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楊
園中草木春無數隻有黃楊厄閏年
現代化是起源於西方的世界性潮流。在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照搬西方模式。然而，在中國和印度這樣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西方化往往同其文化傳統產生衝突，給這些國家的社會轉型增加困擾。因此，如何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便成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知識精英和政治領不懈探索的迫切問題。
一。現代化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學術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表現出極大興趣。二戰後，在區域研究基礎上發展形成的跨學科的現代化發展理論和研究方法，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早期的現代化發展理論大都以現代西方國家為標準，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非西方國家的發展問題，其重大缺陷就是西方中心觀念和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它將人類現代化的曆史進程劃分為傳統社會階段和現代社會階段，但對傳統和現代的解釋則非常模糊。它根據西方的形像來定義現代的標準，而將非西方國家的曆史文化視為阻礙現代化的傳統。聲稱非西方國家若要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原有的傳統文化，接受西方的現代文明，通過模仿西方國家，才能實現現代化。一些學者甚至斷言，現代化即西方化。這種西方中心和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隨著十八世紀西歐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而形成的。一些西方學者將西歐國家發展的模式加以概括，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模式。無論是卡爾。馬克思的曆史唯物論還是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研究，均把西方資本主義的崛起視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標誌，並對前資本主義的傳統社會形態加以否定。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自理性主義思潮興起以來，也給進步的西方知識分子打上了深沉的文化烙印。戰後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空前強大，更加強化了西方中心觀念，也使許多非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在心理上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霸權。
由於早期現代化理論對非西方國家的傳統文化多持否定態度，因而，其研究側重於這些國家的社會體係在結構與功能方麵的變遷和調整，並將此視之為現代化的目的。一些學者就將現代化簡單地定義為工業化和經濟發展。 早期現代化理論的代表人物李威(Marion J。 Levy)和摩爾(Wilbert Moore)就將現代化定義為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這種狹隘的結構主義研究麵對複雜的社會變革過程往往無法解釋及其內在原因，其西方中心為主導的思維定勢亦常常導致對非西方國家社會變革多樣性的忽略或妄下定論。戰後日本的崛起，使早期現代化理論遇到嚴重挑戰。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許多學者的批判和修正。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將現代化定義為人類理性地利用個人和集體的有效手段征服世界的過程。後來，愈來愈多的學者則將現代化視為人類社會生活整體轉型的曆史過程，從個人生活方式到國際關係的所有領域，無不涉及。雖然，現代化理論在六十年代由盛而衰，繼之興起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和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但是，隨著西方模式的現代化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失敗和西方社會進入後工業化時期遇到的各種危機日益明顯，對現代化潮流重新反省，對東方國家的文化和傳統進行研究和對生活價值問題的探討開始受到廣泛的重視。因而，現代化理論在區域研究領域依然占據顯學地位。
