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9/11劫後餘生與人生感悟

第一章：劫後餘生與人生感悟

 

全世界幾十億人口在這一天­——2001年9月11日——同時把目光投向紐約的雙子樓。這如天外飛來的巨人般的雙子樓，突然轟坍，留下大片空白的藍天，成為全世界人民重新認識和思考21世紀的無比廣闊而深遂的空間。

我陳思進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生生死死的命運，竟匯入了這舉世矚目的慘劇。我親曆了這21世紀初人類最大的事件。

應得上中國的一句老話：“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我原來在加拿大多倫多Bay Street做金融軟件工作，那兒相當於紐約的華爾街；我居住在多倫多皇後公園；應該說，工作和生活條件都不錯。我卻鬼使神差在兩個半月前和妻子小玲一起來了紐約。並且，走進了世貿大廈，在華爾街證券交易公司Brut ECN任職。

要不是發生9·11事件，我還沉浸在一種興奮、歡欣、幸福的心境之中。

那天早晨我在上班時間15分鍾之前走進了80樓8067號辦公室。記住這個時間是因為我習慣性地把手表取下來，放在桌子上。我瞟了一眼，正是8時15分。

我喜歡在工作前欣賞一下窗外曼哈頓的景色。遠處的聯合國大廈、帝國大廈，連同無數密林般的高樓，此刻都盡收眼底。再加上大橋上的車，大河中的輪船，更給人一種鼓舞人心的動感。

我曾向小玲描繪過這座大廈獨一無二的奇景：有一天曼哈頓下城和中城在下雨，而遠處的布朗士區和皇後區卻陽光明媚，雲彩似乎就在頭頂飄浮，仿佛隨手就能摘下一片……

我的興奮、歡欣和幸福感，當然不隻是為了這眼前的景色，而是因為這第一高樓恰好象征著我當時攀登到的人生高度。通過一言難盡的苦鬥，我終於跨入標誌著美國上流社會的華爾街，登上這華爾街的樓中之樓，進入了華人難以進入的工作核心層，被確認為學貫中西，精通金融、軟件的複合型高級人才，擁有著頂級的技術職稱——“高級開發分析師”（Senior Developer Analyst）。

欣賞景色之後，我打開電腦，給香港的一位朋友發送一個E-mail。再起身衝上一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此時電腦標示的時間是8點43分。我喝了一口咖啡，定下神來，準備工作。我突然感到背後被人重重地猛推了一下，差點兒撞到屏幕上。我下意識地不滿了：“誰開玩笑？可玩笑也不能這樣開啊！”我回頭一看——      見鬼，根本沒人。於是立刻想到，是不是地震。但，不像。地震應當搖晃，可我被“推”了之後，再也沒有搖晃。

此時，我看到其他同事都站了起來。

有人怒罵：“媽的！又來了。”有的女同事哭了起來，緊接著嚷成了一片。

原來1993年大廈發生過恐怖分子的爆炸案。大家做過撤離演習。有人便大聲宣布：疏散。大家顧不上帶東西，紛紛撤出辦公室，進入走廊去尋找通向樓梯的出口。我呢，大概新來乍到，沒有經曆過1993年的那次襲擊，不覺得會有什麽大事，還不緊不慢地整理一下背包，把手表、文件、書籍、音樂CD等都留在了辦公桌上，想著很快就會回來的。

我隻想打個電話把情況告訴小玲，不料電話、手機全不通了……我這才感到可能發生了什麽嚴重的情況。但我和大家一樣根本想不到是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機撞到了110層大樓的第86層，離我的辦公室僅五六層。

之後我才知道，此時此刻的小玲比我緊張百倍。因為，她正在乘地鐵上班的途中。人們大聲議論著世貿大樓爆炸著火。她的第一感覺是：思進就在這座樓裏啊！她一走出地鐵便直奔辦公室，要和我通話。在而透過辦公室的玻璃窗，她已能看見世貿大廈濃煙滾滾。可電話卻是一遍又一遍，怎麽也打不通。她幾近絕望，哽咽著給我電話留言“小進，你沒事的話，趕快打個電話來，這裏的號碼是……”

