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隨感

過大年 --- 回家隨感（一） 小玲 出國至今十五年了。今年二月回國探親，雖是我出國後第四次回去，可回家過大年卻是第一次。心裏那份期盼與激動竟和小時候盼過年那樣別無二致。 記憶中，家家戶戶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開始辦年貨了。那些年無論買什麽都得排隊。十三，四歲的我，便像所有脖子上掛著鑰匙的小女孩兒一樣，一大早便幫著媽媽來到菜場，在魚攤，肉攤和蛋櫃前各放上一個小竹籃或小凳子什麽的，標示著在隊伍裏占了個位置，同時和排在我前麵的阿公阿婆們打好招呼，然後在那兒待上差不多一天，將憑票供應的魚，肉，蛋等一一買齊。第二天，我再帶著票證去南貨店排隊購買長生果（即帶殼兒的花生），香瓜子，南瓜子，紅豆，紅棗和蜜棗等南北雜貨。在街上，行人們提著辦好了的年貨，熙攘往來，忙得不亦樂乎。他們碰到了熟人還互致問候，互通買東西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便顯得熱鬧異常，一派節日歡樂氣氛。 到了小年夜，我則會守在爐子邊，看著媽媽把我買回來的長生果和各種瓜子一樣樣地炒熟，待它們冷卻後，再分別裝進不同的罐子裏儲存起來待客兒。我比弟弟多了一項權利，那就是借著看它們是否炒熟了，而將每樣東西抓一把先嚐嚐，這項“優先權”是作為媽媽的小幫手換來的。 除夕夜，媽媽要將燒好了的飯菜放在桌上先祭祖。那上麵有水筍燒肉，糖醋小黃魚，黃豆芽炒油豆腐，蛋餃肉圓粉絲白菜湯。這些菜都是有隱喻的。盼我們的好日子節節高（筍），要年年有餘（魚），金元寶（蛋餃）滾滾（肉圓）兒來，萬事如意（黃豆芽）。爸爸擺好碗筷，上了香，隨後把事先悄悄折好的紙錢放在鐵皮臉盆裏，點燃燒著後，跪在地上，對著老祖宗的牌位，一邊兒嗑著頭，一邊兒嘴裏喃喃自語。我們則隨後一一依葫蘆畫瓢般的跟在後麵。一直等香點完，菜也都基本涼了，我們才能開始吃年夜飯。 大年初一早上醒來，我和弟弟的枕邊準會有一個紅包和一隻鼓鼓囊囊的口袋，裏麵裝著瓜子，長生果和各種平時很少能吃到的糖果。這些便是我們“法定”的配額。等到客人來了，我們是不準再伸手去拿桌上那些吃的了。當然我們還會有很多額外的東西是從去叔叔阿姨，爺爺奶奶們家拜年得來的。比如，從初一到初四一大圈跑下來，我會收到二十多元錢的紅包，而我可以留下五元。在當時，這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其餘的當然都得上交作為新學年的學雜費。那時，每次剛過了元宵節，我就開始盼著明年的大年，既不用去學校上課，又可以吃到希罕的東西，還可以拿到錢，多美啊！ 這次為了幫我找回小時候過年的感覺，爸媽放棄了原來打算外出吃年夜飯的計劃。我2月6日晚回到上海，已經是小年夜了。一到家便問：“年夜飯吃什麽？” 媽答道：“不用急，明天你自己去菜場慢慢地挑吧。”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帶著我來到家裏附近的一個超市。進去一看，“嚇“了我一跳。各種各樣的菜多得簡直令我無從下手。挑了半天，總算選了幾種我最喜歡的菜。三十晚上，媽為我做了水筍烤肉，香蔥麻油拌海蜇頭，鯽魚湯和清炒河蝦仁等等。這些菜比我小時候要精致多了，但是我卻全然沒有了當年的興奮感。用我媽的話說：“現在的生活天天像過年，你從哪兒再去找小時候的感覺呢？”吃飯之前，他們也省去了以前隻能偷偷地祭祖，燒紙錢的儀式了。 現在，人們再也不用去排隊購買年貨了。物質已豐富到了想買什麽就買什麽的程度，自然就少了那份來之不易的興奮感。