後來的現代化研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麵均有很大突破，其研究重點亦由狹隘的結構主義研究擴及到人類社會生活整體轉型的曆史過程。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亦顯而易見。美國曆史學家寇漢(Paul A. Cohen)指出，當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科學技術，推進經濟現代化的時候，愈來愈多的工業化國家的人士開始注意應用於工業和戰爭的現代科技的潛在毀滅性，並對是否應把這種科技能力作為衡量一個文化的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特征表示質疑。印度學者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則從人文主義的角度一針見血地批評現代化潮流出現的偏頗，即人類在現代化過程中擺脫了中世紀宗教的枷鎖，而成了科學和理性的奴隸。近代科學技術、工業革命、以及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發展，無疑是人類的理性選擇，標誌著人類為了擺脫自然和社會對人的束縛，最終掌握自己的命運，訴諸理性，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結構加以重新改造，使之有利於人類自身價值的實現。但是,這些理性的產物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異化，反過來擺布人類的命運。在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國家，這一問題尤其明顯。其實，早在現代化潮流將要席卷全球之時，一些有識之士如梭羅(Thoreau)、羅斯金(Ruskin)、托爾斯泰(Tolstoy)和甘地 (Gandhi)等人，即對現代化產生的異化現象進行過尖銳的批判。然而，在功利主義的趨使下，人們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異化現象直到晚近才引起注意。從此意義上講，現代化不僅僅對非西方不發達國家而言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也是一個未完成的曆史任務。因此，現代化成為東西方學者普遍關心，愈益深入探討的理論問題。
二。對現代化道路的多種選擇
隨著現代化研究的深入發展，愈來愈多的學者在探討非西方國家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時擺脫了西方文化霸權的陰影。舉例來說，中國和印度的現代化曆史就具有許多相同的經曆。兩國都具有悠久的曆史傳統，且都是在遭受西方文明的衝擊後邁入現代化曆程的。在回應西方挑戰，向現代社會轉化的曆史過程中，中國和印度表現出許多相同之處。科學技術的落後和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使兩國麵對西方列強的擴張，無力抵抗，先後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然而，中國和印度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印度社會的種姓、宗教、民族、語言文化的多樣性使其文化傳統具有多元的特點，而以儒家倫理占統治地位的中國文化傳統則具有強烈的一元化傾向。印度淪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西方文化對其影響遠比始終存在本國政府的中國社會為大。這些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方麵的差異決定了兩國的現代化必然帶有各自的特色。美國學者白魯洵(Lucian W.Pye)曾言，不同文化將產生不同風格的現代化，某些文化因素可以促進發展，而某些文化因素則會阻礙發展。比較不同國家的現代化經曆，目的不僅僅在於尋求被比較的社會的相同點和相異點，而要在比較中發現哪些文化因素有益於社會發展，而哪些文化因素阻礙社會發展。通過對不同文化係統的比較，易於透過複雜的社會現象更清晰的分析那些影響社會變革的文化因素。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的現代化經曆，可使我們更清晰地發現自身的問題，從而找出有利自己發展的道路。所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即是這個道理。
從文化係統的角度看，現代化是一個文化傳統的整體變遷和更新的曆史過程，研究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均應對其文化係統進行具體的考察。這裏所指的文化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廣義的文化概念。作為一個係統，物質器用可視為文化的外在層次;社會政治製度等可視為文化之中間層次;其核心部分則包括民族心理、意識形態、價值係統、道德規範、宗教情感、民族性格，等等。在文化的整體變遷中，文化係統的外層易於變化;中層最俱權威性，決定著文化變遷的形式;核心則最為複雜，一方麵，其保守性保持著該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麵，其敏感部分，又往往是整個文化係統發生變化的先導。在現代化過程中,處於文化核心地位的價值係統對於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起著決定性作用。因而，在具體考察影響中國現代化的文化因素時，應把重點放在文化係統的核心和中間層次上麵。這是因為中國人對現代化在物質器用層次上的認識有著基本的共識，譬如發展經濟，擺脫貧困， 奔向小康，似乎是除“大款”“大腕”之外絕大多數中國人所向往的。如今人們爭論較多的是集中在文化的中間和核心層次方麵，例如，在要不要引進西方的民主製度，對人權的概念如何解釋，怎樣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中國特色，以及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等等問題上，至今爭論不休。因此，人們需要對此多作研究。
三。中國現代化的曆史教訓
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曆史，其中有許多經驗和教訓值得借鑒。