此時，我和大家麵臨的問題是：電梯已經不通，必須從樓梯走下去。世貿大廈的電梯是分段運行的。從一層到78層是一段，從78層再轉電梯才能到達頂層。我們必須先到78層，再找別的樓梯才能繼續走下去。可78層的出口在哪裏，你問我，我問你，誰也不知道。不少人簡直像老鼠那樣竄來竄去，尋找出口。而這麽大的大樓，真像個迷宮。有個出口，聽人說隻能到44層，就成絕路。

真是糊塗也有糊塗的好處。我聽說過，這個大樓的防火材料非常好，外層是鋁合金，中間是防火石棉，整個樓是鋼筋框架，不會失火。根本想不到，飛機帶著十幾噸汽油，撞在大樓上，溫度高達千度，大廈即將軟化而坍塌。我們已在生死關頭。

後來，我在電視裏看到從世貿大廈100層樓的人忍受不了高溫的灼燒，寧可從窗口爬出來往下跳的情景，特別有一對戀人手牽手地從樓上往下跳，這真是生死戀的撼人的場麵。成了人間尚有真情在的鐵證。

大家都在等待大樓管理員能出場開門引路。恰好78層樓是一家很大的機構，紐約捷運局。有人就招呼大家進大廳喝水休息。可從上麵疏散下來的人愈來愈多，氣氛也更加緊張，而時間又過了15分鍾，誰也無心休息。總算天無絕人之路，找到了直通地麵的樓梯。大家又開始往下走了。

樓梯大約一米來寬，按逆時鍾方向下旋。人們很有秩序地自動分排兩條道：左麵離旋轉中心近，總長度相對短一些，讓老人和婦女走，可以更快地走下去；男士青壯年自動選擇右麵。樓道裏的人愈來愈多，一個緊貼一個，沒有人推推搡搡，更沒有人企圖搶先；看見誰顯出走不動的樣子，旁邊人就會攙扶一把。大家精神集中，樓道顯得安靜，偶而有人輕聲說話，卻沒有人慌張嚷叫。我甚至還聽到有人開個玩笑，顯出讓別人輕鬆一些的善意。各種相互安慰和鼓勵的話也不絕於耳。“Don＇t  worry!  Calm  down!”（別慌！要鎮靜！）“We＇ll  be  there!”（我們沒事的！）……一切在自發狀態中顯得井然有序，有條不紊。

  我確實有這樣的深刻感觸：“美國人素質真好！”記得我在孩子的時候，把美國人稱當“美國佬”，是含有敵意的。其實，我們不讚成“崇美”、“恐美”，但美國老百姓的優良素質還是應當肯定，應當學習的。

就這樣，我夾在右麵慢道的人群裏，一層一層地往下走。每層道口都有一個白底黑字的樓層號碼標記，非常醒目地告訴你到達了第幾層。

到達40多層時，我開始看到了從上麵撤下來的受傷者。有的背上的衣服撕開了，有的被燒傷，有的麵孔被煙熏得變了色……一個廚師模樣的男子恐慌地說：“我看到死人啦！”

逃到30多層時，人們開始紛紛議論飛機撞了大樓。這時身邊的一個男子，他的手機可能功能特別好，正在通話：“I  promise  you  I＇ll  be  back!”（我答應你，我一定回來！）接著還絮絮細語：“萬一無法再見到你……親愛的……我愛你！”電話的那一端不是他的太太就是他的情人，那語氣讓人想起好萊塢電影中生離死別的鏡頭！

樓道裏的人愈來愈多，又悶又熱，下樓的速度不是這樣慢；每人發到一張用水沾濕的紙巾，可以掩住嘴鼻。我每經過一個樓道門時，就把門拉開，伸出頭去深呼吸一下。求生畢竟是人的本能。我就和各種膚色和種裔的人（包括日本人，中國人）一步步往下撤，不慌不亂。

