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二十封)

第二十封 小語： 那天，朋友聚會，在餐桌上閑聊。有人忽然提到“一夜情”，這個很“時尚”的詞兒。 我想，這存活率隻有一天的情會是真情嗎？這個世界太複雜，我們不知道的事兒太多。我不敢作出或是或否的回答。但根據我的狹小的見聞，“一夜性”，肯定是有的；“一夜情”，我懷疑。由此及彼，我思索起當代的真情到底呈現什麽狀態的問題。 當然，籠統地說有或說無，都是愚蠢的。在這個領域，豐富多彩、五光十色、五花八門、層出不窮，怎樣來形容，都不為過。我們要考慮的是，有是為什麽，無是為什麽，為什麽有時如此崇高和美麗，有時如此卑下和醜陋。 我想起了我的兩位女朋友。一位是大家都熟悉的女作家戴厚英，她不幸遭到謀財害命的歹徒的殺害，如今已離我們而去；一位是大家不熟悉，但同樣優秀的我的老大姐，就稱周大姐吧（因為她不是公眾人物，我還來不及征求她的意見，暫不公開她的姓名）。她們都用自己的一生，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我們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相遇的。香港的一位愛國的富豪，在南方辦了一所大學，以報桑梓之情。戴厚英和我被聘為客座教授，周大姐就是這所學校的宣傳部長。我和戴厚英本來就是同行，加上既為“客座”，家都不在那兒，彼此在一起聊天的機會就多；而周大姐雖是黨政幹部，但在她的血液中，更多的是知識分子的基因；喜歡往知識分子的堆裏紮。她又好學，常聽戴厚英和我講課。就這樣，我們在一起聚會愈來愈多。聊天呢，也愈聊愈深。 戴厚英去世當月，我便以出版社總編輯名義，特邀吳中傑、高雲兩位教授（他們二位是夫婦，又是戴厚英的好友）主編一本紀念戴厚英的書，《戴厚英啊，戴厚英》。這本書的特點是，寫文章的作者都必須是直接和戴厚英打過交道的各界人士，內容必須是作者本人與戴厚英交往的事情。其中有一篇是我寫的，題為《我又想起那一個夜晚》，記敘的正是我這兩位女朋友的感情經曆，她們的生死不渝的真情。 戴厚英有一本紀實的作品，《詩人之死》，寫的是她和大詩人聞捷的愛情悲劇。文化大革命中，戴厚英年輕、出身好，被派在“專案組”參加工作。太巧，她負責的專案的“案犯”是聞捷。在調查的過程中，戴厚英不僅沒有發掘出一個“反革命”來，反而發現了一個為人正直、才華橫溢的大詩人；並且從敬重到愛慕，從為他不平到公開戀愛。這與當時的“革命航道”完全背道而馳了；於是，沉重的打擊接踵而來；聞捷無法忍受汙蔑和侮辱，尤其是帶給戴厚英的牽連，他自殺了。無疑，這真情化為了悲劇情結，對戴厚英來說，是永恒的。 周大姐年輕時，是那種在任何場合一出現讓人們眼睛一亮的大美人。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卻又在解放前參加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她在北京最重要的部門工作。那時革命剛勝利，未婚的領導幹部很多；她自然成了眾多愛慕者的明星。但是，她的選擇卻落在一個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的身上。這已經讓人不可理解；更要命的是，這個才子還有一段“未曾查清”的曆史；在當時這至少是“問題人物”，他的配偶豈能重用。於是，一個更嚴峻的選擇擺在了她的麵前，在當時的“常人”看來，這幾乎是要革命還是要愛情的選擇，是要不要革命的選擇。而她不是“常人”，她認為革命和她的愛情並沒有矛盾。但是，問題的處理當然是按“常人”的邏輯和方式。她被逐出了那個部門，逐出了北京；接踵而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這個“另類”的家庭由風雨飄搖終至家破人亡。 這樣的兩位女性的悲劇主題相似，故事情節不同；如此巧合，在同時、同地出現在我的身旁。於是，有了這樣的一個夜晚。 有一個夜晚，這兩位女性同時在我的宿舍相聚閑聊。因為，在此之前已有一段彼此相處的時間，也已略知對方的經曆，產生了進一步了解對方尋求知音的渴望。她們愈談愈深，竟不能自已——這是一個難忘的夜晚。 也巧，她倆都是癮大的“煙鬼”。兩包香煙放在桌上，一支接著一支，不大的房間竟是煙霧彌漫。而我這個男性公民又恰恰不會抽煙。