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者誰？

歸來者誰？ 沈敏特 　　最近，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欄目做了一檔題為《歸途如虹》的節目。講的是這幾年由於政府推出了一係列吸引留學生歸來參加祖國建設的政策，取得了驕人的效果；一大批歸國留學生在祖國各地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並且還以一係列數字，令人信服地指出，建國以來重大科技成果，如氫彈、航天、信息工程、基因工程等，主要依靠前前後後歸來的留學生。特別是新時期，已經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說，事實確鑿、成果巨大、鼓舞人心。 　　但是，看過節目，仔細一想，陡然發現其中作為典型推出的人物，幾乎（確切地說，不是“幾乎”，而是100%）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留學生，不見一個社會科學，特別是人文科學的學子。這不能不引以為憾，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中國從近古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整個過程中，關鍵時刻起了關鍵作用的，恰是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領域作出重大貢獻的留洋學生。開創了現代曆史進程的五四運動，高張科學與民主大旗的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無一不是留學日本或美國的大學者；其中最意味深長的是魯迅，他在日本學的是自然科學----具體而言是醫學，但他對現代曆史所作的貢獻，卻在人文領域；他把改造“國民性”作為他全部事業的依歸。科學技術雖號稱“第一生產力”，但它須臾也離不開一個相應的社會、人文的環境，離不開組成這環境的人。不能想象在中世紀，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科學技術能夠順暢的發展。西方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與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相生相伴，而中國若沒有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思想解放，科學技術的發展將無從談起。而思想解放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首先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是留學生。且不說陳獨秀、李大釗，就是第一個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也是留學生。 　　當然，講這些大道理，還必須麵對當代的思想障礙。 　　一個思想障礙是，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理解為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看不到經濟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還涉及經濟與政治、與文化、與教育、與法製的諸多方麵的關聯。而對生產力的理解又片麵誇大科學技術的作用，而忽視生產力中一個最活躍的因素----人。我所說的“看不到”、“忽視”，不是指口頭上、宣傳上的(這些有時並不缺乏，甚至還有喧囂過度的)，我是指實際行動。就像馬克思所說，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行動才最真實地體現思想和認識。 　　誰都看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價值體現麵對兩種完全不同的估價係統；且不說科研經費有天壤之別，獎勵辦法也不可同日而語，自然科學有500萬的大獎，社會科學還沒聽說有五十萬的大獎；至於刊登、出版的報酬更不堪言說。由於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勞動價值得不到真實的體現，背離了投入與產出的基本關係，從業者麵對一個哭笑不得的現實：愈下功夫，也就是投入愈多，回報率愈低；這種價值的天大的誤算帶來的實際效果是鼓勵粗製濫造。至於社會科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問題更大；1979年，宋慶齡先生在給美國友人的信中就表達了她對中國教育的深深的憂慮；她認為這樣的教育斷然不能支撐中國的現代化。以為科學技術就能帶來現代式的富強，清代洋務派的命運已作了確切的回答。 　　當前，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與同時存在的問題，恰從正反兩麵證明：中國經濟最需要的是相配套的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否則，發展帶來的將是發展的瓶頸。時間愈長，付出的代價也愈大。 　　另一個非常典型的思想障礙是：當代發達國家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方麵不如自然科學，無可借鑒。就是好東西，也不適用於中國。當然，照搬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有一條基本經驗是必須借鑒的：即發達國家的經濟發達植根在相應的社會環境與人文環境之中。經濟，包括生產力，永遠不能單槍匹馬，獨領風騷；經濟必須與整個社會環境、人文環境構成良性的、互動的關係，才有經濟能賴以持續發展的所謂和諧社會。把改革開放看成僅僅是經濟的，甚或是科學技術的改革開放，這是一切誤解中最大的誤解。而正是這樣的誤解，化為了無數我們已司空見慣的舉措和行為。 　　《歸途如虹》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