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顧問團團長崔可夫在華使命（轉貼）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不僅於此，蘇聯還派遣了數百人的誌願飛行員來華作戰，並為中國提供軍事顧問團，幫助中國軍隊指揮和作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有了本文主人公崔可夫的在華使命。

 

　　崔可夫的全名是瓦西裏·伊萬諾維奇·崔可夫(1900-1982)，曾經在伏龍芝學院東方係學習漢語，因此曾在1926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作為外交人員來華工作，能夠說一口比較流利的漢語，對當時中國的情況有一定的認識。

 

　　1940年底，崔可夫被蘇聯領導層相中，作為第四任，也是蘇聯最後一任顧問團團長來華。在此次來華之前，崔可夫曾是中將、集團軍司令員，因為在蘇芬戰爭中作戰失利被解除職務。崔可夫來華之前受到了斯大林的親自接見，斯大林對他的任務做了明白的布置：“崔可夫同誌，您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緊緊束縛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至於國共兩黨關係的惡化，暫不要去管他們”，“蘇聯的援助隻能給予蔣介石國民黨而不能給予中國共產黨。” 這當然就是蘇聯遠東外交的目標和指導思想，也是崔可夫在華活動的外交和軍事行為準則。

 

　　修補中蘇關係的使團

 

　　其實蘇聯這個時候派出崔可夫使團，除了正常的軍事顧問團團長一職的交替之外，還肩負著一個與其他顧問團團長不同的而且也是經常被人忽視的獨特使命，那就是修複中國和蘇聯的外交關係。

 

　　此前，由於發動了對芬蘭的戰爭，蘇聯在國際上被空前孤立。在討論把蘇聯開除出國聯的提議時，蘇聯把投反對票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國身上——因為蘇聯是當時唯一肯向抗戰中的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中國和蘇聯的友好關係也是中國必須認真考慮的事情。可經過仔細的考慮後，中國最終還是投了棄權票。

 

　　蘇聯被國聯開除之後大為光火，認為這個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的“背叛”導致的。蘇聯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從此跌入低穀，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不斷減少。可是蘇聯的“報複”行為實際上也嚴重損害了它利用中國拖住日本的戰略利益，蘇聯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必須改善。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有了崔可夫的來華。

 

　　蘇聯方麵之所以選擇崔可夫，一方麵是因為他有在中國工作的經驗，另外一方麵崔可夫蘇芬戰爭期間蘇聯將領的背景，也是對中國方麵的一個提醒。

 

　　1940年12月，崔可夫告別重病中的剛剛出生的女兒伊林卡，帶著一份厚禮——150架戰鬥機、100架轟炸機、300門大炮、500輛吉斯5型卡車以及其他一批相應的裝備和備件來到了中國。蘇聯援助的飛機和大炮對當時已經山窮水盡的中國空軍和艱苦抗戰中的陸軍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這樣一批軍事物資一方麵支持了中國的軍事鬥爭，另外也向各方表明蘇聯和中國的關係正在改善。

 

　　皖南事變後的蘇聯調解人

 

　　然而，重慶迎接崔可夫的還禮卻是皖南事變。崔可夫剛到重慶後不久，就收到了皖南事變爆發的消息。皖南事變使各方麵感到了中國發生內戰的危險，也使崔可夫的中國之行麵臨了第一個嚴峻的考驗。毫無疑問，中國爆發內戰是蘇聯和其他的西方大國所不願意看到的。對蘇聯而言，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就會破壞蘇聯利用中國來牽製日本的戰略目標。因此蘇聯和其他的西方國家一起對國民黨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外交壓力。

 

　　與其他的西方國家相比，蘇聯在中國還有一張王牌——崔可夫顧問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和影響著蘇聯援助物資的分配，因此崔可夫的行動相當有分量。崔可夫在會見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的時候婉轉地問到：“你們是否在和新四軍的衝突中使用了我國提供的武器？”這樣開門見山的提問，在當時的條件下，實際上就是威脅：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將很難保證蘇聯的援助。接著崔可夫又會見了包括白崇禧在內的其他國民黨官員，表達了蘇聯的嚴重關切和不滿。同時崔可夫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會見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勸說他們適當地妥協。

 

　　皖南事變的後續發展讓國民黨陷入了內政和外交上的被動，不得不表示以後將不會再有軍事上的行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統一戰線的維持，也保證了中國戰場的相對穩定，讓日本白白高興了一場。在事變的整個處理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崔可夫軍事顧問團的影響，崔可夫的動作無不是以將中國繼續作為一種主要的對日牽製力量留在抗戰中為目的，他的軍事顧問團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其他的外交手段所扮演不了的調解人的角色。

