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留痕
愛自然，愛人生，愛夢想
正文
作者：洪予健牧師(《真理報》加西版2009年6月號)
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城傳出了槍聲。一場奪去數百和平請願民眾生命的流血慘案，震驚了全世界，也從此永遠改變了當代許多中國人（包括筆者在內）的生命狀態和生活方式。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態度發生了有趣的轉變，從一開始高調將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到後來改稱其為一場“政治風波”，如今則全麵封殺有關“六.四”的任何信息與評論。在這期間，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華人，對“六.四”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從當初毫無保留地同情支持廣場上請願的學生，對政府血腥鎮壓的無比震驚與悲憤，變為目前對“六.四”逐漸的淡忘與麻木。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尤其因著成功舉辦奧運所帶給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大眾對“六.四”的態度越來越模糊曖昧，海外主流的華人媒體對“六.四”的話題也多半敬而遠之，甚至有人竟然發出“六.四鎮壓有理”的論調，個別當年曾慷慨激昂上街遊行的留學生，今天卻為專製曲意辯護，甚至自嘲當年的道德勇氣隻是少不更事的衝動而已。
誠然，這二十年來世界局勢的變動很大，人們的立場也因此出現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巨大落差。但是，從基督徒的立場來講，我們的主隻有一位，就是三一真神，「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一17）。在所有的事務上，包括政治，我們都隻能忠於這位從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主。我們不可為任何一方搖旗吶喊，但也不可成為兩麵倒的牆頭草。我們既是天上的國民，同時也是地上的公民，在入世而不屬世的張力中，基督徒所能作、所應作的，就是在世人麵前凡事表明自己天國子民的身份。對於“六.四”事件當然也不例外。那麽，華人教會，特別是海外能享受信仰自由的華人教會，究竟如何從真理的屬靈眼光來領受、來表達呢？
首先，我們看出，神借著“六.四”悲劇，為福音在中國大地的廣傳預備了人心。這可從三個層麵來說：
第一層，“六.四”悲劇的發生，摧毀了國人長期對共產信仰的最後一絲希望。政府屠殺百姓的行為，將人治極權的殘暴性揭露無遺，使共產宣傳中的一切自我標榜不攻自破，更將原本堅貞信奉共產主義的黨員置於基本人性良知的自我拷問之下。
第二層，“六.四”悲劇的發生，打擊了中國傳統以來知識精英的自負盲點。中國的青年學生運動，一直被當局美化為“時代先鋒”的角色。從“五.四”以降，到“一二.九”救亡運動，到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學生都被捧為社會進步的天之驕子。八九年天安門學生請願的場麵是那麽波瀾壯闊，使以往的任何一次學運都黯然失色，“六.四”以後海外留學生的聲援支持又是那麽氣勢磅礡，令全世界為之動容。但這都無法持久，也都無濟於事。國內的學潮因流血鎮壓而嗄然終止，海外的抗議則因取得綠卡而漸次平息，「是非成敗轉頭空」，徒留浩歎。
第三層，“六.四”及其後民運的衰落，迫使人們在更深的層次裏反省：中華民族苦難的根源究竟何在？過去大家相信「有壓迫就有反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事實教育了我們：這種世俗的正義觀是經不起考驗的。在極權鎮壓的威勢之下，人們的表現是怯懦、麻木、背叛、內訌。人的盡頭正是神的開頭，許多人開始明白，自己一無可誇，唯有來到上帝的施恩寶座前歸向祂，此外再無出路。
其次，我們更發現，這二十年來，神也借著“六.四”動員教會、檢驗教會、裝備教會。
神是怎樣借著“六.四”動員教會的呢？
因著“六.四”，國內的家庭教會得到轉型的契機。“六.四”之後，全國校園彌漫在消極頹廢、茫無出路之際，原來以農村為主的家庭教會，得到了向城市型與知識型的家庭教會過渡的最好機會。而在海外，原本以港台移民為主的華人教會與查經班，在“六.四”之後也更加大膽地、熱情地向大陸留學生表達關愛、宣講福音，也因此九零年代後，海外興起了大陸學生的歸主熱潮。
