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此文為全國人大外委會主任傅瑩2015年6月4日在社科院《美國研究報告》發布會上的講話，原標題是《探索中美之間的相處之道》。
5月中旬，我剛訪問了美國，見了幾位參眾議員和資深教授，接觸了7家智庫，還與一些媒體人座談，先談談印象。總的感覺，美國對華看法比較多元，釋放的信號相當複雜。觀點上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悲觀派”，我最有意思的經曆是與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激烈的談話，他表達了對未來中美關係最嚴峻的看法，強調隻要中國按照現在的速度成長下去，中美對抗甚至是衝突難以避免。他認為中國正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國與其等待未來中國變得更加強大、無法控製，不如現在就聯合起來應對。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中國可以等待，但我們不行。”不過，他的觀點在美國屬於極端的，不少人讓我不要太關注如此脫離現實的言論。
第二類是“樂觀派”，主要集中在經濟、金融和科技界領域，他們對與中國合作期待很高，認為一個成長起來的中國帶來更多機會，能為雙方創造共贏的結果。他們提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30%以上，中國保持增長和中美合作對於美國、對於世界都至關重要。如果中國能成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為各大貿易國和跨國公司提供巨大機會，而作為中國主要合作夥伴的美國企業將獲益良多。
第三類可以稱為“謹慎派”或者“焦慮派”，這好像是當前美國智庫在對華看法上的主導性情緒。許多人坦誠地表達了對中美關係能否穩定發展的擔憂，但並未得出過於極端的結論。美國所有智庫和媒體都在激烈地討論中國在南海擴建島礁的意圖，他們關注的焦點似乎不在於領土的歸屬，而是擔心中國試圖把美國的勢力趕出亞洲，因而主張美國要堅決頂住中國的擴張。在這個氣氛之中，有些常年關注中美關係的資深人士也開始擔心：是否大國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曆史會重現？
在美國智庫和媒體看來，正是因為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無論做什麽都會引發關注和疑慮。也許這也是為什麽，中美雙方在南海問題、網絡安全問題、高科技和軍事問題等領域出現的分歧和問題，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
我再次見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談話中堅信美中兩國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主張多溝通，真誠合作。對於未來秩序，他認為世界進入一個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會很艱難。
圍繞這個情況，我與中國學者也交換了意見，大家的觀察是，在這些表麵現象之下，存在美國對中國深層的失望：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必將帶來政治製度變革”的情況沒有發生，中國版的“戈爾巴喬夫”沒有出現，相反，中國取得的成功和增強的自信使中國道路更加不可逆轉。二是融入國際體係之後的中國，並沒有成為屈服於美國意誌和利益需求的輔從，而是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參與設計和塑造國際和地區事務的方向。三是中國經濟進入改革的深水區，美國一些大企業長期在中國獲得高額利潤的好景不再，他們有些不適應甚至抱怨。
正是這種焦慮和矛盾的心態，使美國對中國在氣候變化、海上搜救與護航、全球經濟治理、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總是在支持、認可與懷疑、阻礙之間搖擺，對中國成長的正麵和建設性效應喜憂參半。例如中國倡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亞投行”以來，美方釋放的信號十分混沌。但是形勢比人強，這次我在美國聽到的各方結論相當一致，都認為美國沒有理由不積極支持和參與其中。
以上是一些印象和感受與大家分享。
確實，人類曆史發展到今天，大國之間通過協商而不是戰爭而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關係和秩序，好像還沒有先例。是否美國還是習慣並且希望繼續“我主、他輔”的領導世界的方式？近年美國領導人和學界一再強調，必須保持對世界的領導地位。我在想，美國對“領導權”問題的焦慮，是否源於對自身處境和世界變化的不適應？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中出現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這個變化？
例如，在亞太安全問題上，美國強調同盟體係，但是美國統領的軍事同盟不涵蓋所有亞太國家，僅僅依靠同盟這個小圈子、隻保障同盟成員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維護亞太整體的和平與秩序？如果把自己和小圈子的安全利益淩駕於亞太所有國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如果以為對小圈子的領導地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是難以為其他國家所接受的。所以，並非中國或者哪個國家在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而是美國自己需要走出舊的理念和習慣。需要考慮基辛格博士所談到的，如何構建一個共同分擔責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克服現有的所謂“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的缺陷。
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國和美國這兩個重要的大國避免陷入大國競爭衝突的老路，走出一條合作共贏的新路。也為世界大國的相處之道提供一種新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雖然中美之間的分歧總在幹擾合作，但並未改變兩國全方位交往與合作的大局。我們可以說是當今世界合作麵最廣泛、最深入的兩個大國。2014年雙邊貿易額高達到5550多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超過1200 億美元。去年兩國間航空旅客達到６１３萬人次，也就是說，每天都有1.7萬人在兩國的城市之間飛來飛去。預期這個數字將以15％的速度增長。（1981年1月7日開辟第一條中美航線）。
