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蕩北美，追求什麽？

在美國，在加拿大，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謀發展，我雖一直想寫些什麽記下這些年的心路曆程，可還真不曾想過要寫成一本書。但經過9。11事件，當我在中國人所說的“閻王殿”的大門口晃悠了一下而沒有進去，又站立在藍天白雲下的碧綠的草地上時，我忽然感到生命是多麽寶貴，一個哲學命題在我腦海中升騰而起：“活著究竟為什麽，又應該怎樣活著？”

               於是，那些過去的歲月，化為了紛紛揚揚的圖景，仿佛又展現在我的眼前。我需要重新去看，重新去想，盡管不會出現終極的答案，但過去的一切卻給了我不同於以往的感覺，我的思索還在延續。譬如，我從中國大陸走向北美大陸，有當時的原因和想法。如今我繼續留在北美大陸，原因和想法，還與那時一樣嗎？

               我在出生以後很多年，不曾見過我的父親。我是外婆和小阿姨用牛奶、米湯把我喂養長大，又是外婆攙著我的手把我送進小學；當我上了中學，不需要外婆接送了，可是有時放學晚一點，還是外婆站在家門口焦急地張望。在似懂非懂的時候，外婆和別人（可能是姨婆）的悄悄話也溜進我的耳朵：“小進這孩子真可伶，見不著爹，見不著娘！”我為什麽和別的孩子不一樣，不在父母身邊，就成了我小小心靈中的問題。我到很大了，才明白我父親劃為“右派分子”後沒有了公職，到處流浪，靠著他的聰明和技術維生。

            我的外公曾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頭兒。一九五五年商務印書館由上海遷到北京後，他就一直在北京。小時候每當我放假，外婆會帶著我到北京陪一陪他。以後才知道那時他早已是“右派分子”，革去了總經理的頭銜，隻能參與修訂《詞源》的編輯工作。記得他有一段日子的住房極其簡陋，原來那時是文革初期，他又受到了進一步的衝擊。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在幹校“改造”，就很少見到他。文化大革命後，他退休回到上海，我們朝夕相處。此時他已病魔纏身，垂垂老矣。沒幾年他就去世了。在我舅舅的一篇散文中，我看到他在去世前一個月對我舅舅說的話：“我的後半生什麽事都沒做，隻是當了政治運動的對象！”他青壯年時，才華橫溢，誌向遠大，但壯誌未酬，晚景是很淒涼的。記得他去世當天，他的單位派人來征求外婆意見：喪事怎麽辦？外婆憤然回答：“人活著的時候要待他好一點，死了就算了，什麽也別辦！”外公去世沒有什麽遺體告別儀式，外婆隻在家中掛上他的遺像，帶著我們幾個晚輩向遺像鞠躬，作為悼念。

               我的出國，在沒有任何依傍的情況下，漂洋過海隻身闖蕩，其中很大的成分與外公、父親有關。他們的不幸對我而言刻骨銘心，我不願重複他們的命運。我沒有政治靠山，至少有起碼的政治安全；我也許在學識上達不到外公那樣的出類拔萃，至少我的才學能得到公平的承認；我成不了富豪，至少也能豐衣足食，稍有積餘。當時的目標大致處於這樣一個層次。雖然走出國門後，前所未見的環境，紛至遝來的新的信息，常常突破我的文化視野和心理空間，使我不自覺地超越這個層次，但不是核心的。核心的轉換需要過程。

               十來年的奮鬥，我在美國和加拿大已可以立足；上述的目標已基本達到。一個疑問冒了出來，在我心中盤旋：我的目標僅止於此嗎？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雖然褒貶不一，但有進步是公認的。我也有機會回大陸去親身體味社會的變化。我父親、外公當年麵對的社會環境、社會條件我不敢說已完全變化或消失，但淡化是肯定的。這就是說，我曾在北美追求的目標，如今中國大陸也有實現的可能。因此，我在美國應該追求什麽呢？我在美國的同胞們應當追求什麽呢？我的這個問題，也隨著9。11的轟響，在我的心中變得異常強烈。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生活經曆，而我提出的問題卻是共同的：“闖蕩北美，追求什麽？” 希望拙作<<闖蕩北美>>能象沈敏特老師在“ 芳草天涯何處”一文中

最後提到的：“我確信，《闖蕩北美》不僅對留學生的人生選擇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它對所有的青年人，有所追求的青年人是有啟迪的作用的。” 歡迎大家對我這本書

提出批評和建議；更歡迎你們也能將不尋常的經曆發來和大家分享。最後我想順便提一下，目前，我和國內的一些老師們正在籌劃以此書的內容作為主線，將當代留學生如何在與時代的碰撞中沉浮、思索和追求用另一種形式更深刻、豐滿、細致地表現出來，從一個側麵再現新世紀偉大的時代麵貌。希望她能早日麵世！

 

注:

1.      《闖蕩北美》由安徽文藝出版社最新出版，這是中國留學生陳思進在911後審視生命的“私人文本”;

2.      陳思進的9/11逃生親曆及童年往事在<<闖蕩北美>>的第一章“劫後餘生與人生感悟”和第二章“苦難中的幸福童年”中有詳細介紹;

3. 沈敏特,國內著名作家\評論家\教授，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製作中心創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