中國的現代化是受到西方的衝擊後出現的，其進程是從經濟、政治、到文化層麵逐漸展開和深入的。因此，西方的現代化便成了中國的參照係，許多人甚至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或者，幹脆就是美國化。這是因為參照的視角主要集中到人家的物質文明上。中國的現代化曾經采取西方化的形式，但並不成功。這是因為中國社會經曆了兩千多年封閉性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並且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傳統文化， 對外來文化具有強烈的排斥性。鴉片戰爭以後，雖然中國的門戶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所打開，西方的商人，傳教士亦隨之來華，沿海地區的通商口岸也出現了西式學校，醫院，教堂，報刊，等等，但是，直到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仍很有限。傳統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盡管傷痕累累，但其曆史慣性仍然阻礙著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雖然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看到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強大威力，但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象印度的知識分子那樣，歡迎並支持西方殖民者的統治，籍西方殖民統治之力，來推動印度的社會改革。
西方化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屢屢發生衝突。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政治中心互為表裏，政治中心即民族認同體的核心。麵對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挑戰，中國的直接反映是保我江山，維我祖製。因而，富國強兵，抵禦外侵便成了中國步入現代化曆史進程的動力，現代化隻能在物質文明的層麵進行。鑒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敗於英國的堅船利炮，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強國之策。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是中國向西方學習，向現代化方向邁出的第一步。但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意識形態框框束縛下，剛剛誕生的中國現代化工業受到諸多限製。傳統的政治製度本來就與現代工業的管理體製充滿矛盾，"西用"硬性納入"中體"，造成現代工業的畸型發展。結果，甲午戰爭一舉粉碎了洋物派實業救國的夢想。 甲午一役使中國的有識之士驚醒，中國要富強，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而且要在政治上效法西方，對傳統的政治體製進行改革。因而，嚴複，康有為等人提出政治改革主張。雖然，政治改革是在西方列強逐漸瓜分中國，民族危機壓力與日俱增的曆史條件下出現的，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廷保守派人物，仍然懼怕政治改革危及其既得利益，利用手中權力鎮壓了戊戌變法運動。由此可見，在中國，政治層麵的現代化遠比經濟層麵的現代化要艱巨得多。由於中國的政治傳統，政治中心對社會變革具有決定性影響，中國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無法對現代化作出多種選擇。以孫中山為首的激進派終於對"體製內"改革失去興趣而選擇了以革命的手段改變政治中心的途徑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但是，用革命的方式來推動社會變革是否可取？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傳統的“保駕”意識不但使中國對西方的挑戰缺乏靈活的反映，民族危亡的急迫感也限製了對政治改革的多種選擇。中國人選擇以革命的手段改變政治中心的途徑來推進現代化方式在當時還算有情可原，那麽，革命到後來成為進步的同意詞，並且發展成為一種新傳統，則不能不找找民族心理方麵的原因了。
辛亥革命失敗的曆史教訓表明，現代化在民族心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文化層麵比在經濟和政治層麵實行起來更為艱巨。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製，建立了西方式共和政體，然而，它卻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卻按照帝製的軌跡運行。一次大戰以後，當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被革命摧毀而新的中央集權尚未建立而出現短暫的集權統治的空隙時爆發了以思想啟蒙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鑒於軍閥混戰，政治腐敗及傳統文化對社會的束縛，五四知識分子終於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呼籲科學和民主，甚至提出全盤西化。激進主義從此在思想和政治領域大行其道，因而，文化啟蒙這種頗費時日的文化運動便很快讓位於民族救亡的革命運動。其實，這一現象同中國的傳統文化、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及啟蒙運動本身的內在矛盾均有直接關係。過多的人關心政治使得政治在社會中占絕對的支配地位。