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楊
園中草木春無數隻有黃楊厄閏年
司馬遷是漢代著名的曆史學家，他的不朽曆史巨著《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且“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能寫出這麽一本書與他一生遊曆有著密切關係。因此，我覺得，應該給他老人家再戴一頂帽子--中國古代傑出的旅行家。現在的專家學者們帽子一摞一摞地戴，給他老人家多準備一頂實在不算什麽奢侈。
據司馬遷自己介紹，他“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以後又曾“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於海。。。”，遊蹤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他以博大精深的學識，融祖國山川靈秀於《史記》，以雄肆豪放的筆觸，描繪了氣象萬千的錦繡江山和奔騰不息的曆史長河。您要認真讀讀《史記》，就能體會到他“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學識。
咱先來看看司馬遷的家庭出身和他生活的社會背景，這對了解他為什麽能夠成為一個傑出的旅行家和偉大的曆史學家或許會有所幫助。
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五年）。當時的西漢王朝正處於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時期，社會經濟相當繁榮。《史記。平準書》載：“漢興六七十餘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至腐敗不可食”。在這種政治經濟日益鞏固發展的基礎上，漢武帝劉徹於公元前140年登上皇帝位。
漢武帝這人在曆史上算得上是個有作為的皇帝，登基之後，一直沒怎麽閑著。他施展雄才，內外經營，先後鎮壓了陰謀叛亂的宗室藩王，平定了東南沿海的東甌，閩越等地，鑿通山道，開發並控製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大力抗擊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擴展帝國疆域。在文化領域，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完成了意識形態方麵的統一。
處在這樣一個政治，軍事和文化發展時期，司馬遷算是趕上好時候了，要不然，趕上兵荒馬亂的年月，家呆著都有可能禍從天降，更甭提旅遊了。
司馬遷小時候是個好孩子，又聰明又有抱負，家庭出身也不錯。他爹司馬談做過太史令，是個有文化的高幹，相當於現今曆史研究所的一級研究員，所長一類的官員。司馬談一直想寫一部表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史書，所有圖書館都跑遍了，資料也沒收集全。為什麽呢？因為當時“書缺簡脫，禮壞樂崩”。
不是說經過“文景之治”到武帝時漢朝處於經濟文化發展時期嗎？一點兒不假。經濟建設容易看到成果，有那麽十年二十年休養生息，改革開放，倉廩實，老百姓不挨餓還是容易做到的。可是，文化建設需要的時間就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它需要的是長期積累。秦始皇焚書坑儒，一場文化浩劫的負麵影響到漢武帝時代仍然沒有消失，書都燒了，司馬談要想寫本史書，沒史料就如同巧婦難做無米之炊一樣。
司馬談老先生盡管無法了卻著書立說的心願，但有了司馬遷這樣一個兒子還是令他萬分欣慰。於是乎，像許多文革後返城的老知青一樣，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壓在了兒子身上，期盼著有朝一日讓兒子來實現自己不能完成的心願。因此，從司馬遷一懂事，就像填鴨似的往這孩子腦袋裏可勁兒地灌輸知識，教他識字背書。由於老父親的言傳身教，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能讀《左傳》，《國語》，《世本》等古籍。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是司馬遷日後能夠成為一個曆史學家的重要因素。
家庭對一個人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對那些聽話的孩子更是這樣。有個史學家的父親，從小接受的又是偏重曆史學科的教育，司馬遷不想成為曆史學家都難。小時候吃豆漿油條長大的，一輩子對這種食物都會有特殊感情。司馬遷在其父的培養教育下，發誓要子承父業，著書寫史。
自從司馬遷立下這一誌向，就發奮苦讀。讀著讀著，就遇到了他爹遇到的同樣問題。書就那些書，再讀也那麽回事，需要找更多的史料，沒有。怎麽辦？不能還像他爹一樣把寶押在自己兒子身上吧？還是年輕人腦子活泛，咱不能老是閉門讀書，整理殘篇斷簡，咱得走出家門，親自到名山大川和曆史勝地去考察，去熟悉那些要寫的曆史人物和事件產生的地理背景和社會環境，去訪問還健在的曆史人物及他們的家人，朋友和有關人員，去搜集官方書擋中不予記載的，但更接近曆史真實的民間對曆史人物的評論和傳說。
司馬遷這個想法頗具前瞻性。這種重視民間史料和口述曆史的研究方法早已成為史學界的傳統，並對當今曆史學家有著很大影響。唐德剛教授當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搞的那個口述曆史項目就是繼承了這一傳統。
