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工作者的祖國ZT

潘維
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上的演講

2005年2月26日

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麵對這麽多自然科學領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講的話會不會對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並不因此怯場，因為我不過想講出內心的一個感受，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沒有什麽“美國特色”或者“中國特色”的科學知識。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知識是人類共享的。在今天，科學家經常跨國工作，成為當前人類社會裏最國際化的一個群體，是全球化的先鋒隊。如此，科學工作者的祖國認同似乎應當逐漸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話：“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那麽，今天的科學工作者還需要祖國嗎？

一．科學工作者的國家認同

科學工作者需要祖國認同嗎？這要看你是哪個國家的科學工作者。在我們這個西方人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隻要是生為中國人的科學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動想忘掉祖國，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國讀書時有個中國大陸去的同屋，讀材料學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是尖子裏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國前三十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艱難，是那時少見的城市貧民。他父親靠拉板車養活妻子和六個孩子。孩子裏隻有他一個念了大學。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開始激烈批評自己的祖國，批評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畢業後卻長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們的話說，是 “保密行業”，不容外國人插足。盡管他不喜歡祖國，卻無法通過美國政府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learance）。後來，他給一家小公司做實驗員，掙的是在大學裏當助教的工資，每小時不到十塊錢。再後來，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專業，轉行去做芯片工廠的質量檢查員，工資才隨著IT業水漲船高。那是種普通而平靜的美國生活，他卻永遠不會成為陶瓷材料專家了。

作為美國名牌大學的材料學博士，他若回祖國研究陶瓷材料，沒有security clearance的問題，他可以成為我國最出色的陶瓷材料專家。

不是大陸人的華人又如何呢？四十年前的1964年，年輕的李文和先生離開了當時令人失望的台灣，去美國讀博士學位。他很出色，畢業後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成為核專家，在美國能源部所屬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而且成了那裏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那是美國最高級的實驗室了。李先生認同美國，熱愛這個給了他機會和富足的新祖國。在這個新的祖國，他踢足球，喜歡野外活動，還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他還經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甚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來中國做基礎科學的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他是美國人，但畢竟也是中國人。希望在自己母國的文化圈裏獲得認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還都和美國情報機構配合，肩負了解中國核專家和核研究進展的任務，每次返回到美國都向情報機構匯報。還有報道說，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者。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右派掀起了反華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責之一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核武器的技術。美國情報機構斷定，中國顯然已經把核彈頭微型化，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這種技術，除非是從美國偷。可他們找不到中國偷竊技術的根據。於是，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國情報機構邀功請賞的替罪羊。李先生並不研究武器設計。就武器設計而言，他是個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開除出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實驗室，還喪失了退休金。美國聯邦調查局威脅說，如果他不“承認”為中國做間諜，就要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用電椅處死他（羅森伯格夫婦1951年因向蘇聯提供美國核技術機密而被捕，1953年被雙雙處死）。李文和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牢房，牢房沒有窗戶，燈是永遠開著的，夜裏也不會熄滅。他在牢裏還要戴上手銬和腳鐐，還經常挨餓。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間諜，也無法接觸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殺，把案子坐實。他因此早就提前聲明，自己絕不會自殺。新世紀更替的那 2000年元旦，他是獨自一人在囚室度過的。在被關押了九個多月之後，他終於被迫承認一些輕微的過錯，說明美國政府抓他有理，這樣才換取了出獄。他的“過錯”是什麽？就是把一些數據下載到個人計算機裏。那些數據是公共信息，絲毫沒有敏感性，不過代表一個程序員的正常工作，實驗室裏人人都這麽做。現在，李先生依然認同美國，在個人網站上發起了簽名運動，期待美國總統向他道歉，期望美國政府向他道歉，從而能賠償他失去工作的損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傳裏，他卻這樣寫到：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裏，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使自己淪落到了今天的局麵。獄中麵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麽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亞裔，像我一樣的華裔，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是的，對美國而言，你李文和雖然是美國公民，卻是中國人。對中國呢，李文和是美國人。科學無國界，如果華裔科學家沒有祖國，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為科學家。