 

　　《日蘇中立條約》的功臣

 

　　和在華遊說人

 

　　皖南事變帶來的衝擊剛剛結束不久， 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人們的視野裏出現了斯大林親自到莫斯科車站送別鬆岡洋佑並且熱情擁抱的景象。

 

　　有關這個條約的簽署不能不提到崔可夫軍事顧問團的情報收集作用。在中國，他們可以直接得到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人員和部署情況，也可以直接對日本軍隊的兵力部署、戰鬥力變化和後勤情況進行觀察，對判斷日本的侵略動向有著重要的作用。

 

　　崔可夫注意到,當時的中國軍隊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貪汙、腐化,官兵矛盾十分嚴重；士兵生活困難,不得溫飽，健康狀況十分惡劣,例如,102師曾有50%以上的人員患有瘧疾，卻得不到醫治。這種情況對崔可夫來說是震撼性的。他甚至發現連中國參謀總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300多個師的龐大編製裏究竟有多少人!而且得到中國軍力方麵的類似情報幾乎沒有任何困難,因為壓根就沒有人認真管理這樣的事情。他認為這樣的軍隊戰鬥力十分可疑,僅能進行防守,而不能進攻。崔可夫從此對中國軍隊印象惡劣。甚至在1969年中蘇衝突的時候,作為蘇聯紅軍總監到前線視察的崔可夫也在相當程度上抱有這種印象。

 

　　其實國民黨政府對蘇聯顧問團還是有戒備的，尤其不希望他們和別的國家的使團建立密切的關係。國民黨甚至故意安排蘇聯顧問團與崔可夫在重慶的官邸被轟炸之後住進前法國大使的官邸，以借此挑撥。然而這樣拙劣的安排幾乎立即被法國和蘇聯所識破。崔可夫不僅拒絕了這樣的安排，反而因此同法國武官伊·馮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

 

　　通過中國和法國的情報網，崔可夫已經得知日本正在中國南方和印度支那廣泛地進行著軍事準備，大約600架戰鬥機已經集結，大亞灣周圍已經修建了大型的軍事基地，海南島的軍事部署也在迅速展開。到1941年3月，日本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演習的數量和質量都在提高。

 

　　1941年年初，日海軍一架飛機墜毀在廣東境內，飛機上有關日本軍隊在東南亞布防和軍事設施修建的重要文件被中國繳獲。為了得到這份文件，崔可夫親自拜訪了蔣介石，並在《日蘇中立條約》簽署之前幾天將這份重要情報的攝影複印件用飛機送往了蘇聯。現在我們不知道這份文件對該條約的簽署起了多大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份情報絕對進一步堅定了蘇聯簽訂這個條約的決心。

 

　　《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對中國的抗戰產生了重大衝擊，套用當時日本外相鬆岡洋佑的話來說，“在冷卻中蘇關係這一點上，中立條約對我有利。”

 

　　但蘇聯在努力將衝擊降到最低點，它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表示條約的簽署不會影響中蘇關係。崔可夫這時也在中國四處奔走，接二連三地會見神經高度緊張的中國高層，同時也與各國在華使團保持密切接觸，及時準確地傳遞蘇聯的意圖。經過了最為緊張的幾天之後，到4月22日，蔣介石發表講話，稱“蘇聯對我的軍火接濟如故”。所以應該說，《日蘇中立條約》對中國抗戰的衝擊在軍事意義上來說並不大，有限的影響更多的是體現在政治層麵，畢竟蘇聯簽訂條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放開日本南進的手腳。

 

　　卓越的情報收集者和分析員

 

　　然而這場風波過了僅僅兩個月，蘇聯的衛國戰爭就爆發了。蘇德的開戰使中國國民政府感到，蘇聯有可能會加入到對日作戰中來，這將大大減輕中國戰場上的負擔，而這也正是中國抗戰4年以來所夢寐以求的。然而，同時對德國和日本兩線作戰是蘇聯在10年以來的外交鬥爭中所極力避免變成現實的噩夢。不過，發動戰爭的主動權不在中國和蘇聯手裏，而是掌握在日本手裏，蘇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盡量利用中國戰場拖住日本陸軍，努力搞清日本的主攻方向，以在日本陸軍不斷增兵中國東北的情況下，能夠及時合理地調整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部署。蘇聯在中國戰場上這一戰略的直接執行者就是崔可夫顧問團。

 