可到了18層以後，氣氛突然緊張，救火隊員一個個往上衝；警察也夾在其中，大家非常自覺地配合他們，人群中有人主動地叫喊：“請讓出左道！讓出左道！”婦女、老人趕緊向右靠，盡管右道下樓的速度更緩慢了。

這是很感人的景象，特別是那些救火隊員在我們往下逃生的時候，他們卻背著很重的消防器材往上衝！他們明知前麵有危險，生死難卜。以後我們得到的信息是，首批抬的屍體不少是救火隊員的。

整整一個半小時，我終於從80層走到了一樓大廳。

大樓外麵人山人海。警察、救火隊員、記者……逃出來的人與親人擁抱，有人激動地高呼：“I＇ve  made  it!  I＇ve  made  it!”（我出來啦！我出來啦！）

走出大樓，外麵的氣氛更加緊張，不斷有東西從上而嘩啦嘩啦地掉下來。聯邦調查局人員和警察大聲喊叫：“Don＇t  stay  here!  Move!  Keep  moving!”（不要停留，離開，趕快離開！）也有人喊：“Get  the  hell  out  of  here!”(趕快離開這鬼地方！) hell 就是地獄的英語單詞，此刻，我對這詞兒仿佛有了極深的感受。

而我在這時候的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趕緊給小玲打電話，不願停留片刻。當我邁步快速離開的時候，我感到腿腳已經發軟發酸。幸好我平時注意健身，再加上那天我的鞋特別輕便，是花了四百多塊錢在多倫多買的法國休閑名鞋，Mephisto。今天我看到這雙鞋，仿佛特別有感情，因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分子。記得當時有人走出大樓就是不動了，特別是那些平時缺乏鍛煉的胖人。我與他們竟發生了生與死的差別。

記不清周圍有些什麽街道名，反正是朝北的方向奔跑。那兒有一座橋，橋下是高速公路。我當時不顧疲累沒命地跑，還有一個原因，是想趕快給小玲打電話，我生怕她為了我過來尋找，這太危險了。這不是無端的擔心，以後的事實證明，受傷住進醫院的好幾千人大多屬於跑過來找親人或是看熱鬧的。而我有一種預感：樓會倒坍，或是發生大爆炸。

我一跑進橋底，忙著從包裏掏手機，剛要打開，隻見那座大樓開始倒坍下來。

真是親眼目睹於第一時間，那座樓倒塌得就像一塊融化的巧克力一樣，不同的是伴有巨大的轟鳴。這轟鳴難以用語言來形容，隻覺得周圍上下都是聲音。其中還夾雜著人的慘叫聲，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個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濃煙高達四五十層樓那樣，如漫天浩水急湧而來。……我趕緊再跑。

我的手一軟，手中的電話掉在了地上。先是覺得顧不上了，跑了幾步又轉念一想，要打電話呀。跑回彎腰去揀，眼鏡又掉了下來。這眼鏡我不打算要了，接著再跑。後麵卻有人用英語喊我：“Your  eyes  glasses!”（你的眼鏡！）回頭一看，是一個東方人，也是從大樓裏逃出來的，他竟把眼鏡揀了起來，交到了我手上。謝過他之後，我與他又繼續奔跑，各自逃生，不過這個在逃生中還彎腰替別人揀起眼鏡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就這樣大概又跑了15分鍾，才漸漸轉過神來，停下來向別人打聽到中國城怎麽走。

我以後才知道，就在我逃命的同時，牽腸掛肚、焦心如焚的我的親人們的具體情況。兩年後，小玲寫了《2001年9月11日：我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記述了當時的情況和心境。

 

 

2001年9月11日 -- 我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

                                                     小玲

 