二．在悲劇的祖國

大家可能會認同“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這種說法。我想進一步說，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也是悲劇。

大前天（2月23日），《參考消息》用一整版轉載了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擊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汗。卡迪爾汗生於1936 年。他13歲時，印度獨立了，祖國卻被英國分裂成了兩個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穆斯林的卡迪爾汗遷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鄉卻是印度的博帕爾。博帕爾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順便提到，二十年前的1984年，博帕爾市發生過一起著名慘案。那裏的一家美國工廠泄漏了40噸劇毒氣體，導致3150人立即死亡，5 萬人失明，8萬人終身殘疾，150萬人受影響接受治療，占博帕爾市總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爾汗17歲，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學院學習，不久又去歐洲學電氣工程和冶金。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荷蘭工作，從事原子學研究。1976年，當印度開始了原子彈項目，40歲的卡迪爾汗回國了，帶著他的核能知識。在他的領導下，巴基斯坦努力了二十多年，也擁有了原子彈。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後進行了5次公開的地下核試驗，卡迪爾汗從此成為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成為祖國教科書課文裏的英雄，兩次被授予國家最高勳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國各地的卡車、公共汽車背麵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人，比總統的知名度還高。巴基斯坦人口與俄國相當，是美國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個國家人口的一倍。但美國、俄國、中國、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國、法國、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卻遭到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製裁。卡迪爾汗大概相信，原子彈能減輕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壓迫和屈辱，所以試圖向其他穆斯林國家出售一些核技術設備。他顯然沒有成功，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廠和房間裏都安插了間諜，甚至收買了他最親密的助手。這就是“巴基斯坦國”。很幸運，中國不是這樣的。現在卡迪爾汗已被自己國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國情報人員的訊問。在壓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編造一切美國所需要的謊言，使美國得以要挾其他國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也是悲劇。

三．在成功的祖國

1996 年，在中關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裏有北京航天飛行控製中心，是僅次於美國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羅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飛行控製中心。三年前，我在網絡上讀到了一點北京航天城裏的故事，很感動。1998年11月21日，中國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從酒泉發射中心升空，飛船的一舉一動都由北京中心遙控，從點火升空到返回著陸，成千上萬條調度命令要從這裏發出。任總調度的是一個北航畢業生，名字叫申勁鬆，當時隻有25 歲。神舟一號升空之日是他的25歲生日。一年後飛船返回時，他發現狀態有些不對，可他隻有20秒鍾的時間作決定，而且決定的後果是巨大的。他作了決定，而且作對了。返回艙落地之時，申勁鬆沒了感覺，就是腿軟，汗從握緊的拳頭中流下來，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是他26歲生日。他已經在機房中待了整整一年。到2002年神舟三號發射升空，這個1973年出生的28歲大男孩已經連任三屆總調度了。他的工資隻有1300元。事實上，整個控製中心的科研人員都是這樣的一些青年學生，全部是我國自己培養的。到神舟三號升空，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與高能物理及原子彈不同，中國的載人航天沒有胸有成竹，滿腹經綸的專家領軍撐腰，就靠剛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年輕的本科生和碩士生。現在已經成為飛船軌道專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師大天文係的碩士畢業生。一進來就做軌道設計軟件。可飛船還在製造中，飛船數據還不明確。他對整個任務係統一無所知，而且沒有任何參考方案，沒有一個可用的程序、文檔。他拚命了，日以繼夜閱讀國外資料，希望能發現一點漏網的蛛絲馬跡，而且他用天文學知識來啟發自己的思路。他幾乎沒離開過機房，怕思路中斷就難以續上，每天靠方便麵填肚子。經過半年沒日沒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飛航中心這樣的例子並不少。控製軟件專家歐餘軍是1995年從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畢業的，1998年開始負責遙控保障軟件的編寫。那是個決定飛船能否安全返回的關鍵性軟件，包括對飛船發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鏈和注入數據。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可借鑒，要從零開始。中國飛船能否回得來，就全看這25歲的小夥子了。整整兩年零八個月，沒白沒黑，他把軟件做了出來。結果發現有問題，近三年的勞動成果全被推翻。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在機房裏放聲大哭。中心的領導人認為哀兵必勝，堅持不換人。隻剩下幾個月了，歐餘軍成了機房裏的拚命三郎，不管什麽時候，人們走進機房都見他端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像個活菩薩。任務完成了，他的身體也垮了，得了腎積水，經常疼得滿頭流汗。這時，中國第一次飛船發射開始，一切全新，誰也不是內行，有許多軟件隻有他一個人會發指令。醫生護士把他從醫院抬到指揮大廳，邊輸液邊打鍵盤，在擔架上堅持了幾天幾夜。飛船返回後才被抬回去做手術。

