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環境與投智環境----《闖蕩北美》序

投資環境與投智環境 ----《闖蕩北美》序 沈敏特 在很多書報雜誌中，把留學生回國分為三種:一是“不歸”派，二是“海歸”（又稱海龜）派，三就是本書所說的“待歸”派。 “不歸”派大概有幾種情況。過去在大陸上，遭遇太傷心，不堪回首，為躲避回憶而不歸。此外，或是有了異國配偶，回不了；或是承擔著重要的事業，不能回。 “海歸”派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不過大家比較熟悉，在此不贅了。 比較有意思，有懸念，需要引發深思的是這本書強調的“待歸”派。也許，這是留學生中的大多數；包括“不歸”派也不一定鐵板釘釘，說不準會變成“待歸”派；而有些“海歸”派可能曾是“待歸”派。 “待歸”派為什麽應當引發深思？ “待歸”派的態度、情緒、意向反映了我們必須注意、思考、探究解決途徑的問題。任何一個社會學家、政治家，如果麵對“待歸”派感到無足輕重、不予深思，我們隻能稱之為一種“現代麻木症”。 出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因人而異。但是，從一百多年的曆史看，中國的進步、改革、革命，都與留學生發揮的作用緊密聯係。從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到倡導國民革命的孫中山，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再到中國共產黨創始期的先驅者，以至於近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幾乎都是美、法、英、日的留學生。 這就反複證明了一條規律：開放則進步，鎖國則倒退，概莫能外。本書主人公陳思進的去國赴美、赴加，就標誌了中國的進步。文革中，他已達到了出國的年齡，卻沒有出國的客觀條件。改革開放，才有了出國的可能性。 而故土之情是一種全人類性的文化情結。猶太人在世界上流浪了那麽長的時間，還是斬不斷建國情結，終於建成了以色列。蕭邦的很多代表作是在法國完成的，而每一個音符都浸透著對波蘭的思念。這是因為迄今為止，世界的發展與進步是與一個個國家的發展與進步連結在一起的。沒有與國家無關的發展與進步。因此，故土之情、愛國之情是全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待歸”派的一個“待”字，反映了他們對故土的思念和期盼。這正是要發展、要進步的精神財富的一部分，是萬不可丟失的。 而為什麽“待”而未歸呢？這特別值得我們反思和深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和建國之初，多少留學生從海外衝破千難萬險，舍棄了安定的生活，優厚的待遇，返回祖國，投身於建設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洪流之中。 但是，此後的發展是令人失望和痛心的。從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開始，進行了一係列的政治運動，矛頭所向的一個重點，就是排斥、壓製、打擊、迫害優秀的知識分子，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達於史無前例的頂峰。其中留學生幾乎無人幸免，更多了一個罪名——“裏通外國”。生存和尊嚴，畢竟是人的所以是人的基本要求，如果連生存和尊嚴都不給予保證，還要別人留在國內以示“愛國”，豈不是太霸道，太不講道理了嗎！海外留學生要“待”一下，要看一看這種政治運動消除了沒有，還有沒有後遺症，還會不會死灰複燃、改頭換麵、卷土重來，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中國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文革式的迫害不敢說消除殆盡，但基本消除。重視人才、尊重人才，以至於優待人才，也確實推出了一些舉措。不論“海歸”派的情況多種多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是對中國的進步的一種積極的回應。如果還在搞運動、搞文革，誰敢回來呢！特別要提到市場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給人才，包括留學生，開辟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發展空間、創造空間。 但是，如何估價這種進步，應多作橫比（與先進國家比），少作縱比（與自己的過去比），保持清醒、審慎的樂觀。因為橫比才能看到差距，看到危機。這“待歸”派還在“待”，就提醒我們，萬不可盲目樂觀。要看到，“待歸”的比率仍高於“海歸”。 為什麽？ 我們已經有了不少對於留學生的優惠政策，包括留學生來去自由的政策。但是，目前的危機恰在於滿足於已有的政策，而看不到，或是看到了卻又不願承認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就全球的國力競爭而言，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家都應該看到，21世紀的國力競爭，說到底，是文化競爭和人才競爭。政治家的價值、政治家有沒有“高招”，就看他能不能發展文化、吸引力人才。而留學生是首先吸引的對象。 因此，“待歸”派能不能歸，什麽時候歸，有了更高的參照係。 一個優秀人才最根本的要求，不僅是生存和待遇，而是能否發揮創造的潛能。有幾條優惠政策是必需的，但遠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優秀人才最需要的是發揮創造潛能的整體環境。 我們常說“投資環境”，注意了吸引資金、使用資金、增值資金的環境。但是，“待歸”派的存在提了一個醒：我們更需要提出“投智環境”的概念。說深一點，“投智環境”應當成為“投資環境”的核心，是更高層次的環境。沒有智，靠什麽吸引資金；沒有智，靠什麽使用資金、增值資金。“投智環境”才是最根本的。 前幾年，一些優惠留學生的政策出台了，吸引了不少留學生歸國。但是，一投入工作，很快發現，整體環境的優化是第一位的. 如果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不配套，市場經濟提供的自由發展、自由創造的空間是有限的；是可能得而複失的。 如果法製不健全，不與國際接軌，留學生從國外帶回來的先進的文化、科學的經驗，是難有用武之地的。 如果官本位的觀念、製度，得不到有效的扼製和改革，科學與民主的運作模式、管理模式就反而會邊緣化、另類化，而不能主體化。留學生特有的作用是無法實現的。 。。。。。。 本書主人公陳思進在美國、加拿大闖蕩和奮鬥的經曆告訴人們，一個在金錢、權勢、社會關係等方麵一無依傍的中國青年，雖困難重重、千辛萬苦，終於闖入美國的金融中心——華爾街，成為有效發揮作用的高級技術人才，這不僅是他個人價值的實現，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個雖非完美無缺，但遠遠優於我們的“投智環境”。讓我們看到，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大國，有諸多因素，而“投智環境”則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待歸”派的“待”就是等待的意思。那麽，他們等待的是什麽呢？ 我的回答是：建立“投智環境”的自覺性，和“投智環境‘的不斷優化！ 注：沈敏特。國內著名作家\評論家\教授，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製作中心創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