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知識分子不可能超然地追求多元價值，在國家受到外國列強威脅的條件下，民族主義便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一百多年來，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的一種最主要的意識形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唯一選擇。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大多還受著“士”的傳統的影響，其本身的價值要在修齊治平中實現，這就使過多的人擁擠到政治領域中來。當他們在自覺地反傳統的同時，卻在不自覺地受著傳統的支配，即用傳統的方式來反傳統。由此可見，科學，理性，民主等西方價值觀念要溶入中國文化決非一朝一夕便能實現。中國政治體製的保守性導致社會變革中產生的內部動蕩遠遠甚於印度等國家，全盤 西化和全麵反傳統的激進傾向亦表明中國社會內部變革渠道的狹隘以及缺乏對現代化作多種選擇的機製。西方化從來未能在中國真正實行，因而，它對中國的先進分子的吸引力就更為強烈。越是得不到的東西就越有吸引力，結果，最終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反西方的西方意識形態，才初步滿足了中國知識分子那種對現代西方又愛又恨的心理需求，以革命形式 建設現代國家便自然成為現代化的主要課題。
四。傳統文化對價值選擇的影響
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標準，不同文化傳統將產生不同風格的現代化，因而，現代化的方式必然是多種多樣的。比如，中國和印度，都是在回應西方挑戰時開始現代化的，但模式就截然不同。現代化作為文化變遷的曆史過程，無法也不能割斷傳統。傳統文化是不能選擇的，但是，傳統的更新和再造則是社會變革的必然現象，盡管其本身仍然受到傳統的製約。
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之所以接受馬列主義，除了當時的曆史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相同之處：平均主義的社會理想，集權主義的政治結構，精英主義的政治文化，集體主義的道德規範，等等。正是由於這些相通之處，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雖然對馬列主義不甚精通，但卻感到無比親切。毛澤東更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成功地將其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在當時是很合乎邏輯的曆史選擇。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列寧主義革命政黨的組織形式與中國傳統的集權主義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在本質上是吻合的。在外族侵略危及國家生存傳統文化基礎發生動搖的曆史條件下，加之缺少獨立於國家政權之外的整合社會力量的機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就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選擇。然而，過分相信現代國家的力量，為政治集權主義開辟了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族危亡的曆史條件已經發生變化，救亡已不再是全民族的最高價值。但是，毛澤東利用了五四以來形成的新的激進主義政治傳統，繼續加強國家權力，把集權統治推向極端。現代民族國家在西方的出現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標誌，民族國家無疑是理性化的產物。然而，過分相信國家的力量，為了國家的利益犧牲個人自由，必然為政治集權主義開辟道路。當國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時候，個人便沒有其他選擇，隻能充當國家的奴隸。這時國家就異化了。文革時許多中共的老幹部遭政治迫害而無能力保護自己，已然昭示這種異化的嚴重後果。正是由於人們理性地將個人自由無條件轉讓給國家，毫不懷疑自己的領袖英明偉大，文革的災難才有可能發生。這裏的一個教訓是，理性的手段不見得一定能達到理性的目的。
我們可以從中國近代史上看到一條主線，無論是革命派還是改良派，都把富國強兵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這種價值上的選擇同中國的文化傳統有著直接的關係。在中國為什麽民族主義長久不衰，自由主義未能發展，這是中國社會缺少多元文化所造成的。文化傳統對於整個社會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譬如《河殤》，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尖銳地批判，鼓吹西方化，呼籲第二次啟蒙，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民族的振興，似乎隻有民族主義才能增強其道德感召力。因此，它的話語仍然是民族主義的，這就很容易為當權者所利用，同它所倡導的啟蒙主旨也是互相矛盾的。《河殤》的作者表麵上在批判傳統文化，實際上是以諷諫的方式要求中共當局進行政治改革。其所表露的沉重的曆史使命感同士的傳統一脈相承。雖然《河殤》激進地主張西方化和反傳統，但它仍然是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將傳統與現代視為二元對立。從五四到《河殤》，全盤西化成為一股思潮。這種思潮的本身恰恰是一元化思維的產物。現代化不應僅僅有一種模式，既使參照西方模式營造現代化，也應當有所取舍。不然的話，會得出荒謬的結果。五十年代，中國模仿蘇聯，以失敗告終。因此，中國不僅需要進行經濟改革，而且需要對政治製度和文化價值係統進行改革。