對我來說，2001年9月11日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一幕！每當回憶起那一天，我都好似又要經曆一次生離死別般地煎熬。幾次想寫，都在寫下兩行之後就寫不下去了。現在，兩年快到了，我決心寫下這一段。我要用我這一天的經曆，時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長又短，要時刻珍惜所擁有的一切：愛情、親情和友情。而這一切又和兩個字相關連：牽掛。

清晰的記得，我那天從布魯克林坐地鐵到曼哈頓。過橋的時候，突然有人大聲叫了起來：“世貿大樓著火啦！”。我當時正背靠窗坐著，與世貿反方向。無法看到著火的情形。想著也可能就是冒煙而已。我隨口說了一句：“我先生在世貿上班。火大嗎？”沒有人回答我。隻見好幾個人同時遞上他們的手機：“你要不要打個電話問問？”我心想，我也就要下車了。下車不就什麽都清楚了嗎。我一一謝謝那幾個人。

下了車，走到中國城的中央街上，抬頭往世貿大樓望去，不禁心頭一沉。巨大的火焰從樓上冒出，濃煙滾滾衝天，世貿就像兩個巨大的煙囪一般！難怪在車上沒人回答我的問話，而是讓我打電話，紐約人在非常時刻是非常善良的。思進就在北樓80層，他……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趕到了從小一起長大的摯友小鶯的辦公室，操起了電話。當時是9點左右。他辦公室的電話已無人接聽。打到他的手機，也已不通了。隻能留下幾句話。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是去世貿呢，還是留在原地？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下意識地朝著世貿的方向走去，想設法得到新的消息。從遠處我眼睜睜地看著世貿大樓在大火的吞噬中呻吟著，巨大的火球，衝天的濃煙，就像在對世人訴說著她們的不幸。我的心也揪得緊緊的，想象著他被大火包圍著的恐懼，痛苦和絕望。想著，想著，我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般滾落下來。那天街上混亂不堪，警車，消防車和救護車不停地穿梭，人們三五成群地議論著，為何飛機會一架接著撞擊世貿，究竟是怎麽回事？！

由於通往下城的路已被封鎖，10點左右，我又回到了小鶯處，看見牆上電視屏幕裏飛機一遍又一遍地撞著大樓，我又忍不住失聲痛哭。奇怪的是在播實況時，世貿隻剩下一棟了。小鶯把我引到了外麵，我問她：“我怎麽隻看見一棟樓呢？哪一棟是One World Trade (思進所在的那棟)呢？” 雖然在紐約生活多年，卻從來沒有去搞清哪一棟是One World Trade。我讓小鶯幫我去問一下火燒到第幾層了？怎麽隻看見一棟樓？因為我已哭得無法說清話了。可小鶯就隻顧安慰我，也不幫我去打聽一下。我覺得奇怪，她是怎麽了？我絮絮叨叨地對她說：“你看火這樣大，他會逃出來嗎？就算逃出來也一定是傷得不輕。我們為什麽要回紐約，在多倫多呆著多好。我不該由著他的性子來這兒，真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會內疚一輩子的。”我突然又心存僥幸地想到，出國前上海那個有名的王瞎子不是說思進至少能活到83嗎？他不會那麽早就走的。他早上還高高興興地和我道再見，難道那會是我們的決別嗎？！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其實小鶯已得知一棟大樓已倒塌，她不想告訴我，以免增加我的悲傷。她覺得一棟樓倒了，另一棟也快了。所以她把我引到外麵，不要再看電視了。

過了一會兒，我們看見一個小夥子正和路人述說逃生的經過。他渾身上下蒙上了一層白粉。我們也湊過去聽著。隨著他的眼淚往下流，我們才發現他是黑人。隻聽他說：“完了，完了！兩棟樓都倒了。”我腦袋頓時嗡的一聲變成了一片空白！小鶯不停地搖晃著我的身體，仍安慰我說：“他說不定已經逃出來了。”我在心裏也千遍萬遍的這樣假設過。但一旦得知那麽堅實的兩棟樓都倒了，再有僥幸的念頭，恐怕也無法逃避這鐵一般的事實。他八成被活埋在裏麵了。我麻木了。流了2個多小時的淚此時再也流不出來了。