　　由於自身戰爭的需要，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日漸減少，到1941年10月就基本停止了，這樣顧問團在中國開展工作的資本就越來越少。而且在祖國被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蹂躪的情況下，蘇聯顧問團的成員在心理上承受著沉重的負擔，大家都迫切希望能夠回國參戰，作為團長的崔可夫也不例外。但是他明白他們現在的工作是出於蘇聯戰爭的需要，於是要求蘇聯駐華顧問團加倍努力工作。

 

　　在這樣的條件下，蘇聯顧問們全力投入到了宜昌戰役的準備中。崔可夫專門對前線進行了為期3個星期的視察。在途中他處處感到燃料的缺乏，因為中國已經喪失了幾乎全部的對外通道。而且沿途崔可夫還親眼看到了前線農民的苦難和士兵的痛苦。蘇聯顧問團的工作條件相對要好一點，陳誠把最好的住房提供給他們使用。經過精心的準備，到八九月間，宜昌戰役的準備已經基本完成。恰在此時，日軍發起了第二次長沙會戰，蘇聯顧問也參與了會戰，到9月底，中國軍隊轉入反攻。宜昌方麵也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10月，戰線基本上回到了戰役開始的狀態。不僅如此，其實整個1941年日軍在正麵戰場上發起的進攻幾乎全部無果而終。用崔可夫自己的話來說，“中國戰場上的戰線已經僵持不動了。”

 

　　這時，崔可夫作為一個軍事外交家的特色表現了出來。會戰結束後，他嚴格禁止蘇聯顧問拋頭露麵，不讓他們搶中國高級軍官的鏡頭。不僅如此，在平時，為了讓中國的指揮官們接受顧問團的意見，崔可夫和他的團員不惜先對他們千瘡百孔的計劃肉麻地吹捧一番，在中國的指揮官們飄飄然的時候，再將自己的意見全部塞進去。崔可夫發現這種小手段通常都會奏效。在戰時，崔可夫要求顧問團的成員僅僅做一個“顧問”，而不要讓中國的大小軍閥感覺到蘇聯人在控製他們。因為崔可夫對當時中國政治的認識實在是太深刻了。

 

　　日本是南進還是北進？蘇德開戰之後，日本北進的調子高了起來。尤其是剛剛簽訂了中立條約的外相鬆岡，公開積極鼓吹北進。不過7月2日日本還是做出了同時進行南進和北進準備的決定。在南方進駐印度支那，北方則進行代號為“關東軍特別軍事演習”的大規模軍事調動，在幾個月的時間裏關東軍的兵力就增至70萬人(到1942年時甚至達到了110萬)，蘇日關係空前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最高當局要求崔可夫顧問團提出報告，判斷日本的動向。在這個問題上，顧問團的成員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一些人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北進，而崔可夫和其他的一些人卻在研究中國和遠東的局勢並分析了占有的第一手情報之後得出了“南進”的結論。

 

　　他們注意到，由於日海陸軍的割裂，如果要入侵蘇聯，日本主要還是依靠陸軍，但是日陸軍的主要兵力都被拖在了中國戰場，而且這些軍隊還是日本的精銳部隊。在整個的1941年裏，事實上日本不可能從中國抽出大批兵力支援其他戰場。同時由於在張鼓峰、諾門坎衝突中領教過蘇聯機械化部隊的威力，日陸軍在蘇聯遠東部隊沒有大幅度削弱之前不敢輕舉妄動。政治上，日本也在等待蘇德戰爭的明朗化，想以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獲。由於蘇聯軍民的浴血奮戰，德國攻擊的破滅也讓日本進一步放棄了北進的念頭。正如崔可夫所說：“日蘇之間的和平取決於我國軍民在戰場上的結果。”當然，公平地說，應該是取決於中國和蘇聯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努力。崔可夫還指出，日本海軍在戰爭中“不可能老是閑著”。對日本而言，在北進行不通的情況下，獲取已成囊中之物的南方的資源成了必然的選擇。而且有賴德國的幫忙，拖住了蘇聯，徹底化解了蘇聯對日本的威脅。 

 

　　在當時正確得到日本主攻方向改變情報的，不僅有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還有蘇聯在日本的著名間諜佐爾格。不過佐爾格的情報是從日本高層直接得到的，而崔可夫的判斷是結合中國戰場的日軍動態、戰局的發展方向以及各種點滴的信息，分析後得出的。由此已可見崔可夫高超的軍事判斷力。

 

　　功成身退的蘇聯軍事顧問

 

