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白露
總是丟不掉
正文
此恨綿綿
曾寧
唉，鄉愁，多麽陳舊的字眼！ 鄉愁，又是萬古常新的情愫，我去國多年，回去多次，仍舊糾結於斯，綿綿無絕。
我兒時的記憶由無數的青苔鋪成，黛綠色的低級植物，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占領了暗紅色的磚牆上還不罷休，蔓延過弄堂後院密匝匝的絲瓜花和喇叭花，企圖爬上電線杆。爬山虎底下，是它把一幢幢日據時代的連體別墅徹底染綠，也是它，蔑視歲月一年年塗抹在過道上的土黃色，執拗地要加上一份清新。
兒時弄堂裏，道路每天是一如既往地幹淨，落葉和塵土及時進入掌掃人的垃圾桶。青苔一般的掃地聲，刷刷刷，在淩晨的夢境中搔著。
弄堂的女人們傲然穿行在幹淨的街道上， 她們對待容貌一絲不苟。從前，灰不溜秋的“紅衛裝”外衣，從領口不經意地翻出俏麗的花邊。清湯掛麵式的短發，末端老是無意地往裏卷曲。男人們昂首挺胸身穿藍布工裝，最好戴上有血般鮮豔的“文攻武衛”字眼的袖章，至於領口袖口，則是挺刮之極的雪白，上海人都知道那是假領子和假袖口。
年幼的我們沒來得及學會這等“窮則思變”，早晨一個荷包蛋一碟鹹菜一碗泡飯，匆匆上學。在一號的門口，梅已經在等我。她家是印尼華僑，她是公認的好學生，從不遲到；五號，栩栩也匆忙出來，背後追著她外婆的埋怨：“還沒有吃早飯呢”，老實的栩栩回頭甩一句：“來不及了”。栩栩何嚐不知道，她媽媽因為出身資本家，大學畢業後被下放安徽農村，她也在低矮的茅屋出生，注定她隻能有農村戶口，盡管已在上海“借讀”了的好幾年。弄堂裏最漂亮的晴，也慌忙奔出，嘴裏嚼著好吃的零食。
我們一群麻雀似的小姐妹，在我外公的帶領下，慢慢走向路口的小學。我們的步伐越來越快，外公漸漸拉在後麵。直到有一天，篤信基督教的外公的身影永遠消失在弄堂口。人們這才驚覺，每天淩晨為什麽再也沒有刷刷的掃地聲？
栩栩的戶口沒有著落，她必須離開上海，她的哭聲在我童年的記憶劃下深深的痕，那份傷心那份絕望，令一旁不相幹的大人也落了淚。我們借此驚恐地發現，“外地”意味著貧瘠落後，而不是書本裏的牧童村笛，柳暗花明。我的童年夥伴中，唯一在“外地”生活過的栩栩，為何這般怕離開上海？絡繹不絕來上海的外地親戚，有意無意都回答了我的這個疑問，“外地”就是鄉下，鄉下無疑是“落後”的；鄉下人無論衣著打扮，吃喝用度還是談吐，都比阿拉差一大截。更讓我們煥發優越感的是，“鄉下人”毫無例外地夢想著上海戶口，在月工資35元可以養活一大家子的時代，上海戶口的價碼，是兩萬元外加過硬的“上層關係”。
栩栩的哭聲，在弄堂盡頭細成晨風的低語。同一天，在燦爛的陽光下，我搬進大學分配給爸爸的新公房， 在大學城裏，我接觸到了“海外”。那時，大學生們爭相出國，盡管官方傳媒講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恐怖。第一批東渡者帶著沉重的“大件”回來，手持厚厚的“兌換券”出入外匯商店，羨煞多少人！所有的官方宣傳立刻被擊潰，原來上海之外，還有更美好的淨土！上海的出國潮一浪緊接一浪。
晴第一個出嫁，對象是一位帥氣男生，他是最早的“海龜”，來自日本，他拿出打工掙來的“巨款”，在上海建立服裝廠。出身於商人世家的晴，躊躇滿誌地下海，第一桶金撈得非常順利。九十年代初期，一些微妙的變化浮現了。海外的大筆投資注入上海，我們小時候羨慕不已的“中外合資摩天大樓” 漸漸多起來，“土鱉”的生意開始經受跨國企業的擠壓。晴的女兒剛剛出生，晴就預見到即將到來的危機，另辟蹊徑，出走澳大利亞，甘於當“黑市居民”，那一“黑”，竟然持續十八年！
同一年，我放棄了演藝事業，走向美國，走向傳說中的天堂。行李不多，但是步履維艱，隻為那瞥一眼就無法放棄的大上海。
果然，到了美國第一天，我就嚷著回去：“天下最好的地方是上海！”
