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5年WTO盛宴：從談全球化色變到大國心態

中國人5年WTO盛宴：從談全球化色變到大國心態

在著名曆史學家布羅代爾的三層曆史體係(國家—市場—平民的物質生活)中，位於最低端的平民的物質生活看似零亂膚淺，但每一次所發生的變化，都昭示著市場和國家層麵發生的紮實有力的變化，也最能對未來的走向產生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以此架構來關注入世五年的中國現實，會給我們以新鮮的觀察角度和解讀路徑——那些因WTO而改變的普通人的生活，是各個產業應對和調適WTO衝擊的結果，也折射出一個國家在全球化的基調下對富強的探求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普通人的這種因被改變的自身生活而產生的更開放的心態，以及對未來國家和社會生活更高的預期，會如何進一步推動日漸成熟自信的產業界，和越來越具備規則和責任意識的政府部門，實現WTO生存下的嬗變，將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觀察點

　　普通人的WTO盛宴

　　入世，令許多普通中國人的家庭享受到了更高品質、更多選擇的“中產”生活

　　★ 本刊記者/謝良兵

　　5年來，從超市裏的油鹽醬醋茶到銀行、保險，從音樂、電影、戲劇到教育��WTO的影子幾乎無處不在。而WTO這三個英文字母組成的名字，也已成為中國老百姓家喻戶曉的語言。中國人正在逐步分享WTO所帶來的成果。

　　5年前，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蕭灼基在深圳作了一場題為“新經濟與加入WTO後的中國”的演講。蕭灼基認為，加入WTO後的5到10年後，中國會出現一個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

　　的確，“中產階層”這個以前隻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群體，如今已經伴隨著中國的入世而漸成氣候。5年間，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品嚐到WTO的甜頭，而中產階層更成為中國“率先享受WTO成果的人”。

　　居住在北京的黃老太一家便屬於這樣的人群。60歲的黃老太退休之後從內蒙古來到北京和女兒女婿一起居住。女兒孫豔是某著名門戶網站的管理層人員，女婿張智興則是某鐵路局的員工。這個家庭的月收入達到近3萬元。

　　“生活更加方便”

　　黃老太每天早上都會去小區門口的便利超市買些當天吃的新鮮蔬果和肉類。而每個周末，愛逛街購物的她，便會要求女婿張智興開著車載她去遠點的大超市或大賣場。

　　盡管黃老太並不清楚百盛來自馬來西亞、太平洋百貨來自台灣、屈臣氏來自香港、華堂商場來自日本，但這些地方已經成為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這些地方，她可以選擇她喜歡的所有東西，而很多東西在入世前或許根本就不能看到。

　　去星巴克喝咖啡，去永和豆漿吃早餐，去麥當勞吃雞翅，去7-11便利店買東西，去沃爾瑪大賣場購物，去宜家家居買家具，與家人朋友一起過聖誕節……和許多西方人一樣，這樣的生活也已經成為今日中國人的生活軌跡。

　　想當初中國人對入世的最純樸的認識就是降價。根據中國價格信息中心等單位提供的資料，2000年5月國內外64種重要商品價格對比，其中國內價格高於國際價格的有42種，占對比商品的66%，國內價格低於國際價格的有22種，占34%。

　　2001年11月20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旗下美蘭德信息公司所作的調查顯示，98.8%的北京市民認為入世可以給消費者帶來好處。事實上，入世以來，很多商品的價格都與國際接軌了。但顯然，這樣的認識還是膚淺的。

　　以上海為例，一些經銷進口水果的果蔬批發市場的數據顯示，近年入關的洋水果數量猛增，每月平均都比上月有15%～20%的增長，以前的海外“稀罕”果品如今已習以為常。“5年前聯華超市經營的進口商品很少，可如今其總目錄達4000多種。”上海聯華超市辦公室的孫明對本刊記者說。

　　人們的生活消費觀念也在逐漸變得國際化。孫豔的錢包裏現金變少了，多了的卻是各種銀行卡或會員卡。孫豔數了數，自己錢包裏的銀行借記卡、貸記卡、雙幣卡、聯名卡，超市、大賣場會員卡，洗車、美容美發、健身的季卡或年卡……加起來不下30張。

　　零售業的發展也帶來了很多新的生活、消費方式和品牌觀念。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萬聖節、聖誕節等西洋節日成為中國人期待的節日。LV、GUCCI、阿瑪尼、卡地亞、周大福、勞力士、法拉利、香奈兒等等，這些世界級的奢侈品牌開始耳熟能詳。

　　中國人與世界的距離也正在拉近。孫豔一家人一到“五一”或“十一”假期，就會選擇出國旅遊。而孫豔一向愛好的好萊塢大片如今也能在中國同步觀看，還有時裝展、車展以及各種國際著名藝術團體的演出。不用出國，就能感受世界的脈搏。