而人是要生活在希望中的，追求希望的過程往往比希望的實現更有意義。什麽是現在的孩子所期盼的呢？或許他們已有了更高的追求了吧！ 2005-3-10 團圓日 --- 回家隨感（二） 多少次在夢中回到了家。在闊別了四年之後，我終於暫時把先生思進擱下，回到了父母身邊，回到了那個讓我魂牽夢縈了多年的家。爸媽對我由遠距離的思念變成了近距離的關注。小到吃飯穿衣，大到出門應酬，我無不在他們的“管轄”之內。 整個新年期間，我像個木偶一樣由他們牽著，分批與親友們在飯店餐廳相聚。每當親友們誇他們有個“乖”女兒時，爸媽便打心底裏發出舒心的歡笑。豈不知那可苦了我了。那餐廳包房裏的煙霧，薰得我睜不開眼；而“美味佳肴”裏的味精，也使我食不知味。甚至連大年初三公爹派了他的司機開車接我去杭州住兩天，爸媽都不放心地跟隨左右。我沒有了privacy, 任由他們擺布著。 直到正月十五，那是個闔家團聚的日子，我給自己找到了一個可以“擺脫束縛”的籍口。我對爸媽說：“中午我陪你們吃團圓飯，晚上我要再去杭州公爹家吃團圓飯。我已嫁出去了，不是嗎？”媽想了想，對爸說道：“是呀，小玲現在已不是我們的‘私有財產’了，按理是該讓她去的。”下午，爸媽隻能“高高興興”地送我到車站，我也“好不得意”地慶幸這出自導自演的好戲。坐在車上，我的心早已飛到了杭州。我想像著住進了西湖邊上的賓館，充分享受自由吃穿的喜樂。夜深時，我不用顧忌他人，可以開著燈，喝著醇香的咖啡，坐在床頭看看書；還可以興致所至去西湖邊賞夜色；再不然，我還可以叫個車去看十五的花燈展。我越想越覺得這次“大逃亡”行動實在是妙不可言！我憧憬著，規劃者，連時間都跟著我飛快地轉了起來，不知不覺中杭州汽車站到了。 正當我快走出車站時，突然公爹的身影出現在我的麵前，“總算等到你了。一接到你爸的電話，我就立刻趕來接你了，你怎麽不早說呢？我好讓小車再去上海接你呀。”接著他讓司機將車直接開到了杭州娃哈哈大酒店。全家人已在那兒等我了。麵對親人們的張張笑臉，我意圖掙脫“束縛”的勇氣一下全泄了。打從鑽進那輛小車起，我就知道我的“如意算盤”算是落空了。我不可能住進賓館了，對他們來說那意味著將我棄之於門外；我的行囊裏又會裝進他們特地從溫州老家帶來的魚幹，蝦幹和各種杭州特產；而我的心裏更會裝進親人們對我這個離家久遠的遊子的一片真情。想到此，我內心充滿了幸福，不由得對我那個“精心製作”產生了一絲犯罪感。 在國內期間，我無時無刻地享受著親情，在接受的同時，失去那點小小的privacy又有何妨呢？記得幾天前讀到一個心理學家多年研究的成果，說一個人最大的快樂既不是來自金錢，事業，也不是愛情，而是親情。真是如此。我崇尚愛情，但我明白，愛情的激情猶如氣勢磅礴的尼亞加拉大瀑布，雖迷人，卻隻有短短的一段；而親情則像那激流過後的涓涓溪水，長長遠遠地流淌著，直到匯入江河大海。我這次離家十五年來的第一個團圓日，正像一股溪流慢慢地流進了我的心懷，清澈而甜蜜。還有什麽比她更珍貴呢？！ 2005-3-12 ================================================= 做中國人 --- 回家隨感（三） 幾年前，我護照的顏色由淺咖啡色換成了深藍色。我從來也沒有往深裏去想這裏麵的真正變化。雖然在北美生活，我平日吃的還是中國菜，說最多的還是中國話，最喜歡看的還是中文節目，傾心聊天兒的還是和中國人。然而這一切卻在潛移默化中漸漸地起了變化。這變化是我這次回國探親時才感覺出來的。 首先，我回中國要去中國領館簽證。好在簽證手續簡便就像辦一件例行公事，沒太在意。當我和童年好友小鶯在經曆了近20小時的飛行之後，懵懵懂懂的踏進中國海關時，竟意想不到的被海關警察攔在大門外。