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簡介 （轉貼）

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發表一篇文章，從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與刀》談到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①。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製定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美國比較了解，政策也比較明確，即武裝占領，直接管製。對日本，美國不太了解。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麵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這本書就是受美國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結果。

① 金克木：《記〈菊與刀〉—兼談比較文化和比較哲學》（《讀書》1981年第6期），後收於作者的《比較文化論集》，三聯，1984年。

　　她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時在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並出版了特集①。

① 《知性》雜誌昭和二十四年四月號：《民族學研究》，昭和二十五年五月，第14卷第4號；《展望》昭和二十六年五月號等。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書時，似乎並未從這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製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為“恥感文化”，認為它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強製力在於外部社會而不在於人的內心。對於這些觀點，有些日本社會學者評價很高，認為表現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曆史學者則不同意，認為作者把特定時代、特殊社會集團的社會心理當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論上有非曆史的和超階級的缺點。評價雖然不同，影響很大則是事實。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②。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③。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② 《世界的日本人觀、日本學總解說》，自由國民社，1982年，第260頁。

③ 《日本人的自畫像》1986年2月2日號，副田義也的文章。轉引自《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