　　“車價一路跳水”

　　在成為“有車族”之前，性格內向的張智興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愛好，不過現在，車成了他平時喜歡研究的對象。家裏有兩輛車，東風雪鐵龍愛麗舍16V淺內飾豪華版是他的“代步工具”，03款的1.8T銀色甲殼蟲則是孫豔的“坐騎”。

　　2004年4月，張智興剛開始著手買第一輛車，正值東風雪鐵龍對愛麗舍16V係列轎車進行價格調整的時候，當時最高下調幅度達到了1.5萬元，於是，他選擇了那款愛麗舍16V淺內飾豪華版，該車售價為12.98萬元，下調幅度1萬元。

　　“車買了之後(價格)就又降了。”張智興回憶說。就在他買完車兩個月之後，東風雪鐵龍再次宣布，愛麗舍係列車型從6月18日起全麵降價，降價幅度高達1.2萬元，而他買的那款車價格降為11.78萬元。

　　2005年5月底，北京市場上突然大量冒出03款1.8T甲殼蟲，而且價格從 26.8萬元跌到了25萬元，並有多種顏色現車可提。孫豔一直夢想著開著可愛的甲殼蟲到處穿梭，於是，他們就購買了一輛03款的1.8T銀色甲殼蟲。而此時的04款1.8T甲殼蟲，已被逼從一個多月前的40萬元降為28萬元。

　　“入世五年來，中國車價一路縱身下跳。”一位分析人士對記者說。2002年，中國車價邁出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步。當時不少進口豪華車祭出降價10萬元的“大手筆”，一輛奔馳600降幅更是達到讓人瞠目結舌的110萬元。

　　從此，降價一直伴隨著中國車市。據不完全統計，在車市井噴的2002年，汽車廠家降價至少有29次；2003年，國產車全部品牌先後60餘次降價，近2/3的進口車也大幅降價；而2004年、2005年和2006年，車市降價聲已經是此起彼伏。

　　事實上，對於老百姓而言，入世帶來的好處不僅僅是價格的降低。入世前，所有車型在中國幾乎都是“珍品”。而今，在中國的汽車市場上，不僅有著世界著名品牌，也有著自主汽車品牌可供選擇。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汽車消費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步入二次購車的行列，市場細分化程度越來越高。大眾係、日係、福特係等國外著名汽車品牌進入新興的中產階級家庭，而奇瑞、吉利等民族自主汽車品牌也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

　　而各國汽車企業已經不敢怠慢中國的消費者，他們紛紛為中國人量身打造適合的車型，研究中國人的汽車消費觀念和習慣也成為他們的重要工作，更多的“中國元素”開始出現在那些世界品牌的汽車身上。

　　“我學會了理財”

　　“WTO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學會了理財。”孫豔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善於儲蓄的人之一。“壓箱底”就是較形象的說法。由於中國一直實行高利率政策，再加上缺少投資渠道，除了曾經盛行的國庫券，中國人的錢主要還是放在銀行裏“用大錢生小錢”。

　　但大多數美國人卻很樂意參與各類投資，至少1/3的美國家庭都持有股票，許多家庭還加入了購買短期國債的行列。人們願意將財產分別投資於房產、基金、股票等不同的領域以分散風險。美國人稱此為“理財”。

　　5年前，中國人並不知道“理財”為何物。《理財周刊》一位編輯回憶說，5年前該雜誌在入世時創刊，他們提出了“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的口號，當時還有很多人奇怪地問他什麽叫理財？“現在理財已經成為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這位編輯說。

　　房產因為其特殊性，往往成為中國人投資理財的首選。孫豔也是如此。除了位於北京大興的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在豐台區世界公園的附近，她還買了一套別墅。“買房子的風險相對要小點。”孫豔說。除此，保險、自己公司的股票也成為孫豔的投資對象。

　　4年前，孫豔就已經開始買保險，投資理財產品。當時她買了一個國內保險公司的產品，不過，因為那家公司業務員的服務態度讓她最終放棄了這個產品。現在她在外資保險公司友邦為自己和家人買了保險。

　　5年前，人們的選擇還是以儲蓄型和投資型的保險品種為主。而隨著外資保險的大舉進入，也帶來了一些純保障型的險種。現在健康險、保障型壽險的品種已經非常豐富。業內人士介紹，在未來，一些長期看護險種、失業保險等專業險種也將現身。

　　外資保險公司的進入也促進了保險業務員素質的提高。“以前我老接到那些保險業務員的電話騷擾，現在的業務員不再這麽死纏爛打了，他們會和你做朋友，會為你做理財規劃，變得很專業。”孫豔說。