理由還是用英文說的：“You are not Chinese. Would you please fill this form in English？”（你們不是中國人，請用英文填寫這份表格。）我馬上想起我倆一起填表時的情形，空姐發下表格時，小鶯問我：“你看表格是中英對照的，我們用中文還是英文？”我說：“我們是中國人，當然用中文啦！”。表格上有一欄是：“你到中國後的地址”。我填了家裏的地址。而小鶯卻叫了起來：“糟了！我家剛搬進了新房，我不記得新地址。”我還笑著對她說了句上海人常說的：“你真是開心地連‘屋裏廂阿勿寧的了’（連家都不認識了）”她結果用了我家的地址。而此時卻因為寫中文而被“拒絕”入關，這一錘頓時把我敲醒。我倆隻能乖乖地躲到一邊去重新填寫進關表格。我感慨地對小鶯說：“這中國人我們是做不成了，連寫中文的權利都被剝奪。好像再發展下去，我們回家探親時連中國話都不能說了。”她默默地看著我，無言以對。 什麽東西都是在失去之後才知道珍貴。由淺咖啡色到深藍色，這事物的性質已起了本質的變化。在官方的場合，我將永遠不可以使用中文。我無意中丟棄了中國悠久的文化和中國國籍。難怪我的一個親戚在聽到上麵的故事後開玩笑的說我是“叛徒賣國賊”。我想想也是，我“背叛”了我的祖先，成了“外國人”。但轉過來又一想，我“投靠”的是中國人民的友好國家---加拿大。在曆史上，中加兩國從未敵對過。我們一直是好朋友。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還和我是一國的呢。這頂“叛徒”的帽子好像並不合適。“賣國賊”這頂帽子更是太大，太沉了，戴在我這小小的頭上更不合適。我又不是慈禧太後，有什麽能耐賣國呢？ 我不禁想到，在北美，乃至全球倒是住著一幫從中國出來的“叛徒賣國賊”。這幫靠吸了老百姓鮮血養肥的吸血鬼，席卷了無數國家財產，背叛國家，背叛人民。在紐約，他們能在長島買下數百萬美元的豪宅；在曼哈頓買下上千萬美元的豪華公寓，“臉不變色心不跳”，一筆付清。正像豐子愷先生六十年前在他的一篇散文“口中剿匪記”中寫道：“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們竟不盡責任，而貪贓枉法，作惡為非，以危害國家，蹂躪人民。”可見這貪官汙吏不隻今日有，曆朝曆代，杜絕不止。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懲治貪官最為嚴厲。凡查出貪汙六十兩銀子以上的一律處死，還要剝下人皮，填上草，做成人皮袋，掛在下一任官吏的官位邊上，以示警戒。我在想，要是按朱元璋的這個標準，如今中國的人皮袋會有多少呢？而我可以自豪地說：無論做中國人，做加拿大人，還是現在客居紐約做紐約客，我都是個奉公守法的人，是個對所在國有所貢獻的人。 由此可見，一顆正直的中國心不會因為護照顏色的改變而改變；有權利使用中文的貪官汙吏也一樣可以戴上叛徒賣國賊的帽子。而我將永遠會心安理得的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2005-3-15 我們的弟弟家華 --- 寫在清明之際 --- 回家隨感 (四） 小玲 我先生思進的弟弟家華留給我的印象永遠是那樣的斯文，靦腆和憨厚。初次見到他還是我隨著思進第一次從上海去他老家溫州龍港探親。那年家華還隻是個十來歲的小男孩兒。相之於思進的小弟家疊，家華顯得特別穩重，話不多，一副“小大人”的樣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公爹的最愛，因為他最聽話，從來也不會違拗父母的意願，並且相當懂得關愛他人。 