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十一封)

第十一封 小語： 我反對後代是前代的複製品。但是，前人和後人畢竟有一個如何傳承的問題。有一個後人如何對待曆史的問題。 我碰到過著樣的年輕人，他說：“我們是現代人，曆史那勞什子，我們管不了！” 於是，我們必須麵對一個問題：現代人要不要懂曆史？ 我的回答是：不懂曆史，成不了現代人！ 我記得，文化大革命後期，有一次批判《水滸傳》的政治運動。大概我會動動筆杆子，還是被人們認可的，居然組織一個寫作班子，把我也搭配了進去。於是，我們被派到北京，住進了人民日報招待所。參加批判《水滸傳》的寫作。那時的寫作是非常滑稽的。幾乎每篇文章的結尾，都是寫：“我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的班子也“領旨”寫一篇批判文章。我說：“咱們試試，不一定用這句話作結。”於是寫了意思相仿，表述不同的一句話。當文章發出來，我們一看，真讓人哭笑不得，結尾依然是，“。。。。。。進行到底”。生活在那麽一個思想禁錮的時代，隻要還有一絲人性尚存，就有一種透不過氣的感覺。我們常有發泄一下的欲望。這時候，有一個年輕的記者常來我們的房間聊天。他會帶來一些小道消息，什麽江青被毛澤東批評了，鄧小平複出，和江青對著幹。。。。。。這些消息在當時給了我們很大的快樂，而不敢說出口的心裏話是：江青之流下台就人心大快了。 之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我們真擔心，我們幾個大談小道消息的人中，隻要有一個人向外透露我們的談話內容，大家就沒命了。 再之後，“四人幫”被粉碎了。那真是十年中最快樂的時刻。我記得，我正在朋友老田的辦公室裏。他的家屬在另一個城市，這辦公室也就是他的臥室。因為欣喜若狂，便買了一瓶白酒，兩人暢懷痛飲，竟把一瓶酒喝得一滴不剩。兩人爛醉如泥，橫臥在床板上，第二天才醒過來。 我這個不會喝酒的人，不要命地喝酒，是因為太高興了。而實際上，也反映了我當時的一種認識：這下好了，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將走上順暢發展的康莊大道。 又過了幾年，我才感到，這“康莊大道”並不平坦順暢，依然磕磕碰碰、困難重重。顯然，我們對中華民族的認識太膚淺了。“四人幫”的粉碎，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而隻是給予我們重新認識中華民族的曆史和如何走向現代化一個新的起點。 是的，我們進入了一個不斷深入的民族反思的曆史時期。回想起來，有這麽幾個階段。 政治反思階段。中心內容就是打倒四人幫，揭批四人幫。那時有人高興得很幼稚，買了四個螃蟹，三個公的，一個母的，大吃一頓，以示慶祝。 很快，人們發現，這沒有解決我們對四人幫的認識。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四人幫是怎麽產生的，難道是天兵天將，從天而降的？他們的極左路線是一個晚上，突然冒出來的？於是，反思進入了又一個階段。 曆史反思階段。中心內容就是：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曆史淵源。於是，人們看到了早已有之的極左路線，50年代有，40年代有，30年代有，20年代也有。那時有一齣電影很流行，《天雲山傳奇》，因為它描寫了從50年代開始的極左路線。 但是，認識到此依然沒有到位，不能使我們滿足。因為，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麽極左路線偏偏在中國如此源遠流長|暢行無阻？為什麽極左路線在中國，稍稍改頭換麵，又能死灰複燃，變成漫天大火？ 那已是80年代，我正在汕頭大學講學。我在講堂上提出一個異想天開的問題：把四人幫派到美國去，能不能搞一場文化大革命？我記得,有一位懂華語的美國友人唐。斯諾坐在堂下聽講，他豎起食指搖了一搖，表示不可能。 他的反應是正確的。因為，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土壤是根本不同的兩種體係。在中國理所當然、習以為常的文化因素，在美國也許是不可思議、無法接受的。我的一位朋友去美國探親，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告訴親友，有的竟笑話他是“編造謊言”，因為他們認為“這在人間不可能發生”。當然，有的專門研究比較文化的學者則表示理解。 文化反思階段。80年代中期文化探索、文化討論一度成為熱點。 在這個反思階段，人們開始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衝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以皇權專製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製度；它深入製度、深入社會、深入家庭、深入人心；它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五四運動中，這個文化核心曾遭衝擊和批判，但是，遠未重創，更談不上清除。它具有超穩定性，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它具有無與倫比的適應能力，稍加包裝，便能重新上市；稍有氣候，便能無限膨脹。 表現在人的思維習慣中，就是缺乏公民意識，而充滿臣民意識。 臣民意識有三大特征： 上下大於真假。 大小重於是非。 利害勝於美醜。 這樣的思維習慣，最能包容、最能適應、最能接受的是專製主義和它的一切派生物。誰是領導，誰是上級，誰左右我的升遷和收益，我就崇拜誰，服從誰，就跪倒在誰的腳下。在他們看來，真理不是一種客觀規律，而是領導人的意誌。 這種思維習慣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登峰造極的表現，也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浩劫。 文化反思使人們對中國曆史有了觸及本質的認識。人們懂得了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五四運動，意義何等重大，卻又是遠未完成啟蒙任務的運動。再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重新認識啟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現代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任務，也是衡量一個人是否具備現代性的根本標誌。 並非聳人聽聞，非民主、非科學的反現代的社會現象在今天是在在皆是的。 在我們的傳媒中還常用臣民的語言來描述我們今天的政治生活。主人與公仆的關係經常被顛倒，為人民服務被扭曲為救世主的施舍和恩賜，感恩戴德代替了公民的監督權利，“感謝領導的關懷”啊，“請求領導的照顧”啊，還掛在我們的嘴邊；百姓向領導下跪的鏡頭，還當做“感人肺腑”的一幕在展示著。 在我們極為普及的電視劇中，皇權主義還當作光輝的民族傳統在宣揚著；皇家生活的宣染，是為了博得觀眾的驚羨；民族的希望還寄托在好評皇帝身上。這種民族精神的宣揚，當然是以排斥民主與科學為前提的。而現代民族主義的核心隻能是民主與科學。 文化反思又帶來了對於知識分子地位與作用的重新審視。因為知識分子是文化生產者，知識分子的曆史就是文化曆史的一麵鏡子。 知識分子自身的反思階段的到來，標誌著這一時期民族反思的最深入的進展。 關於這一層次的反思在這封信中來不及展開了，以後再說。在此，我隻是要強調，不懂得曆史就不懂的現代生活的本質和任務；也不知道現代人從何而來，又趨向何方。曆史已經發展到的高度，是現代人運營今天走向明天的起點；對曆史的漠然無知，豈不等於說，我們還得回到從猿到人的起點上！鑒古知今、溫故知新，講的都是這個普通的道理，隻可惜漠視普通的道理，是人常犯的錯誤。 敏特 2003/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