　　越來越多的銀行成立了專業的個人理財中心。光大銀行財富管理中心總經理張旭陽向記者介紹，在理財中心，除了可以接受著一對一的專業理財顧問服務，還可以得到專家提供的保險、外匯、證券、基金等各類理財免費谘詢服務。

　　今年12月11日開始，外資銀行也能經營人民幣理財業務。對於孫豔來說這的確是個好消息。因為她的錢就能存在外資銀行比如花旗銀行，當然，她也可以直接用人民幣進行國外理財產品的投資了。

　　期待更多的實惠

　　“壟斷企業怎麽掙錢？也沒有人跟他競爭，是通過壟斷來賺老百姓的錢，然後跑到海外每年分紅。”此起彼伏的抱怨聲表明，在入世五年之後，人們對壟斷企業的容忍度在急劇降低。

　　對於張智興和孫豔他們來說，每個月的手機費是個不小的花銷，原本以為入世能讓電信資費下降。有消息說，新加坡的電信行業在上世紀90年代初走上了市場自由化的道路。十幾年來，新加坡百姓國際通話的費用降低了80%。

　　但是外資巨頭進入中國電信領域仍然顯得步履蹣跚。與電信業相似的還有成品油市場。不斷上漲的油價令張智興和孫豔頭痛。盡管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2006年12月11日要國內開放批發市場，原油、天然氣、燃料油的關稅將逐漸降到 6%。不過，中國成品油市場的壟斷局麵依然存在。

　　產業人的WTO生存報告

　　入世後各個行業應對的甘苦得失表明，以市場化的手段為主，主動適應WTO的規則，趨利避害，是WTO生存的題中應有之義1986年中國開始複關談判，1995年開始入世談判，這期間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關稅談判上。人們曾經擔心，如果關稅大幅下降，如何來保護國內產業，中央財政會不會受到影響？結果人們看到的是，入世後，真正的衝擊並不是來自關稅的降低。

　　曾經以為關稅最重要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對本刊記者說，五年來，人們並沒有看到大量的低價進口產品，譬如，泰國的榴蓮還是十幾元錢一斤，為什麽呢？原因很簡單，關稅隻是構成價格的一個因素，進口榴蓮的運費沒有變化，進來後走什麽樣的銷售渠道，如何倉儲運輸，甚至打什麽樣的廣告都是成本。麵對一個陌生的市場，一種商品通常情況下5～8年內很難賺錢。“所以，我們並沒有看到關稅降低衝擊我們的價格體係，關稅不是對我們的產業產生衝擊的主要因素。”

　　現在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值低於10%。中國加入WTO關稅談判專家、海關總署關稅司前司長吳家煌先生，日前在一次聚會中半開玩笑地說，關稅再往下降，降到零中國也不怕了，而當年他們可沒少擔“賣國賊”的罪名。

　　對關稅的憂慮，緣於對自由貿易的不理解。2002年5月，前任WTO副總幹事門多薩 (Mendoza)訪問北京，相貌英俊、風度翩翩的他，語言也很風趣。他說：“我在上海書店看到最多的書就是有關WTO的，中國所發行的WTO方麵的書恐怕在全世界都是最多的了。”當他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和學生們座談的時候，他對學生們說：“我知道你們已經有了足夠的書，但是，光讀書是不夠的，我希望你們會運作WTO的事務。”

　　北京WTO事務中心首席專家程大為說，門多薩對中國的感受是準確的：其一，中國入世15年的談判過程就是國民教育過程，像一場WTO運動；第二，這場運動並不深入，中國加入WTO雖然教育了國民，但仍停留在較淺的層次上，換言之，中國的國民聽得太多，參與得太少。

　　在中國，WTO教育實質上不僅僅是一場貿易知識的普及，更是一場普及規則意識的啟蒙運動。就在幾年前，對於許多中國的企業家而言，WTO的貿易規則顯得那麽晦澀難懂。程大為說，2001年12月，剛剛入世，他們北京事務中心處理的第一個案子就是知識產權案，接著就是馬鋼鋼管反傾銷案。當時的中國企業，和他們探討的是國際規則的基本概念問題，連反傾銷是什麽都不清楚。

　　張燕生所長說，5年來的WTO經驗告訴人們，有形的商業活動容易管理，而在開放的市場體係裏難的是對製度、規則的理解和熟悉，及其在具體事務中的協調把握。

　　銀行業：短兵相接的年代

　　當花旗銀行第一台ATM機在八達嶺長城景區落腳，荷蘭銀行在上海開辦第四家梵高貴賓理財中心正式對外營業的時候，中外資銀行短兵相接的時代好像突然來到了眼前。

　　人們有理由感到擔心：外資行的產品線豐富，有產品設計優勢，其研發能力可使產品的收益率提升，這會讓中資行望塵莫及。以花旗的首款人民幣理財產品為例，其最高年收益率為4.5%，而國內人民幣理財產品收益目前一般在3%左右。