不過，我很快學會等待。那天，我坐在沒有一絲流雲的矽穀藍天下，對自己說：“既然來了，拿到綠卡再回去吧！”風吹樹響，沙沙有聲，那嘲笑我居然沒有聽出來。 綠卡拿到，上海那邊熱火朝天地建設浦東，我說：“攢夠安家的錢，才能回去。”在上海要多少錢安個家？那時兩百萬差不多了。可是，錢沒攢齊，兒子出世了，稚嫩的哭聲死死纏住我。我說：“等孩子大一點吧。”孩子大了，大到理直氣壯地對我宣告：“我絕對不去中國，那不是我的家。”我歎口氣：“等兒子上大學吧。”
我知道，這輩子隻能無窮無盡地等，等到萬事俱備，而青絲成雪，等到我不複是我。我被割成兩半，一半屬於家庭，另一半帶著顆半死不活的心。
尚堪告慰的是，我可以回去，鄉愁不可一鍋端，但不妨在短期內揚湯止沸。今年六月，在遲來的梅雨中，我回到上海。
當年，栩栩趕上浦東開發的早班車，放棄外地省城房地產公司經理的位置，在上海打拚，先從最底層做起，沿街送廣告，竟然有了起色。當她曆經千辛萬苦買下房屋，把自己的女兒送進貴族學校時，卻驚覺年華老去，年輕的女大學生取代她的工作崗位，她失業了。此後四處求職，均遭白眼，40多歲，沒有任何靠山的女人，在上海打拚談何容易，經驗和皺紋一樣，成了負資產，她隻好賣掉房屋，遷回省城。
我回來那天，栩栩剛剛離開。我望著從前她住的房子， 她童年時離去的哭聲，又一次從心底深處響起————－
我的另一個童年夥伴梅，原本在上海一所小學當教師，在八十年代末期，辭職去了機會最多的深圳。這位穩重端莊的女人，很快受到老板娘的重用，被提拔為老板的助理。不愧是見過大世麵的上海女人，在商場遊刃有餘，不久便闖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老板娘事後才明白，“端莊穩重”的女人原來是原配的最大威脅！20年過去，不知經曆多少坎坷險阻，忍下多少委屈欺侮，梅終於“轉正”——和老板結婚了。梅懷著身孕興致勃勃地回到上海弄堂，她說要讓孩子定居在這個城市，上海，是別處絕難取代的地方。然而，這位高齡產婦很快流產，她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隻是為了守候那個有婦之夫，同時，她和我一樣，錯過了上海灘多少春華秋實，物換星移。
還有晴，18年苦熬，18年期待，晴的心是不是被磨得堅硬如鐵？她獲得澳大利亞政府大赦，可以自由出入那個國度和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卻因沒有中國護照而進不了國門。今夏她隻能在香港跟父母和女兒見麵，女兒18歲了，比當年的晴還要水靈，但早熟，敏感，一如成年人。晴的終生之痛，就是錯過了女兒最珍貴的童年。
晨曦浸滿了弄堂，市聲隱隱然，從遠處滾來。我童年的弄堂，被一位有錢有勢的大款買下一部分，拆遷一如兵燹，滿目敗瓦殘垣，幸存的房子，也受波及，到處是裂縫。下一步則要大興土木，不朽的青苔，將被埋葬。
“正在談判，可能要全部敲掉重新建。”舅舅說。“這弄堂有多少年了？”我問。“我出生前就有了，至少60多年了吧？搬來時我才5歲，整整齊齊的七間聯體別墅，大紅的磚塊，青色屋頂，前後院開滿燈籠花，四周綠草成茵，我隻顧樂，忘記好好欣賞了-----”舅舅望著被毀壞的水泥地，聲音低下去。
上海人說，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就是上海，離開的人們，都夢想有一天衣錦還鄉。然而，離開了，就很難回來。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隻是，弄堂裏的青苔，在新建築群裏消失了。
曾寧
唉，鄉愁，多麽陳舊的字眼！ 鄉愁，又是萬古常新的情愫，我去國多年，回去多次，仍舊糾結於斯，綿綿無絕。
