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之憂──評中國某報關於兩會的頭條新聞

“成熟”之憂──評中國某報關於兩會的頭條新聞 沈敏特 　　某省發行的一份文摘類的報紙，在今年2月24日頭條，摘登了中新社2月18日的報導。醒目的紅字大標題猶如“春雷”，報導著中華民族跨入了全新的曆史時期。這就是《中國民主政治趨成熟》。 　　這個“趨”字值得玩味。“趨”是走向的意思，正在靠攏的意思。一個人一生下來就向成熟發展，你不能指責此話說過了頭。但你一看正文，告白你的全部意思與這“趨”字就完全是兩回事了。 　　被中國奉為根本製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已實行五十年，以人大製度為標誌的中國民主政治也越來越成熟了。 　　這就不是什麽“趨向”“走向”了，而是言之鑿鑿的“成熟”，並且豈止是“成熟”，是“越來越成熟”。 　　用當下時髦的驚歎語來表達：哇塞！──中國的政治體製何須改革，已完完全全民主化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完善民主”的任務也不複存在和必要。 　　是用語不當嗎？我求上帝保佑，但願僅止於用語不當。然而，事與願違，聯係全文一看，並非用語問題，而是對民主的標準的一次“不顧血本”的“降價”。 　　民主政治成熟的標準是什麽呢？ 　　這篇報導是關於“兩會”──人大、政協的會──的變化；它把這變化概括為三點，以這三點作為民主“成熟”的標誌性的證據。 　　一曰、“環節少了，渠道多了”。 　　二曰、“大話少了，實話多了”。 　　三曰、“不必溫文爾雅，不妨麵紅耳赤”。 　　說句不中聽的話，如果這就是民主成熟的標準和標誌，那麽，民主在中國幾千年前就成熟了。何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怕犧牲、前赴後繼80餘年。 　　“環節少了，渠道多了”的根據是什麽呢？ 　　“不拉警笛，不閃警燈，不闖紅燈，安徽省今年的兩會，由過去的警車開道悄然改為警車引路。”──這是環節少了的例證。 我想，在這一點上，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訪，顯然做得更好，連警車開道都沒有。而不闖紅燈是小學生都能做到的事情，堂堂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以此來作為民主化的標準，這民主是不是太可憐了？ 　　那麽，“渠道多了”指的是什麽呢？ 　　“立法渠道多了，監督渠道多了，代表產生的渠道多了，集納民意的渠道多了。” 　　怎麽個“多了”，卻語焉不詳。我們隻得從實際出發，考察一下這些問題上所表現的民主政治的成熟程度。 　　渠道多了，可能是毋庸懷疑的事實。但關鍵還是要看實際成果與民主化之間的距離。譬如立法，民主政治的一個無法討價還價的必須因素──言論自由，應該說還沒有法的規範和保障。新聞、出版是言論自由的必需載體，而恰是這兩個載體的運作還沒有立法；《新聞法》、《出版法》已是千呼萬喚，卻尚無蹤影。 　　至於監督，已經講了、承諾了、保證了多少年，而時至今日，上至成克傑、胡長清、王懷忠這樣的國家領導人級、部級的大貪汙犯，下至科級、股級的小貪汙犯，犯罪的一個共同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製。《新聞法》、《出版法》本身就是監督機製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出不了台，何談“監督機製多了”。最近，令人鼓舞的是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這是建立監督機製的重大舉措。但，這畢竟是一個開端。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中國人民走向民主化的執政黨，他自身的監督機製還在“試行”，開始了隻有幾天，它的成熟還需假以時日；由此作為起點，再普及於全國，更需耐心等待。 　　“代表產生的渠道多了”。這不假，但離開現代民主的選舉製度還十分遙遠。代表產生如此，領導幹部的產生更是如此。大量的等額選舉和額度極小的差額選舉，說明領導幹部產生方式的本質上依然是委任製。宋慶齡先生於己於1979年致友人的信中說的明白，這種委任製若不徹底改變，現代化是不會成功的。如今依然存在著嚴重的跑官現象，這恰是委任製必然的伴生物。盡管嚴詞斥責跑官，揚言製裁跑官，也確有製裁跑官的案例，但隻要委任製依然，跑官隻會在方式上變得愈來愈精細巧妙，卻不會消失。