　　更有人認為，外資行采用錯位競爭之術，定位於高端客戶，按照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二八定律”，20%的大客戶創造80%的利潤，外資銀行第一刀就砍向了市場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

　　此外，外資銀行的分支機構在華也以相當的速度擴張。截至2006年8月末，22個國家和地區的73家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191家外國銀行分行和14家外資法人機構，外資銀行本外幣資產1051億美元，占我國銀行業資產總額的近2%。

　　然而，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頒布，讓興高采烈期待零售業務開放的外資銀行多少有點失望。《條例》規定，外資銀行在華隻有設立獨立法人機構，才可以全麵從事人民幣業務。據悉，8月份《條例》草案下發給部分外資銀行征求意見的時候，外資銀行普遍出現了一些抵觸和不滿。

　　根據規定，在華外資銀行隻有通過獨資或中外合資的方式注冊為本地銀行才被允許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銀行卡業務，而外資銀行在華的分行隻能經營批發業務、吸收境內公民每筆不少於100萬元人民幣的定期存款。

　　業內專家解釋說，目前來看，超過90%的外資銀行在華營業機構都是以分行的形式存在，這一規定就意味著如果它們不改製為獨立的法人機構，將無法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截至2006年6月底，在中國內地隻有14家外國銀行有獨立法人機構，而且還名不見經傳。目前，在華活動頻繁、業務量大的外資銀行大概有183家，幾乎都沒有獨立法人機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鬆稱，外國銀行分行受到總行直接控製，來源於其母國和總行的風險傳導要大於法人銀行，而法人銀行本地注冊，受到本地監管機構直接監管，可以更大程度進行風險隔離。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零售業務放開了，外資銀行的競爭優勢會對中資銀行形成一定的壓力，短期內也會使得中資銀行經營成本上升。譬如，增加項目投入，為了留住爭奪激烈的高端金融人才等，都可能會增加成本，但絕對不會出現存款大搬家的情況。

　　事實上，幾年來，在零售終端中資銀行也已經羽翼漸豐。之前，由於政策限製，國內的人民幣理財市場一直是中資銀行的天下，外資銀行隻能發行外幣理財產品。從2004年人民幣理財產品誕生伊始，中資銀行幾乎每月都有新品推出，產品也從最初的債券到信托產品、甚至股票。今年年初，市場中90%的人民幣理財產品還是投資於貨幣市場中的各種債券，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下降為60%多，各種掛鉤型理財產品紛紛出現，人民幣理財產品的設計趨於多樣化。

　　從外匯理財市場的市場占有率來看，盡管外資銀行很活躍，但仍然是中資銀行居主導地位。有評論說，外資銀行的進入，引入新的理財產品和服務固然好。但銀行讓你取到錢，買到天然氣，辦完事才是第一位的。外資銀行服務好，但是當你去小縣城辦理業務的時候，你的運通卡能隨時從路邊取到現金嗎？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曾剛博士指出，網點是中資銀行的強項，也是現在開放的人民幣零售業務中最重要的資源。外資銀行現在的網點非常少，按照正常速度擴張，想在網點資源上趕上中資銀行基本沒有可能。若通過並購的方式進行擴張，第一，由於涉及到金融安全，政策麵不可能太鼓勵；第二，從微觀主體來說，中資銀行也並不願意被並購。

　　對於並購，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仍將堅持有關外資對中資銀行的持股限製，也就是單個外資機構在一家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

　　加入WTO五年來，有20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引進27家境外戰略投資者，入股資金達181億美元。業內人士表示，中國銀行業“能夠賣的”和“可以賣的”資產已經讓外資參股得差不多了，中資銀行剩下的可能是外方不願意接受的、或者我們不願意賣給外方的部分，外資的並購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

　　加拿大皇家銀行中國區負責人兼北京分行行長陳林龍認為，中、外資銀行之間的關係並非“你死我活”的殘酷競爭，而是相互借鑒、相互依存。

　　對外資行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巨大而神秘的國度，他們不可能貿然下巨額的賭注。因此，很多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基本上都是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開始，從外資企業客戶開始，從最有錢的中國人開始。小心翼翼的戰略路線，奠定了他們走高端客戶的基調。這也決定了在一定時間內，外資銀行的這股“春風”，很難吹到普通中國民眾的身邊。