神是怎樣借著“六.四”檢驗教會的呢？
神化咒詛為祝福，借著“六.四”悲劇，給了海內外華人教會這樣的恩典與醫治。但我們還是遺憾地看到，這二十年來，當民間抗議聲浪漸次消退之後，華人教會也同步地逃避這個攸關公義的議題。華人教會敢於譴責社會中同居、亂交等等道德罪惡，但若犯罪者是政府（特別是中國政府）的話，則幾無例外的一概噤若寒蟬；華人教會樂於同情遭受苦難的人，但這苦難若是因得罪政府而起的話，那就不在關懷之列。這現象背後的原因，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長期以來，很多華人牧者長執以「教會不應當搞政治」為由，讓教會躲在一個與社會罪惡無關、與政治苦難隔絕的環境中，過著自義、舒適、安全的「屬靈」生活。華人教會可以抽象地為執政掌權者禱告，不認為這是在搞政治；可是若有人提起也為“六.四”受苦難的同胞，為那些在天安門廣場失去了兒女的父母們禱告，他們就認為是在搞政治。這究竟是屬靈還是偽善呢？由此，神也檢驗我們是不是將福音使命狹隘地理解為僅僅傳福音，久而久之，基督徒也習於僅僅在教堂中作基督徒。華人教會的良知，在麵對政治罪孽時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教會本當發出先知的聲音。在舊約時代，眾先知對抗的都是君王與強權，如哈巴穀說「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禍了」（哈2:12），以賽亞說「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賽10:1），阿摩司說「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5:24）等。這是聖經給普世基督徒的真理傳承，華人教會沒有理由自外於這個職守。
舊約先知用強烈的語氣斥責政治罪惡，目的當然不是泄憤，而是呼喚罪人回轉。我們若以為那是自義，是無情的批評論斷，而不是出於從神而來的愛，那麽我們對真理的認識恐怕就有偏差，沒有把握神那既公義又慈愛的屬性。難道那位恩慈地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的耶穌，不也曾在盛怒中推翻聖殿商販的桌子，又以「毒蛇的種類」痛斥法利賽人嗎？我們怎麽來理解我們的主是恨惡罪惡、深愛罪人的神，並照著去行呢？
教會不但承擔先知的職分，也當承擔祭司的職分。如果沒有先知出來斥責罪惡、催促人悔改、並且傳講罪人唯有借著接受主耶穌的代贖之恩得蒙赦免，那麽不知罪、不認罪的人，祭司為他又有何祭可獻呢？更嚴重的是，教會傳福音，若不談罪而隻講愛，一味地要求受迫害的人學習饒恕與遺忘，而對加害者所犯的罪卻不置一詞，我們是不是在傳廉價的福音呢？
神要怎樣借著“六.四”裝備祂的教會呢？
簡言之，神要裝備祂的教會成為對真理的領會全備而深入的教會，要祂的子民能夠同時承擔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
華人教會向來秉持著「聖俗兩分」的傳統，對所謂「政教分離」的認識卻停留在短淺的層麵上。真正的政教分離，不是在談及政治時，將真理的價值觀從我們的信仰中拿走，更不是對政治保持沉默與淡漠，而是政府與教會在分工上必須有所不同。可惜幾十年下來，保守的、敬虔的華人基要派卻主動自絕於公共領域之外，其作法恰好隨了那些世俗的、堅決要將宗教從公共領域中趕走的西方左派的心意。這詭異的現象，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政權大肆迫害猶太人，天主教自始至終不曾發表過一個字的譴責，這成為其曆史上無法抹滅的汙點。殷鑒不遠，在關乎公義的大是大非上，華人教會不可對罪惡抱持無關痛癢的態度，而置廣大同胞的苦難於度外。麵對“六.四”留下的曆史傷口，我們最低限度應該表明立場，這是基督徒眾多文化使命中的一項。有人為此切切代禱，有人私下關懷受害者，有人出麵譴責「不肯認罪」的罪，表達方式盡管不同，一樣都是出於神的愛，一樣都是承擔了文化使命。
那麽，當教會中某些弟兄姊妹對文化使命的表達方式牽動了當局敏感的政治神經時，我們是欣賞、接納，還是疑心、恐懼，生怕教會此舉恰好讓政府有了打壓基督徒的口實呢？如果是後者，我們是否忘了，教會不是靠著迎合政府、得到政府理解來得到保障，而是靠著向主至死忠心來得主獎賞的。
在彎曲背謬的世代中，教會是神在地上設立的明燈。願主親自帶領保守我們，無論是麵對“六.四”還是其它公共事務，都不在權勢麵前軟弱卑屈，而應顯出先知在麵對掌權者時應有的骨氣與勇敢！