去年11月兩國簽證延至10年的新政策，大大帶動了人員往來，中國人赴美旅遊和留學呈現新一輪熱潮。據說美國使館平均每個工作日辦理的簽證增加了50%，全年向中國公民發放的簽證可能達到260萬。（可以想見，美國駐華使館簽證官是多麽辛苦。）
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現實生活中交往與合作是十分活躍的，並不支撐對兩國關係悲觀的看法。
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我們的合作對當今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麽兩國關係中的風吹草動都會牽動世界的眼光。
今年9月將見證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第一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而雙方提前7個月對外公布消息，也體現了重視和對訪問做好充分準備的期待。對關心中美關係的學界人士來說，重要的是把握住大方向，做些紮紮實實的研究，努力回答影響兩國關係的大問題，增加“確定性”，減少“搖擺性”。
在諸多需要考慮的問題中，我覺得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首先，中美需要開展更加有效的溝通。目前看，一旦發生分歧，雙方都難以說服對方，有點各說各話，或許有必要及時在不同層次把政策和戰略意圖闡述得更加清晰。兩國官方和民間對話的渠道很多，需要提高對話的效果。我自己的體會是，雙方在宣介自己立場和主張的同時，也要傾聽對方觀點，最好每次都能有些共識，而且堅持下去，不輕易動搖。考慮到中美關係早已超越了雙邊範疇，兩國不僅需要討論雙邊問題，還需要圍繞地區和國際問題開展有效對話，減少誤解和誤判。
同時，也要讓兩國民眾更多地了解這些對話的內容和結果，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對雙方對話的深入和彼此政策的穩定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雙方在民間和媒體層麵不斷累積對立和對抗的情緒，對兩國不同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也不可能不產生負麵影響。
第二，是要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論和行為，需要認真考慮如何加強對風險問題的管理，防止危機的發生和失控。正如最近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談到的，讓CNN記者登上美國海軍P-8A巡邏機，在中國南沙群島工程上空進行偵察照相的行為，是很危險的。需要看到，這類“邊緣政策”很容易給中美關係增添危險因素。
美國對中國在南海的意圖充滿疑慮，而在中國人看來，美國這些年在南海問題上一直表現出強力介入的姿態，像一隻衝進瓷器店的鷹，將這個地區好不容易形成的對話和擱置爭議的格局攪亂了。美方學界一向不讚成把亞太出現的緊張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相聯係，我們也希望這不是美國的意圖。畢竟，冷戰後的美國偏向於使用軍事和脅迫手段解決世界上各種問題的做法，已經導致更多的混亂和貧困。
在全球層麵，美國政府為了吸取教訓采取了相對務實和慎用武力的做法，但是美國學者普遍認為效果不彰，需要重新調整，有人主張回歸強硬路線。我想知道的是，這是否意味著美國要在亞太地區采用已經在中東被證明錯誤的方式？難道，美國不應尋求新的更加符合時代進程的方式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大國交往？在這些問題上，中美需要更好地溝通，包括兩國學界也需要多討論，更好地了解彼此。
第三，對中國來說，我們需要更快地適應新型大國的地位，學會及時和清楚地向世界闡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圖。當然，中國現在還處於大而不強、將強未強的階段，我們正在學習成為全球性的大國。現在經常聽到美國或者是歐洲人在一些國際性問題上要求中國發揮領導作用。“領導作用”這個詞在中國人聽起來，既新奇又陌生，要學習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長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時間的。而我們自身的發展和改革也正在進入難度很大的攻堅階段，中國關鍵還是要把自己的事辦好。
作為一個學習中的大國，中國人需要多幾分冷靜和耐心，多幾分寬容。我們也可以從對美國這個有經驗的大國的觀察中學習，趨利避害。我國學界對美國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美國對華政策似乎不是單一的線性邏輯，有時候會是多重邏輯的疊加。我注意到最近美國智庫界普遍主張重審對華政策，中方需要對此重視，更加積極主動地說明自己的意圖和政策，多介紹中國的觀點，避免美方在不完整、不準確的信息基礎上對中國做出判斷。
學界需要圍繞雙方的合作關係加強理論建設。40多年來中美合作的實踐往往走在理論構建和政策研究的前頭，這個狀況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現在人們已經廣泛認識到，隨著形勢的變化，中美合作的重點、排序、形態與範疇都在發生變化，相互期待的落差也在擴大，需要突破舊觀念，更加主動地為克服困難、保持和加強合作設計路徑。學界應當有所超越，輔助兩國決策者為中美合作規劃路線圖。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美建交35年來的曆史充分證明，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和世界。
作者：傅瑩
