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文化矛盾ZT

   本書與我的前一本著作《後工業化社會的來臨》互為補足。在前一本書中，我力圖說明，技術包括知識和理論的高度集約化，正作為創造發明和製定政策的新型原則，日益改造著技術一經濟體製，並導致社會本身的科層化[stratification]。這本書裏，我將討論文化的問題，尤其是關於現代主義文藝的思想，以及如何在社會價值觀注重無拘欲望條件下管理複雜政治機構的難題。我對於資本主義矛盾的認識，來自對它原有文化與經濟複合體的拆解分析，亦關係到我對社會上目前流行的享樂傾向的關注。

    如同前一本書，我的這部著作也有一項正式的理論目標。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現代的社會科學家都把社會看作是依照某種單一的關鍵原則建成的統一“係統”對馬克思來說，這關鍵原則是財產關係。對塔爾柯特·帕森斯來說，它是主導價值觀，即成就原則，這些原則通過自己在不同重要機構裏的“再造”，滲透到全社會。我的看法頗為相悖。我認為最好把現代社會當作不協調的複合體，它由社會結構主要是技術—經濟部門、政治與文化三個獨立領域相加而成，這樣才能更合理地分析其中情況。有關後工業化社會的理論設想，我曾說過，隻限於技術經濟領域中的特定變化。而社會結構的變革無法決定政治與文化的動向。假如當今世界能有一個真正的社會控製係統的話，那麽最有可能行使控製權的便是政治機構。

    本書詳加闡明的論點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領域各自擁有相互矛盾的軸心原則：掌管經濟的是效益[efficiency]原則，決定政治運轉的是平等[equality]原則，而引導文化的是自我實現或自我滿足[self－realizati０n or self－gratification]原則。由此產生的機製斷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來西方社會的緊張衝突。

    本書的各個章節是從一部大而詳盡的手稿它過於笨重，不便展開論證中抽取出來的。這些章節曾在不同時期獨立發表過。我把它們加以修改，重新組合在統一命題之下，使之成為連貫有序的理論，來探究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與文化危機，以及文化現代主義的衰竭。

    本書確立了我總的理論立場。今後幾年中，我希望能再寫出幾部專著，發揮上述命題，構成一個較為嚴整的理論體係。

    所有的書——至少我的書——本身是一種對話的記錄，有時是同朋友辯論的產物。本書尤其如此。我對於現代主義這一文化生活主題的個人興趣，是在同斯蒂芬·馬柯斯時長時短、持續多年的討論中形成的。我們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同教一個文學與社會專題研究班達數年之久，每年依次探討現代主義的一個側麵。在這些研究課上，以及課後的爭論中，我向馬柯斯學到很多。他也許會不讚成我有關文化的解析公式，以及我從中得出的保守性結論，但這不妨礙我在學術和私人感情上對他的敬意。最後一章《公眾家庭》中論述的主題我用以肯定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的價值，也來自同我的朋友歐文·克裏斯托的長期交談和爭辯。他不一定否決我的理論公式，卻可能會反對我有關社會政策的自由主義結論。這也不至於影響我對他的感激之情。

    人總能從他所處的環境中獲得些好處。我在這方麵尤其幸運，因為在下列問題上，我從朋友那裏得到過大量的交換意見：聽取過黛安娜·屈瑞林有關自由主義文化的看法，同歐文·豪廣泛討論過現代主義問題，從S·M·李普塞那裏獲得了他關於知識分子專題的見解，和羅伯特·希爾勃恩納在暑期研討過科學技術，還請羅伯特·M·斯諾就經濟學知識作過精練講解。無需說明，我從其中得出自己的結論，自然也不會要他們來為我的論點承擔責任。

    我非常感謝基礎圖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米琦·戴克特，她對本書原稿的逐字校讀磨利了我的論點。

    我感謝羅素·塞奇基金會的資助。一九六九——一九七○年間，在我獲假前往該基金會充當訪問學者時，我開始搜集並整理出目前這本書的原始材料。本書和我以前發表的著作一樣，是為了償還所欠人情債務。我感謝阿斯本人文研究所一九七四年邀我就任駐所研究員，因此我得已寫出《公眾家庭》一文。國立人文基金會也曾授與我和S·M·李普塞一項資助，用以開展四大國知識分子的比較研究。我從這一專題研究的工作素材中引用了部分內容，改寫了本書第一部中某些概念。我還應感謝我的秘書莎拉·黑澤爾，她在巨大壓力下打印了這部書稿的大部分。

    最讓我高興的是，我寫出了一本足以獻給我妻子珀爾的書——它的主題既有思想性又富於人情味，既有關社會學又注重人文領域。是珀爾獨具才華的文學批評觀點在當今世界的噪雜之中敲響了清澈之音，為我樹立起追求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