我兒時的記憶由無數的青苔鋪成，黛綠色的低級植物，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占領了暗紅色的磚牆上還不罷休，蔓延過弄堂後院密匝匝的絲瓜花和喇叭花，企圖爬上電線杆。爬山虎底下，是它把一幢幢日據時代的連體別墅徹底染綠，也是它，蔑視歲月一年年塗抹在過道上的土黃色，執拗地要加上一份清新。
兒時弄堂裏，道路每天是一如既往地幹淨，落葉和塵土及時進入掌掃人的垃圾桶。青苔一般的掃地聲，刷刷刷，在淩晨的夢境中搔著。
弄堂的女人們傲然穿行在幹淨的街道上， 她們對待容貌一絲不苟。從前，灰不溜秋的“紅衛裝”外衣，從領口不經意地翻出俏麗的花邊。清湯掛麵式的短發，末端老是無意地往裏卷曲。男人們昂首挺胸身穿藍布工裝，最好戴上有血般鮮豔的“文攻武衛”字眼的袖章，至於領口袖口，則是挺刮之極的雪白，上海人都知道那是假領子和假袖口。
年幼的我們沒來得及學會這等“窮則思變”，早晨一個荷包蛋一碟鹹菜一碗泡飯，匆匆上學。在一號的門口，梅已經在等我。她家是印尼華僑，她是公認的好學生，從不遲到；五號，栩栩也匆忙出來，背後追著她外婆的埋怨：“還沒有吃早飯呢”，老實的栩栩回頭甩一句：“來不及了”。栩栩何嚐不知道，她媽媽因為出身資本家，大學畢業後被下放安徽農村，她也在低矮的茅屋出生，注定她隻能有農村戶口，盡管已在上海“借讀”了的好幾年。弄堂裏最漂亮的晴，也慌忙奔出，嘴裏嚼著好吃的零食。
我們一群麻雀似的小姐妹，在我外公的帶領下，慢慢走向路口的小學。我們的步伐越來越快，外公漸漸拉在後麵。直到有一天，篤信基督教的外公的身影永遠消失在弄堂口。人們這才驚覺，每天淩晨為什麽再也沒有刷刷的掃地聲？
栩栩的戶口沒有著落，她必須離開上海，她的哭聲在我童年的記憶劃下深深的痕，那份傷心那份絕望，令一旁不相幹的大人也落了淚。我們借此驚恐地發現，“外地”意味著貧瘠落後，而不是書本裏的牧童村笛，柳暗花明。我的童年夥伴中，唯一在“外地”生活過的栩栩，為何這般怕離開上海？絡繹不絕來上海的外地親戚，有意無意都回答了我的這個疑問，“外地”就是鄉下，鄉下無疑是“落後”的；鄉下人無論衣著打扮，吃喝用度還是談吐，都比阿拉差一大截。更讓我們煥發優越感的是，“鄉下人”毫無例外地夢想著上海戶口，在月工資35元可以養活一大家子的時代，上海戶口的價碼，是兩萬元外加過硬的“上層關係”。
栩栩的哭聲，在弄堂盡頭細成晨風的低語。同一天，在燦爛的陽光下，我搬進大學分配給爸爸的新公房， 在大學城裏，我接觸到了“海外”。那時，大學生們爭相出國，盡管官方傳媒講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恐怖。第一批東渡者帶著沉重的“大件”回來，手持厚厚的“兌換券”出入外匯商店，羨煞多少人！所有的官方宣傳立刻被擊潰，原來上海之外，還有更美好的淨土！上海的出國潮一浪緊接一浪。
晴第一個出嫁，對象是一位帥氣男生，他是最早的“海龜”，來自日本，他拿出打工掙來的“巨款”，在上海建立服裝廠。出身於商人世家的晴，躊躇滿誌地下海，第一桶金撈得非常順利。九十年代初期，一些微妙的變化浮現了。海外的大筆投資注入上海，我們小時候羨慕不已的“中外合資摩天大樓” 漸漸多起來，“土鱉”的生意開始經受跨國企業的擠壓。晴的女兒剛剛出生，晴就預見到即將到來的危機，另辟蹊徑，出走澳大利亞，甘於當“黑市居民”，那一“黑”，竟然持續十八年！
同一年，我放棄了演藝事業，走向美國，走向傳說中的天堂。行李不多，但是步履維艱，隻為那瞥一眼就無法放棄的大上海。
果然，到了美國第一天，我就嚷著回去：“天下最好的地方是上海！”
不過，我很快學會等待。那天，我坐在沒有一絲流雲的矽穀藍天下，對自己說：“既然來了，拿到綠卡再回去吧！”風吹樹響，沙沙有聲，那嘲笑我居然沒有聽出來。 綠卡拿到，上海那邊熱火朝天地建設浦東，我說：“攢夠安家的錢，才能回去。”在上海要多少錢安個家？那時兩百萬差不多了。可是，錢沒攢齊，兒子出世了，稚嫩的哭聲死死纏住我。我說：“等孩子大一點吧。”孩子大了，大到理直氣壯地對我宣告：“我絕對不去中國，那不是我的家。”我歎口氣：“等兒子上大學吧。”