來源：克危克險（微信號：Riskon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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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我剛訪問了美國，見了幾位參眾議員和資深教授，接觸了7家智庫，還與一些媒體人座談，先談談印象。總的感覺，美國對華看法比較多元，釋放的信號相當複雜。觀點上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悲觀派”，我最有意思的經曆是與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激烈的談話，他表達了對未來中美關係最嚴峻的看法，強調隻要中國按照現在的速度成長下去，中美對抗甚至是衝突難以避免。他認為中國正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國與其等待未來中國變得更加強大、無法控製，不如現在就聯合起來應對。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中國可以等待，但我們不行。”不過，他的觀點在美國屬於極端的，不少人讓我不要太關注如此脫離現實的言論。
第二類是“樂觀派”，主要集中在經濟、金融和科技界領域，他們對與中國合作期待很高，認為一個成長起來的中國帶來更多機會，能為雙方創造共贏的結果。他們提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30%以上，中國保持增長和中美合作對於美國、對於世界都至關重要。如果中國能成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為各大貿易國和跨國公司提供巨大機會，而作為中國主要合作夥伴的美國企業將獲益良多。
第三類可以稱為“謹慎派”或者“焦慮派”，這好像是當前美國智庫在對華看法上的主導性情緒。許多人坦誠地表達了對中美關係能否穩定發展的擔憂，但並未得出過於極端的結論。美國所有智庫和媒體都在激烈地討論中國在南海擴建島礁的意圖，他們關注的焦點似乎不在於領土的歸屬，而是擔心中國試圖把美國的勢力趕出亞洲，因而主張美國要堅決頂住中國的擴張。在這個氣氛之中，有些常年關注中美關係的資深人士也開始擔心：是否大國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曆史會重現？
在美國智庫和媒體看來，正是因為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無論做什麽都會引發關注和疑慮。也許這也是為什麽，中美雙方在南海問題、網絡安全問題、高科技和軍事問題等領域出現的分歧和問題，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
我再次見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談話中堅信美中兩國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主張多溝通，真誠合作。對於未來秩序，他認為世界進入一個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會很艱難。
圍繞這個情況，我與中國學者也交換了意見，大家的觀察是，在這些表麵現象之下，存在美國對中國深層的失望：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必將帶來政治製度變革”的情況沒有發生，中國版的“戈爾巴喬夫”沒有出現，相反，中國取得的成功和增強的自信使中國道路更加不可逆轉。二是融入國際體係之後的中國，並沒有成為屈服於美國意誌和利益需求的輔從，而是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參與設計和塑造國際和地區事務的方向。三是中國經濟進入改革的深水區，美國一些大企業長期在中國獲得高額利潤的好景不再，他們有些不適應甚至抱怨。
正是這種焦慮和矛盾的心態，使美國對中國在氣候變化、海上搜救與護航、全球經濟治理、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總是在支持、認可與懷疑、阻礙之間搖擺，對中國成長的正麵和建設性效應喜憂參半。例如中國倡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亞投行”以來，美方釋放的信號十分混沌。但是形勢比人強，這次我在美國聽到的各方結論相當一致，都認為美國沒有理由不積極支持和參與其中。
以上是一些印象和感受與大家分享。
確實，人類曆史發展到今天，大國之間通過協商而不是戰爭而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關係和秩序，好像還沒有先例。是否美國還是習慣並且希望繼續“我主、他輔”的領導世界的方式？近年美國領導人和學界一再強調，必須保持對世界的領導地位。我在想，美國對“領導權”問題的焦慮，是否源於對自身處境和世界變化的不適應？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中出現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這個變化？
例如，在亞太安全問題上，美國強調同盟體係，但是美國統領的軍事同盟不涵蓋所有亞太國家，僅僅依靠同盟這個小圈子、隻保障同盟成員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維護亞太整體的和平與秩序？如果把自己和小圈子的安全利益淩駕於亞太所有國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如果以為對小圈子的領導地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是難以為其他國家所接受的。所以，並非中國或者哪個國家在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而是美國自己需要走出舊的理念和習慣。需要考慮基辛格博士所談到的，如何構建一個共同分擔責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克服現有的所謂“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的缺陷。
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國和美國這兩個重要的大國避免陷入大國競爭衝突的老路，走出一條合作共贏的新路。也為世界大國的相處之道提供一種新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雖然中美之間的分歧總在幹擾合作，但並未改變兩國全方位交往與合作的大局。我們可以說是當今世界合作麵最廣泛、最深入的兩個大國。2014年雙邊貿易額高達到5550多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超過1200 億美元。去年兩國間航空旅客達到６１３萬人次，也就是說，每天都有1.7萬人在兩國的城市之間飛來飛去。預期這個數字將以15％的速度增長。（1981年1月7日開辟第一條中美航線）。
去年11月兩國簽證延至10年的新政策，大大帶動了人員往來，中國人赴美旅遊和留學呈現新一輪熱潮。據說美國使館平均每個工作日辦理的簽證增加了50%，全年向中國公民發放的簽證可能達到260萬。（可以想見，美國駐華使館簽證官是多麽辛苦。）