記得那年家裏買了各種各樣的水果，其中我的最愛當屬上海少見的甘蔗。那甘蔗又粗又長又甜又多汁，我簡直愛瘋了。當我吃到不好意思再取的時候，細心的家華遞過來他手中的甘蔗，又衝著我靦腆的一笑。那帶著童稚的笑臉我至今難以忘懷。每當調皮的家疊爬到公爹的頭頂上嬉笑玩耍時，家華也會站在一邊兒憨厚的笑著。 在以後聚少離多的日子裏，書信便成了家華和我們互通信息的橋梁。從他的來信中得知他上了高中；去北京讀了北大；後來回到老家結了婚；再隨公爹搬到杭州定了居。盡管思進和他從來沒在一起生活過，可他的字裏行間無不流露出一片手足之情。 二OO一年初，全家匯集在老家給公爹慶祝七十大壽。我們從多倫多回到了闊別15年的老家；家疊剛從愛爾蘭留學“海歸”；大哥斯鳴和大嫂東麗也從西安趕來；和家疊的女朋友一家，加上老家大大小小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好不喜氣洋洋，熱鬧異常。而那時的家華也儼然地由“小大人”而成了真正的大人。每天毫無怨言地安排著全家二十多人的一日三餐。我每天起床後，便隨著大夥兒跟在家華的身後去吃早餐，然後是午餐和晚餐。自自然然，心安理得地被他關照著，直到我們離開老家返回加拿大。 當思進的9/11曆險記被杭州《都市快報》采訪報道發表後，又是家華一大早奔向報亭，幾乎買下了那個報亭的所有《都市快報》，近兩百份。他把報紙一一分發給了所有的親朋好友，讓大家分享他二哥死裏逃生的慶幸，讓我倆接受大家的祝福。可誰能想到，幾天後，他去上海時竟然查出已身染不治之症！那天我突然接到家疊的電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疊帶著哭腔的求救聲撕裂了我的心：“嫂子，你可不可以在美國想想辦法救救家華啊？！” 我打電話，上網四處尋找良醫妙方。不過家華最終選擇了留在杭州，留在父母和妻子身邊，用中西醫結合治療。在治療期間，他樂觀豁達，頑強地和疾病鬥爭。開刀移植大腿骨，電療和化療，他不哼不哈，表現出了驚人的意誌力。被上海幾大名醫宣判隻能再活三到六個月的他，硬是撐了兩年多。其間思進還一直在網上和他聊天，到後來我們竟產生了他可能會康複的感覺。他是不是意識到突然地離去會對愛他的人打擊太大，畢竟他那時還不到三十歲，太年輕了！ 最後，當噩耗傳來的時候，我沒有回去參加葬禮。我選擇了逃避，我不願意相信他已真的離開了我們；不願去和他做最後的告別。上個月回到杭州，家華的房子還在，可已人去樓空。一直陪在我左右的家疊更使我對家華的身影揮之不去。要是家華還在的話，對我嗬護關愛的一定會是他。在將要離開杭州的那天早上，我躲在家疊的臥房裏哭了整整四個小時，鬱抑已久的思念之情像火山爆發一般，無法控製地噴射出來。無法逃避的事實告訴我：再也見不到他了，那個永遠令我難以忘懷的“小大人”一樣的弟弟—家華！ —————————————————————————————————— 乞討的小女孩兒 --- 回家隨感 (五) 年初五上午十點，我和爸媽坐在杭州火車站的候車室裏。小弟家疊為我們買了從杭州直達上海的豪華客車票，大約五十元一張。離開車的時間還早，我便打量起周圍的環境。 我在加拿大坐過火車。比起多倫多的候車室來，這兒就顯得非常地擁擠和髒亂不堪了。首先，這兒的旅客的行李散亂不齊。那些行李袋大小不等，雜亂無章地隨意擺放在一排排橘黃色的硬塑料椅上。一個穿著頗為時髦的年輕少婦，目中無人的嗑著瓜子，並將瓜子殼吐得滿地都是。而我幾年前帶著國內剛出國的一個親戚到多倫多的候車室時，他還以為走進了一家高級購物商店，空曠而幹淨。大多數旅客像是事先都商量好似的，隻背著一件行囊。這件行李可以大到將一個人壓沒了影兒，也可以小到隻能裝個錢包。 