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議夾敘說文聯

夾議夾敘說文聯 ———寫在文聯50周年 　　我不是文聯的“元老人物”，我是上個世紀９０年代才“混”進文聯的半道出家的作家。因為不是“原裝貨”，在紀念文聯５０歲大壽的時候，我本不具備說三道四的資格。但轉而一想，我這處於文聯之內與文聯之外的雙重性的身份，可能形成一種特殊的視角，反映出一種對於文聯的特殊的感覺和想法，即使說出來可能是“歪理邪說”，也能從反麵突顯特殊的參考價值。 我的美好回憶 　　在我還不是文聯駐會作家的時候，我已參與了文聯舉辦的一些文化活動。有的印象已經淡漠，有的卻是記憶依然鮮明。如今細細琢磨，淡漠和鮮明是有深層次的原因的 　　先舉一個例子。 　　那是在上個世紀７０年代末，我想不起來準確的日期，打電話問了蘇中老兄，才知道是１９７７年３月。具體內容是討論“文化大革命中絕對權威的理論——黑八論”。 　　這個活動安排在體委的招待所。我記得住的是大通鋪的房間，睡的是那種上下鋪的鐵床。沒有空調，大家穿的是或黑或藍毛式棉衣。講話的時候，大概有點冷吧，還習慣性地嗬嗬氣，搓搓手。飯食呢，在當時堪稱豐富，大家滿意十分；但與今天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仍是天壤之別。 　　但整個會議卻有一種因為潛藏著風險而令人激動的氣氛。 　　我說“風險”，絕對不是誇大其詞，故意聳人聽聞。 　　會議名曰討論“黑八論”，實為批判和否定。風險由此而來。 　　要知道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也沒有開始；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官方文件形式確認，包括“欽定”的理論，都尚未以正式會議的形式予以觸動；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觸犯這些理論的人，還坐在牢裏，並沒有平反；而更重要的是，有權用棍子整人的“左派”們有的也還在位，信仰這套“左派”理論、沒有從“凡是”派的陰影中衝出來的人們，依然不是少數。而從７０年代末一直到９０年代中，雖公認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每年都有一段時間會有“左”的寒流襲來，有時來勢頗大；撞上的人雖不至於像“文革”結束時那麽倒黴，但也可以相當倒黴。 　　把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一擺，大家一定能想見，這個在“文革”後第二年舉行的會議所麵對的風險。而正是這個會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是深刻的好印象。 　　這好，不僅是一種感覺，還有與這感覺相一致的認識。文聯，文聯，顧名思義就是聯合文化藝術工作者，在文化藝術領域做一點有益於人民的好事。我想，這個會議體現了文聯的這個應當永遠堅持的目標。那麽，什麽才稱得上是“好事”呢？那就是勇於突破，去創造符合曆史潮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文化藝術。那就是敢於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承擔起新思想的啟蒙的曆史任務。那就是麵對困難、障礙、壓力，甘心承擔風險，激發曆史樂觀主義精神。 　　我這裏特別要提到那個會議的一種讓我感到舒適的氣氛：平等交流。大概那時“文革”的權威剛剛崩塌，新的權威還沒有樹立起來，傳統的官本位式的權威也沒有恢複過來；謹慎的官員們麵對一個把握不定的局麵，還不願意輕易出頭，去引導，去總結，去指示。誰都明白，此時此刻想“擺譜”是要冒風險的。與會者呢，帶著“四人幫”粉碎後那種興奮，全神貫注於分清是非，探求真理，壓根兒沒想到在這個會議上，自己是老大、老二，還是老小。 　　我不敢說，這代表著文聯的一個最好的時期，但我敢說，這代表著文聯的一個相當好的時期；也是文聯在全國的名聲相當好的時期。當時，我還是文聯的“外人”，我對省文聯的感覺是舒適的、純淨的、激情洋溢的、努力向上的、執著追求的。每次有什麽會議和活動，我都欣然以赴。 我的困惑和思索 　　當然，不能一言以蔽之，說文聯在此之後就走下坡路了，一蹶不振了。很多作家、藝術家，創造了不容忽視的業績，依然令人歡欣。但應該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有些事讓我感到不太舒適，不太純淨；有點煩，有點厭。最突出的就是文聯不太“文”，文中夾雜了不少官本位的官氣，文壇冒出了官場的遊戲規則；於是文壇也就難免有了不該有的紛擾和爭端。爭位子的積極性有時超過了創作上友好競賽的積極性。文學藝術創作的評價標準常常兌換為官階的級別，於是，仿佛有了官位才能體現創作的業績，仿佛官位愈高創作成就也愈大；於是，創作成就的追求不知不覺兌換成了官位的追求。因為位子供不應求，釀成了紛擾和爭端。為什麽文聯和下屬的協會換屆如此之難，必得一拖再拖，大要在此。文聯，文聯，本是文化人的工作聯合體，常常要演出梁山泊忠義堂英雄排座次的活劇；文壇的味兒愈來愈淡，官場味兒愈來愈濃。 　　任何內容都要尋求相適應的表現形式。所以，非常好玩的是，文聯的各種會議常常要體現出一種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主席台情結”；大會、小會、報告會、討論會、慶祝會、紀念會，不管人多人少，都得設一個主席台。上台的資格標準不是創作成就的大小，而是官位的高低，諸如部委級啦、廳局級啦、縣處級啦，等等。坐在台上可能“味道好極了”；什麽味道呢？不言而喻，權力與官位的味道。在這種氣氛下，常會出現喜劇性的情節和細節。 　　有一次，主席台出現了人滿之患；人沒到齊，台上已經坐滿。有位老兄遲到了，卻找不到本該留給他的位子。如果沒有“主席台情結”，台下座位多的是，坐下來不就結了；這又傷不了健康傷不了財，可他老兄不甘心。也許心中已是怒火衝天，仿佛遭遇了政變，他硬是要把局麵扭轉過來。他不辭辛苦，在台下找到一張椅子，親自搬上主席台。由於正中已滿，他不得不把椅子放在了台的邊角；雖然讓人看著有點好笑和委屈，但畢竟和台下有了本質的區別，他老兄也就心滿意足地坐了下來。 　　當然，我深知這些現象僅僅是現象，產生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決不是個人的過錯；我所提到的與此有關的人，都是善良的好同誌，他們的令人遺憾的行為，無不是某種體製的演繹。是的，文聯體製不盡順當，不能充分體現現代文化的精義。文聯，全稱很長，但中心詞隻一個字——“文”，即文化。文聯的一切工作，包括組織、人事、創作、社會文化活動，等等，就是在這個“文”字上做文章。你吸納什麽文化，拒絕什麽文化，堅持什麽文化，創造什麽文化，傳播什麽文化，都會在你的全部工作中呈現出來。我想，“官本位”文化和文聯的文化應該不屬於同類的；否則，文聯不就成了舊式的官衙門了嗎！好在文聯是有好傳統的，但願這好傳統得到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