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現實生活中交往與合作是十分活躍的，並不支撐對兩國關係悲觀的看法。
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我們的合作對當今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麽兩國關係中的風吹草動都會牽動世界的眼光。
今年9月將見證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第一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而雙方提前7個月對外公布消息，也體現了重視和對訪問做好充分準備的期待。對關心中美關係的學界人士來說，重要的是把握住大方向，做些紮紮實實的研究，努力回答影響兩國關係的大問題，增加“確定性”，減少“搖擺性”。
在諸多需要考慮的問題中，我覺得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首先，中美需要開展更加有效的溝通。目前看，一旦發生分歧，雙方都難以說服對方，有點各說各話，或許有必要及時在不同層次把政策和戰略意圖闡述得更加清晰。兩國官方和民間對話的渠道很多，需要提高對話的效果。我自己的體會是，雙方在宣介自己立場和主張的同時，也要傾聽對方觀點，最好每次都能有些共識，而且堅持下去，不輕易動搖。考慮到中美關係早已超越了雙邊範疇，兩國不僅需要討論雙邊問題，還需要圍繞地區和國際問題開展有效對話，減少誤解和誤判。
同時，也要讓兩國民眾更多地了解這些對話的內容和結果，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對雙方對話的深入和彼此政策的穩定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雙方在民間和媒體層麵不斷累積對立和對抗的情緒，對兩國不同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也不可能不產生負麵影響。
第二，是要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論和行為，需要認真考慮如何加強對風險問題的管理，防止危機的發生和失控。正如最近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談到的，讓CNN記者登上美國海軍P-8A巡邏機，在中國南沙群島工程上空進行偵察照相的行為，是很危險的。需要看到，這類“邊緣政策”很容易給中美關係增添危險因素。
美國對中國在南海的意圖充滿疑慮，而在中國人看來，美國這些年在南海問題上一直表現出強力介入的姿態，像一隻衝進瓷器店的鷹，將這個地區好不容易形成的對話和擱置爭議的格局攪亂了。美方學界一向不讚成把亞太出現的緊張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相聯係，我們也希望這不是美國的意圖。畢竟，冷戰後的美國偏向於使用軍事和脅迫手段解決世界上各種問題的做法，已經導致更多的混亂和貧困。
在全球層麵，美國政府為了吸取教訓采取了相對務實和慎用武力的做法，但是美國學者普遍認為效果不彰，需要重新調整，有人主張回歸強硬路線。我想知道的是，這是否意味著美國要在亞太地區采用已經在中東被證明錯誤的方式？難道，美國不應尋求新的更加符合時代進程的方式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大國交往？在這些問題上，中美需要更好地溝通，包括兩國學界也需要多討論，更好地了解彼此。
第三，對中國來說，我們需要更快地適應新型大國的地位，學會及時和清楚地向世界闡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圖。當然，中國現在還處於大而不強、將強未強的階段，我們正在學習成為全球性的大國。現在經常聽到美國或者是歐洲人在一些國際性問題上要求中國發揮領導作用。“領導作用”這個詞在中國人聽起來，既新奇又陌生，要學習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長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時間的。而我們自身的發展和改革也正在進入難度很大的攻堅階段，中國關鍵還是要把自己的事辦好。
作為一個學習中的大國，中國人需要多幾分冷靜和耐心，多幾分寬容。我們也可以從對美國這個有經驗的大國的觀察中學習，趨利避害。我國學界對美國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美國對華政策似乎不是單一的線性邏輯，有時候會是多重邏輯的疊加。我注意到最近美國智庫界普遍主張重審對華政策，中方需要對此重視，更加積極主動地說明自己的意圖和政策，多介紹中國的觀點，避免美方在不完整、不準確的信息基礎上對中國做出判斷。
學界需要圍繞雙方的合作關係加強理論建設。40多年來中美合作的實踐往往走在理論構建和政策研究的前頭，這個狀況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現在人們已經廣泛認識到，隨著形勢的變化，中美合作的重點、排序、形態與範疇都在發生變化，相互期待的落差也在擴大，需要突破舊觀念，更加主動地為克服困難、保持和加強合作設計路徑。學界應當有所超越，輔助兩國決策者為中美合作規劃路線圖。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美建交35年來的曆史充分證明，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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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l9876
2015-08-17 0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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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中國人永遠都不可以掉以輕心，不可以忘記八國聯軍和十六國賠款之恥辱，我們要學會各個擊破，但是絕不可報以大的幻想，別看美歐矛盾重重，但在很多的時候，尤其是對付我們往往是出奇的一致，這和他們的血緣，麵孔接近有很大關係的，我們不能不防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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