我為什麽要講他們，因為北京飛航中心就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旁邊，他們的同學、朋友在那裏每個月掙萬元以上。可在飛航中心，申勁鬆一千多元的工資還意味著日以繼夜的辛勞。甚至一個月才能和在城裏工作的妻子見一麵。申勁鬆是這樣說的：

“如果單從掙錢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幹不成了。外麵的誘惑確實很大，但我既然幹了這個，就要認認真真地幹。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對一個人來說，一輩子能趕上一次就非常難得了。”

在這篇網絡文章之後，有個跟貼，也很有意思。跟貼的作者回憶說：

“92 年畢業前，酒泉來人，希望我們這些學控製的人去那裏工作，並且明確說是為了宇宙飛船工作。可我們當時想的都是出國，考研，對此漠不關心。在動員大會上，許多人插科打諢，胡言亂語，嘲弄帶隊的軍官。學校也沒起正麵作用，隻是應付了事，找了幾個拿不到學位的差生和來自邊疆地區的學生糊弄軍隊。十年了，我們這些人出了國，成了所謂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實說，都是行屍走肉，所學所用都在為外國人牟利，而且我們的所謂‘成果’在他們麵前是如此的淺薄、渺小、微末。是那些當年被我們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學們真正在為祖國奉獻著，我真不知道將來見麵時如何麵對他們。我們是逃兵。”

為中國宇宙飛船事業獻身的這群年輕人“成功”嗎？也許成功，也許不成功。也許有些將來成功，有些連將來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勳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於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國讀了機械工程學博士，然後去一所美國大學當講師。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他也許就這樣生活下去了，過一種平靜的美國生活。1949年，像那個時期的許多留美學生一樣，34歲的任新民先生也趕回來建設新中國，為祖國出力。他很快就成為我國遠程導彈的材料專家，負責設計製造了“長征一號”，就是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衛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歲了，因為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他的貢獻才為人所知。1995年，他 80歲了，得到了“全國優秀工作者”稱號。在他85歲時，國家向他頒發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和“航天獎”。然而，他說，“航天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個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記得其他著名的兩彈一星元勳也說過類似的話，而且舉出了很生動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歲。在他70歲以前，沒什麽人知道他的所謂“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謂“不成功的”，他們都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成功了，祖國是科學工作者們最堅強的後盾。他們推動了共和國的進步，他們與共和國一道前進。人民會忘記很多事情，但將永遠尊敬和記住這樣一群人：他們為祖國生死攸關的重大事業當了螺絲釘。這些人不屈不撓，忠貞愛國，延續了關於中華民族的偉大神話，成為我國精神遺產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從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謂“不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他們與共和國重大進步聯係在一起的業績，也會博得同胞們永恒的紀念，為世世代代的中國科學工作者樹立榜樣。

四．什麽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我今天談的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祖國是個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環境，雇主的名聲，乃至北京戶口，祖國似乎是個虛無縹緲的概念。

