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十二封)

第十二封 小語： 上一封信提到知識分子。你祖父、父親都是知識分子，而你，也會是知識分子。因此，你不能不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基本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還是青年教師；當時，青年教師，兩人住一間房間。和我同室的一位教師，年紀比我大，我視他為老大哥；平時在生活上，對我很照顧，我很感激，很敬重。可是在一次會上，他突然拿出一個小本子，聲色俱厲地開始了對我的“揭發”。他的小本子上一條條地紀錄著我的“罪行”，幾月幾日，沈敏特說了什麽什麽，幾月幾日，沈敏特又說了什麽什麽。。。。。。就這樣，我們劃清界限，了了分明，他成了“積極分子”，我成了“反動知識分子”，抄家、看守、批鬥落在了我的頭上。我還記得，所有的書都給抄走了，隻留下《毛澤東選集》《列寧選集》和《馬恩選集》。 十五年後的你，會覺得這是天方夜談，可在那年頭的知識分子中是很平常的。說真的，我的倒黴在當時算是最輕微的。那些我們很敬重的大知識分子都難免你鬥我、我鬥你的角鬥和廝殺。坐牢、勞改、家破人亡者，不乏其人。最近，鳳凰電視台有一個專訪作家張賢亮的節目，他當過右派，而當年寫大塊文章批判他的，就有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大詩人，而這位詩人，不久也成了右派。大作家田漢，文革中成了所謂的“四條漢子”，被迫害而死，而在反右運動中，他也曾慷慨激昂地批判過別人。巴金說得很坦誠，文革中，自己若不是早早地被“打倒”了，他也可能積極地批判別人，爭取當積極分子。知識分子的圈子，真象是互相撕咬、你死我活的角鬥場。說是“角鬥場”，並不是我的首創，有一為大詩人的文章題目就是《角鬥場》。 其實，這還不是最悲哀的；更讓你們無法理解的是，那些被批判、被迫害、被打倒的知識分子本人，也常常自認：“打得有理！”甚至以為，自己的“反動”大概已深入骨髓，所以久久不能感覺到自己的“反動”。最典型的是郭沫若，他認為自己文革前的作品都“壞透了”，應當“統統燒掉”；著名劇作家曹禺則跪在毛澤東相前，痛哭流涕，認為自己對不起黨，寫了那麽多“大毒草”。知識分子喪失自我，喪失認識自己的起碼的認識能力，這不是人類的大悲哀嗎？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大毛病是自以為是，其實，中國知識分子的大毛病是，缺乏最起碼的自以為是的能力。一個人成不了認識主體，還有人的價值嗎！ 於是，叫你鬥別人，你就衝上去，聲嘶力竭；叫你鬥自己，你就跪下來，痛哭流涕。這就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形象。 這種靈魂的扭曲，我也不能免除。上個世紀90年代，著名人士學者舒蕪先生在為我的文集作序時，便指出80年代思想解放中我的有些文章還有“痕跡”；他很精彩地以一幅漫畫作比，一個人在一個壇子裏生長，後來壇子打破了，這個人的身形依然還有壇子的痕跡。 當然，不能一言以蔽之，還有頂天立地的人物。馬寅初、陳寅恪、梁漱溟、顧準、遇羅克、張誌新。。。。。。但，人數太少，力量太弱，不能扭轉乾坤；隻有在付出鮮血、生命的巨大的慘重的民族代價之後，人們才會承認他們的價值；而為時已晚，當時影響不了曆史的發展。 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能創造先進的生產力嗎！ 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能創造先進的文化嗎！ 人們為出不了大作家、大科學家、大師級的學者、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而痛心疾首，其實，若有，倒是奇跡了。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上個世紀的文化大革命，有十年之久，而上個世紀從1927至1936還有一個長達十年的所謂“文化圍剿”；這兩個十年，有一個共同之處，即摧殘進步文化與進步文化人。而這兩個十年的結果卻迥然不同。十年反“文化圍剿”中，進步文化有了長足進展，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文化產品和文化人物。我們熟悉的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在這個時期貢獻卓著。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就那麽幾個“樣板戲”加上“一個作家”，稱的上是大地一片白茫茫。 這是為什麽？ 是因為蔣介石仁慈嗎？不，蔣介石是一個血腥的劊子手。對於異己的文化人，他毫不留情，聞一多、李公撲被槍殺，多少進步人士在白公館、渣滓洞受到的酷刑、虐殺，都是明證。進步文化人不能靠蔣介石的仁慈來構築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但，蔣介石始終沒有統一中國，與他並存著很多不能控製的政治力量。中央和地方，嫡係和非嫡係，有著矛盾和磨擦；就是在一個城市，還有租界和非租界的不同；這就給進步文化人留下了很多生存與發展的空隙。如，魯迅還有內山書店、日本醫院可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除台灣，基本上形成了大一統的局麵，構成了上下一致、縱橫兼備的政治體製；甚至囊括了街道居民委員會這樣的基層組織。一聲號令，全民動員；要幹好事，效能很高；出了問題，難以倖免。你祖父在文革中，想在家過個年也不可能，就是個小小的例證。 蔣介石政權始終在戰爭狀態，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接連不斷，來不及形成意識形態的絕對統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消滅蔣家軍，建立新中國，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群眾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和極大的信任。如利用這種優勢，普及科學與民主，推廣馬克思主義的真髓，這將極大地提高人民的素質。可惜，這樣的優勢一度被錯誤地利用了。 中國是一個有著皇權專製主義深厚傳統的國家，缺乏歐洲幾百年的民主啟蒙的洗禮；一旦氣候適宜，加上新的包裝，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包裝，卷土重來、變本加厲，是完全可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史無前例的一例！ 那時我們沒日沒夜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搞著“鬥私批修”，喊著“三忠於”“四無限”“萬歲萬萬歲”，甚至連“一閃念”也不放過，這似是而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的控製已是天衣無縫。實際上，離開馬克思主義已經很遠很遠，因為馬克思的理想已寫在《共產黨宣言》中，那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觀念，不是風馬牛不相及嗎！而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度就將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奉為隻此一家別無分出的頂峰。 這裏還特別要提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最好的命運就是遇上識馬的伯樂（或皇帝，或高官），最值得感謝的是“知遇之恩”，最值得的犧牲是“士為知己者死”，最倒黴的是“懷才不遇”。而在知識分子之間，又少有群體凝聚的自覺，多的是“文人相輕”，運動來了就互相揭發，互相批判，在自己倒黴的時候也要通過打擊同類來立功贖罪，爭取從地獄的十八層上升到十七層。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基因中有一種“爭寵”的妾婦情結。連李白這樣頗具狂放自傲的大詩人，也難免俗，他寫過“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諛詞，有點兒投靠權門之嫌。 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文化大革命十年，完全掃蕩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創新能力，造出一片曠古難見的大地白茫茫的景象。是的，所謂知識分子，並不是老百姓通常指的那些讀過書、能斷字的人；若以此為標準來確定是不是知識分子，那麽教育一普及，豈不人人都成了知識分子。應該以精神生產力為標準，來界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指那些生產新思想、生產新知識的人。若以此為標準，文化大革命的實質就更清楚了。這是一個消滅知識分子、消滅知識生產力，使人類退化的史無前例的災難。 當然，這十年也給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什麽是現代知識分子？我要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來努力回答這個問題；而我更希望十五年後的你、你們，會把這個問題回答得十分圓滿。 敏特 2003/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