　　1941年年底，崔可夫因長期工作積勞成疾，到成都休養。12月初，崔可夫在報紙上看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終於擺脫了長達10年的單獨對日作戰，蘇聯也基本擺脫了日本侵略的威脅，崔可夫“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預定的任務。”

 

　　1942年，在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後不久，崔可夫在給蘇聯共產黨中央的報告中暗示，蘇聯軍事顧問團已經圓滿完成來華使命，在中國已經不可能再發揮積極作用。同時由於美國的參戰，史迪威即將來華，與史迪威做顧問之間的競爭是不適當的。終於在1942年2月，早已急於回國參戰的崔可夫收到了返國的通知，結束了自己十個多月的在華使命。

 

　　我們來對比一下崔可夫和史迪威。崔可夫在回國之後，指揮英勇的第61集團軍參加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終於有機會表現自己驍勇善戰的猛將本色。史迪威也是一名出色的指揮員，在緬甸戰場上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華。不幸的是，史迪威上將是被毀在了中國，他的來華基本上是失敗的。而崔可夫則自稱是成功的。

 

　　崔可夫和史迪威兩人都會說比較流利的漢語,都曾多次來華,對中國都有一定的了解；兩人手裏都掌握著援華物資的分配；甚至兩人來華時的軍銜都一樣——中將。但是結果卻差別這麽大，為什麽呢？

 

　　首先，二者的目標不同。崔可夫的目標有限，那就是利用中國戰場拖住日本，防止蘇聯兩線作戰。史迪威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他的目的首先是利用中國減輕美國的壓力，這一點是相同的。然而史迪威還肩負著控製中國政府、奪取中國軍隊指揮權以及戰後將中國變成美國遠東戰略支撐這樣深遠的戰略任務。尤其引起雙方衝突的是對軍隊指揮權的爭奪。一方麵軍隊是國民黨的命根子，不可能交給美國人；另外一方麵這樣的要求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主權，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雙方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次，兩人對中國官僚習俗的認知不同，這與兩個人的性格有關。崔可夫深知中國軍閥的行為風格，能夠妥善地處理人事關係，講究做顧問的技巧，是一個真正的公關人才。在中國工作期間，不僅與中國的大小官吏關係良好，與其他國家外交官的相處也很融洽，為自己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史迪威則是一個典型的美國軍人，說話辦事直截了當，與當時腐敗不堪的國民黨軍閥的作風格格不入。此外史迪威為人尖酸刻薄，這一點在美國就有名，在中國更是吃不開。而事實上，能否與中國的同僚合作是來華顧問工作是否能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還有一點非常有趣，身為共產黨員的崔可夫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非常之差，認為中國共產黨消極抗日，積極準備內戰，而且從一開始就不打算給予幫助，甚至還在1969年的中蘇衝突中不顧年高體弱前去為蘇聯軍隊助陣。來自美國的史迪威則同樣對中國下層勞動人民充滿同情，不僅於此，他還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是真正在努力對日作戰。他曾努力與中國共產黨進行接觸並試圖援助，不過沒有成功。

 

　　總之，在當時複雜多變的局勢中，作為蘇聯最後一任顧問團團長，崔可夫所麵對的挑戰最大，情況最複雜，但是最後卻取得了成功，這顯示了他個人作為軍事外交家高超的軍事和外交技巧以及蘇聯外交的老辣。在戰場上崔可夫是驍勇善戰的猛將，在談判桌上則是手段高明的外交家。在行動原則上，崔可夫和他的顧問團處處以蘇聯的國家利益為自己行動的出發點和目的，無論什麽事都幹擾不了這個中心。然而在具體事件的處理上，又表現得身段柔軟，處事世故圓滑，即使在中國這樣複雜的人際環境中也遊刃有餘。

 

　　崔可夫回國之後，立即參加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準備，並且在準備不充分的條件下，將自己的部隊帶到了斯大林格勒參戰。在那裏，崔可夫一戰成名，所部也改編為近衛第六集團軍，從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一直到國境線一路連戰連捷，最後勝利攻入柏林。

 

　　戰爭結束之後，崔可夫出任蘇聯駐德軍隊的司令，再次幹起了軍事外交家的老行當。1955年崔可夫晉升元帥，達到了自己人生的最高峰。雖然在中國的活動不是崔可夫一生最感自豪的，但是通過他在中國的活動，已可看出崔可夫作為一個軍事外交家的優秀品質。而且崔可夫的活動也確實極大地幫助了中國抗戰，值得中國人民尊敬和懷念。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1日 《人物》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