司馬遷要走出去親訪名山大川的想法和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有一些關係。當時西漢王朝國力上升，帝國疆域不斷擴大，人們對外部世界的求知欲亦明顯增加。在紙張，印刷術，互聯網還沒發明出來投入使用之前，知識的傳播手段非常落後。要想做點兒學問，獲得更多的書本以外的知識，還就得出去旅行。
當時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麵和日漸發達的交通工具也為司馬遷的遊曆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條件。
司馬遷出門旅遊不是簡單的遊山玩水，也不像現在國內幹部專揀風景名勝打著開會名義行遊山玩水之實。他是實打實借著遊曆的機會做學問，在實地考察中檢驗書本上的知識正確與否，搜集曆史材料著書立說。因此，他的旅遊計劃得到老爹司馬談的讚同和支持。就這樣，他在公元前126年（漢武帝元朔三年）開始了他的全國性大遊曆。
這次遊曆他都去哪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交待：大致路線是“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峰，困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您要是拿地圖一對照，一準認為司馬遷走了不少冤枉路。事實上，他的旅遊路線的確曾經遭到人們的質疑。清末民初有個愛較真兒的學者叫王國維的，在其所著《太史公行年考》裏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考《自序》所記，亦不盡以遊之先後為次。其次，當先浮沅，湘，闕九疑，然後上會稽，探禹穴；自是北涉汶，泗，過楚及梁而歸。否則，既東複西，又折而之東北，殆無是理。”看來，王國維的分析頗中肯綮。
讀書不能讀死書。我覺得，司馬遷將其旅遊路線上的地名如此排列，是因為行文的方便，大可不必拘泥。您想想啊，司馬遷是自費旅遊，家裏也不是忒有錢，這從他後來在李陵案中獲罪而不能出錢自贖便可證明。太史令的工資不是很高，也不是什麽油水大的肥缺，靠自己那點積蓄出門旅遊，能不好好算計嗎？
再說了，司馬遷年紀輕輕的，那年剛剛二十歲，決不會有老年癡呆症，在重大問題上犯糊塗。再說了，古時候人們寫文章愛講究對仗工整，合轍押韻，司馬遷也不例外。反正這些地方都去過，誰知道你們這幫後人那麽講究排名啊？懂了這層道理，我們用不認真的態度對待司馬遷這段話反倒是認真對待曆史了。
那麽，我們現在來看看司馬遷在這次旅遊中都光顧了哪些名勝古跡？有沒有必要請旅遊局搞旅遊線路規劃的同誌們弄出一條司馬遷之旅來多吸引點兒遊客？咱是不是放假抽空也踏著司馬遷的足跡遊上一圈呢？值不值得，咱先跟著司馬遷在書上走一圈就知道了。
司馬遷從長安出發，第一個目標是奔著屈原的老家去的。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對漢賦的興起和發展產生過非常重要的影響。
作為一個文學青年，司馬遷對屈原那豐富的想象力，驅雷電，駕龍鳳，遨遊於天地之間的浪漫形象心馳神往。屈原文采絢爛的詩歌，剛直不阿的人格和懷才不遇的命運對司馬遷產生過宿命般的影響，我們從《史記》的文采和他對曆史人物的臧否及其晚年忍辱著史，便可看到二人之間諸多的相似性。怪不得魯迅將《史記》評論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憑吊屈原，很早就成為司馬遷的夙願。所以，他一出門兒，就先奔楚國而來。 司馬遷自長安出發向東南，出武關（今陝西省丹鳳附近），經南陽（今河南南陽），南渡漢水，取道南郡（今湖北江陵），在此處越過長江，抵達長沙北麵的古羅城。在這裏，司馬遷瞻拜了屈原“所自沉淵”之處。
波濤洶湧的汨羅江依舊波濤洶湧，念及屈原對楚國的一腔熱血和忠貞，竟為讒佞詆毀，致使“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身為屈原粉絲的司馬遷不禁觸景生情，“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屈原的不幸遭遇使司馬遷臨江愴然流涕。
辭別汨羅江，司馬遷南下長沙，前往憑吊他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西漢政論家賈誼的遺跡。說起賈誼，所有胸懷大誌的年輕人無不把他當成學習的好榜樣。
賈誼少年得誌，二十多歲就當了博士，得到漢文帝的越級提拔，沒本事行嗎？“是時賈生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人，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以為能，不及也”。賈誼曾向漢文帝提出許多政治建議，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打擊匈奴，實行重商政策。按說，在搞改革開放的當時來說是用得著的人才。但是，他的政治主張很快和當朝權貴周勃，灌嬰等人發生衝突，您說漢文帝能不站在輔佐他上台的老臣一邊嗎？結果，賈誼被貶謫長沙，給長沙王當家教。
剛來長沙，賈誼的心情很消沉，在渡湘水時，想起屈原，作了一首吊屈原賦，發牢騷。後來，想開了，齊生死，齊貴賤，淡然處世，得以善終。屈賈二人對待逆境的不同處理方式，使司馬遷對人生又多了一層感悟。因此，他在《屈原賈生列傳》裏寫道，以前讀屈原的《離騷》等作品，感到很悲傷，到了汨羅江，還為屈原哭鼻子。後來讀了賈誼的吊屈原賦，才知道屈原不投江的話，可能還有另外的活法兒。再讀賈誼的《服鳥賦》，看到他“同生死，輕去就”的坦然，自己一下子也找不著北了。
人生就是這麽複雜，年輕人咋能一下子看透呢。看幾本書，聽幾個人的故事，就想悟出人生哲理這門大學問，沒門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