者”潘達微冒死犯難,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會關係,多方奔走,親自覓地、籌款,張羅仵工、棺木,甚至典當祖屋,在“草木為之含悲,風雲為之變色”的時刻,孤身一人為枕藉街頭的戰友殮葬、送行。“餘隨最後一棺,步送到紅花崗,……葬至首列時已薄暮,細雨仍綿綿不止。”――在潘達微看來,這是一個民族在痛哭;而這又何嚐不是整個世界為他的義舉所感動?

    “人為朋友舍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聖經・約翰福音》)就因這“人的愛心”,潘達微無法容忍辛亥革命後“十年來之名為民國,實為官僚國”的黑暗現實。他失望了。從此,他背對政途,更多地投身於公益事業,冀以一己微力,撫慰眾生的疾苦。

  至此,我們尚未述及潘達微在藝術領域的活動――作為中國最早從事新聞攝影和人體藝術攝影的先驅之一、中國早期漫畫的著名開拓者,他為近代的中國美術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他還寫詩作畫,創作過小說,演出過戲劇。而無論采取什麽藝術形式,都不離“新民”、救世,並將開放、自由的藝術精神貫徹始終。如果我們接著列舉他在“實業救國”方麵取得的成就,也許會使你對這個人更加歎為觀止。然而,這絕不符合這個人的“口味”。這個人的生與死,與做一個“英雄”無關。

  相反,一位英雄變成了居士,一曲壯歌變成了偈語,一個傳奇變成了故事。和章太炎、蘇曼殊、李叔同一樣,潘達微以“二次出家”(這次是離開“大家”――國家、社會)的方式,揭穿了一切卑偽的企圖和生存,完成了對自己和世界的救贖。同時,他還證實了,如果一場革命不是從心靈革命開始,就會蛻變成一場令人惡心的鬧劇。

  也隻有在這個時候,你才會開始了解,一個真正的人,活著並不是為了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而讓你羨慕尊敬,死去也不是為了成為一個“成功”故事而讓你四處傳說。就像潘達微,你可以說他是俠士、義士、戰士、騎士、學士、教士,或者民國偉人、報界巨子、藝術先鋒、商業奇才;也可以說他不過是一個沒有成就“大功業”的凡人。但不論怎麽讚美或貶損,你對他都無法“一言以蔽之”。一個“真人”,一生隻是在盡自己的天性和天職,怎麽有空去在乎你怎麽說他呢?

    “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北島),那麽,一個做穩了“英雄”的人,還需要做一個“人”嗎?在此意義上,我們不僅要記住潘達微,記住使他成為一個“英雄”的黃花崗,更要記住他重新讓自己的“履曆表”變得如初生嬰兒般一片空白的那個夏日。(劉琛)

牡丹圖・黃花

  小時候,潘達微發現身為清廷武官的父親遇到什麽事,總喜歡請示“神仙”,卜問凶吉。有一次,父親叫他試著“扶鸞”  (一種傳統預測方式),想以此知道兒子未來的命運。結果,那支隨手亂動的乩筆(多為竹筷),在沙麵上畫出了一幅“牡丹圖”。當時,其父大喜說:“此子能作富貴圖,其吉兆耶。好自為之。”可惜,此話並未“一語成讖”――潘達微一生非但沒有“富貴”,而且所作所為,幾乎都是在與“富貴”為敵。後來,他就此事寫道:“即富貴果能逼人,餘亦將淡薄置之,況其未必也。”從15歲離家出走開始,“富貴”已注定與他無緣。如果一定要找出“牡丹圖”與他的命運有什麽關係的話,它也許隻是預示了潘達微的“好寫丹青”而已。

    與象征世俗美滿的“國花”牡丹相反,“黃花”(菊花)則堪稱潘達微人生的象征。它氣香雅而質清高,歲寒彌堅,充滿獨立不羈的精神。潘達微對“黃花”可謂情有獨鍾,而他的稟性、氣質乃至“人比黃花瘦”的形象,也與之有著驚人的相似。正因於此,他才將埋葬七十二烈士的“紅花崗”易名為“黃花崗”,並從而使之成為自由的永恒祭台。

  在他的心目中,“黃花”一直就是自由之花,理想之花,革命之花。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黃花”與“牡丹”的對抗。然而,“黃花”也預言了他的命運:在曆史的花名冊上,黃花永遠比牡丹寂寞。

疾病・藝術・煙草・發冷丸

  據說成為藝術家,“不幸”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對此,潘達微似乎也是一個例證。他幼時纏綿病榻,為消遣時日,開始接觸繪畫,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不僅成為後來的漫畫大家,而且對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都保持了一種孩童般的熱愛和敏感。