我知道，這輩子隻能無窮無盡地等，等到萬事俱備，而青絲成雪，等到我不複是我。我被割成兩半，一半屬於家庭，另一半帶著顆半死不活的心。
尚堪告慰的是，我可以回去，鄉愁不可一鍋端，但不妨在短期內揚湯止沸。今年六月，在遲來的梅雨中，我回到上海。
當年，栩栩趕上浦東開發的早班車，放棄外地省城房地產公司經理的位置，在上海打拚，先從最底層做起，沿街送廣告，竟然有了起色。當她曆經千辛萬苦買下房屋，把自己的女兒送進貴族學校時，卻驚覺年華老去，年輕的女大學生取代她的工作崗位，她失業了。此後四處求職，均遭白眼，40多歲，沒有任何靠山的女人，在上海打拚談何容易，經驗和皺紋一樣，成了負資產，她隻好賣掉房屋，遷回省城。
我回來那天，栩栩剛剛離開。我望著從前她住的房子， 她童年時離去的哭聲，又一次從心底深處響起————－
我的另一個童年夥伴梅，原本在上海一所小學當教師，在八十年代末期，辭職去了機會最多的深圳。這位穩重端莊的女人，很快受到老板娘的重用，被提拔為老板的助理。不愧是見過大世麵的上海女人，在商場遊刃有餘，不久便闖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老板娘事後才明白，“端莊穩重”的女人原來是原配的最大威脅！20年過去，不知經曆多少坎坷險阻，忍下多少委屈欺侮，梅終於“轉正”——和老板結婚了。梅懷著身孕興致勃勃地回到上海弄堂，她說要讓孩子定居在這個城市，上海，是別處絕難取代的地方。然而，這位高齡產婦很快流產，她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隻是為了守候那個有婦之夫，同時，她和我一樣，錯過了上海灘多少春華秋實，物換星移。
還有晴，18年苦熬，18年期待，晴的心是不是被磨得堅硬如鐵？她獲得澳大利亞政府大赦，可以自由出入那個國度和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卻因沒有中國護照而進不了國門。今夏她隻能在香港跟父母和女兒見麵，女兒18歲了，比當年的晴還要水靈，但早熟，敏感，一如成年人。晴的終生之痛，就是錯過了女兒最珍貴的童年。
晨曦浸滿了弄堂，市聲隱隱然，從遠處滾來。我童年的弄堂，被一位有錢有勢的大款買下一部分，拆遷一如兵燹，滿目敗瓦殘垣，幸存的房子，也受波及，到處是裂縫。下一步則要大興土木，不朽的青苔，將被埋葬。
“正在談判，可能要全部敲掉重新建。”舅舅說。“這弄堂有多少年了？”我問。“我出生前就有了，至少60多年了吧？搬來時我才5歲，整整齊齊的七間聯體別墅，大紅的磚塊，青色屋頂，前後院開滿燈籠花，四周綠草成茵，我隻顧樂，忘記好好欣賞了-----”舅舅望著被毀壞的水泥地，聲音低下去。
上海人說，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就是上海，離開的人們，都夢想有一天衣錦還鄉。然而，離開了，就很難回來。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隻是，弄堂裏的青苔，在新建築群裏消失了。
唉，這世道，孫子都不孝了，回去隻管升官發財娶小狎婢，有喜訊來報一個
嗨，寧奶奶，我後天就回了，不能這裏跟你胡扯。
說話的，離開了的還是能回來的，今天回歸的理由，與當年的離去並沒有多少差別，水都要往高處走，祖國，不會嫌棄我們空空的行囊
我也常問自己，我到底是誰？哈哈哈哈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當然感謝，你是誰呢？
非常偶然地，就來到了這裏
雖然你N久前提到過，隻是我早已沒有了ID
上海的好是上海人的與時俱進，總能及時地把時尚與傳統揉合在一起。
上海，我的上海！