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二十三封)

第二十三封  

  小語：

        我，你的爸爸，是個不安份，有點浪漫的人。你記得，在前麵的信中，我記述過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動撤出的事兒。到了90年代初，我又有一次大轉移；那時，我在高校已從助教、講師而教授，幹了三十多年；卻離開了。於是，我有了一次“下海”的經曆。

       “下海”是一個專有名詞，指那些未曾經商而進入商界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我先進入文化藝術聯合會，從教授轉為專業作家；然後以作家的身份，帶著一個課題——經濟變動與文化變動——去中國南方最大的經濟特區進行考察；逐步深入了商界。

        這需要轉換角色，而轉換角色是一種煎熬和考驗。

我一下飛機，不知道該住在什麽地方；身上隻有人民幣4000元，住賓館隻能住幾天。幸好我有一個學生，是一個市駐特區辦事處主任；他留我在他那兒住了一段時間。我立刻想到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4000元是支撐不了幾天的，錢花完了怎麽辦。有四個字——“英雄落難”——在我腦中浮現。“英雄”我沾不上，“落難”卻成了我的現實。我在高等學校是教授，在學界也稍有名氣。授課、講學、參加學術會議，有人接送，有人安排，光光彩彩，舒舒服服。如今，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特區，誰認識你，你算老幾。再加上你得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這更得求人，而求人是“自矮三分”的事情。我能承受嗎？

我承受了。那時為了節省車錢，我花了50元，買了一輛破自行車，在南方的驕陽下奔波。這輛破車陪伴著我，一直到我當上了出版社的老總，有了汽車，才和我分手。真的，我很想念它。因為它使我平衡了心態，具備了一種健康的平民心理。而這是極其重要的，它可使你無往不勝；永遠不會因為失落了什麽，而一蹶不振。

我有幾個朋友，也到特區來闖過。他們聽說特區有較好的發展前景，便來嚐試一下。在原地區、原單位，他們是記者，是教師，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而在特區，除非你是特權人物，或者本來就是大款，帶著權勢或巨資，否則，一切要從頭開始。他們首先無法忍受那種疑惑、輕蔑、俯視的目光；不久就打道回府了。他們缺少的正是承受一切的自信心。我記得，在一個飯局上，朋友為我介紹一個人物，是一個壟斷機構的頭兒，據說還是當地某權勢人物的女婿。我遞給他一張名片，恰好此時有人過來向他訊問一個電話號碼，他就用我的名片寫上號碼，交給那人，他壓根兒不看我的名片。這是侮辱，但我毫不自餒，隻是在心中升起了對於一個毫無教養的小人的輕蔑。以後的事實證明，我當場的判斷無錯，此人除了有“靠山”，別無所長，在權勢者麵前，他的表演狗性十足。

我對於從頭再開始，頗有好感。我有一篇散文，題目就是《從頭再開始》。一個人一生有幾次從頭再開始，是大幸。從頭再開始，可以讓你獲得新的本領，增長新的才幹；可以發掘出你自己都未曾認識的潛力。要知道，歡迎也好，讚美也好，總是事情的結尾，而開始常常是默默無聞的、灰暗的，有時甚至是屈辱的。你要勇於麵對這默默無聞、灰暗、屈辱的開始，敢於以此為起點發起衝鋒，奔向新的目標。這才是男子漢。

在這開始的時刻，自信是多麽的重要，並且應當有一點兒我行我素的氣度。不要太在乎他人一時的評價，關鍵是準確的自我評價；更不要拿別人的錯誤和卑鄙來折磨自己、壓倒自己。英國的大詩人拜倫有幾句詩，我是銘刻在心的。

 

愛我的，

我報以歎息，

恨我的，

我報以微笑；

無論頭上是怎樣的天空，

我準備承受任何風暴！

 

在特區，我先後做了三件事情。先在一家外資企業當文化顧問，然後去一個雜誌社，當了執行主編，最後接受政府委托，創辦了一家出版社；前後八年。

文化顧問隻當了幾個月。因為，董事長，一個外籍華人，把總經理甩進監獄，把資金卷走，企業也就垮掉了。但我並沒有一走了之，我和一部分職工，為總經理打抱不平，大家湊錢，參與法律訴訟；書寫材料，向有關部門反映實情。材料基本上都出自我手。一年後，總經理無罪釋放。他向我表示感謝；一旦資金追回，定要酬謝。後來，官司贏了，資金卻沒有追回，酬謝自然也無從談起。但是，我很滿足，我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曆，對社會生活有了更深的認識，而更重要的是，再一次證明，我是正直的人，正直的公民。一般來說，“顧問”是一個虛職，不料，我竟幹得如此的實實在在。