　　汽車業：熱鬧後的爭拗

　　國家信息資源開發部主任徐長明說，汽車業的WTO“過渡期”結束，實質上的影響不太大。所謂“實質”就是價格問題，2005年進口關稅是30%，2006年1月1日開始是28%，降了兩個點，到7月1日再降3個點到25%，就降到位了。

　　WTO真正的影響是放寬了汽車準入政策，因而全球主流的汽車巨頭紛紛進入中國。除了雷諾外，幾乎所有的外資汽車巨頭均有了中國合資夥伴。

　　十多年前中國的汽車市場，隻有所謂“老三樣”桑塔納、捷達、夏利。今天的汽車產業已經完全不同，所謂的國產車，包括了桑塔納、奧迪、別克、雅閣、派力奧、寶來、polo、依維柯、五十鈴等這些“外國血統中國製造”的品牌車——人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將這些合資企業、引進車型都統統算在了“自己”的名下。

　　2003年以前，主要是德、美企業在中國建立汽車合資公司，如德國大眾、美國通用。2003年後，這種格局發生扭轉，日、韓跨國汽車企業也迅速湧進中國，東風日產、一汽豐田、北京現代紛紛成立。

　　有了這些跨國汽車巨頭，中國的汽車產業熱鬧了。巨頭們忙著開拓一線城市，中國的本土汽車企業也在二、三線城市尋找機會，奇瑞汽車、吉利汽車們憑借低價、適合中低端消費者的優勢也打下一片江山。回過頭來看入世5年，本刊接觸到的業內人士都感慨道，原以為最不堪一擊的中國汽車業，在履行完WTO協議後迅速發展起來。

　　不過，繁榮的背後也不乏隱憂。發改委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說，現在合資企業越來越傾向於獨資，許多外銷的產品也越來越多地轉內銷，配套也逐漸變成了外資廠商之間的配套，中方希望技術合作越來越困難。

　　而國外起訴中國違反WTO規則、並訴諸WTO法庭的第一例爭端，也發生在了汽車業。根據WTO相關協議，到2006年7月1日，汽車行業的稅率將探底，整車進口關稅率降為25%，零部件關稅稅率整體達到10%的水平，稅差為15%。這樣的話，對於采用散件進口造車的企業來說，如果沒有特殊的限製，15%的稅差就是企業的純利潤，遠遠超過國際平均利潤水平。

　　但早在2005年4月1日，中國政府就出台了《構成整車特征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規定進口汽車零部件在國內組裝進行銷售的汽車生產企業，所進口的汽車零部件凡構成整車特征的(即進口零部件價值占整車價值的比例超過60%)，必須按整車適用稅率征稅。

　　《辦法》的出台，對於部分國產豪華車來說，意味著高達15%的誘人利潤變成了泡影。於是，今年6月初，傳來了上海通用公司旗下的豪華品牌凱迪拉克停止國產，轉而以純進口方式在華銷售的消息。之後兩天，北京奔馳的大切諾基宣布停止國產，全部改為進口車銷售。此後，奔馳、雷克薩斯、沃爾沃等高檔車的國產化進程也漸漸地沒有了動靜。

　　美國、歐盟及加拿大三方提出申訴，稱中國向占整車價值比例等同或高於60%的零部件征收與整車同樣的進口關稅的做法違反了WTO貿易原則，稱上述關稅征收條例可能令某些汽車部件的進口關稅稅率達到30%。

　　2006年10月26日，WTO首次對有關中國涉嫌非法貿易行為的申訴展開正式調查，以確定中國征收汽車零部件進口關稅是否違反了國際貿易原則。

　　不過，調查歸調查，中國的市場不能不做。本刊記者了解到，一些生產包括發動機這樣的核心配件的外資企業正在國內積極地尋找合作夥伴，有的已經進入實施準備階段。

　　農業：進口與出口的兩難

　　2006年8月1日，一艘美國商船停靠在青島港，裝載著國內企業訂購的5.2萬噸美國玉米。據農業部資料顯示，今年中國玉米進口量將至少是去年的15倍。而僅在2006年上半年，我國進口大豆總量已經比同期增加15%以上，達到了 1400萬噸，而今年國產大豆總量預計在1500萬噸。

　　進口大豆開始威脅到了中國豆農的生存。今年春天，黑龍江大豆種植麵積減少25%，相關人士預測，如果此種趨勢繼續蔓延，2007年黑龍江的大豆種植麵積勢必將在去年的基礎之上再減少40%。

　　黑龍江九三油脂總經理田仁禮認為，黑龍江省大豆和進口大豆相比有幾個先天不足的因素。首先，作為大豆產區，每加工1噸大豆，需支付銀行貸款利息70元左右，而在沿海，利用國際信用，加工一船進一船，年資金周轉率可以達到8次以上，每加工1噸大豆財務成本20元足夠，兩者相差50元左右。