五。中國的現代化麵臨新的選擇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開始引進現代化理論，並以現代化理論來研究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官方提出的現代化目標實際上是物質層麵現代化。在一個急欲擺脫貧困狀況的社會裏，染有急功近利的文化基因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迫切尋求現代化道路時，容易隻看到西方工業化國家表麵的發達富裕，而忽視其已經存在或潛在的社會危機，因而，早期現代化理論就自然對他們更有吸引力。從"河殤"對傳統文化的全麵否定到新權威主義的理性化專製論，都在異曲同工地表達著一個共同的主題，即盡快實現經濟現代化。在這種社會文化氛圍中，現代化似乎就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早期現代化理論在中國得到複活，並有中興之勢。這種現象值得令人深思。不知是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們對初級階段的現代化理論情有獨衷?雖然，中國的現代化起步較晚，且步履緩慢，但是，我們在擺脫了國家存亡的危機之後，更有條件有選擇性地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而不應當急功近利地照搬西方國家的現成模式。譬如，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重走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的老路，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可以更多地考慮環境，人口，社會保險，健康，教育等等問題，以避免西方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至今仍舊倍受困擾的問題。根據中國的曆史和現實，選擇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需要我們做出價值選擇。 當然，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優先解決其所麵臨的最迫切問題。中國貧窮落後的現實阻礙了現代化的發展。從經濟領域推動現代化也是當務之急，而經濟的發展也勢必會影響促進社會結構和政治體製的變革。但是，中國的問題並非會由於經濟發展而迎刃而解。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當前的社會現實仍然是政治體製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因而，對政治體製的改革就不能等閑視。十九世紀中國洋務運動的教訓，我們應該不會忘記。七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從政治領域開始的，即鄧小平從根本上改變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把中國共產黨的戰略重點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二十年來，中國在發展經濟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同時存在的問題也是非常明顯的，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政治體製對經濟發展的製約和阻礙。中共在大陸四十多年的集權統治，曾經把社會的一切活動空間摧毀殆盡，出現了政治統帥一切的局麵。發展經濟與否，必須服從政治需要。雖然，經過二十年改革開放，這種政治統帥一切的局麵有所改變，但是，賴以產生這一局麵的社會機製並沒得到根本改變。同其他亞洲經濟發展迅速的四小龍相比，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更多地受到政治的影響。因而，在政治領域推動現代化就顯得更為必要，唯其如此，才能保障經濟現代化的盡快實現。由於各個國家均有不同的曆史和現狀，現代化不可能采取同一模式。既便是亞洲四小龍，與中國大陸的現狀亦存在著明顯的差別。照搬亞洲四小龍的現代化模式同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在本質上並無區別。熟悉中國曆史的史華慈教授在論及現代化理論時強調，除了傳統和現代這一對概念外，現代化理論必須引入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即具體的曆史條件。根據中國的國情，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領域的現代化更為重要。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治製度未進行相應的變革。
民主化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誌，政治民主化是一個在政治領域推進現代化的變革過程。離開了政治民主化來談現代化是沒有意義的。如果說，由於中國沒有民主傳統，目前的中國不具備實行民主製的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就可以避開政治民主化來優先發展經濟，那麽，且不說這種經濟現代化是否能滿足中國人對現代生活價值的追求，單就其能否不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就頗令人懷疑。許多人在談到民主化時混淆了民主化與實行民主製度的界限，因而把政治民主化同實行西方的民主製度等同起來。正是由於這種概念的模糊，使某些人輕易得出中國目前需要理性化專製而非民主化的似是而非的結論。首先，需要明確指出的是，實行西方式民主製度並不見得就實現了民主。