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十五封)

第十五封 小語： 人的一生常有關口，對人是一種考驗。這些關口時間短暫，甚至隻是一瞬間，卻是你全人生、全人格的展示。 我記得，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有這樣的詩句： 在那陰鬱的日子 需要鎮靜 相信吧 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會過去 而那過去的 就會變成親切的懷戀 這裏，“鎮靜”二字是重點，包含著豐富的內容。能不能鎮靜，幾乎是你的經曆、經驗和人生觀的回答。 中國還有兩句成語：“化險為夷”、“因禍得福”。能不能化險為夷，能不能因禍得福，常與能不能鎮靜有關。 我最看不得那樣的男人，遇事摔鍋打碗、抽煙酗酒、自暴自棄；於是險就是險，禍就是禍，不能轉化，倒黴到底。現在的電視劇中多的就是這樣的男人，實在是很醜陋的。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末，我正大學畢業。不遲不早，你祖父也在這個時候被打成右派---也就是反動派。雖然你祖父沒把這事通知我，但從他的工作和職務的變化，我能敏感到事情不妙。中國人的政治感覺是最遲鈍，又是最敏感的。對民主政治的規則無知到遲鈍的程度，對人治政治的變動辨察到敏感的程度。一個右派的兒子實際上就是“準右派”，雖說在一些政策宣傳中也講“不唯成分論”，但誰都明白最幸運的遭遇也隻是不“唯”而已，還是要講成分的。你的工作範圍，你的事業前途，都有種種“限定”。你要學會認命，萬不可癡心妄想。 也許又是陰差陽錯，可能你祖父當右派的事還沒有及時通報學校，在分配工作時竟按我的成績，把我分到了一個“要害部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一個右派的兒子，能在這樣的要害部門生存嗎？起先我帶著僥幸心理去報到了。 第一個任務就是參加鬥爭右派大會。地點是大播音室。具體的鬥爭對象是邵燕祥，當時就是很著名人士的詩人；他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個部門的頭兒；此時已成為右派。他站在台上做檢查，任務是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否則就是“頑抗到底、死路一條”。我記得他穿著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裝，個子不高，臉色蒼白，看著講稿念檢查；口齒清楚，聲音很低；實在看不出象一個壞人。而當時的順理成章的解釋是，壞得很“隱蔽”。他講完之後，一個接一個上台批判，不知是真是假，個個慷慨激昂，目的是營造一中“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的氣氛。這種氣氛對坐在台下的我--- 一個右派的兒子，自然是格外刺激的。 我能在這兒呆下去嗎？----成了我心中拂之不去的問題。那時我隻有21歲，今天回想起來我依然感到驕傲，因為我沒有像稀泥那樣癱下來，而是很清醒。我要保護自己，在危難中尋求安全；而當時身邊沒有一個可以傾訴和商量的人。除了自己的鎮靜，別無依傍。 一個決定就在我心中產生了。離開！ 我給國務院人事局打了請求調動的報告。當時電台的人事歸國務院人事局管理。不久，一個處長召見我。我記得，處長是一個中年婦女。坐下之後，她沒有馬上發話，而是久久地注視著我，忽然說： “你真要調動嗎？” “是的。” “你這個年輕人有點兒怪，人家想來中央國家機關，來不了，你剛來，就想走！” 很遺憾，我已記不得 她的姓名了，她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幹部。當她知道我想去教書的時候，說教書是好事，表示支持，願意幫我聯係。 幾天以後，她又把我召去。她告訴我，北京的高校都在反右，很緊張，暫不進人，隻有地方新辦的高校需要馬上進人。她問我願意離開北京嗎。我當即表示：同意 就這樣，我到了一個比較窮和落後的省份，開始了我長達三十多年的教書生涯。離開北京的時候，那些不知真情的同事都表示惋惜，有一位姓陳的老大哥說：“小沈，你的寫作能力很強，在電台有發展前途。何況，北京畢竟是首都，發展空間大啊！”而那個省份確實落後，我記得省會和北京之間還沒有直通車，必須在一個城市轉車；轉車之後，換乘的車廂很破舊，印象很深的是車上隨地吐痰的人很多。 但，三十多年來，我從不後悔。並且一直感謝那位我已記不得姓名的女處長。那些為我惋惜的朋友不知道我是一個右派的兒子。當電台知道這點後，即使不把我趕走，也得“特殊安排”，使你能生存而不談發展。也許開什麽會的時候，會通知我“不必參加”，或是一屋子的人都走了，就落下我這個“政治另類”。而在一個落後省份的新辦缺人的學校裏，還得使用我，我還能站在講台上。而在講台上，我就有了一定的施展才能的空間。除非我自己真的無能，被學生趕下台，那就怪不得天，怪不得地了。而我靜下心來，認真對付了教學，我沒有浪費生命。多少年後，那些已經進入社會，在工作中取的成績的學生，見到我時總要心馳神往的回憶他們當時聽課的激動。最近，王達敏先生在評論我的文學、文化成就的文章中，還專門描述了我的教學----實際上，就是一個右派的兒子在當時的如何鎮靜地麵對命運、沉著的戰勝自我的記錄。也許“化險為夷”“因禍得福”就是這樣用鎮靜換來了。 事情未完。教學優良、學生歡迎，在當時未必完全是好事。當時就有人給我“隻專不紅”的評價。十五年後的你、你們，可能不懂這個詞的含義。這是說，你業務雖然可以，政治上不行。可用，但不可信。那時培養青年教師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送出去進修。一批又一批地送走，而從未輪到過我。在一次歡送進修教師的會上，一位領導說：“我們要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於是我懂了，我是另一個階級---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自然不在培養之列。但我的尊嚴依然，對學生的責任還在激勵著我，我不自卑、不自餒。有人說我“驕傲”，而正是這“驕傲”拯救了我。 上個世紀的60年代初，出現了一個短暫的轉機。當時的副總理陳毅同誌來我們學校開座談會。他在會上大談紅專問題，反對把“隻專不紅”的帽子戴在知識分子頭上，要求對這些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他走後不久，我就成了落實政策的對象---被破格提升為講師；成了著個省當時最年青的講師。真成了“化險為夷”“因禍得福”的例證。 從那時到今天，又是幾十年，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我更明白，“化險為夷”也好，“因禍得福”也好，前提是自己的鎮靜。而更需要思考的是，鎮靜的前提又是什麽，鎮靜之源何在？我還將與你交流。 敏特 200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