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城傳出了槍聲。一場奪去數百和平請願民眾生命的流血慘案，震驚了全世界，也從此永遠改變了當代許多中國人（包括筆者在內）的生命狀態和生活方式。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態度發生了有趣的轉變，從一開始高調將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到後來改稱其為一場“政治風波”，如今則全麵封殺有關“六.四”的任何信息與評論。在這期間，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華人，對“六.四”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從當初毫無保留地同情支持廣場上請願的學生，對政府血腥鎮壓的無比震驚與悲憤，變為目前對“六.四”逐漸的淡忘與麻木。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尤其因著成功舉辦奧運所帶給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大眾對“六.四”的態度越來越模糊曖昧，海外主流的華人媒體對“六.四”的話題也多半敬而遠之，甚至有人竟然發出“六.四鎮壓有理”的論調，個別當年曾慷慨激昂上街遊行的留學生，今天卻為專製曲意辯護，甚至自嘲當年的道德勇氣隻是少不更事的衝動而已。
誠然，這二十年來世界局勢的變動很大，人們的立場也因此出現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巨大落差。但是，從基督徒的立場來講，我們的主隻有一位，就是三一真神，「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一17）。在所有的事務上，包括政治，我們都隻能忠於這位從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主。我們不可為任何一方搖旗吶喊，但也不可成為兩麵倒的牆頭草。我們既是天上的國民，同時也是地上的公民，在入世而不屬世的張力中，基督徒所能作、所應作的，就是在世人麵前凡事表明自己天國子民的身份。對於“六.四”事件當然也不例外。那麽，華人教會，特別是海外能享受信仰自由的華人教會，究竟如何從真理的屬靈眼光來領受、來表達呢？
首先，我們看出，神借著“六.四”悲劇，為福音在中國大地的廣傳預備了人心。這可從三個層麵來說：
第一層，“六.四”悲劇的發生，摧毀了國人長期對共產信仰的最後一絲希望。政府屠殺百姓的行為，將人治極權的殘暴性揭露無遺，使共產宣傳中的一切自我標榜不攻自破，更將原本堅貞信奉共產主義的黨員置於基本人性良知的自我拷問之下。
第二層，“六.四”悲劇的發生，打擊了中國傳統以來知識精英的自負盲點。中國的青年學生運動，一直被當局美化為“時代先鋒”的角色。從“五.四”以降，到“一二.九”救亡運動，到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學生都被捧為社會進步的天之驕子。八九年天安門學生請願的場麵是那麽波瀾壯闊，使以往的任何一次學運都黯然失色，“六.四”以後海外留學生的聲援支持又是那麽氣勢磅礡，令全世界為之動容。但這都無法持久，也都無濟於事。國內的學潮因流血鎮壓而嗄然終止，海外的抗議則因取得綠卡而漸次平息，「是非成敗轉頭空」，徒留浩歎。
第三層，“六.四”及其後民運的衰落，迫使人們在更深的層次裏反省：中華民族苦難的根源究竟何在？過去大家相信「有壓迫就有反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事實教育了我們：這種世俗的正義觀是經不起考驗的。在極權鎮壓的威勢之下，人們的表現是怯懦、麻木、背叛、內訌。人的盡頭正是神的開頭，許多人開始明白，自己一無可誇，唯有來到上帝的施恩寶座前歸向祂，此外再無出路。
其次，我們更發現，這二十年來，神也借著“六.四”動員教會、檢驗教會、裝備教會。
神是怎樣借著“六.四”動員教會的呢？
因著“六.四”，國內的家庭教會得到轉型的契機。“六.四”之後，全國校園彌漫在消極頹廢、茫無出路之際，原來以農村為主的家庭教會，得到了向城市型與知識型的家庭教會過渡的最好機會。而在海外，原本以港台移民為主的華人教會與查經班，在“六.四”之後也更加大膽地、熱情地向大陸留學生表達關愛、宣講福音，也因此九零年代後，海外興起了大陸學生的歸主熱潮。
神是怎樣借著“六.四”檢驗教會的呢？