在雜誌社有一年多時間。起先，我幾乎是一個“臨時工”，默默地做著普通編輯的工作。因為有著平民心態，自我感覺良好。不久，因有人事變動，我成了執行主編的首選。在那兒，我多了幾個至今仍有聯係的好朋友。

不久，當地主管出版的政府領導找到了我，邀請我出任法人代表、總編輯，籌建一個出版社。因為，這個出版社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企業，國家不投一分錢的事業經費，也不以政府名義替你向銀行貸款，需要通過民間渠道籌集資金，並且自負盈虧，我這就真正下海了。

我接受這個任務之後，被帶到北京，向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有關領導匯報籌建情況、辦社規劃。我明白，這實際上，是一次麵試。完成了這個程序之後，我領到了國家新聞出版署準予辦社的批複；一個新的征程開始了。

對我來說，這是全新的事業。

出版社雖是企業，但它的產品——圖書又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禁區不少，禁忌很多，稍有不慎，後果難料。

尤其是經濟上，困難重重。政府不出一分錢；沒有抵押，也無法向銀行貸款。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白手起家。

就這樣，我帶著幾個職工，從租用辦公室，購買家具、辦公用品、電腦空調。。。。。。開始了一個出版社的運營。其間，最頭痛的是籌措資金；要製定一個吸引資金的政策，要東奔西走，求爺爺告奶奶；要慷慨激昂地宣傳，要娓娓動聽地勸說；要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語言係統，和三教九流大交道。

這是一個體力、智力、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的全方位的磨練。有順境、逆境、成功、失敗。。。。。。更要有經曆升沉起伏心理承受能力。

三年半以後，出版社有了自己的辦公房，有了汽車，有了70多人的職工隊伍，有了一年近二百種圖書的出版能力。

我認為，出版社已走過了草創階段；我便帶著兩位同事去美國考察，準備回國之後，製定一個新的規劃，把出版社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有一天傍晚，我在辦公室起草新規劃，工作人員勸我休息一下，說是新買了乒乓桌，來打一局吧。我高高興興地拿起了球拍，揮拍上陣。而我疏忽大意，沒有換鞋，穿的是皮底鞋；急救一個險球，滑倒了；結果是髕骨骨折，住院治療70多天。

就在我高臥病榻的一日，來了兩位政府官員，在我床前宣讀了一紙文件，內容是免去法人代表、總編輯的職務。理由是年齡已屆退休。至於退休之後有何安排，則不置一詞。

我感到奇怪。因為原來請我出山的時候，那位政府領導說得很清楚，你是教授級的專家，退休年齡是65歲；又因為是企業，不是公務員，身體好還可以幹幾年。這怎麽說變就變呢！

據說，當時沒有簽定協議書，口頭承諾是可以不算數的；再加上領導也已換人，後任可以不管前任的事。

至於經濟，盡管政府未投一分錢，但出版社在中國隻有一種所有製——國營。因此我必須兩手空空，離開出版社。

我一方麵深感自己的天真和幼稚，一方麵深深感謝這些處理問題的官員，他們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社會科學的課程；他們讓我知道，在中國的大地上，有這樣的一批“官員”竟用這樣的“筆法”，在描繪著黨和政府的形象。這“筆法”究竟是“真傳”，還是用掉了毛的筆在“亂畫”呢？黨和政府難道會認可這種“筆法”嗎？我不相信！因為，即便法治未竟完備，人治還需動用，也永遠有一個如何做人的問題。

我的長處是不把個人命運僅僅看作是個人問題。我永遠以平靜的心態，冷峻的目光，通過各種各樣的個人命運（包括我自己的命運），剖析社會，觀察曆史。在那裏，我在物質上一無所獲；但卻獲得了大大超越物質，而終於會轉化為物質的巨大財富；這就是對社會，對人的認識。講到各種個樣的“官混子”，對我來說，已不是一種概念，而有一係列音容笑貌活靈活現的人物在我腦中浮現。譬如有一個高官說：“後官不管前官事。”他得意洋洋、自以為聰明，卻混然不知他如何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的卑下；這愚蠢的形象，至今曆曆在目；是研究社會、藝術創作的好材料。

至於我如何安排自己，我依然堅定不移地從頭再開始。

也還是那句話，不敢說再創輝煌，但我確信，要不斷地超越自己的昨天。

小語，社會是複雜的，曆史是曲折的；一個男子漢要有承受這複雜和曲折的意誌和能耐。

 

                                             敏特

                                                 200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