直到小鶯的手機鈴響，我才恢複了一點知覺。她聽到一半突然“哇”地失聲哭叫起來：“小進活著，他活著！他已經在我們的辦公室了！”我半信半疑地望著她，機械般地重複著：“他活著，他活著？！” 那繃得緊緊的身軀一下鬆弛了下來。突然感到頭劇烈地痛了起來，牙齦也跟著隱隱作痛。但我好像又渴望著疼痛感，它趕走了我的麻木。由於兩個多小時不停地奔走，雙腿也不聽使喚了。小鶯拖著我那精疲力盡的身軀回到了她的辦公室。

我記不得我當時是怎麽想的，也不記得小鶯一路上都說了些什麽。我隻記得當我和思進四目交接時他說的第一句話：“小玲，我隻差兩分鍾就見不到你了！”而他的神情竟然那麽地輕鬆，自如，雖然一身大汗，略顯疲憊，但卻毛發無損。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讓我牽掛了一上午，並和死神擦肩而過的他。我真有點恨他，使我經曆了這樣一場生離死別的痛苦。

9·11以後一連幾個月，我都無法平靜。電視裏，報紙雜誌上有關9·11的報導都會讓我情不自禁地為那些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流淚。遇難者的追悼會一個又一個。想想有近3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麽樣的巧合讓思進遇上9·11，又是什麽樣的機緣使他逃過那一劫！因為那天在世貿裏麵的人隻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夠逃出來，一塊磚，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頭上也會致命的。那天受傷的人也有成千上萬。他非但沒有在那3千人之列，而且還“完好無缺”。這更使我對那些受難者的家屬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聽說政府將對9·11的所有死難者家屬發放一百七十萬，才使我漸漸地平靜下來。雖然錢的本身並不能彌補失去親人的痛，但國家政府表現出的關心，至少會使他們感到一點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萬(美金)的補償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無憂地過完下半輩子。”我無法想象怎麽能夠拿他用生命換來的錢，去過那衣食無憂的下半生。這讓我想起了一篇有關文章，好像有人對補償死難者家屬170萬頗有微詞。試想有哪一個人會願意接受這樣的錢，這可不是中“樂透”啊！再多的錢都無法彌補失去親人所留下的創傷。我時常在想，那些一生下就失去父母的遺腹子；那些永遠失去兒女的老人，那些無法幸福地踏上紅地毯的情侶；那些再也無法攜手並肩走完人生的眷屬……和他們相比，隻要我倆在一起，再平淡無奇，再艱難坎坷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

然而9·11畢竟在思進的潛意識裏留下了陰影。他原來是非常喜歡“高高在上”的。在多倫多時，我們住在20層。他最喜歡早上起床後站在太陽房的落地窗前向遠處的安大略湖眺望。那波光粼粼的湖水和錯落有致的樓群，好像在向他道著早安。那種感覺會使他一整天都有一個好心情。晚上臨睡前再向窗外望去。萬家燈火，繁星點點，透出一種祥和之氣。那時他常說要是住在最頂層，那感覺豈不是更好！

我發現他有“恐高症”是很偶然的。世貿倒了，我非常地想上帝國大廈的頂端看看。住在紐約那麽多年，還從來沒有上去過。那是9·11後幾個月的一天。一大早，他就興致勃勃地帶上了攝像機和我一起出了家門。曼哈頓的中城已漸漸地恢複了往日的繁華，我們來到帝國大廈時，樓外已經排起了長龍。我們等了半個多小時。但就在買票上樓的一霎那，他對我說：“你一個人上去吧。說不定以後有朋友來紐約，我還要陪他們上去玩兒的。”我馬上敏感地想到他會不會是懼高？也就沒有勉強他。再一次證實他懼高，是我們決定要搬到羅斯福島上的公寓。以前是越高越好，可當他在填申請表時，竟填了10層以下，最好在五、六層。