然而，中國的科學界向來有愛國主義傳統。中國的科學就是為挽救國家危亡而興起的，“科學救國”是中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們的動力。我國的進步依賴科學。沒有科學，沒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沒有用科學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沒有普及科學精神的現代教育，就沒有我們貧弱的國家今天走向強大、富裕。祖國靠科學工作者，科學工作者背靠祖國，於是撐起了祖國這棟大廈。這大廈也給科學家們帶來榮耀。數學家陳省身和物理學家楊振寧的落葉歸根，隻是這兩者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象征。世界上得到諾貝爾獎的人有數百成千，但做為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的代表而贏得諾貝爾獎，那榮耀屬於一個複興中的古老文明，屬於億萬中國老百姓那期待的眼睛。

什麽是祖國？祖國就是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是每一個中國公民，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家。祖國在那裏？祖國就在你麵前，就在你的學位論文裏，就在你的實驗室裏，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麵對的同學、老師、同事。祖國的興亡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的行為積累起來的。當我們未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們去廟裏算命，買飯不排隊，甚至加塞兒，那就是國家落後的原因。如果念書隻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不惜踩著別人往上爬，就不善與人合作，就會偷懶，走歪門邪道，就抄襲、剽竊、造假數據，甚至會把國家的科研經費“洗”出來給自己買汽車房子。這樣，我們的國家就落後，就貧困。

的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家，落後、貧窮，很多地方不如別人的家。在一個遍地小農的國家，我們好不容易建設起了強大的工業，實現了工業化，卻發現我們夜晚的天空沒有了閃亮的星鬥，我們城市裏的空氣肮髒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變成了荒原；遼闊的草原變成了黃沙。空氣髒了、水不夠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樣性正在被迅速扼殺。如此，綠色的中國變成了黃色的中國，黃色的中國又正在變成灰色的中國――到處都是扼殺生命的工業化學汙染。我們終於有了充足的食物，卻沒有了任何可以稱為“安全”的食品。於是，工業化了，我們的國家卻還是發展中國家，看不到成為發達國家的希望。不僅如此，我們的製度不合理，給國家帶來光榮的宇航科學家卻隻得到勉強糊口的工資。豈止是這樣，我們還有很多普通公民受了很多委屈，冤屈不能改正，正義不得伸張。

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全體公民，特別是肩負著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科學家、工程師們，要一起來努力，要用我們大家的手把這座房子撐住。

別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別人的家。我們的房子再破，也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依托，也是我們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依托。這房子再簡陋，也能給我們遮風擋雨，給我們一份終極的歸屬感，給我們溫暖和安全。為了撐住我們的這座簡陋的房子，為了把這座簡陋的房子變成堅固舒適的廣廈，為了一個工業的而且是綠色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們要時刻準備著，準備吃虧，甚至做出犧牲，正如那些航天城裏的年青人。

我們不如人，我們承認，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但知恥而後勇，我們勇敢，我們不屈不撓。我們如愚公移山，前赴後繼地努力，努力把國家建設成最好的家。這就是祖先留給我國精英們的忠誠精神。

忠誠是什麽？忠誠是：成不了一顆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樹，就成為樹底下的一粒泥土。這不是中國普通民眾所固有的精神，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國的這種精英文化孕育了我們民族的希望和未來。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你的國家落後，貧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國家先進、富裕、強大，你沒有成名成家，但你永遠不敗，因為這國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與國家共同進步。

然而，畢竟“科學無國界”啊。人們會說，你潘維講的這許多，不是狹隘民族主義嗎？不，不是。我講兩個道理。第一，中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強，加上海外的華人，大概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的進步是對全人類進步的巨大貢獻。中國的貧困落後問題解決了，解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問題的能力就會有決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貧困落後問題也就接近於解決了。第二，科學無國界，但高科技有國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封鎖高科技，以保持他們對落後民族的壓迫、剝削。中國的進步，中國的科技進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國界限製，就是對“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實踐，就是給全世界被壓迫、被侮辱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因此，祖國的進步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神聖使命，這使命屬於世界，屬於全人類，是人類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我講了許多，概括起來有四個內容。第一，來自被壓迫民族的科學工作者注定有祖國，不管他自己承認還是不承認。第二，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依然是悲劇。第三，祖國的成功，是科學工作者成功的依托，是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們這些年青的科學工作者身上，全體中國老百姓寄托了熱誠的期待，期待著你們勤奮、誠實、忠誠。