為了緩解這不平衡，她們搬了一筐汕頭盛產的柑桔，放在我麵前，讓我多吃以解煙味兒。戴厚英不但抽煙，也有安徽北方人的酒量。她和汕頭大學副校長、著名曆史學家李時嶽先生還有過酒桌上的較量。所以，她們一麵讓我吃柑桔，一麵揶揄我這個頭很大卻又煙酒不沾的男子漢“缺乏男子氣”。但，這是一個充滿悲劇氣氛的夜晚。抽煙也好，插幾句玩笑也好，終於擋不住她們的滾滾熱淚。平日深藏的隱痛如決堤之水。 她倆傾訴的是絕對的個人經曆，又是個人經曆中最個人的部分。每個細節對她們都有切膚之痛，可說是聲聲血字字淚。她們生活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月，卻又偏偏是“情種”；把情、錢、權這三樣放在她們麵前的時候，她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情。而她們又不承認自己是“愛情至上主義者”；在她們看來，一個合理的社會現實與她們的愛情追求是絕無矛盾的；純正健康、忠誠無瑕的愛情正是一個合理的社會現實的組成部分。她們付出了巨大的個人的代價，卻依然保持著“雖九死猶未悔”的氣度；愛情對她們來說就是人生的信念。撲素的表達是：“我沒錯！” 有了這兩位女朋友，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真情在人間。我於是又想起了我的一位師長輩的朋友，戴煌先生。 他是中國資深的著名記者，是中國最早質疑個人迷信、神化領袖的優秀人物之一。正是在九死一生的苦難中，他又為人類演繹出一段最美麗的愛情故事。我曾有一篇采訪記，《“小潘”訴“老戴”》，涉及到了這段故事。 戴先生16歲參加新四軍，是個老共產黨員。1947年夏天，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新建，他成了一名前線記者，那一年他19歲。從40年代到50年代，他經曆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抗法援越。那時，他的新聞作品已享譽海內外。《胡誌明主席印象記》，《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等更是膾炙人口，有的還編入中小學課本。 但是，正值如日中天的他，忽然跌入萬丈深淵。他是中國最早提出要防止神化領袖，要反對個人崇拜的人物之一。於是，他承受了最嚴酷的懲罰。60年代已是妻離子散的戴煌又回到新華社的時候，體重從原來的196斤下降到了92斤。但他依然“死不改悔”，堅持反對“神化和特權”。於是被加上“堅持反動立場”的罪名，再次送去“勞動教養”。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罪上加罪，被投入了監獄。台灣電台發出“歡迎戴煌先生”的呼叫，《中華民國年鑒》斷言“中共記者戴煌已死於北大荒”。而他既沒有接受他們的“歡迎”，更有悖與他們關於“死‘的判斷，為了繼續戰鬥，他堅韌地活了下來。 1964年，也就是再次宣布戴煌“堅持反動立場“，即將送去接收嚴懲的時候，一位浙江姑娘在一片批判討伐聲中，獨具慧眼，認定這個隻剩下92斤的“反革命”是真正的好人，是值得終身相許的漢子。他們舉行了一場後來稱之為“沒有劊子手的刑場上的婚禮”。而結婚就是別離，一別就是14年。男的從“勞動教養”升級為“監獄服刑”；女的被辱罵為“大右派的小老婆”，倍受記者不忍心下筆的折磨，精神失常了。她就是小潘。1978年，戴煌回到北京看到的是睜大灰暗眼睛，直愣愣瞪著他的妻子。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治療，小潘恢複了正常。不過，記者見到他們時，小潘已名不副實，應尊稱為潘大姐，而老戴已成了戴老。1991年，戴煌離休了。而記者要采訪的正是從這裏開始的生活。因為，正是離休的戴煌再創生命輝煌。而這輝煌中也映射出小潘的輝煌。 小語，我要告訴你的是，人間有真情。 是的，在物欲橫流、權欲橫流的時候，我們會看到、遭遇到真情喪盡的醜惡。而我們要相信，人間有真情。當然，我要強調的是人間的“人” 字。真情在人，在真正的人之中，特別是那些優秀的人之中。情永遠和人連在一起。如果作為人，是打折扣的人，情也必打折扣；而人性喪失了，情必喪失。 真情是真人的頌歌！ 敏特 200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