　　其次，在黑龍江每收購1噸大豆需要收儲費用75元。而在沿海，貨輪靠岸之後，每1噸大豆到達車間內的費用不足25元，兩者又差出50元。

　　最後，黑龍江大豆運到大連的費用是65元，運到山海關的費用是75元，平均為70元。

　　就此，田仁禮認為黑龍江大豆進入國內市場，每噸要比進口大豆增加170元左右成本。甚至相關方麵做出估計，一個企業每年加工200萬噸黑龍江大豆，就要增加成本3.4個億！麵對如此之大的成本，就連黑龍江的大豆壓榨企業也寧可不選擇在黑龍江收購大豆。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說，中國多進口消耗水和土地的農產品，例如大豆、棉花、小麥等，多出口勞動力密集的農產品，例如花卉、蔬菜、水果、肉禽類等，就利用了比較優勢，這在理論上是非常完美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進口的已經敞開大門進來了，想出口的卻受到了各種各樣的限製。

　　商務部調查顯示，我國有90%的農業及食品出口企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造成每年損失約90億美元，出口受阻的產品從蔬菜、水果、茶葉到蜂蜜，擴展到畜產品和水產品。對於這一點，當年山東的菜農們有著深刻的體會。2001年上半年，日本曾對三種農產品大蔥、香菇、藺草席實行200天的緊急進口限製措施，在限製進口量以內的產品征收3%～6%的關稅，超過部分則征收106% ～266%的關稅。

　　黑龍江方麵曾向農業部遞交報告要求挽救大豆產業，農業部的回應是也沒有什麽“靈丹妙藥”。事實上，從入世之後，國家即開始麵對一個困局——如何讓自己的豆農能夠在短期之內強大起來。

　　從2002年開始，國家出台了一係列政策來扶持大豆生產、銷售等。如利用轉基因管理政策延緩大豆進口，推動“大豆振興計劃”和訂單農業發展。但是，這些措施始終無法真正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的困局。

　　黑龍江九三油脂總經理田仁禮認為，應該通過大豆協會設立“農產品價格調控基金”，調控市場價格。

　　也就是說，當價格跌破警戒線時，基金作買入，把價格抬上去；當價格衝破控製線時，基金作賣出，把價格打下去。當大豆協會動用調節基金調控期貨市場價格時，它會帶動社會遊資進入期貨市場，“調節基金”的作用將會被放大幾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田仁禮指出，這種辦法要比國儲庫買入或賣出調節大豆市場更為靈活，更為市場化。而且，這種辦法可以引導農民進入期貨市場，減少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給農民帶來的損失。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表示，保護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現在對農業的保護措施已經很少了。長期來看，真正的保護還是要靠生產力的提高，靠適應市場規則來實現。

　　紡織業：“特保”遭遇戰

　　發改委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說：“我們曾經認為，我們的汽車製造業將不堪一擊，結果汽車業發展的相當好。我們最不擔心的是服裝、玩具，認為我們有足夠的競爭力，結果這個判斷也(跟現實)有出入。”

　　2005年1月1日，持續了40多年的全球紡織品配額製度終於宣告取消，這對紡織品生產大國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個福音，中國紡織業理應迎來一個出口的春天。然而，美國和歐盟並不願意看到中國主導世界紡織品市場，配額取消僅三個月就對中國紡織品設置種種限製或“特保”措施，以價格為借口對中國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

　　當年5月份美國宣布設限時，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曹新宇警告說，中國紡織企業現在不要再向美國運襯衫和褲子了，不能再這樣大量出口了，這樣下半年就都歇了，會有大量企業開工不足或者倒閉，大量紡織工人失業。但企業沒有聽，在僅剩 40%左右配額、下半年增加配額可能性很小的情況下，企業仍然各顯神通地出口。據當時的數據顯示，2005年6月份，在美國設限的7種紡織品中，已有4種使用了8成以上的臨時配額，其中棉製針織襯衫和棉製褲子已分別達到美國限量的97.01%和103.37%。之所以企業的出口衝動這麽強烈，無錫紅豆集團辦公室主任楊順成說原因有三：第一，企業在三至六個月之前就已經接下了美國進口商的訂單，不得不大量出口；第二，美國設限後的配額有限，各企業盲目陷入爭搶；第三，企業以為這段時間的出口數字有利於自己在中美達成協議後，從商務部獲得更多的配額。

　　麵對“特保”，國內企業實在是對策不多，企業訂單過多和爭搶份額，讓對美紡織品出口陷入亂象和困境。楊順成表示，在行業利益和企業利益之間，絕大多數企業選擇了企業自身的利益。