神化咒詛為祝福，借著“六.四”悲劇，給了海內外華人教會這樣的恩典與醫治。但我們還是遺憾地看到，這二十年來，當民間抗議聲浪漸次消退之後，華人教會也同步地逃避這個攸關公義的議題。華人教會敢於譴責社會中同居、亂交等等道德罪惡，但若犯罪者是政府（特別是中國政府）的話，則幾無例外的一概噤若寒蟬；華人教會樂於同情遭受苦難的人，但這苦難若是因得罪政府而起的話，那就不在關懷之列。這現象背後的原因，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長期以來，很多華人牧者長執以「教會不應當搞政治」為由，讓教會躲在一個與社會罪惡無關、與政治苦難隔絕的環境中，過著自義、舒適、安全的「屬靈」生活。華人教會可以抽象地為執政掌權者禱告，不認為這是在搞政治；可是若有人提起也為“六.四”受苦難的同胞，為那些在天安門廣場失去了兒女的父母們禱告，他們就認為是在搞政治。這究竟是屬靈還是偽善呢？由此，神也檢驗我們是不是將福音使命狹隘地理解為僅僅傳福音，久而久之，基督徒也習於僅僅在教堂中作基督徒。華人教會的良知，在麵對政治罪孽時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教會本當發出先知的聲音。在舊約時代，眾先知對抗的都是君王與強權，如哈巴穀說「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禍了」（哈2:12），以賽亞說「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賽10:1），阿摩司說「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5:24）等。這是聖經給普世基督徒的真理傳承，華人教會沒有理由自外於這個職守。
舊約先知用強烈的語氣斥責政治罪惡，目的當然不是泄憤，而是呼喚罪人回轉。我們若以為那是自義，是無情的批評論斷，而不是出於從神而來的愛，那麽我們對真理的認識恐怕就有偏差，沒有把握神那既公義又慈愛的屬性。難道那位恩慈地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的耶穌，不也曾在盛怒中推翻聖殿商販的桌子，又以「毒蛇的種類」痛斥法利賽人嗎？我們怎麽來理解我們的主是恨惡罪惡、深愛罪人的神，並照著去行呢？
教會不但承擔先知的職分，也當承擔祭司的職分。如果沒有先知出來斥責罪惡、催促人悔改、並且傳講罪人唯有借著接受主耶穌的代贖之恩得蒙赦免，那麽不知罪、不認罪的人，祭司為他又有何祭可獻呢？更嚴重的是，教會傳福音，若不談罪而隻講愛，一味地要求受迫害的人學習饒恕與遺忘，而對加害者所犯的罪卻不置一詞，我們是不是在傳廉價的福音呢？
神要怎樣借著“六.四”裝備祂的教會呢？
簡言之，神要裝備祂的教會成為對真理的領會全備而深入的教會，要祂的子民能夠同時承擔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
華人教會向來秉持著「聖俗兩分」的傳統，對所謂「政教分離」的認識卻停留在短淺的層麵上。真正的政教分離，不是在談及政治時，將真理的價值觀從我們的信仰中拿走，更不是對政治保持沉默與淡漠，而是政府與教會在分工上必須有所不同。可惜幾十年下來，保守的、敬虔的華人基要派卻主動自絕於公共領域之外，其作法恰好隨了那些世俗的、堅決要將宗教從公共領域中趕走的西方左派的心意。這詭異的現象，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政權大肆迫害猶太人，天主教自始至終不曾發表過一個字的譴責，這成為其曆史上無法抹滅的汙點。殷鑒不遠，在關乎公義的大是大非上，華人教會不可對罪惡抱持無關痛癢的態度，而置廣大同胞的苦難於度外。麵對“六.四”留下的曆史傷口，我們最低限度應該表明立場，這是基督徒眾多文化使命中的一項。有人為此切切代禱，有人私下關懷受害者，有人出麵譴責「不肯認罪」的罪，表達方式盡管不同，一樣都是出於神的愛，一樣都是承擔了文化使命。
那麽，當教會中某些弟兄姊妹對文化使命的表達方式牽動了當局敏感的政治神經時，我們是欣賞、接納，還是疑心、恐懼，生怕教會此舉恰好讓政府有了打壓基督徒的口實呢？如果是後者，我們是否忘了，教會不是靠著迎合政府、得到政府理解來得到保障，而是靠著向主至死忠心來得主獎賞的。
在彎曲背謬的世代中，教會是神在地上設立的明燈。願主親自帶領保守我們，無論是麵對“六.四”還是其它公共事務，都不在權勢麵前軟弱卑屈，而應顯出先知在麵對掌權者時應有的骨氣與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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