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蕩北美

在美國,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謀發展,我雖一直想寫些什麽記下這些年的心路曆程,可還真不曾想過要寫成一本書。但經過9。1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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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二十五封)

(2005-06-02 17:02:59) 下一個
第二十五封 小語: 我也算有點兒經曆,電台編輯、大學教師、刊物主編、出版社總編輯、文化公司總經理、專業作家,都沾過邊。但萬變不離其宗,都離不開拿筆寫作(最近改為打鍵盤)。說得俗一些,寫作是我吃飯的傢夥。這就和剃頭師傅要動剃刀一樣,一點兒都不神秘。 上帝呢,是很照顧我的。我寫東西不累;不像有的朋友,把寫作看得很神聖,盡管還沒有到寫作前必須沐浴焚香的程度,多少有一點兒如臨大敵的味道。譬如不能有一點幹擾,非要到夜深人靜,否則無法動筆。這樣一來,還沒動筆,心已勞累。而我,不論何時何地,是否在人來人往的時候,隻要有一點間隙,我就能寫作,就像不經意地端起杯子喝一口水一樣。而隻要拿起筆(或打開電腦),激情、靈感會紛至遝來,各種各樣的念頭在我的腦海裏,如清晨的晶瑩的露水灑落在青草地上。 當然,我知道上帝是沒有的。我的一生,也從無來自官方的“特別照顧”、“特別培養”,使我獲得一種他人所無的成長特權。因此,我要想一想,寫作為什麽讓我如此輕鬆? 可能有這麽一個原因: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創造;是一種一次性的、不可重複(包括不重複自己)的、個性獨具的、創造性的勞動。每一次都是無拘無束的重新開始。心中充滿著自由釋放的新鮮感、獵奇感。 當一個人獲得一種感覺——“我是我自己的”,自由、歡快、輕鬆必屬於他。 我至今懷念我的中學語文老師,鄭伯山老師、葉百豐老師、譚惟翰老師。我所在的中學是華東師範大學附中,是上海的一所很著名的學校;而所以著名是因為它集中了一批優秀的教師。在語文教學中,他們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嗬護學生的獨特的個性;講範文,也是突出它的獨創性,讓你從中領悟精神,而不是鼓勵你去模仿。與他們相比,現在有些學校讓學生背熟幾篇範文,去參加中考或高考,不可同日而語。這是誤人子弟。有一次的作文是自選題,我寫了四句白話詩,鄭伯山老師給我打了“95”分,他說:“我教了幾十年語文,第一次給作文打這麽高的分。不為別的,就為這四句詩,與眾不同。”這幾句話,幾乎是我一生寫作的基準。是的,物質產品隻要質量好,重複生產不影響消費;你喝的可口可樂和我喝的可口可樂一樣,不是問題;而精神產品是不可重複的,不存在兩部相同而分別生產的《紅樓夢》。我的寫作,隻能在“我是我自己的” 精神狀態下,自由、歡快、輕鬆地進行。 於是,我可以想人之所未想,而不受傳統的、習慣的思維方式的拘束。譬如,當“心連心”被傳媒奉為中央電視台的“經典品牌”,當成“代表先進文化方向”的“典範”時候;我所想到的是別的什麽。當“心連心”藝術團所到之處,必有當地領導親自接見和安排,必有群眾夾道歡迎,而傳媒(包栝崔永元的《實話實說》)作為“盛況空前”來大肆宣傳的時候,我的感覺是悲哀。我發表了《給崔永元的公開信》。這篇文章多家報刊轉載;據一家報社的編輯告訴我,文章出來後,編輯部電話不斷,連續幾天。我的朋友們更是來信來電,表示支持。 我的中心意思如下: 不要把藝術家和中央電視台當成“救世主”; 不要把服務當成“恩賜”; 不要把老百姓的歡迎當成“感恩戴德”; 不要把“先進文化的方向”的標簽隨便亂貼; 特別提醒,中央電視台作為壟斷性的機構,腐敗的風險很大。 尤其是最後一點,竟不幸而言中。沒幾天,中央電視台的名導演,正是“心連心”的領導人物之一,姓趙名安,因經濟問題拘留審查了。據說,在家抄出巨額現款。我並非有什麽料事如神的特異功能,隻是有一點現代常識:文化和壟斷結合,就有腐敗的風險;腐敗不僅與個人品質有關,更需要社會機製形成的土壤和縫隙。就是這個趙安,就是在《實話實說》的節目裏,不無得意地說:我們“心連心藝術團”不花地方上的錢,花的都是我們中央電視台的錢。我聽著就不對味兒,你們中央電視台的錢是哪兒來的,是你們有什麽超人的本領賺來的?不就靠著壟斷做一些別人靠個人本領無法做的事情。一旦進入公平競爭的天地,你趙安是不是幹得過他人,是個問號。