　　2005年，中國紡織品的遭遇是慘痛的。由於短期內企業不可能做到產業升級而另尋出路。期間，浙江象山等地生產文化衫的一些企業大部分都停工甚至倒閉。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曹新宇表示，來自市場的壓力和風險，為企業改變自身觀念和行為提供了最強大的動力。

　　中國紡織企業正在經曆深刻的調整，致力於產業升級和開辟新的市場，此外一些企業已經走出去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設廠，以規避來自美國和歐盟等地的設限。從這個意義上講，WTO紛爭的洗禮未必是件壞事。

　　中國人的WTO心靈史

　　從當年提起“全球化”色變，到2001年入世前“狼來了怎麽辦”的爭議，再到如今“負責任的大國心態”，其背後，是一條社會公眾、行業企業和政府官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產生的麵對WTO的心理變化曲線。

　　★ 本刊記者/劉彥

　　“中國在後WTO時代應該有大國風範，在開放中創造和諧，勇於承擔更大的責任和迎接更多的挑戰。”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對本刊記者說。

　　張漢林的話，代表了當前學界對待WTO的聲音，也意味著中國普通公眾對待WTO態度的轉變。而在1997年，年僅30多歲的張漢林在中央黨校演講“中國與WTO的關係”之時，黨校的一個老教授還生氣地給學校領導打電話，質問為何要有這樣一個年輕人來輕狂地講什麽“全球化”。從當年提起“全球化”色變到2001年入世前“狼來了怎麽辦”的爭議，再到如今“負責任的大國心態”，其背後，是一條社會公眾、行業企業和政府官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產生的麵對WTO的心理變化曲線。

　　從GATT到WTO：開放倒逼改革

　　對外貿易的改革與開放在中國有漫長的傳統，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與關貿總協定(GATT)的接觸。從GATT到WTO，焦點也從簡單的外貿經濟過渡到改革訴求。

　　1986年7月10日，一份含340餘個英文單詞的申請由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常駐代表團錢嘉東大使遞交給GATT。自此，中國開啟了複關入世這個對中國具有重大影響的曆史進程，也飽嚐了十五年談判的艱辛。

　　1980年至1984年，在改革開放被正式提出後，一場圍繞對外經貿的大討論在學術界展開。隨著討論逐漸深入，對外經貿利益被擺到國民經濟戰略地位加以對待，而複關，則成為當時發展對外經貿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當時我國對外貿易處於一種完全的國家壟斷狀態，這與提倡自由貿易的GATT不太相容。但是，兩個數據迫使國人不得不重新審視對GATT的態度：GATT成員方貿易總量占當時世界貿易總量的85%；中國與GATT成員方貿易量占當時中國全部進出口貿易量的85%。這兩個85%說明，中國不管是否參加GATT，其規則對中國都有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此，正如首任貿易談判代表沈覺人所言，當時決策層普遍認為，“恢複GATT締約國地位對中國有利”。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92年。當年11月，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GATT副總幹事以及各國GATT專家參加的“GATT與中國”高級研討會上，其議題仍僅限於“服務貿易自由化與中國經濟發展”“反傾銷、反補貼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影響”等經濟內容。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定為經濟改革的目標。這意味著，在經過14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後，改革終於有了明確的方向。但建立市場經濟的努力卻遇到了40年計劃經濟體製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種種壓力使得1994年之後的市場化道路顯得異常艱難。

　　改革的難度促使決策者尋找一條新的破局之道。在這種情況下，加入WTO被確認為是一個契機。2001年，中國入世前夕舉辦的“諾貝爾經濟論壇(北京)”論壇上，“法製建設：全麵適應經濟全球化”“強化政府公共職能”等表麵上看似與經濟關聯不大的議題逐漸成為討論的重點。中國對開放的訴求完成蛻變，入世成了中國改革的新動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的成員。

　　次年2月，由省部級領導幹部參加的“國際形勢與世貿組織”專題研究班在北京召開。自此，從中央到地方一場關於WTO規則的培訓運動拉開序幕。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2002年春節後在香港總商會演講，其開場白則是“中國政府官員過年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有關WTO的學習”。

　　“入世讓中國迎來了第二次開放。第一次開放以1978年為標誌。當時的開放是有限度的，基本上是按照國內議程來開放，也就是說是在我們自認為適當的領域，以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速度，來選擇開放，這是第一次開放重要的特征；第二次開放則以入世為標誌，此後，中國的開放就不再僅僅是有限度的開放了。”北京大學教授王勇說。

　　從應對到責任：大國崛起的心態

　　2001年，當時媒體鋪天蓋地的題目，普遍是“如何應對入世的衝擊？”