例如，民主國家印度，盡管實行了西方式的民主製度，種姓壓迫並未根除。美國在建國之初既已確立民主製度，但是，美國婦女直到本世紀初才獲得選舉權。既使建立了民主製度，民主化的任務也沒終結。另外，民主化也並非一定表現在西方式民主製度的實行。曆史上，人類創造了多種政治製度，民主製度相對而言，比其他政治製度更能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因而，許多國家以西方的民主製度為樣板，把民主化的目標設定在建立民主製度上。其實，民主製度是在尊重公民分享政治權利的基礎上實施的一種法律製度，建立民主製度隻是政治製度演變的一種形式，而民主化的目標應是達到使個人追求生活價值的自由得到充分合理的政治保障的一種狀態。民主化是一個發展的曆史過程，各個國家應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推進政治民主化。中國目前缺少實行民主製度的條件，但是，健全法製，尊重人權，保障公民所享有的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利，應該是現實可行的。而這些正是民主化的重要內容。至於國家高層領導的全民選舉，可以等待 條件成熟再來實行。如果以中國缺少實行民主製度的條件為理由而否定民主化的必要性和現實性，至少是不符合實際的。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漸進的曆史過程，實行民主製度的條件隻能在這一過程中創造，有量變的積累才能有質變的飛躍。
由於中國有著長期的專製主義統治的曆史傳統，加上共產黨文化已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民主運動往往以向專製製度直接挑戰的形式出現，且帶有共產黨文化的烙印。推進民主化並非一定要在政治中心進行，相反，文化層麵的民主化在中國顯得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人們在對民主的認知上仍未擺脫傳統文化和共產黨文化的思維方式。民主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當每個人都認識到自己有權主宰自己的命運，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而不再依附於理性的統治者的時候，才能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為民作主"改造成現代的民主意識，才能破除對新權威主義的幻想，樹立獨立的自我意識。中國的專製主義統治之所以能夠維持至今，不得不承認是由於被統治者缺乏獨立的自我意識，在心理上承認並接受了專製統治。在專製統治"深入人心"的中國大陸，推進民主化不是尋求理性化的統治者，而應是如何將民主理念注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使民主成為每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如果將民主當作一個理想的目標，而為實現這一目標可以訴諸一切手段，如仰賴理性化專製，那麽，這一目標便會遙遙無期。急功近利隻能導致目的和手段的分離，主觀上愈希望獲得民主，客觀上愈不民主。
社會生活某一領域的現代化必然對其他領域產生影響，社會體係在某些結構與功能方麵的變遷與調整，會影響到人們生活價值的實現，但是，這並不表明政治領域的現代化--民主化就會隨著經濟發展作為附帶產物而必然出現。沒有政治領域的現代化，很難說整個社會實現了現代化。譬如，希特勒時期的德國，工業化程度發展很高。但是，這種在高度中央集權統治下獲得的"現代化"並未出現所謂的附帶產物--民主化。第三帝國式的現代化並非當今我們所追求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戰後德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並使德國擺脫了經濟困境，但是，它並不能滿足德國人民對其他生活價值的追求。相反，當希特勒把德國推向戰爭的深淵，有識之士亦無可奈何。從這個意義上講，實施民主製度的目的，無非是使人們對生活價值的追求有一種製度上的保障。
在目前中國的現實條件下，以突變的形式改變政權的性質必然會造成社會的動蕩，且新政權能否實行民主更令人懷疑。那麽，在政治中心推行民主化是否就毫無希望了呢?事實並非如此。有些人以為，目前中國不具備實行民主製度的條件，貧窮落後的中國當務之急是實現經濟現代化，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權可以保障國家迅速走向現代化，避免社會動蕩，民主製度隻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附帶產物。這種觀點似是而非。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中，沒有政治製度的改革和法律製度的完善是不可能成功的。最近人大所作的政府機構改革，很明顯是為適應市場經濟而實行的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中國二十年來改革的實踐證明，政治改革的滯後是造成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為了避免社會動蕩，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中國政府應主動實施政治改革，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現代化是一個複雜的社會變革運動。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總之，我們在研究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時候，不僅應當大膽假設，而且要小心求證，盡量擺脫急功近利的心態，努力尋求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