因為成功的機率大於失敗的機率。就像朱元璋嚴懲貪官用了“剝皮揎草”的酷刑，但明王朝製度不變，明王朝依然因腐敗而崩潰。 　　“集納民意的渠道多了”，這也是事實。但要看這“多了”與什麽時代相比。與上個世紀50年代相比，確實多了；但與現代民主製度相相比，還是太少太少，遠不能成為民主成熟的標誌。《新聞法》《出版法》是保證民意暢達的根本大法之一，如今尚未降臨華夏大地，又怎能侈談民主的成熟呢！ 　　再看“大話少了，實話多了”。 　　這一多一少我相信是事實，社會畢竟進步了。但是，這不能成為民主成熟的標誌。在社會曆史的各個階段，都會因某種原因──官方控製能力的削弱或加強，具體掌權人比較開明或比較專橫──產生“大話”由多變少或由少變多、“實話”由少變多或由多變少的現象。如春秋戰國時期，實話由少變多；國民黨政府“文化圍”時期在某些空間，實話由多變少；毛澤東領導的“鳴放”，實話由少變多；毛澤東領導的“反右”實話由多變少......所有這一切都與民主政治完全不搭界。 　　民主政治當然會帶來大話少、實話多的現象；但不能反過來說，這多多少少就是民主成熟與否的標誌。民主政治成熟與否，還是要看言論自由是否獲得法的確認和保證；幹涉言論自由者是否受到法的限製和懲處。 　　最後，來分析一下“不必溫文爾雅，不妨麵紅耳赤”。 　　這句話的最大價值在於承認了我們的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曾經保持的一種狀態──溫文爾雅，隻會非常禮貌地拍手、舉手、“衷心擁護”，加上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也就是說，名義上參政，卻不具備參政的能力。而如今，有所進步，這就是麵紅耳赤，有了不同意見，有了麵對麵的爭論。 　　相對於曾經的狀態，這當然是進步。但這畢竟是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可以反映不同的本質──在民主政治製度的議會和非民主政治製度（如北洋軍閥控製的）議會，都可能產生麵紅耳赤的爭論。反過來說，民主政治製度的議會，也不一定事事麵紅耳赤；有些議案各方同意，溫文爾雅地通過了，這不等於說就是非民主的。關鍵在於憲法是否全麵反映了民主政治的要求，憲法是否通過民主程序獲得確立，憲法是否在實際上推動了民主進程，以及在民主進程中憲法是否朝著不斷完善的方向進行修改；並且，違憲的行為是否能通過民主程序及時限製和懲處。溫文爾雅也好，麵紅耳赤也好，都是彈性很大的現象，都不能直接用來作為民主政治是否成熟的標誌。 　　由這篇報導，我聯想到50多年來一個突出的政治現象：在輿論宣傳上，過於“超前”，實際生活與輿論相比過於滯後，形成令人吃驚的反差。 　　我們曾有“十五年超過英國”的宣傳，那時實際的結果是差距約為50年100年。 　　我們曾有“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歡呼，實際結果是餓死幾千萬。 　　我們曾有“創造紅彤彤新世界”的豪言，實際結果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過多慘重的教訓，使我產生一種近乎逆反的心理：凡是強調“艱難”，要求“慎重”，主張“持久”的宣傳，我反而信心倍增，歡欣鼓舞。譬如，文革以後中央領導同誌強調“問題成堆”，“積重難返”，給予我一種紮紮實實站立在實地的踏實感，覺得前麵還有奔頭。凡是說什麽“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三年之後果然宣傳“大見成效”，我便有一種陷入雲霧之中的恐懼感：既然“大見成效”就是這麽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成效”，希望何在！ 　　民主是一種崇高而科學的理想，是中國人民一個多世紀以來曆盡艱辛、前赴後繼的追求；而當人們正在為此繼續奮鬥的時候，忽然有人把初始的民主建設當作“越來越成熟”的標本來宣傳，說：“這就是成熟的民主政治！”對民主是什麽略知一二的人，都會莫名驚詫，感到恐懼和失望。 　　我為這樣的“成熟”無比的憂慮。且不說什麽動機，至少是對於民主的無知。如果這就是成熟的民主，我們躺在這樣的民主上麵無憂無慮，民主將與我們永世不見！ （陳思進推薦。沈敏特，中國作家、評論家、教授，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製作中心創作室主任。目前正在籌拍一部電視劇，以陳思進所著《闖湯北美》為基礎，以9/11事件為背景，反映在世界越來越小的今天，東西方文化如何在保持個性的同時，碰撞、交流、融合、優化的過程。