五．作為結尾的四個故事

我想講四個故事來結束我的發言。至於解讀這些故事與科學工作者的關聯，那就請諸位年青的科技精英們見仁見智吧。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Sacramento市。那裏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首都，是淘金熱的中心，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華人到那裏去淘金。那裏有一條大河，叫Sacramento River，河上有橋。一天，滿清政府有位領事，是一位武官，正在過橋。他身後有兩個美國農民，或者美國礦工，也在過橋。兩人看著這個中國官員穿著滿清花花綠綠的官服，腦後拖著長辮子，很好玩，打賭這個中國外交官會不會遊泳。於是兩人一使勁，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Sacramento 河。他不會遊泳，淹死了。然後，什麽也沒有發生，也不會發生什麽，就像這件事從來不曾發生一樣。那個時候，中國人並不認同“中國”。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00年。八國聯軍隻有兩萬個士兵，卻打敗了中國軍隊，占領了北京城，太後逃到西安去了。結果是，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是按照當時中國戶部的人口統計得來的，也就是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白銀。這筆錢折合成八國各自的貨幣支付。八國之中，美國“損失”（出力）較小，僅分得賠款中的7.3% ，即四億五千萬兩中的三千三百萬兩，估算為美元兩千四百五十萬元。後來，美國政府方麵承認，其半數賠償要求屬於“虛報”，故將該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萬美元，交還中國，條件是用於興辦西學。那時的一千二百萬美元是很值錢的。今天在美國買棟房子要五十萬；那時候，隻要幾百元。1867年，美國僅支付了七百二十萬美元就從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國會當時還嫌貴，差點就否決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能買多少個阿拉斯加？能買46.4個。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是美國最大的黃金、石油、和魚產品生產基地。庚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後的1940年付清，其間年利率為4％，總共支付了將近十億兩。在1900年之前，中國剛剛賠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戰爭的賠款，兩億兩白銀，價值20個阿拉斯加。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想不認同中國也難。

第三個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半個世紀，到1950年，我國人口依然是四億五千萬，但是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了。這是中國自 1840年以來打贏的第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是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戰，而且是在外國的領土上作戰。那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明顯標誌。為了別人能平等地對待自己的民族，為了一份尊嚴，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樣的科技精英們回歸祖國的理由。

第四個，也是我要講的最後一個故事。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從大陸敗退到台灣後，因為是敗軍之將，不被重用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辭職去了南非，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那時南非與台灣關係密切，都自稱是反共的堅強堡壘。與美國一樣，那時候的南非還奉行種族隔離政策，比美國還嚴格。黃種人是有色人種，在公共汽車上必須坐後排座，前排的座位屬於白種人。四十年前， 1964年10月17日，這位先生乘公共汽車，上車後他習慣地往車後麵走。司機對他說，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後麵了。老先生非常詫異，說：“我是中國人。”司機說，“我知道，我看出來了。”老先生說，“那，我不就應該坐在後麵？”司機說，“難道你沒看今天的報紙？昨天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從今天起，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淚流滿麵地說，“這車我不坐了，我下車走路。”紅色中國為他掙來了前排座，掙來了一個民族整體的尊嚴，卻永遠斷絕了他跟著蔣介石反攻回到大陸的希望，也就永遠斷絕了他回歸故鄉的希望――至少在那個時候他是這樣理解的。

是啊，認同祖國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那裏麵摻雜著無數個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委屈與失望。是啊，家很醜陋，但那是我們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