    如果說疾病使人恢複肉體的自我意識,藝術使人恢複心靈的自我意識,那麽可以說,藝術就是一場疾病。藝術為他打開了另一個鮮活奇妙的世界,幫助他度過了塵世生活中無數艱難灰暗的時刻。疾病和藝術就像一對孿生兄弟,伴隨了他的一生。此外,疾病還是他“革命”和“英雄”生涯的一個起點:他就是因求醫而認識孫中山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生病”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正如藝術,也不一定就盡善盡美。潘達微在到香港南洋煙草公司任職時曾說過一句名言:“煙草有毒,金錢有毒。”他其實也還會說“藝術有毒”――如果它不是作為拯救人心、淨化社會的“利器”,而是作為欺世盜名的“凶器”的話。他與以高劍父為代表的“新畫派”的激烈論爭,正是這一藝術觀和價值觀的鮮明體現。

    上個世紀初的廣州人,對梁培基生產的瘧疾良藥“發冷丸”都會有深刻印象。而這裏麵就有潘達微的一份功勞。正是得力於他精心策劃的美術廣告,“發冷丸”才一時有口皆碑。按照潘達微的看法,藝術就應像一粒粒“發冷丸”,起到讓一個時常“打擺子”的民族擺脫痼疾、恢複生機的作用。

平民・女子・故人

  潘達微生為貴族,死為平民。對許多人來說,這或許是一種遺憾。但我確信,他是如願以償,死得其所了。大凡先知、義士、達人、革命者,其命運大概如是。他們那與生俱來的平民意識,那種眾生平等的視野和博愛,其實是另一種“遺傳基因”,它得自更高的存在。在潘達微跟裏,“平民”就是“苦大愚深”的別稱,對他們,他除了悲憫,更多的卻是服務,也隻有服務。所以,他才涉足了那麽多的“事業”――從革命、教育、醫療、輿論、藝術、實業,直到“慈善公益”。明知艱難,盡管苦痛,卻不棄不悔。

  而對“人權剝落,儕於非人”的中國女子,潘達微更寄予了無盡的同情。與那個時代其他的思想啟蒙者(如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等)一樣,他首先通過對於女性命運的關注實現對“人”的關注。為此,他親創了“女子教養院”(後增設孤兒院)。但隨著袁世凱的複辟,教養院被一夜解散,八百女子和孤兒,大部分重新淪為奴婢,或被公然賣掉。這件事,連同此前“女子北伐隊”的悲慘遭遇,都給潘達微留下了畢生難愈的巨創。

    但徹底改變了他人生道路的,卻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原廣東警察廳廳長陳景華的死。

  潘達微一生重情,尤其重義(這是以司馬遷的《遊俠列傳》為代表的“遊俠”的基本人格結構)。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固然使他“少有令名”、“夙以俠義稱重於鄉黨”,五湖四海皆可“兄弟”,三教九流多有“故人”,但同時也造就了他常常“不堪負累”的命運:隻要你夠仁義,而不是夠名利,他就可以為你舍命,並把你視作世上最寶貴的禮物,小心嗬護,終生珍藏。對童年的好友史堅如如此,對黃花崗死難的戰友如此,對許許多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在陳被卑鄙殺害後,潘達微的義憤也達到了頂點:“遍地盜賊,無法撫剿,我思陳景華。乞丐滿市,無人救濟,我思陳景華……”

  及至晚年,潘氏仍對“故人”懷念不已,且“樂與孤兒乞丐和尚為友”。這顯然已不是“為人謙遜慈和”或“仗義疏財”所能解釋的了。

家・出家・何處家

  家,一直是傳統倫理的核心,芸芸眾生的聚居地。但人類對家的理解,則曆來見仁見智,大異其趣。如果圍繞著“家”來看待潘達微的人生經曆,你會發現,他生來就是一個典型的“出家人”。

    “出家”的經曆,幾乎貫穿了潘達微的一生。對他而言,“家”永遠是相對的、充滿歧義且變動不居的。在“小家”和“大家”、“國家”和“天家”、“老家”和“新家”之間,他不斷突圍、出走,彷徨猶豫,而更多的則是“舉目無親”。

  何處才是一個人真正的“家”,或曰最後的“家”呢?這也是人類迄今仍在苦苦追問的。從這個角度看,潘達微的“出家”,便是自然的。為此,他能夠舍棄一切有形的“身家”――包括血緣、肉體、財產、地位、成功、名譽,卻無法舍棄“心家”――所有精神的緣起和歸宿。所以,他總覺得自己是一個“浪子”,一個過客,每種“家”,每種生活,以及所謂的“事業”,都隻是一處臨時住所,甚至是一條鎖鏈。如果說文化與一切既定規範都是“家”(近年來最時髦的詞就是“文化家園”),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他在其活動的一切領域,永遠都是一個開風氣之先者,一個沒有門派、無師自通的奇才。與那些戀“家”且熱衷於裝修“家居”的人相比,潘達微絕對是一個異數。他的整個生存,再一次把一個如何“出家”並怎樣回家的難題,擺在了我們的麵前。(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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