轉自多維網，2005年3月7日） 中新社：三多三少看兩會 中國民主政治趨成熟 王曉暉 　　人大今年五十歲。 　　被中國奉為根本政治製度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今年已實行五十年。 　　雖然由外觀之，“承載”了五十年人大製度的北京人民大會堂威儀如昨；但從內觀之，它早已現代化、智能化，中國風格而又堂皇氣派。 　　因為，地球已變成村莊，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跨過一千美元門檻，改革開放和政治文明建設已踏上不歸路。 　　所以，以人大製度為標誌的中國民主政治也越來越成熟了。 　　時間少了，要求多了 　　成熟的標誌往往來自細節。 　　與以往相同的是，“世界第一會”——兩會十幾天後還將在大會堂召開。不同的是，這將是人代會曆史上最短的一次。 　　上行下效。全國兩會會期一經公布，各地兩會會期縮短的消息就漸次傳來，先後有廣東、甘肅、四川等省都競相創下短會記錄。“長會短開、多會合開、虛會實開”，在中國正蔚為一時風氣。 　　會議是展示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T型台。越來越全麵的立法，越來越實在的監督，仰賴社會的進步，也與務真求實的治國理念和執政方式密不可分。 　　當最高立法機關負責人宣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已經初步形成時，語氣裏不無驕傲。當北京一府兩院九名官員述職，並接受背對背暗訪，麵對麵批評時，也不免心有忐忑，“學生考試”的感覺讓官員們“刻骨銘心”。 　　仰對國徽，懷揣民意，無論是代表，還是官員，都必須心存敬畏。據說，今年兩會，廣東人大特設遲到席，遲到者被曝光，要缺席，得找團長請假，就更難了。 　　環節少了，渠道多了 　　不拉警笛，不閃警燈，不闖紅燈，安徽省今年的兩會，由過去的警車開道悄然改為警車引路。 　　形式有時就是內容。繁文縟節一點點在減少，為的是為民不擾民，少花納稅人的錢，辦更多民眾所急之事。 　　據說，甘肅今年兩會工作人員減少了近三分之一；簡報控製期數，領導代表發言的報道控製字數；政協開閉幕式的邀請範圍縮小，列席人員不安排食宿。 　　環節少了，渠道卻多了：立法的渠道多了、監督的渠道多了、代表產生的渠道多了、集納民意的渠道多了。 　　繼去年五月，選民以另選方式投票選舉王亮為深圳市福田區第四屆人大代表之後，年末，北京又有兩位獨立參選人當選為區人大代表。 　　如果說他們的參選和當選還帶有一些偶然性，那麽，人大選舉離自己越來越近，卻不止是他們三人的感覺。 　　如果說肖太福、塗紅兵、陳占軍、朱嘉寧四公民以律師身份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審查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法律效力時，還缺幾分自信；那麽，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以公開和開放的姿態設立代表聯係點，紅紅火火通過電視向選民征集議案時，則自信和自如得多了。 　　大話少了，實話多了 　　據說，在中國，平均每二十四萬個城市人有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每九十六萬農村人有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兩千八百多名人大代表，是十三億中國人的代言人，他們講不講話，講什麽話，怎麽講話，對民眾來說，都不是小事。 　　少一些重複肯定，多一些逆向思考；少一些籠而統之，多一些具體解剖；少一些官話套話，多一些百姓心聲。講真話、講實話、講短話。在代表、委員們被如上期望和要求時，采訪人大的記者們也被告知，多報道基層代表，多報道不同聲音，甚至批評。 　　不必溫文爾雅，不妨麵紅耳赤。 　　關鍵在於是否真的在求國情之真，務奮鬥之實；是否真的在求規律之真，務發展之實；是否真的在求百姓的地位和作用之真，務民眾的根本利益之實；是否真的濾去了浮躁，沉靜地前行。 　　現在，兩會還沒開幕，但大會堂臨街的窗子已經被各地兩會的民主熱風吹開了。 　　屆時，相信在三十九級台階上，將會有更多的“多”與“少”。多多少少之間，民主求真務實之風會更加盛大恢弘。 　　這樣的兩會，才是老百姓真正關心、關注和需要兩會。 　　這，也才是五十歲的中國人大製度應有的成熟與智慧。(稿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