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關於《序》的來由 □沈敏特 六月，我的書信體隨筆集《提前十五年給兒子的信》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序言是請邵燕祥先生撰寫的。有朋友問及此事，說：“你請邵燕祥先生寫序是否為了追求名人效應？” 邵燕祥先生是名人，此話不假；並且還是大名人。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即是享譽全 國的著名詩人，他的工業題材的抒情詩膾炙人口。1957年錯劃右派之後，沉默了二十餘年。新時期到來之後，他的創作如火山爆發，不僅詩作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新時期詩歌的一個標杆；而他的雜文則如異軍突起，令人蕩氣回腸，成為新時期雜文代表作家之一。他能為我的著作寫序，無異是我的榮耀。 但這並不是我請他寫序的主要原因。 我不敢借他的名聲來為我增彩。當我把書的稿本寄給他請他寫序時，特別懇請他“務必不要勉強”，希望他在看過之後，掂量一下，再考慮此書是否值得作序。他也確實十分認真翻閱之後，才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從他的序文中可以看到，他為我的著作寫序，除了他基本認可了其中的內容和思想，希望廣大讀者能關注此書之外，也和我要說的另一個原因有關。 我和邵燕祥先生有過交往，卻並不頻繁。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為了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我曾策劃過一本圖書，向他組稿。但前後也僅見了一麵，那時他正忙於搬遷新居，那一麵也是三言兩語，匆匆忙忙，時間很短。這之後，一直到去年，我們才在紀念詩人公劉逝世一周年詩歌朗誦會上相遇。此時我已讀過他新時期的大部分作品，他也在廣東的一個刊物上讀到了我的係列文化評論；在這文字之交而生的心靈相通的基礎上，我們有過一下午的深談。正是在這次交談中，我提起了四十多年前一件影響我生活選擇的往事。 我大學畢生那一年恰逢反右鬥爭。雖然陰差陽錯，我躲過了那一關；但已聽到父親岌岌可危，快成“右派”的消息。但學校可能還不知道，仍按成績將我分配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到之後，人事部告訴我們這批大學生，運動在高潮中，無暇給我們安排具體工作，要我們先參加反右，等待安排。我們參加的第一個活動就是出席右派分子批判會。人事部的幹部說：“這是很好的受教育的機會，去受受教育吧。” 他還說，這次批判的是一個“名人”：邵燕祥。我是中文係的畢業生，知道這是著名的詩人，有一種說不出是驚訝還是好奇的心情。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批判會安排在一個有舞台的大播音室。我們進去的時候，批判會已經開始。台上站著一個清清秀秀的年輕人，正在讀一份“檢討書”。噢，他就是邵燕祥啊！實在看不出青麵獠牙、窮凶極惡的“反動”。但他輕聲細語地訴說著自己的“反動”；緊接著一個個積極分子上台發言，聲色俱厲、上綱上線地聲討“反動”。一個“右派的兒子”確有“兔死狐悲”的驚悸。仔細想想，他的那些“反動言行”隻是我們平時安之若素的常識，怎麽就成了“罪行”了呢！我有了一種呼吸都感到困難的不安。 不久我父親劃為“右派”已成定局，我很明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這樣的“要害部門”不是一個“右派的兒子”的安身之地。與其等著發落，不如主動撤出。於是我向國務院人事局提呈要求調動的報告。就這樣，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隻有半年便離開了，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教書生涯。記得一位人事局的女處長接待我時，打量我一會兒說：“你這個年輕人有點怪，人家想來中央國家機關，來不了，你剛來，就想走！” 我的這次生活旅程的改道，確與邵燕祥的批判會有關。冥冥中此事成了我心理的一個“情結”。這次出書需要一篇能契合要旨的序言，幾乎沒有思考，跳到我腦子裏的第一個名字：邵燕祥！ 【2005年0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