就在我對加中的候車室作對比時，一個小女孩兒的頭冷不丁地突然闖進了我的視線。她五官端正，梳著兩條小羊角辮兒，大約六，七歲的模樣。那雙無神的，失去歡樂的眸子裏已全無天真爛漫，卻顯出了與年齡決不相符的詭異和警覺。正當我想同她說幾句什麽的時候，她的頭又竄到了我鄰座的旅客麵前。她不說話，也沒有表情，但她的眼睛告訴了你她需要什麽。我愣在那兒，揪心地看著她機械地，重複地，順著座位挨個兒地乞討。 她讓我想起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小南國飯店門口，坐著乞討的老人和孩子們；還讓我想起了我僅坐過一次的上海地鐵裏的一張宣傳廣告，那意思是禁止在車廂裏給行乞人錢。這倒和紐約地鐵裏寫的標語不謀而合。說實在的，我很少對紐約的街頭流浪漢動惻隱之心，因為北美有完善的福利製度，政府給流浪漢提供了住所和食物，在街頭流浪隻是他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我們剛到北美的頭幾年，所麵臨的經濟和精神上的壓力是一般常人所無法體會的，但我們從來沒設想過到街上乞討。思進拉得一手好二胡，原本準備在萬不得已時到街頭賣藝，可最終也沒有“賣”過一次。我們在北美十五年了，甚至沒見過一個中國人坐在街上伸出乞討之手！隻要肯付出勞動，總會換回麵包的。而麵對眼前的這個小女孩兒，我卻動了惻隱之心。這個年齡的她，本應該是無憂無慮坐在課堂裏聆聽老師講課的；這雙小手本應該是舉起來回答老師提問的，而絕不是用來接收施舍的。這樣的經曆會對她的一生產生什麽樣的後果呢？！ 我正要掏錢給這個小女孩兒時，爸爸阻止了我，“你現在給她錢，馬上會引來一大群和她一樣的小孩兒。”爸爸說，利用小孩出來乞討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專業團體”活動。有時好心會招來麻煩的。難怪我沒有看見有人給她錢，她也非常有經驗似的，例行公事般地，在每個旅客前停留一瞬間。 我最終也沒有掏出錢來給她，但它和我在國內一個月來所見的無數新起的高樓大廈，舉世無雙的磁懸浮鐵路，每餐進出的豪華酒店，整天乘坐的奔馳，寶馬一起，像電影裏的一個場景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記憶，揮之不去。。。。。。 2005-3-20 “兩岸”咖啡館 --- 回家隨感（六） 小玲 那天下午和小弟家疊到臨西湖不遠的商店購買影碟和禮品。在店裏我們按思進發來的一份購買單按圖索驥，買了“功夫”，“天下無賊”，“無間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門，一路閑聊中我們又進了一家名為“兩岸”的咖啡館。店麵很大，裝修得富麗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紐約的高檔咖啡館還貴。因為走累了，我倆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貴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來過杭州。那時西湖周圍茶館居多，記得一壺茶隻要十元，可以供兩個人喝上幾個小時。現在茶館大都另遷他地，而咖啡館卻多了起來，套用現在國內很流行的一個詞兒，也可謂“與時俱進”吧。 坐定後，透過窗外那垂柳的縫隙一直望去，霧茫茫一片。天陰冷得厲害。從大年卅起，一連兩個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這中間我來了二次，正好都趕上了。