　　“應對”一詞，是弱勢心態最好的寫照。

　　2001年底，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與寧夏各界人士對話，稱得知入世後“心情也很複雜”，“非常高興”之餘，也擔心“入世所帶來的衝擊。”

　　當時備受關注的行業，以金融服務業、IT產業、農業、汽車、電信、石化等六大行業為主。事隔5年之後，這些行業的現狀又如何？

　　當時脆弱的汽車業，可謂這些受“衝擊”行業的代表。也是在2001年，吉利汽車總裁李書福接受媒體采訪時稱，“WTO對於我們可以說衝擊甚微，因為國外的汽車企業根本不可能造出與我們同樣價格的汽車。”

　　這位“為中國老百姓造車”的人，5年後把理想變成了現實。2006年吉利汽車的年產銷目標是17萬台，出口1萬台。時至今日，中國民營汽車企業已經占到中國汽車行業份額的40%。

　　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就是，沒有WTO對汽車業準入的衝擊，就沒有吉利這樣的民族品牌企業的崛起，也絕對不會出現今天汽車市場這樣一個格局，消費者也不見得會享受汽車降價帶來的實惠以及更好的服務。

　　2005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與WTO:入世、政策變革和減貧戰略》報告稱，中國每年從入世中獲得的收益是406億美元。世行該課題負責人迪帕克·巴塔薩裏稱：“市場開放和其他與中國入世有關的改革舉措每年為中國經濟帶來400多億美元的收益，並使全世界的實際收入每年增加750億美元。”

　　該報告稱，入世將有助於中國汽車、電子等產業的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入世後的改革將導致大約600萬農業人口離開農業，尋求在非農業部門的就業機會，他們的收入將會提高。

　　而對於中國的入世“成績單”，原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的概括最具典型性。他認為，入世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影響，主要來自信心效應與觀念效應。

　　五年來，中國分享了WTO的經濟紅利，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用自己的實踐樹立了一個“重承諾、負責任、守信用”的大國形象。在履行承諾方麵，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降到9.9%。

　　“我們必須以全球化的視野來看待WTO，入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才是目標。可以預見的未來是，2008年，中國的出口將占到世界第一，進口將占到世界第二。怎樣去看一個經濟大國的經貿地位和關係？這是必須慎重考慮的。”張漢林說。

　　經濟發展帶來了人們觀念和心態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國人意識到，WTO意味著的，不僅是分享利益，還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其中最起碼的一點，就是要實現與WTO法規和國際規範的對接。

　　1999年11月，中美雙邊談判結束後，一場自清末以來中國最大的“變法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僅中央各部委清理、修訂、廢除與WTO規則衝突的法律、法規及各種紅頭文件，就達2300多件，其中廢止830件，修訂325件。

　　2001年入世前夕，時任國務院法製辦副主任的李適稱，“相關修法廢法工作將在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前基本完成”。

　　WTO的一套外生法律規則體係嫁接到中國的法律、政策體係中，並加以轉化為國內法的過程，無疑正是中國政府走向法治政府的過程。這也正是一個經濟崛起的大國，承擔大國義務和責任的必由之路。

　　責任並不僅僅意味著法律規定的責任，還有更寬廣的負責任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觀念。

　　“中國的企業應該把社會成本內部化，這是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貿易政策與可持續發展國際中心(ICTSP)首席執行官裏卡爾多對本刊記者說。

　　裏卡爾多2006年10月應中國商務部之邀來中國參加研討，幫助中國製定可持續發展的貿易戰略，包括如何應對反傾銷。在他的眼中，反傾銷首先是一個技術問題，其次才是一個法律程序問題。而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則認為，對待反傾銷這樣的微觀技術問題根本不必那麽緊張，美國遭遇的反傾銷比任何國家都多。

　　“中國出口導向的政策，必須與國內產業聯係在一起。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促進國民收入增長，是整個規則體係的一部分。”裏卡爾多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的環境等外部性成本問題，尤為關注。在他看來，化解這些成本的惟一方法，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這與國家發改委的想法是一致的。

　　WTO成員資格意味著，建立符合國際規範的市場經濟體製已不單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個對國際社會的莊重承諾。因此，入世使中國經濟改革納入了一條不可逆轉的、可預見的軌道。中國必須具有更負責任的經濟模式和製度環境，對外開放時承諾的時間表，就是國內改革的時間表。國內改革必須與WTO步伐協調，實現所有製的平等，取消內外資、民營、國有的差別待遇，這才是入世之把中國帶入全球化世界的戰略意義之所在。

　　用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中國需要第二代改革，即從簡政放權走向法治規則，從優惠泛濫走向統一透明，而WTO的推力正與此方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