用壟斷手段得來的錢,是不值得洋洋得意的。事實證明,此人話不對味兒,首先因為人早就不對味兒了。 於是,我可以道人之所未能道,而不受傳統的、習慣的話語方式的拘束。譬如,我們在“冷戰時代”形成的話語方式,涉及美國,我們有相對穩定的詞匯,而不注意國際關係的新變化,需要新的語言表達方式。9。11事件發生之後,一些人群歡呼雀躍,還有一些是幹部和知識分子,認為“美國佬”倒黴就是我們的“勝利”。我立即接受某刊物的約請,撰寫了《一個地球村村民的思索》、《一個地球村村民的探秘》,從地球村村民——其實就是世界公民的角度,闡述了恐怖主義的本質。特別對美國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這些文章被多個報刊轉載,被讀者認為是開風氣之先的聲音。 這種寫作習慣,使我不規避一些人們普遍以為“敏感”的問題。 譬如,在文化領域我們認為天經地義的一件事是“把關”,文化產品要經過領導的把關,才能問世,成為讀者能夠享用的文化產品。可我總替負責把關的領導為難。這文化產品的“把關”,如單指技術層麵,如文句通不通、有無錯別字、印刷有沒有毛病,是可行的。一涉及思想、學術、藝術的是非,誰能把關?實在是理論上找不到根據,實踐上難有成功例證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理論上清清楚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一者,不是第一;第一還可以有第二;唯一即除此無他。怎麽還有人可以代表真理的標準去判斷是非,隻要他一過目,是真理,是謬說,便了了分明? 實踐上,毛澤東可說是難有可比的權威了。而他在思想、學術、言論等領域作出過很多錯誤的判斷,錯打了不少“毒草”、“右派”。他尚且難當“把關”這個角色,誰又能當仁不讓、當之無愧呢。 為此,我寫了《歡迎“把關”》。有朋友替我擔心,而實際上刊出之後,沒有在任何場合,包括媒體,聽到或看到指責和反對;有的是轉載和讚成。 還有一篇被認為是“敏感”的文章,《主席台情結》。講的是人們經常親曆其境,熟悉萬分的事情,我們開會有個主席台。而我從中挖掘出的卻是一中非常荒誕的社會心理。它根深蒂固、源遠流長、覆蓋廣大,無孔不入。 有朋友善意,還帶著為我擔憂地說:“你是個膽大包天的人!”其實,這真冤枉,我這個人膽子不大。我隻是有一個寫作習慣:以一種輕鬆的心情,沿著追求真、善、美的路徑,無拘無束地思想,無拘無束地傾訴。我有一個永不變異的信念:隻要是人類社會,真、善、美的追求是生生不息的;即使在最黑暗、最專製的社會裏,真、善、美終究是引領人類向上的心中的火炬;在人類編寫的每一本字典裏,都沒有把這三個字抹去,真、善、美,這三個大字還在。人類的創造的欲求,永遠與真、善、美結伴而行。這與我的膽子大或不大,毫不相幹。 與此相關,我的行文方式也是很簡單的:沿著自己思維的河流,或潺潺緩緩地流淌,或叮叮咚咚地跳躍,或滔滔滾滾的奔瀉。自由自在、自自然然,而不矯揉造作、拿腔拿勢。 語言的作用是表達,而不是眩耀。 因此,我不喜歡為了表現博學多才而引章摘句。 因此,我不喜歡為了表現才華出眾而舞文弄墨。 我的行文,沒有超出於表達的其他目標。我緊扣表達;表達我的(必須是我的)思想、情感和意誌。 有人問,你如此看重自我、自由、自然,就沒有想過你身外的讀者嗎?就沒有想過他們是不是愛看你的作品嗎? 此事問得好!我當然重視讀者是否愛看我的作品的問題。如果斷定沒人愛看我的作品,寫作是無須存在的,隻要關在房間裏自言自語就結了。寫作是為讀者而存在的。但,我堅信,恰恰是自我、自由、自然才為讀者所需要,才能和讀者溝通。讀者能要那些失落自我,人雲亦雲,失落自由,縮手縮腳,失落自然,搔首弄姿的作品嗎?作品不是強行塞給讀者的;作品是自然地流進讀者的;作品和讀者相連的本質是,真與真的認同,善與善的溝通,美與美的感悟。 有人說,別給大眾深刻的東西,他們不懂。其實,真的深刻了,也就容易懂了。難懂的是那些半瓶子醋的,似懂非懂、故作深奧的東西。作者自己還懵懵懂懂、胡裏胡塗的東西,怎能讓讀者弄懂呢。有些通俗歌曲的歌詞,真是打死我也弄不懂的,它的價值也許正在於能讓大家弄不懂,而跟著感覺走,走向瞎起哄。而深刻就是到位,到位就是清楚,清楚就是明白,明白就是弄懂了!大師,大師,就是大眾之師!最大師的,也就是最大眾的。 小語,關於寫作有道不盡的豐富性;我隻能撮要地說一說我自己的寫作。作為我的兒子,你將從此得知,你的爸爸成天是怎麽幹的。輕輕鬆鬆,如此而已! 敏特 20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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