最初因這天氣而覺得掃興，到哪兒都有一種寂廖與無奈。不過這會兒坐在這溫馨的咖啡館裏，看著窗外，反覺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別有一番詩意。家疊則完全沒有理會到我情緒的轉換，一味地和我說談他目前事業上的瓶頸與將來的打算。 就在我們談興正濃時，和家疊約好的兩位好朋友走了進來。一個長得跟體操明星田亮幾乎一模一樣，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臉的朝氣；另一個叫何烈陽，書生氣十足，白皙的皮膚，整齊的穿著，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帥氣十足而穿著“嬉皮”，渾身透著桀驁不馴的家疊形成鮮明的反差。何烈陽是杭州一家著名夜總會的總經理，我很難想象他是怎樣管理那好幾百人的。三個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坐到一處，我則退到一邊兒當了聽眾。聽他們評價著周圍的女孩兒：清純的，美豔的，獨立的，小鳥依人的；聽他們談房地產投資：住宅的，商業的，什麽價位進，什麽價位出；聽他們談度假的準備：遊香港還是新馬泰，玩兒海南還是雲南。他們年青，熱情高漲，敢想敢幹；他們都才二十多歲，尚未成家，但卻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開上了私家車，每個人都至少自置了一處或兩處的房產。 又過了一會兒，兩個青春靚麗的女孩兒打著招呼向我們走來。因為從未見過我，對著我打量了一番。家疊指著我向她們介紹道：“別看了。這是我嫂子，紐約來的。快，叫人！” 其中一個立刻前來向我敬了個禮：“你好！大姐！”談笑中得知她們都是杭州美術學院的學生，專業是服裝設計。她們所學的正是她們的所愛，夢想著做Calvin Klein, Versace, Giorgio Armani那樣的服裝設計大師。 他們這群年輕人都生長在八十年代，和我們生長的年代有著天壤之別。我看著他們，突然想起幾天前在上海家裏整理思進過去寫的日記，其中的一段順口溜，將我帶回到那個怪異的年代： “革命加拚命， 拚命幹革命， 活著幹， 死了算！ 學習先進最光榮， 甘當落後最可恥！ 在榮譽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質上不伸手， 做一個人民的老黃牛！” 記得思進在《闖蕩北美》裏曾提到，我們這一代一直做著和年齡不相符的事：“長身體需要營養時物質極度匱乏；該坐在課堂裏好好兒讀書時，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一會兒學工，一會兒學農；該創業時，反倒回到了學校；而立之年開始在北美闖蕩，一切又得從零開始。” 我們在北美的好些朋友都是“老來得子”，我們每次見到他們和小孩兒一起時，都會產生爺爺奶奶跟在孫子身後的感覺。我們有個女博士朋友，去年四十九歲時生了個兒子。當我得知這個喜訊時給她去了個祝賀的電話，她竟在電話那頭興奮得泣不成聲。我們這一代人是可悲的，但又是“幸運”的，因為我們仿佛跨越時空般的見證了中國變化最大的這幾十年。 這時外麵又下起了鵝毛大雪，將我的思緒拉回了現實。他們還在海闊天空的聊著。又過了會兒，家疊看了看手表，對大家說道：“不早了！該吃晚飯了。烈陽。走，今晚我做東，到你那兒給我們安排個包廂。咱們玩兒個痛快。。。” 200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