當然正麵的影響還是大於負麵的。我們的生活態度更積極了。

我是90年底作為思進的“陪讀”來到美國的， 當時隻會說幾句簡單的生活英語。記得當時在底特律轉機，我在機場的小賣部買了一包土豆片。售貨員說了一句：“Your change.”我是當時一頭霧水。我就要買土豆片，不要‘change’(換)什麽呀。可隻見他將一些零錢朝我手裏塞，才恍然大悟---他是在找我錢呢……

頭四年，我一直打工為思進支付學費。94年開始考托福，97年在多倫多獲得會計副學士學位後進入了一家會計事務所，也成了專業人士，自我感覺很好，非常有成功感。可後來漸漸地感到不足，想更上一層樓。但人的惰性使然，一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9·11的經曆使我們領悟了人生的真諦：第一，活著真好！第二，不一定會有明天！隻要還活著，想做什麽，就應該抓緊時間去做！我在9·11後的第2天就申請了Hunter College的會計係，現在還有兩個學期就將拿到我一直渴望的學士學位。我還計劃在拿到學位後向更高的目標衝刺！

9·11的兩周年快到了，我終於寫下這一段。我要用我這一天的經曆，時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長又短，要時刻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同時又有不斷地向更高目標衝刺，活著才有意義！

 

                                                            　　　　　　2003年8月31日

 

我父親陳克勤在杭州和朋友們在黃龍飯店一茶樓談事。那是中國時間2001年9月11日晚上11時。談完事務走出茶樓，汽車司機不經意地告訴他，美國紐約世貿大廈被炸掉了。他的不經意卻帶來了我父親揪心般的緊張：小進不就在這大樓裏上班嗎！？回到家，我的小弟家華已從電視上證實了這個消息。一家人立即陷入驚慌之中。整個晚上不睡覺，不斷地向美國打電話；幾乎每隔十分鍾拔一次，可就是家中電話和手機都不通。於是焦急與時俱增。

    小玲的父母住在上海烏魯木齊北路426號，也從香港朋友那兒得到世貿大廈被炸的最新消息，焦急萬分。杭州、上海兩地的親人互通消息，互相安慰，隻能說是相濡以沫，無法擺脫揪心的擔擾。

而我這時第一件事就是要讓小玲知道，我還完好無損地活著。正在小玲和小鶯、阿阮以為凶多吉少，陷於悲傷中的時候，我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麵前。先是我站在阿阮的背後，輕拍一下他的肩膀，他回頭一看，真是又驚又喜。驚，大概我有點像個“天外來客”，仿佛從另一個世界走來。喜，是因為在他的眼前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我，毛發無損的我。而小玲當然是喜極而泣，我們共同經曆的是絕處逢生啊！

9·11告訴我，生命有非常脆弱的一麵，生命可能隨時結束。我想到，飛機如果不是撞在八十五樓，而是八十一或是七十九樓，那麽在八十樓的我，會怎樣呢？如果我從八十樓走下來的途中因為一件偶然的事延誤了時間，我會怎樣呢？如果我走出了大樓掉以輕心，沒有快速向前奔跑，或者穿的是一雙有點兒擠腳的硬皮鞋，跑不了那麽快，我會怎樣呢？……是啊，一個小小的細節上的差異，都可以使人生或是使人死。每一個人都活在今天，活在現時，活著就得好好活著，活得有聲有色，活得豐富充實，活得於人於已都有用處。生命太珍貴了，親情太珍貴了，愛情太珍貴了，友情太珍貴了……人應當用自己的一生在這些問題上，實現人的價值。

我想起了世貿大廈102層那家公司的CEO，他的公司735人罹難。700多人生活激發著他的人性，使他的人生價值獲得了升華。他說：“今後我工作已不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死去的那700多名員工的家庭。”

我今後活著也不再隻是為我自己……

9·11之後，我真感到要對自己的人生價值有一個明確的定位；由此，一個問題在我的腦海裏盤旋：我從哪兒來，我到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